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方商人在工业化的资本形成中的作用

一、传统生产方式下的地方商人

地方商人不同于那些从事海外贸易和经营的商人，后者一般都是大商人、有特权的商人，而地方商人主要是在国内甚至国内某一地区活动的中小商人。他们通常是不结交政府官员的，政府官员也不把他们放在需要特别照顾的名单内。他们之中有些人即使也同地方政府关系较密切，并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某些关照，但同那些从事海外贸易和经营的商人相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对政策的影响力，都要小得多。

在西欧各国，传统生产方式之下的地方商人历来就同城乡手工业者和农户有紧密的商业联系，有些地方商人还以预付货款、产品包销、设备租赁等方式控制了城乡手工业者，成为分散型的手工工场主。还有些地方商人还兼营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或矿山。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下，甚至在工业化开始时，小企业实际上比大企业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它们规模小，易于适应市场状况而作出灵活反应。在当时的西欧，“对生产规模的主要限制不是高昂的生产成本，而是高昂的销售成本。分散的人口和令人头痛的交通——陆路交通很糟糕，水路又只能到达有限的区域——使就算是最有效率的企业也受到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中，地方商人和小企业相结合的优势就突出了。要知道，规模经济概念在那个时期是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小企业，尤其是同地方商人有密切联系的小企业，在成本上具有自己的长处；“只有在想要开发一个足够有利可图的需求时，大量的营业资本开支才是合理的”。

再说，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下，地方商人和放债人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区别。在英国，“从17世纪起，英国就存在着金首饰商，这就是英国银行的雏形”。他们不仅卖金首饰，而且还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些金首饰商都是伦敦人。”而伦敦以外的银行都叫做乡镇银行，规模很小，只在本城和本地区开展业务。重要的是：在那里，“银行业务与商业业务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任何人，不论男人或女人，只要有了一小笔钱，他就可以以银行家的身份在邻里之间开展业务”。这对于城乡手工业者、小作坊主、小手工工场主的经营起着重要作用。

二、工业化初期的地方商人

在西欧国家，工业化初期地方商人在工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工业化初期创办和经营新式工厂的小业主们同地方商人的联系较多。加之，有些创办和经营新式工厂的就是地方商人，包括通过发包形式控制了分散的家庭手工业者的包买商。当时，新式工厂的设备可能是工匠们设计制造的，也可能是租赁来的，而原材料则要靠地方商人提供，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采取过去常用的“前店后厂”的方式销售出去，或者就要靠地方商人来推销。尤其是产量增长后，更要同地方商人合作，因为只有这样，工厂的经营者才能专心致志地把产品制造出来，省得分散精力去从事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工作。

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已指出的，由于当时创办和经营新式工厂的小业主们往往自身资本有限，融资比较困难，所以他们同地方商人的交往便成为解决融资问题的一个渠道。地方商人对产品销路是了解的，他们在了解新式工厂的产销前景之后，愿意从资本方面给这些新式工厂以支持，给予贷款。

应当注意到，地方商人在工业化初期组建了一些小型的乡村银行，为本地的工业企业融资。在英国，“伦敦城外的‘乡村’银行家们频繁与那些拥有工业企业的家族接触，并且很多时候这些银行本身就是由工业家或商人开设的”。以前，民间信贷主要是短期的，但到了工业化初期，这些乡村银行主要从事长期信贷而不是短期信贷，原因何在？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工业企业的业绩同产品的销售状况有关，为了打开销路，贷款期限必须长一些，否则贷款很可能收不回来，因此乡村银行家们“不得不取消只开展短期信贷的战略”。工业化初期，英国乡村银行发展很快：1750年，全英国的乡村银行最多不超过十一二家，18世纪80年代超过100家，1810年超过600家，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超过1，000家。

