第二节 “道异风同”：西方的认知

无独有偶，西方文化史上也不缺乏类似的观点。诚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古希腊神话中的诸多神灵、英雄人物及其生活背景，就明显地带有地中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25]脚下的大地、头上的星空和人们所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共同心理结构等，规定、制约着神话的历史形态。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早期人类而言，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对神话（早期口头文学）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后世人们摆脱自然支配力之后的任何文学创作，因为前者是直接的作用，后者则是作为文化心理结构在发生作用。

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记载来看，荷马对于大地和宇宙有一整套成熟的想象：大地如同凸面的圆盘，四周是波涛浩渺的大洋。“大地被空气包围着，诸神所居之山峰有纯洁的大气，名之为以太”，“诸神掌管着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宙斯有‘驱云神’、‘聚云神’和‘雷神’等称号，他发射雷电，任意决定风向；而伊俄拉斯则是司风之神。波赛顿则职掌地震，他的绰号叫做‘摇撼大地者’”。[26]荷马对宇宙的想象、对诸神及其功能的设计，莫不源自地中海周边实际的地理物候，因此带有鲜明的地域现实特征。

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在《历史》[27]中认为，人类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用自然地理来解释，地质地貌气候环境等提供了历史文化的背景和舞台，历史事实只有与自然地理相联系才有意义。

希波克拉底的《论空气、水和环境的影响》认为，空气、水和地理环境决定了生活在该地域内的人们的身体和性格的形成，因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采用比较研究的视域，进行由外而内、由物及人的推论，认为幅员辽阔、气候多变的地域往往拥有千变万化的地形地貌；而那些幅员狭小、气候变化不大的地域则往往景色单调、千篇一律，“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人性。人类的相貌可以分为树木茂密和水源丰盛的山岳型、土壤贫瘠的缺水型、草场沼地型、开阔且排水良好的低地型几种。在这里存在着多样的环境对体质的同样影响，如果环境差异很大，体型的差异亦相应有所增大”。[28]很显然，这种因“环境差异”所导致的人们的“体型差异”，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域之间。

柏拉图认为，人们的性格和智慧都是由人们所处的地域内的气候所决定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纬度决定了人类是否可以居住和生存，自然环境不仅是人们的生存背景，也是制约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关系体系，决定着人文环境的生成。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比较了欧罗巴、亚细亚和希腊的民族性的优劣，认为欧罗巴人偏热情，亚细亚人偏理智，只有希腊民族兼具热情和理智，这种论述是后世殖民种族论和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来源之一。[29]

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学者让·博丹在《论国家》中认为民族心理皆由其“自然条件的总和”所决定，这种自然条件的总和范围宽广。值得注意的是，博丹不仅关注到了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不同纬度造成的气温差异，而且关注到了不同经度之间由于距离海洋的远近不同所造成的湿度差异，也就是说他既主张南、北文化不同论，也主张东、西文化不同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博丹还注意到了人类活动对于大自然的反作用力，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相互激荡、共存互生，体现出一代人文主义学者的辩证思维和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倡扬。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制度和文化类型都由人们所处的地域内的气候所决定，气候才是世界的最高权威，因此人们应该根据气候条件的不同来制定适合本地域人们的法律。南北纬度差异和东西经度差异所导致的气候差异，是其论著所关注的重点。孟德斯鸠认为，寒冷让人增加力量，体力充沛；炎热让人松弛，心神萎靡，因此，高纬度和近海的国家和民族，容易追求自由，如靠近两极的自由的小民族和海岛民族等；低纬度和远海的国家和民族，容易产生专制，如墨西哥和秘鲁等。这种分殊，在孟德斯鸠看来，都是由不同地域的不同气候所决定的；气候决定了人们的气质性格，人们的气质性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律和政治制度选择。[30]从世界范围来看，气候决定论已成为一种影响力极大、影响范围极广的理论。

