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追寻：诗与现实中的旋涡之“力”

1908年，时年23岁的庞德从故土美国远渡大西洋到达欧洲。他的文人生涯从此正式起步。在英国伦敦生活、交游、写作的十余年间，他以其诗与思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发生作出了卓越贡献。如此桂冠既承载着他个人诗歌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成就，也源于他对那些彼时尚为无名之辈的天才们的不遗余力的提携。受到庞德直接帮助的文人、艺术家众多，其中包括后来荣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之位的艾略特、乔伊斯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1925年，海明威深情地写道，“打个比方说，大诗人庞德可能将自己20%的时间用于诗歌写作，在其他时间里则不遗余力地为朋友带来物质上和艺术上的财富……在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他挺身维护，他帮助他们发表作品、走出囹圄……出售画作……开音乐会……写评论文章……介绍给（资助人）……联系出版社”[5]。我们从中读到了感恩，同时也看到庞德1925年前的生活与事业图景。正是在以伦敦岁月为核心的这些年间，他奠定了自己在当时欧美文艺界以及整个西方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诗人庞德的故事常常要从“意象主义”（Imagism）讲起。1910年后，无论是他为该流派建立的诗学基调，还是他的意象派诗歌创作，都成就了他在文学领域的传奇。例如，他在《意象主义者的几“不”》（“A Few Don'ts by an Imagiste”）中提出的经典定义“一个意象（Image）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intellectual）和情感（emotional）的复合物（complex）的东西”[6]，是该流派的核心诗学理念，而出自庞德之手的两行诗作《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亦为意象派诗歌的传世名篇。

的确，“意象主义”很有可能是庞德生前身后名中最瞩目、争议最少的亮点，却在渐成他个人故事的正面底色的过程中，遮蔽了他在从19世纪末一直贯穿至20世纪后期的漫长生命轨迹中，以一己之身及诗与思承载的关于个人、事业、国家以及时代的复杂性包括矛盾性的那些方面。从时代大背景来看，在包括文学、艺术以及经济、政治等在内的不同领域中，20世纪见证了诸多世界性历史事件的发生。对于诗人庞德而言，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在此期间走向高峰——至少在20世纪初，他是直接的推手。而使人类历史发生质变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在此期间打响，庞德虽然从未上过前线，却是全程的亲历者——我们看到，这两次世界大战均为他的诗与思、现实命运以及生前身后名带来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年既属于庞德在欧美文坛的上升期的一部分，也是他文人生涯中的重要分界点之一。仅从文学维度来看，虽然庞德通常被视作意象主义诗歌的创立者，从而被贴上该流派的标签，但无论就其诗歌创作、理论思想，还是文学活动而言，他以此自立的时间并不长久。虽然上半年，由庞德主编的首本团体诗集《意象派诗人》（Des Imagistes，1914）一书出版，但这本诗集的问世使庞德与另一位在他看来“才气一般”，但财力和交际能力远超自己的意象派女诗人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之间在诗学理念和流派发展方向认知上的矛盾凸显出来——洛厄尔成为庞德之后意象主义诗歌的实际领导者，并不顾他的反对继续以《意象派诗人》为名出版了三本团体诗集。吴其尧的研究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对于1915—1917年间的意象派诗歌，庞德还特意杜撰了一个词‘艾象派’（Amigism），以讽刺艾米（Amy）·洛厄尔”[7]。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主观思想上，1914年之后的庞德在努力渐离先前的意象主义。

如果将庞德与意象主义的渊源从他1908年初抵伦敦算起，那么整个时间不会超过6年。而这段时间对庞德而言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他在此参与了旋涡主义艺术运动——国内外出版的英美诗歌史或西方文学史在讲述诗人的文学成就时常常会一笔带过一个史实：他在1914年从意象主义转向旋涡主义。这个以“旋涡”（Vortex）为诗学思想和创作理念核心的团体是20世纪初唯一诞生在英国本土的先锋视觉艺术流派，以绘画、雕塑为主要创作方向。在庞德看来，旋涡派的艺术理念、创作及影响潜质可同欧洲大陆之立体主义（Cubism）与未来主义（Futurism）相匹——其中的潜在敌对意味在于，从主观意愿上，旋涡主义是在修正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之诗学理念和艺术革新的弱项。早在1914年之前，即旋涡派的长久酝酿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庞德倾尽心力，凭借自己在欧洲文学、艺术领域已经拥有的盛誉帮助这个先锋视觉艺术流派扩大在欧美的影响。

