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独特性
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它在20世纪20年代初孕育,到20世纪20年代末获得了独立的形态,[15]进入40年代则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此处所说的40年代是特指从抗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间段,即通常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尽管整个40年代一直在战争的笼罩之下,政治斗争始终是自由主义文学所必须面对的外部压力,但是自由主义文学仍然表现出在自由的文学和文学的自由上的自觉。
比如,这一时期的沈从文和梁实秋同时对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表示质疑并进行批判。他们不希望给文学条条框框的限制,也不希望作家听命于外在的指令。文学创作是自由的。沈从文和萧乾都反对文学上的集团主义,主张文学上的自由竞争与包容异己的精神。他们希望作家是超党派的,即处于独立的位置。文坛应是多元化的,用萧乾的话说是贵族的芝兰和平民的向日葵的并立。[16]朱光潜则明确地提出自由主义文艺的主张。在他看来文艺不能被外在的力量奴役,走它不想走的方向。他和袁可嘉均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建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文学。他们均强调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一个特殊的心理过程。在朱光潜那里,这是一个直觉的或者想象的过程。“直觉或想象的特性是自由,是自生自发”,所以文学本身是自由的。[17]袁可嘉则借用瑞恰慈的最大量的意识和综合心理学等,将文学视作一个自由想象的过程。在左翼文学的“人民的文学”大有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袁可嘉还有意识地提出“人的文学”的概念。正如笔者在上面已经提及的,在“人的文学”的命题中,袁可嘉强调文学应当以生命为本位、以人(个体)为本位与以文学为本位、以艺术为本位。他又将诗与民主直接联系起来。对他来说,民主不再是一种狭隘的政治制度,而是“全面的一种文化模式或内在的一种意识状态”。它要达到的是在不同中寻求和谐,在矛盾冲突中求得平衡,所以它具有包容异己和保障个体的独立等特性。而现代化的诗歌追求的正是生命中意识的最大量。在最大量的意识的相互冲突和矛盾中,生命的各种经验彼此融合,最终走向和谐。所以,诗歌也具有包容异己等民主精神。[18]袁可嘉和杨振声还将文学批评和自由民主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批评即是自由民主精神的化身。批评意味着倾听不同的声音,并使它们彼此争论、辩驳。民主尊重知识和理性,讲究容忍异己和否定一切暴力。同时,民主和批评都尊重选择的自由,个体可以在不同的声音中自由选择。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和自由民主在精神上是一致的。[19]由此可见,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作家对文学自由的探讨达到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这种理论探讨,也体现在创作实践中。比如,到20世纪40年代,在国统区的梁实秋和沦陷区的张爱玲、苏青等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试图在那里发现永久的人性。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系列正是这样一种有意识的美学追求。成名于上海完全沦陷后的张爱玲,在追求力之美的文学主流之外,开拓出苍凉的美学风格。冯至则试图在普通的自然生命中发现日常的哲理。沈从文也试图超越此前的牧歌风格,希望能够用文字重铸民族的百年经典,来诠释生命的极致——美和爱。
同时,在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中还凸显出了追求个体自由的主体。崛起于40年代国统区的无名氏和徐訏,在“国族至上”的主流之外,开拓“新个性主义”的文学道路。在以情爱为主调的小说中,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体的“人格自觉和个性尊严”。无名氏笔下的印蒂,在穿越生命中的一段段旅程的过程中,体验革命、爱情、宗教等的价值与意义。冯至的《伍子胥》,在逃亡之旅的背后,是个体一次次的选择与决断。在钱锺书的《围城》中,方鸿渐身上呈现出的是个体深陷在爱情、婚姻、人际关系等所交织的网络之中,无法自拔的困境。不自由的背后潜藏的是对个体自由的诉求。
也是在20世纪40年代,在一部分左翼作家身上呈现出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相互调和的倾向。比较明显的是国统区的胡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丁玲、王实味、艾青以及萧军。相较于自由主义文学,他们强调左翼文学的革命立场。而相对于毛泽东话语所代表的左翼文学正统,他们又试图维护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他们试图接续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传统,尤其是个性解放的传统。他们积极发扬鲁迅的对内批判精神,试图通过对革命体制的批判,来达到一种“革命内部的革命”,将个体从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他们体现出了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趋同性。同自由主义作家一样,他们强调个人解放的优先性。只有先将人性从历史暴力的斫伤中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解放社会。在萧军和路翎笔下的蒋纯祖身上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个体的独立和自由的追求。不过,即使他们遭到来自左翼文学正统的批判,他们也并未放弃自己的左翼文学的立场。他们常常以左翼正统的姿态,对自由主义作家展开严厉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示出了文学上的独断性的一面。所以,尽管他们身上呈现出自由主义文学的元素来,但仍然属于左翼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