德国学者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将古希腊艺术的繁盛和卓越的原因归结为地域气候的影响、政治统治方式、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方法，以及古希腊人尊重艺术的风俗，这就将地理气候、政治体制、思维方式、社会风习诸方面的因素都综合考虑进来，颇具思辨性的光辉。地中海的漾漾清波和蓝天白云，培育了古希腊人强健的体魄和清朗的精神，而“就希腊的政治体制和机构来说，希腊艺术的卓越成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自由”，“自由是重大事件之母，是政治变革的根源，是希腊相互大动干戈的根源”。[31]自由成为一切艺术创造的本质和象征，当然也要付出政治变革甚或战争的代价。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法国斯达尔夫人，一生追求真理仗义执言，饱受政治流亡之苦，经常不得不流亡海外，转徙各地，因此见多识广，将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域进行比较，就是其论著的题中应有之义。[32]文化比较研究的视域，产生于转徙各地的逃亡经历。需要指出的是，斯达尔夫人提出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并非僵硬的、静止的存在，而是一个互相融合的动态性过程，她注意到“萎靡不振的南方民族”“在与北方民族混杂的过程中”，汲取了创造的力量，增强了智能的灵动性[33]。在备受关注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以外，斯达尔夫人还擅长于作地域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她将古希腊文学与古罗马文学进行了精细的比较研究：从文学地位来看，希腊人重视文学，而罗马人轻视文学；从文学起源来看，希腊文学起源于形象思维，而罗马文学则起源于哲学；从文学功能来看，希腊人视文学为娱乐，而罗马人视文学为工具；从文学趣味来看，希腊人喜欢轻松的文学，而罗马人则喜欢严峻的文学；从修辞论辩方法看，希腊文学较张扬，罗马文学较克制；从文学气质来看，希腊人热情奔放，而罗马人内敛深沉。

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开宗明义地说：产生民族精神的前提，“就是地理的基础”。他认为世界历史的真正舞台位于北温带，具体来说，就是欧洲大陆；而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则是地中海地区，因为此地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有回教徒的圣地麦加，皆是人类信仰的精神摇篮。再往西走则有特尔斐、雅典、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迦太基，“所以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黑格尔将地球上的所有地理环境，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二是巨川、大江所经过的平原流域；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高地上的民族，以游牧为生，经常向其他地区发动洪水般的冲击和劫掠；平原上的民族，产生了四大文明古国，即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它们以农业为生计，“是文明的中心”，但是却“还没有开发的独立性”；海岸区域，则“表现和维持世界的联系”，地中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此，黑格尔高歌一曲激情澎湃的“大海颂”：大海激荡起人们征服和掠夺的雄心，鼓励他们从事商业，追求超越庸常的利润，而平原地域的人们不敢冒险，顺从大自然的法则，春种秋收循规蹈矩，终生束缚在土地上一事无成，海上的人们依靠一叶扁舟，还有他们的勇敢和沉着，“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最大的光荣”[34]。黑格尔的“地中海”中心说，无疑带有强烈的欧洲主体性、中心论的偏见，有失偏颇，我们的关注重点是其从地域角度论证民族精神的研究方法。

