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章节概说
本书将通过“艺术旋涡”“他山之石”和“政治旋涡”三个抽象比喻色彩与丰富现实指涉并存的语汇，贯穿起伊兹拉·庞德这位“旋涡中的美国诗人”之整体人生轨迹及思想发展线索。中外学界在庞德与现代视觉艺术、庞德与中国文学文化、庞德与政治的研究中都取得一定进展，但如何找到一条线索，从而整体把握庞德其人、其诗、其思、其生平，仍有待探讨。这是本书研究的缘起、构成和目的所在。
“旋涡”之名散见于庞德本人及后来学者对他的研究之中——即使在论述对象并不涉及“旋涡派”“旋涡主义”时，类似的表达方式也不时出现。在一篇发表于1915年的文章中，庞德用到“旋涡”的比喻色彩。他以此说明以费诺罗萨发掘的东方文化为代表的“外在刺激力”对于西方现代视觉艺术及文学的意义，“这些新发现的艺术与信息形成的团簇（masses）涌入伦敦的旋涡之中”[21]。韦斯（William C.Wees）很有可能是在沿用庞德本人的上述表达方式，从而以“旋涡”来描述“新鲜的艺术与思想之流”在当时伦敦社会中的奔涌状态。[22]苏源熙则在庞德接触费诺罗萨手稿后、对某一具体意象的表意文字式理解中，读出了诗人对“旋涡”的指涉：例如，在对“樱桃树”的读解中，庞德超越了意象主义式“直接处理事物”的思路，将之进一步“理解为一波‘力的集束’（bundle of energies）……更准确些说，该意象意味着旋涡”[23]。而雷德曼（Tim Redman）在观察诗人1930年前后的思想与行动后，以类似的譬喻说：“庞德需要相信，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蓄势待发。在一定程度上，他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个人需要身处一场新运动——无论其具体为何——的旋涡核心。他希望助力实现之……”[24]韦斯、苏源熙、雷德曼三位均为庞德研究的相应领域（庞德与西方现代视觉艺术、庞德与中国、庞德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三方面）中的重要学者。而以他们的论述为代表，这种不约而同地以“旋涡”作为比喻或借代的表达方式，提示着以如此思维方式去尝试对这位复杂的美国诗人——从时间上跨越20世纪，地域上连接欧洲与美国，专业涉足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东方、西方等——进行综合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由此，第一章以“艺术旋涡”为核心，观察彼时身处20世纪初的庞德如何在自己的伦敦岁月期间与以旋涡派为中心的西方现代视觉艺术的互动过程中，从一位“意象主义者”自然而必然地转变为“旋涡主义者”，并形成了以“力”为核心的旋涡主义诗学。这是他后来对“力”持续一生的追寻之时间起点与思想渊源。本章将对旋涡派艺术团体从无到有、从高潮到破灭的短暂发展史进行回顾，并分析庞德在1920年前公开发表的几篇“旋涡主义”文章，从而观察他如何在现实中为这个唯一诞生在英国本土的先锋视觉艺术流派提供理论建树和宣传推广帮助的同时，随文学与艺术的互动而在诗与思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本章还会介绍由休谟（T.E.Hulme）转述、给庞德及相关视觉艺术家们带来深刻影响的德国艺术史学家沃林格（W.R.Worriger）的艺术分类理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之后，庞德在其中或重申或发展他以“力”为核心的旋涡主义诗学的《戈蒂耶-布尔泽斯卡回忆录》（Gaudier-Brzeska，A Memoir，1916），以此两方面材料展现就“艺术旋涡”而言，庞德旋涡主义思想形成的前期铺垫以及直接后续——诗人的现实关怀在后者中已然初现。最后将分析庞德分别作于旋涡派视觉艺术团体发展高峰期和消散期的两首诗作——《关于国际象棋本身及玩法的实用描述》（“Dogmatic Statement on the Game and Play of Chess”）和《休·赛尔温·莫伯利》。这两部文学作品是20世纪初来自美国的现代主义诗人与欧洲现代主义先锋视觉艺术间发生深刻互动的直接产物。本章希望强调的是，首先，虽然旋涡主义运动在宣告诞生之后迅速夭折，但庞德本人以“力”为关键词的旋涡主义诗学由此而生并贯穿于其后一生；再者，同旋涡主义运动一样，庞德的旋涡主义诗学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种美学思想和创作方式的表达，同时也是具有叛逆、抵抗甚至敌对精神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在他对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他国与祖国的博弈式评判中一次次卷土重来。
第二章以“中国内容”为研究思路，讨论庞德追寻的旋涡之“力”如何在与“艺术旋涡”互动生成的同时，受到了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多方面内容的滋养。庞德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而从本书的思路来看，诗人旋涡主义思想中的中国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中国儒家思想。前者是本章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看，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的接受，与西方现代视觉艺术间的互动二者几乎同时发生。首先，这与20世纪初欧洲文学、艺术领域中由“中国热”而来的“东学西传”有关。就庞德个人而言，他在伦敦期间直面华夏的一系列机缘就包括：他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流连，他偶然间获得美国东方文化研究者费诺罗萨的手稿，他在比尼昂（Laurence Binyon）的引导下对“气韵生动”的中国诗画语言的深切感知，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对中国古诗的诗意译写，等等。于是，他不仅受到平常意义上的“中国热”的席卷，也开始有机会真正尝试去把握这种与他既往生命体验全然异质的文化之深层结构。本章将通过庞德对《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的编辑，观察他的旋涡主义思想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深化及他的侧重点落于何处。从《意象派诗人》的四首中国古诗到《华夏集》的诗意译写，二者虽前后出版时间相近，但庞德在译写策略上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此观之，诗学旋涡的影响从此时期生发，已经开始对他的旋涡主义诗学思想和创作发挥深刻作用。再通过他在旋涡主义思想生发期和生命后期对同一首《诗经·小雅·采薇》的不同译写，分析他以动态而抽象的以旋涡之“力”为核心的理念如何持续他一生。最后回归东方传统艺术，体会“气韵生动”的中国诗画语言如何启发了庞德的旋涡主义思想表述并对旋涡派视觉艺术创作带来直接影响。
