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言》：选题的理论意义及实际意义

“小生乃由儒教走上社会主义。”[2]

——幸德秋水

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向被认为是在思想领域内，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的重要转折点。“五四”传统的断裂的突出特征是对旧中国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拒斥。然而，“五四”这个符号的巨大象征意义掩盖了之前19世纪末期中国思想另一场断裂的重要性[3]。

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0世纪最初的十年，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中大清帝国的战败，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滥觞于对传统政治的怀疑，正如张灏所言，“自我批判思想就开始摇撼这种统治秩序的核心了”[4]。它体现在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在思想上的瓦解。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都试图构想一种新的政治秩序。

然而晚清的思想大转型令人着迷之处即在于，它同“五四”不同，它并没有从思想根基上否认儒学。这场思想运动的干将都浸润在儒学传统的思想脉络之中。因此，这时的思想家对新秩序的构想，仍然（至少在表面上）深受儒学影响。因此，清末思想的承续性和断裂性究竟何在，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探究的问题；另一方面，清末的思想转变，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运动，有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影响。探究清末思想对传统的承接和断裂，会使我们对“五四”乃至整个近现代中国和传统的理解更为深刻。

社会主义思潮，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思潮之一。张汝伦曾总结中国近代三大主流思潮，即历史进化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5]社会主义思潮，在传统叙事中，是在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方成为中国的重要政治思潮，它是从俄国革命之后传播到中国的。然而如果我们回溯1895年之后的清季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我们熟知的带有一定种族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潮，已经成了知识分子间并行的最为盛行的政治思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所讨论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包含主张社会平等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内。

在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中，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未来大同社会的描述，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刘师培的“天义”派无政府主义，也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范畴；章太炎虽不能说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在日本期间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因此也极为亲近社会主义；谭嗣同的政治思想着力于“破”而非“立”，但他在《仁学》中也对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表示赞叹道：“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6]此外，此时还有留法学生的“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等等。可见，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向往，不分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清末是个很普遍的现象。

晚清的思想家，是从儒学传统中成长的，他们大部分人并不像“五四”那样反儒，而他们又和社会主义有亲和关系。因此，晚清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明显具有亲和性。他们即使是从西方思想中引来社会主义，这也是一种选择性的吸收。传统对于这种选择性的吸收的作用也值得探究。研究晚清时期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成见，探究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内生视角，有助于思考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苏联学者博洛赫在其《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主义》中提到“研究这个问题（中国近代多种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可以打破欧洲中心论，认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互相影响”[7]。中国思想界在步入资本主义工业物质文明时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偏爱，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思考中国政治思想同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比较，是中西思想比较中较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