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张牧师之死

我总是时不时想起张牧师的死，已经这么多年了。

有一天我在屋子里放空，看着房顶上的气球佩奇，觉得张牧师之死就是所有人之死。

所有人之死包含了一个饥民脸朝下趴在河水里，矿工在井底消失，热油浇进俘虏嘴里，骡子踹在小丸子的胸口，寒冷的手术台微微结霜，也能代表另一些琐碎的病逝、愉悦的善终，堆满了纸马的白喜事。

是一种总体之死，也是一种概括之死和平均之死。

这种总体之死发生在张牧师身上，像命运一样随机正中他的背部，噗的一声，不可挽回。

那年我在听到噗的一声之后，连夜买票赶过去看他。

其实所有人都听见了，但如果不是从小就准备好，谁会在嘈杂之中注意到那么小的一声噗。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和我聊天总是不由自主地用书面语，他说：我可能要结束了。

他的后背里长了一个托尔斯泰的头，这种病很少见，在嗡嗡嗡的房间里拍完片子之后，医生没法写诊断，犹豫了一会儿，只好在单子上画了一个驼背小人。

张牧师很忧愁，这种后背热热的病并不疼，最大的问题是难以启齿，要是邻居热切地问你好点没有，你不能就这么在街上说起托尔斯泰。

文学、宗教、与众不同的病，还有喝醉酒、玩鸽子、衬衫太白，这些事在穷苦的林业大省，都是羞耻的事情。为什么不是肝硬化，肝硬化没有耻感，至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口，让话题流淌起来。

他厌倦了耻感，当牧师这件事，以及把衬衫塞进裤腰里，还有用普通话念主祷文，让他一生在说不出来的羞耻中度过，克服这种耻感让人疲劳不已，但他从来不敢说。

从医院回来后，他见了人就含糊其词，实在不行就说是肝硬化。

他向神祈求，让我按照普通的方式去世吧。神说行，最终，定好了一切将在六十一岁左右结束，他会心里一阵发蓝，死在被子下面，人称溘然长逝，结局还可以。

时间不多了，我将会看到这个过程，就像围观命运慢慢地行刑。

我不需要给他掖被角，但可以陪他缓缓走过树林子，后来也确实陪他缓缓走过了树林子。我们聊天，交换奇观，说起不可告人的私家记忆。

90年代的时候，张牧师在这个四十个乡的大教区任职，信徒们那么多，却没有一个集中的聚会地点，张牧师组织人们捐建了唯一一所教堂，有钱捐钱没钱捐粮，还有人捐了自己种的蒜。

黑黑的信徒带着东西从四面八方赶来，挤在院子里，自从土改以来，他们还没有这么聚过。然后一个一个向前，眼睛看着张牧师，客气地笑着，把十块钱慢慢地、确凿无疑地放进募捐箱里，意思是：神欠我拾元整。

张牧师认真登记，巨细无遗，说不清自己名字的老人，就写上“上帝那穿蓝色中山装的、幼年曾发高烧而致耳聋的儿子”。

人们边走边回头看着募捐箱，确保钱确实是放进去了，自己也登记在册，才慢慢地离开。

教堂在冬天建成，没有钟声，这个地方四千年以来就从来没有过钟声。

天气太冷，水泥上迅速起了碱。屋子里还没有什么摆设，四十个乡里那些不为人们接纳的弱者载着凳子赶来，坐在一起，这一天他们备受鼓舞，叽叽喳喳地说着四个字，“拔地而起”。

这一天他们想起了小时候，一起排成一条直线，在饥荒过后的大地上慢慢向前，不管翻过多少遍，只要肯找总能发现吃的，每当发现一个圆蘑菇，都会有那种振奋的感觉。就是后来这种“拔地而起”的感觉。

很多年之后，他们各奔东西，骑着自行车路过一些地方，每当看到墙上的“以马内利”，甚至“恭贺新禧”“幸福家庭”这种字眼，心里想起的都是“拔地而起”。

从景教开始流行到现在，修建教堂算是这一带最荣耀的事情。这种荣耀很快就用完了。

账目不清给张牧师带来了麻烦，实际上他挪用了一千多块钱。 张牧师无法面对这件事，即便在最后的日子，他也拒绝谈论。在被清除出教会的许多年里，一直用各种各样的小故事代替这段回忆，他避免谈钱，一旦感到话题在远远地朝钱靠拢，就会突然讲起耶律大石。

教区最终分崩离析，这是注定的事情，教堂被改为厂房，人们分头投奔几十个新鲜的教派。也有人抛弃家产，像使徒保罗那样带着干粮四处流落，在河沟里生火等待末日，但最终又在下雪天回到荒废的家里。

张牧师想通了这种局面，这才是一个宗教该有的样子，宗教从来就不存在兴盛一说。

当初那个向宗教局举报张牧师的人，每天都经过新华书店旁边的路口去上班，张牧师十几年以来一直躲着他。我们找了合适的一天，吃完了馄饨，准备去掠过他一次，掠过一次以求平静。

我们从西往东，那人从东往西，用力地、缓缓地擦肩而过，在路的两边发出不易察觉的冷笑，张牧师很紧张，但他肯定在告诉自己不要紧张。

关于自责，我觉得张牧师是教堂的一部分，甚至是教堂本身，钱始终没有用错，也不用再责怪自己了。他默认了这个看法。

时候到了的时候，他念着早已记不清的《约伯记》：为何生我，为何有膝接收我。

这劳碌卑微的一生要完成了，他没有被陨石打中过，但1.在大雨之中拖不动一辆三轮车。2.在挪用公款后反复梦到因为没穿裤子而焦虑地蜷缩在公交车后排。3.想救活一只光屁股的雏鸟却不小心把它热熟了。这三件小事击垮了他。

长期以来他想要休息，需要一个放弃的理由，于是后来噗的一声得到了一个放弃的理由。从那开始，活着是一种绝症，一旦体内长了托尔斯泰的头，就确定不会再好了，这种确定终于兑现了。

我见过很多人去世，但最终，张牧师之死就是所有人之死，代表了所有的平淡、怀疑、害怕、轻松。也是我、我大爷、我爸、张牧师、摇摇晃晃的校长和李树增之死的总和，或者任意一部分。我几乎可以感同身受。

张牧师去世后的这几年我很忙，很多事情开始慢慢记不清了，只有他说的那件小事越来越清晰。

是在修教堂那一年，他和书记去办手续的时候，摩托车坏在了路上，他们在被挖空的坡底下躲雨，一伙湿淋淋的村民忽然围过来，嘴里发出咻咻的声音，在心里射出密集的小箭，他猝不及防，在心里中了许多箭，一度有一种濒死的感觉，但书记在心里闪展腾挪，躲了过去，村民起了劲，他们像孩子一样对峙了很久，直到天黑的时候才散。

这是他一生中最奇异的时刻。这件事在我的想象中越来越具体，甚至能记起声音，光线，那种潮湿的采石场气味，越来越觉得，当时我也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