第三章以“过渡”为名，结合庞德个人的诗学思想和现实行动，观察他所追寻的旋涡之“力”如何在迁居意大利之后进一步发展，成为他后半生深陷的“政治旋涡”的先声。此中“过渡”意味在于，一种在文学、艺术中的抽象诗学之“力”逐渐具体化为在经济领域中对某一种理念的信奉，最终在后来的“政治旋涡”中成为对某一位领袖及其代表的意识形态之“意志力”与“行动力”的现实追寻。这一切发生在他离开伦敦之后的二十余年间。本章将从庞德在与现代视觉艺术的接触中生发的若干经济因素谈起，分析激发他热心经济的若干契机，包括历史中的马拉泰斯塔（Sigismundo Malatesta）和现实中的奎因（John Quinn）成为他继续追寻当代艺术的理想赞助人的参照，奥里奇（A.R.Orage）及其《新时代》（The New Age）使他初步接受了经济学教育。在他转向法西斯之路的过程中，他在文学、经济方面的自主探索及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文化民族主义也起到了进一步的激发作用。同时，道格拉斯（D.H.Douglas）、格塞尔（Silvio Gesell）及波尔（Odon Por）三位经济学家在客观上使他的思想逐步向法西斯主义靠近。《经济学ABC》（ABC of Economics，1933）是以文学为主业的诗人在经济学领域的“不专心”也“不专业”的成果。
第四章以系于庞德一身的“诗人”和“罪人”这两个矛盾而真实的身份为核心，继续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梳理他的“政治旋涡”。对于庞德个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阶段的中心事件是他的“罪”与罚：他在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服务的罗马电台从事播音工作，频现有“叛国”“反犹”之嫌的言论，而且在美国正式加入反法西斯同盟战线阵营之后仍在继续，于是被美国司法部以“叛国罪”起诉。随着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及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大势已去，庞德两度踏上还乡之旅：从罗马到拉帕洛，从意大利到美国。在第一段苦旅中，他仅靠双足走过了大半个意大利；而在第二段旅程中，他戴着枷锁被遣返回国。1945—1957年，诗人在位于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中被监管、限制自由长达12年半之久。在罪名被撤销之后，他随即离去，再也没有踏上这方他终生都没有放弃国籍的土地。对于祖国的方方面面，庞德始终怀有复杂的感情，美国对他的态度也很“复杂”，给他授诗歌方面的荣誉，却也因他的罪而总有保留（例如，不追授名誉博士学位，且理由含混）。从《比萨诗章》（The Pisan Cantos）（特别是第74章和第80章）中，我们能够读出经历了数十年对“力”的追寻之后，理想的初心之失败的结果为庞德带来的巨大的悲剧感。与此同时，在诗人晚年的反思与沉淀过程中，中国儒家思想渐成为指点迷津的东方智慧，并在此时期出版的《凿岩机诗章》（“Rock-Drill De Los Cantares”，1955）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而在他的几位同时期诗人对庞德的回忆与评价中也体现出他身上最为复杂的矛盾性，一位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与一位经济、政治领域的“蠢材”无缝对接于他一身——一位诗人有可能成为背叛者吗？
结语部分将以“艺术旋涡”“他山之石”和“政治旋涡”为顺序和逻辑，对全文展现的庞德其人、其诗、其思、其生活中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进行归纳式梳理。在庞德终其一生对“力”的不懈追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跨越文学、艺术、经济、政治，东方、西方，历史、现实等多领域多层次、全面而彻底的现代性；而在他不同人生阶段、于不同领域对“力”的追寻却最终带来的不同结果中，20世纪的世界格局在诸多方面的裂变是其中隐性的背景之一。
[1]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庞德的生平及其成为诗人的学术追踪”，见蒋洪新、郑燕虹《庞德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25页；“庞德生平年表”，见蒋洪新《庞德研究》，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20—425页；“Chronology” in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xvii-xxxi。此部分转述上述资料不再一一标出。个别细节另有出处，在相应位置注解说明。
[2] 杨仁敬：《简明美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3] Rebecca Beasley，“Visual Arts”，in Ira B.Nadel，ed.，Ezra Pound in Contex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314.