不管是小业主还是地方商人，他们作为工业化初期的新式工厂的投资者和经营者，都必须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被认为是所有早期企业家都要履行的一个重要功能。承担风险、承担决策责任同决策权、管理权在工业企业初创阶段通常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在制度上有保障，于是当时普遍实行的是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于一身的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面临的风险降低到最小”。因此，当时新式工厂的组织形式，或者是个人所有制，或者是少数几个人的合伙制，这正是小业主和地方商人在投资和经营企业时常用的一种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

经济学界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在评论英国工业化过程时，往往把固定资本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夸大了。理由是：最早出现的新式工厂多半是小工厂，要建成这样的小工厂并不需要很多固定资本投资。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当然，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包括英国在内，西欧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随着铁路建设的开展和轮船建造的开始，固定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显著增加，无论是修铁路，建火车站，造轮船，修港口还是建仓库，无一不需要巨额固定资本投资。同时，新建的工厂规模日益增大，添置的设备越来越多，需要的投资额越来越大，这已经不是地方商人所能承担的了。

三、小工业企业主的分化

正如西欧中世纪晚期地方商人介入城市手工业之后手工业者分化加剧一样，在工业化初期，一旦地方商人以不同方式和通过不同渠道介入了新式工业企业，小工业企业主的分化同样加剧了。英国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

小工业企业主的分化并不意味着小工业企业被淘汰，而仅仅意味着有些小工业企业主致富了，企业发展了，企业规模扩大了，与此同时，有些小工业企业倒闭了，卖掉了，或被兼并了。虽然大工厂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并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出去，但小工业企业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即使卖掉了，又被买主继续经营着。也就是说，尽管这种分化“意味着许多店铺的终结，但同时也意味着许多新式店铺的开始”。

工业化继续推进过程中，小工业企业存在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两点。第一，“机器制造和维修需要有大量小型工匠企业的辅助”。例如，以前制造机器或利用机器生产产品的小工厂在竞争中歇业了，但却以机器修理厂的名义，接受机器维修业务维持下来。第二，“大规模工业发现自己宁可将其大部分工作分包出去，而这往往又有着合理的经济原因”。因此，在大工厂的周围经常有一些接受其外包工作的小工厂，它们同大工厂共生存。除了以上两个理由以外，还应当提到小工业企业自身也具有较大的适应性，例如，投资少而不必担心市场萧条时蒙受巨大的固定资本损失；依靠家庭成员劳动，他们既感到比较自由，又可以接受工厂工人无法接受的工资水平等。

在市场竞争中因失利而被淘汰的小工业企业，通常通过转型而渡过难关，继续生存下来。这种转型也往往有赖于地方商人的帮助。在地方商人的介入下，一些濒临倒闭或已停产歇业的小工业企业得以转型、新生，继续生存下来。相形之下，一些得不到地方商人帮助的小工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后往往难以摆脱厄运。

法国工业化的开始时间稍晚于英国，但很多情形同英国相似，例如新建的工业企业绝大多数是小型企业，“工业企业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数量特别大的一部分来自技师和中产阶级的生意人。前者在机器制造行业占绝对优势，后者则在纺织行业较为普遍”。有些行业则是工匠、技师们创业在先，地方商人介入在后。例如，“在19世纪，冶金行业仍在某些方式上延续着传统铁匠铺主的古老生意风格，但是新群体也如期而至，这就是铁商或者说商人”。小工业企业主的分化也很明显，有地方商人帮助的，即使遇到了困难，也能挺过去，甚至还有所发展。而得不到地方商人帮助的，只好听之任之，能支撑住的就支撑下去，支撑不住的就停业倒闭。

在市场竞争中，有些小工业企业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大工业企业，有些地方商人变成了有实力的大商人、大企业家，有些家族企业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尽管仍保持家族经营。例如，法国的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多尔富斯-米埃（Dollfus-Mieg）、莫特—波絮（Motte-Bossut）、施奈德（Schneider）以及旺德尔（Wendel）等，达到了可以与外国同类企业相匹配的规格与等级”。法国有些成功的大企家家族，甚至比美国的卡内基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德国的克虏伯家族、赛森家族、克鲁格家族表现得更为审慎与有活力。