1914年9月，庞德发表《旋涡主义》（“Vorticism”，1914）一文。虽然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旋涡派发声，却在呈现诗人个人思想脉络的过程中，也囊括了一些我们更加熟悉的、关于意象主义的内容——以此可见诗人如何在与以旋涡派为代表的20世纪初西方现代视觉艺术的互动中，于诗学理念方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向。庞德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回忆了自己此前的意象主义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包括他那首《在地铁车站》的久久酝酿始末。但联系起他早年致威廉斯（William C.Williams）的信中提出的四条“诗艺的最高造诣”[8]，以及后来或出自他本人或由他人执笔的各种以此为底本的意象派宣言，我们会发现，和意象主义那个相对静态的“意象”相比，此时庞德心中的“意象”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旋涡”，是“思想得以持续奔涌的源泉、途径和归宿”。[9]同两三个月前庞德为《爆炸》创刊号作的《旋涡》（“VORTEX”，1914）一文相同的是，《旋涡主义》将意象主义视为旋涡主义的先导阶段——从庞德对“意象”的经典定义和此时对“旋涡”之“力”（energy）的特质的表达来看，当静态的意象充满“能量”（energy）、成为“具有最大‘力’的点”，就成为动态的“旋涡”[10]。由此在理论上，以和先锋视觉艺术关系甚密的旋涡主义思想为契机，庞德初步形成了自己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关于“力”的诗学。他以是否具有“旋涡”之“力”为标准，对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高下评判。而且，他与旋涡派视觉艺术家们密切往来的史实，以及他在当时和后来的诗歌创作、理论批评、与人书信等留存至今的文字中对其中个人及团体的赞美、追忆、惋惜等等，都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他的感情和思想寄托所在。

此后，庞德的诗作中鲜见类似《在地铁车站》中的“花瓣”（petals）这种相对而言静态的空间意象。相反，以他与伦敦岁月的告别之作《休·赛尔温·莫伯利》和毕生鸿篇巨制《诗章》（The Cantos）为例，庞德中后期的诗作充满了在不同时代、地域、文化间喷薄的动态的“意象”。再结合庞德旋涡主义思想的核心表达，“旋涡是那个具有最大‘力’的点”[11]，“‘旋涡’……思想得以持续奔涌的源泉、途径和归宿”[12]，这些明显超越了意象主义之“意象”的全新的“意象”即为诗人心中的动态的“旋涡”。这种艺术先锋姿态的形式与内容明显在试图传达一种有别于早期意象主义的诗学理念。

而且，庞德转向旋涡主义、加入旋涡派先锋团体的时间与他开始接触华夏文化和借鉴中国文学艺术的时间正相吻合——它们也滋养着庞德同时期正在从“艺术旋涡”处生成的、以“力”为关键词的旋涡主义诗学理念。其中影响较大者包括两方面：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中国儒家思想。

伦敦岁月期间的种种机缘使得庞德对于中国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而且，他也在异域东方的文化与思想中找到了与自己追寻的“力”之间的隐含联系。首先，从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的影响来看，早在由庞德主编的那本《意象派诗人》中，我们就会读到四首以中国古诗为灵感、或译或写或二者兼备的《仿屈原》（“After Ch'u Yuan”）、《（仿）刘彻》（“Liu Ch'e”）、《纨扇歌奉君上》（“Fan-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和《彩姬》（“Ts'ai Chi'h”）[13]。也在这一年前后，庞德还获得了美国东方文化研究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的手稿，开始编辑他的《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一文，并出版了从他的中国古诗手稿中获得灵感的译写作品集《华夏集》（Cathay，1915）。这些文学活动均发生在1914—1916年间，与旋涡派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英国先锋艺术流派，却又不幸夭折的潮起潮落时间非常吻合。

费诺罗萨之于庞德的深刻意义在于，无论是在后者对前者文章的编辑还是以其手稿为依据、对中国古诗的“诗意译写”[14]中，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受到以费诺罗萨为媒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为庞德带来的启发。如苏源熙（Haun Saussy）所言，“庞德从‘中国书写文字’中汲取了一种书写与思考的‘表意’（ideogrammic）方式思想：一种将细节并置的逻辑，这是‘闪闪发光的细节’（luminous details），它们在被诗人（或其他称职的艺术家）呈现时会为自己发声”。[15]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细节并置的逻辑”和“闪闪发光的细节”前继意象主义者庞德的诗歌创作方法和文学、艺术批评思路，后承他投身于经济和政治之后理解人事的思维方式。由此，终其一生，对源自旋涡主义诗学那种抽象而完满的“力”的追寻是他一以贯之的指引。