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生，都取决于三个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所谓“种族”，即是种族的特性，也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性，带有该种族的基因密码，是潜藏在种族生理和心理深处的原始印记，无论世事如何沧桑变幻，种族的原始印记都不会消磨，表现为种族“血统”和种族“智商”，是一种“永久的本能”，比如蒙古人的骁勇，犹太人的智慧，希腊人的艺术天分，英国人的沉静恬淡刻板，法国人的酷爱幻想乐观好奇，等等。地域内种族的遗传，是民族发展的“原始地层”，是民族的“永久本能”，它非常牢固，漫长的历史时间也无法撼动分毫，“在一切形势一切气候中始终存在”[35]。丹纳认为，各地域不同的艺术气质总是与地域内人们的身体气质和结构紧密相关，各种遗传的种族性质总会在文艺表现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再现。不同的地域环境，会直接塑造不同的民族性格，比如住在寒冷潮湿地带长期不见太阳的北方民族，人们往往容易产生忧郁情绪，消解的办法是饮酒狂欢、暴食格斗；而居住在阳光普照或者风景明媚的海岸的人们，则健康开朗、活泼好动，发展航海和商业，喜好雄辩、科学和文艺。丹纳对尼德兰绘画风格与希腊雕塑风格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认为这种风格的殊异，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因为尼德兰人居住在寒冷的北方，终年水雾弥漫，而希腊人生活在阳光灿烂的地中海，因此尼德兰人慎重安详，希腊人活泼奔放，表现在艺术风格上也就各有千秋，由此折射出自然环境的迥异其趣。而在同样的地域内，大自然环境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却由于人文社会环境的变化，往往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和艺术风貌。丹纳考察了希腊悲剧的兴起与消亡过程，当希腊人推翻波斯人的暴政之后，建立了共和城邦，此时，希腊民族精神昂扬向上，以埃斯库罗斯为代表的希腊作家们，创造了希腊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后，随着马其顿人的入侵，希腊沦陷，民族精神一蹶不振，曾经灿烂辉煌的希腊文学宛若划过长空的流星，在电光石火的短暂耀眼之后，永远地消失在遥远的夜空。因此，环境决定了艺术的生成、发展与消亡。[36]所谓“时代”，就是特定时间段内的民族“精神气候”。丹纳认为精神气候与大自然气候具有相似性，也存在着优胜劣汰的法则。如同地域内的大自然环境“选择”适宜生长的物种一样，地域内的“精神气候”也会“选择”适宜的文化类型和艺术才能，只有那些与“精神气候”适宜的文化、文学、艺术类型才能茁壮成长，否则易遭压制冷藏甚至还会被无情淘汰。精神气候与艺术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那些与时代方向不一致的才能，往往会被压制或者被迫转变方向。艺术家往往有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表现力、宏阔的想象力，在悲伤、压抑的年代，艺术家“所描绘的色调更加阴暗”，创造的悲伤作品也会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反之，快乐、幸福的年代就会有表现快乐、幸福的作品出现，同样会引发读者广泛的共鸣。艺术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丹麦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对丹纳学说的“生动而又有创见的发挥”[37]，对法国、德国、英国文学的阐释与其地域文化背景紧密相连。

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在《文化史》中认为，气候、土地、食物是决定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他举例分析印度的贫穷落后，就是由于炎热的气候条件所决定的。

以法国社会“书记员”自称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左拉等人，创作路径各异，却又在地域与文学的关系认知上，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认定文学是环境的产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谈到自己的创作目标，就是要写出法国社会的“风俗史”[38]。巴尔扎克认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来源于生存环境的多样性，这一点与动物的多样性极为相似。动物的多样性取决于其生长的环境；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同样取决于环境。人类“千殊万类”[39]的生活形态和性格组合，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雨果也认为文学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只不过人类的社会环境经过了三个阶段——原始时代、古代、近代的发展，文学因此也相应地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变迁。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将人类的发展过程，与个体的人的发展作类比推理，皆有生长、发育、成熟和老迈的过程。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原始时代的人们“离上帝很近”，一切思索莫非神启，上帝、心灵和创造三位一体，孤独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推动着早期诗人们的自由创造。接着，人类活动的范围扩大，“宗教变部族，部族变民族”，冲突，战争，侵犯，仇杀，迁徙，流浪，诗歌反映时代、反映历史，史诗产生了，出现了伟大的荷马。此即雨果所说的人类的成人时期来到了，此期的文学都“带有史诗色彩”；接着是人类的“老迈之年”，出现了充满道德说教的宗教，宗教告诉人们，人是二元的存在，一种是向上的神性；一种是向下的兽性，于是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忧郁与活泼、物质与精神相互冲突，于是产生新的文学种类——浪漫主义文学。[40]雨果此论，固然是为浪漫主义文学张目，但其从社会环境的历史变迁中推衍文学演化的思维路径，则无疑具有浓郁的唯物主义的思辨色彩。