四、工业企业家地位的变化

随着西欧工业化的进展，小企业的地位、小工业企业主的地位都逐渐发生变化。前面已经指出，由于新式工业企业的产品有竞争力，销路好，地方商人相继介入，这是工业企业家地位变化的重要原因。

可以用19世纪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情形为例。工业化初期，英国棉纺织工业中以小企业为主，“将近2/3的赢利生产单位雇用人数不足50人”，这还不包括存在于“农村茅屋中的成千上万台手工织布机仍然在工作”。而且当时兴办一家小工厂不需要很多投资，某些行业“一个人有了100英镑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去碰他的运气”。进入棉纺织工业的最低资本额可能还要少些。但是技术的继续进步和更有效率的新机器设备的出现，使小工业企业的压力增大了，“这些压力中，最重要的是新技术开发所要求的巨额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小工业企业单纯依靠地方商人在资金方面给予帮助就不够了。包括棉纺织工业在内，几乎各行各业的较大规模的工业企业都面临企业组织形式的调整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新兴行业，调整企业组织形式尤为迫切。个人所有的形式在新兴行业中首先表现出不适应，负有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制企业组织形式也不适应了，因为“这种完全责任延伸到每一个合伙人的私人财产，延伸到‘他的最后一个铜板和最后一寸土地’”。事实确实如此，合伙人是不愿意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因为他所承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了。“由此不难理解，他们没有多大愿望去冒这个风险。”

于是股东负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工业企业应运而发展起来。加之，由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大型工业企业有了新的融资渠道，资本筹集的困难也就逐渐缓解了。在西欧国家，原来对工业投资不感兴趣的海外贸易商人、大地产主、银行家和贵族世家成员，纷纷看中了工业投资的赢利前景，再加上有了证券市场这个投资渠道，有了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形式，从而进入了工业界。工业企业规模大了，工业界的影响大了，一批不同于过去小工业企业主的真正的工业企业家出现了。当然，在这支工业企业家队伍里，也有一些是经过多年拼搏而成功的早期近代工业的创业者，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工匠、小作坊主或地方上的小商人。从这时起，工业企业家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了，但是小工业企业在西欧各国仍大量存在着，继续雇用着不少劳动者，并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出贡献。

要知道，在西欧工业化过程中，小工业企业主的队伍实际上是不断扩大的。熟练技工越来越多，专业人才越来越多，自行创业的也会越来越多。而市场需求增大，又为自行创业者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特别是社会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既对原有的小企业造成压力，迫使它们更新技术以适应新的形势，同时又使准备自行创业的人加紧寻找机会，抓住机会，技术创新成了小企业的催生器，促使小企业主队伍扩大。此外，营销方式的创新也是西欧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小企业主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克拉潘曾以19世纪的法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举例说，在巴黎，商人波西高（A.Boucicaut）原来只是一家布匹商店的合伙人，但“他在自己的货物上都标明价目，而不是像习惯通行的那样就每一件东西讨价还价。他对他的雇员按销售额付给佣金；他还懂得广告术”。这样，他很快成为巴黎的大商人。又如，波纳诺（M.Bonnerot）在1840年时还只是一个小商人，“他给的秤足，实行薄利多销”，业务扩展很快，以至于同行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而为此“感到愤怒”。另一个例子是巴黎香料商人坡太（M.Potin），他自行调配、制造商品，并在自己的工厂中设有化学实验室，以保证商品质量。他宣称：“一个香料商应当是一个化学师。这在当时是一个新原则。”这样，他的生意和信誉越来越好。这几个例子无非说明这样一点：在西欧工业化初期，由于市场不断扩大，小企业只要能抓住机会，更新自己的营销方式，甚至只要重质量、重信誉、与众不同，就能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