在上述古典诗歌与诗学之外，华夏文化给庞德的思想和行动带来的另一内化影响可能在于，诗人从对中国儒家经典文本的翻译和钻研起步，使之成为自己晚年间回望与反思其诗、其人的重要异域文化资源。这一点在他以《尚书》为立论依据成就的《凿岩机诗章》（“Rock-Drill De Los Cantares”，1955）的开篇，即《诗章》第85—86章中有更明显的体现。《尚书》或者说由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的法文译本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文译本《尚书》传达给诗人庞德的，是一种以“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特别是“靈（灵）”]为核心的原始儒家之刚健精神。《尚书》之名在英语世界的一个译法是“史书”（The Book of History），在庞德的理解中承载着他毕生向往却始终不得的、来自古老东方的政治智慧与理想社会。

如《剑桥美国文学史》中“伊兹拉·庞德”章节开篇的评价，“在英语世界的现代主义者当中，就连乔伊斯也未能达到伊兹拉·庞德的昭彰恶名和权威地位”[16]。其中“昭彰恶名”对应的基本史实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此带来的争议至今余音犹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性力量在庞德个人处也格外明显：第一次打击了他钟爱的旋涡派，第二次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的“诗人”荣光。

直至今日，“诗人”“罪人”这一正一反两方面身份依然在对庞德进行整体评价时互不相让。我们从第27届伊兹拉·庞德国际学术会议（Ezra Pou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EPIC）的相关情况中也可看出这一点。自1975年开始，伊兹拉·庞德国际学术会议每一两年举办一次，前26届中却只有3次在美国召开。[17]而2017年的这次第27届会议设在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这里是庞德长大的城市，本科、研究生学习阶段都至少在此度过一段时光的学府。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友会公报和当地媒体《调查者》（The Inquirer）的报道题目都有些眼见浪子回家的口吻，前者的是《终于，伊兹拉·庞德国际学术会议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Finally，an EPIC at Penn”），后者则为《坏孩子天才的回家》（“Homecoming for a Bad-Boy Genius”）。校友会公报首段中的一句话点出了庞德与该校，甚至与美国间紧密而疏离的复杂关系，以及诗人“权威地位”与“昭彰恶名”于一身给他自己带来的现实困境，“伊兹拉·庞德并没有特别珍惜他在我校的学习经历。而我校也没有好好珍惜这位最知名也最具争议的诗人校友”[18]。

更能代表官方的态度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第27届伊兹拉·庞德国际学术会议的召集人之一盖瑞（John Gery）在会议期间通报：校方拒绝了庞德学会（Ezra Pound Society）提交的申请，不同意追授这位天才诗人校友名誉博士学位。根据《调查者》的信息，校方给出的解释是“很难根据110年前的作品来进行授予”[19]。无论实情如何，从中可以看到后人对庞德的评价中，天才的辉煌一面与“坏孩子”一面间的执着角逐。

从文学、艺术维度的“诗人”成为经济、政治维度的“罪人”，如此矛盾的转向与身份真实而长久地系于庞德一身。从时间演进和思想发展这两个脉络来看，我们从中可以探索出的过渡线索有二：首先，是他对经济问题的关心连接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甚至矛盾的领域和身份；再者，在这种显著的转折性变化中可能依然有诗性而稳固的不变之处——特别是以“艺术旋涡”为主的多方旋涡之“力”的错综交织。

如艾略特在为自己亲自编纂的《庞德的文学论文集》（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1954）作序时的说法，“若要研究庞德的文学主张，我们有必要结合庞德写下这些文字的背景，如此方可把握他为品位和实践上的革新带来多大影响，方能理解他是一位多么杰出的批评者代表人物”[20]。如果要对他的诗学理念进行终其一生式的整体观察，在庞德从文学、艺术跨界至经济、政治的思想发展和现实行动中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追求的那抽象而完满的旋涡之“力”是最持续而稳固的“背景”——我们可以此为线索去尝试对这位旋涡中的美国诗人进行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