左拉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自然主义文学就是将“近代科学公式运用到文学上去”[41]的创作方法。而左拉则将自己的小说称为实验小说，地域环境和文化对其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左拉主张对社会环境有必要进行物理和化学研究式的客观分析，因为社会环境是由活着的人所造成的，而活着的人必然“绝对地服从物理和化学的规律”，实验小说写作就是要充分关注遗传学、生理学与精神感觉的关系。[42]对地域范围内的人们作生理学、遗传学和社会环境的研究，构成了左拉小说的“科学”基础和前提。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认为，人类和动植物一样，都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发展和分布，都受到自然环境的严格限制。他将环境的决定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决定了地域内人们的生理结构；二是决定了地域内人们的心理状况；三是决定了地域内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发展情况；四是决定了人类对地域的选择，人类的迁徙和分布最终都由环境所决定。拉采尔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典型代表，对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文化学者亨廷顿等人的学术观点生成影响较大。

地理唯物论有其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成分，但“地理环境决定论”本身却存在着重大的认知偏颇。冯天瑜等人将其理论失误归纳为三点：第一，地理环境决定论脱离了人类文化特定的时间范畴，进行夸张性地放大和无限制的发挥，有失偏颇；第二，地理环境决定论有意忽略了从自然界到人类文化之间的若干中介性的因素，过于“直线化、简单化、夸大化”，结论有失片面；第三，地理环境决定论视大自然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外在性因素，这种内外截然两分的二元对立式思维，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43]于此可见，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征服、改造、认知自然的社会实践过程，是人类创造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如何正确地理解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规避“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失和荒谬？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文明的起源阶段，某一地域内的环境对于生长于其中的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情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进而决定了那个人类共同体的文明类型和发展方向，不同的人类共同体所处的自然环境各不相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各不相同，由此决定了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物质产品“也就各不相同”。恩格斯对古代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情况做过比较研究，认为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的地域环境千差万别，欧洲大陆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适于种植的谷物种类繁多，而美洲大陆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适于种植的谷物却少得可怜，如此，两个洲的居民“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所产生的文化类型和面貌也就大相径庭。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作为人类的劳动对象而实现的；地域环境决定了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地域环境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中介。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层面，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地域环境的作用。例如恩格斯在《爱尔兰史》中就是从爱尔兰的地域环境、气候、土壤、矿产等角度切入，然后进行经济、社会、历史研究[44]。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篇第一章《中国社会》，就是从中国的领土、地貌、矿产、国境线、人口、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等自然环境方面开始论述的[45]。由此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漠视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注重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注重物质生产的中介力量，诚如列宁所说：“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跟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46]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过充分的辩证分析：“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7]这段论述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经常征引的“金句”和“宝典”，它对于自然环境与文化生成关系的认知不无启思性价值。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论断，是对此前人类智慧的科学总结和提升，也是指导我们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它启示我们：第一，自然环境在地域文学的肇始阶段，曾经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作品风格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是后世文学创作的“基因”性前提和基础；第二，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构成的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通过作家的主体选择和创作实践这一“中介”来实现的，因此，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作家艺术表现的审美效果和思想价值的高低仍然是我们衡量文学创作成就的重要尺度；第三，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作品是地域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地域文化的动态建构过程，成为“后来者”的前行路标或者志在超越的对象；第四，如同人类对大自然宜采取适度开发、生态保护的原则一样，文学创作对地域文化资源也不宜开采过度，不宜标签化、神秘化、概念化、极端化，不宜有意营造耸人听闻的文化奇观，不宜外在植入“他者”视域的变形想象，艺术真实仍然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