[4] [英]托·艾略特：《东库克》，《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5] Charles Norman，Ezra Pound，New York：Macmillan，1960，p.275；See George Bornstein，“Ezra Pound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sm”，in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2.
[6] [美]庞德：《意象主义者的几“不”》，载[英]彼德·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7] 详见吴其尧《庞德与中国文化——兼论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8] 四条“诗艺的最高造诣”分别为：（1）按照我所看见的去描绘（paint）事物；（2）美；（3）摆脱说教；（4）重蹈他人覆辙时，唯有至少做到更好或者更简洁才值得肯定，我们做不到纯粹的原创。见D.D.Paige，ed.，The Selected Letters of Ezra Pound 1907-1941，London：Faber and Faber，1951，p.6。
[9] 原段落全文为：“The image is not an idea.It is a radiant node or cluster；it is what I can，and must perforce，call a VORTEX，from which，and through which，and into which，ideas are constantly rushing.In decency one can only call it a VORTEX.And from this necessity came the name ‘vorticism.’ Nomina sunt consequentia rerum，and never was that statement of Aquinas more true than in the case of the vorticist movement.It is as true for the painting and the sculpture as it is for the poetry.”原载于Ezra Pound，“Vorticism”，Fortnightly Review，September 1，1914，pp.461-471；见Harriet Zinnes，ed.，Ezra Pound and the Visual Art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0，p.207。
[10] 原文为“The Vortex is the point of maximum energy.”见Ezra Pound，“VORTEX”，in Wyndham Lewis，ed.，Blast，No.1，London：John Lane，The Bodley Head，1914，p.153。
[11] Ezra Pound，“VORTEX”，in Wyndham Lewis，ed.，Blast，No.1，London：John Lane，The Bodley Head，1914，p.153.
[12] 原载于Ezra Pound，“Vorticism”，Fortnightly Review，September 1，1914，pp.461-471；见Harriet Zinnes，ed.，Ezra Pound and the Visual Art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0，p.207。
[13] 对于“Ts'ai Chi'h”一名学界尚有争议，此处采傅浩观点，见傅浩《Ts'ai Chi'h是谁？》，《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其他三首诗作中译名亦从傅浩。
[14] 见耿幼壮《何谓诗意译写？——伊兹拉·庞德的中国诗歌和儒家经典翻译》，载《世界汉学》（第1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161页。
[15] Haun Saussy，“Fenollosa Compounded：A Discrimination”，in Ernest Fenollosa and Ezra Pound，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A Critical Edition，Haun Saussy，et al.，ed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p.4.
[16] [美]萨克文·伯克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5卷：诗歌与批评1910年—1950年》，马睿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17] Walter Baumann，“The Ezra Pou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EPIC”，https：//ezrapoundsociety.org/index.php/about/collaborations.
[18] 参见“Finally，an EPIC at Penn”，http：//thepenngazette.com/finally-an-epic-at-penn/及John Timpane，“Penn conference on Ezra Pound：Homecoming for a bad-boy genius”，http：//www.philly.com/archive/john_timpane/penn-conference-on-ezra-pound-homecoming-for-a-bad-boy-genius-20170620.html。
[19] John Timpane，“Penn conference on Ezra Pound：Homecoming for a bad-boy genius”，http：//www.philly.com/archive/john_timpane/penn-conference-on-ezra-pound-homecoming-for-a-bad-boy-genius-20170620.html.
[20] T.S.Eliot，“Introduction”，in T.S.Eliot，ed.，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London：Faber and Faber，1954，p.xii.
[21] Ezra Pound，“AFFIRMATIONS：Analysis of this Decade”，in New Age，February 11th，1915；in Ezra Pound，ed.，Gaudier-Brzeska，A Memoir，London：John Lane，1916，p.140.
[22] William C.Wees，Vorticism and the English Avant-Gard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2，p.37.
[23] Haun Saussy，“Fenollosa Compounded：A Discrimination”，in Ernest Fenollosa and Ezra Pound，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A Critical Edition，Haun Saussy，et al.，ed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p.23.
[24] Tim Redman，Ezra Pound and Italian Fasc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