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业化和资本形成

第一节 投资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

一、资本形成概念

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是经济学书刊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术语。它和投资这个概念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投资的同义词。简要地说，资本形成要比投资这个概念窄一些，也更专业一些。

资本形成是指一国“每年国内所增加的可再次用于生产的固定资产存量总数”。这表明，并非任何投资都能算做资本形成，而只有“在工厂场地、成套设备、机器、工作间等方面的支出，只要目的是增加它们的数量和质量”的资本支出，以及“用作对已开垦地的改良、对矿山的改善等活动之上的支出”，才是资本形成。

根据库兹涅茨的解释，“资本形成率只和可再生产资本的增加有关”。至于某些不能再生产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或矿山）对生产率的增长也在起作用，而且不能再生产的资本价值按不变价格计算也会增加，但在计算资本形成时不把那些不能再生产的自然资源的增值包括在内。

在现代经济学中，计算资本形成时，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1. 基础设施

1.1建筑物（包括市政工程）

1.2交通设施（包括了铁路与其他交通体系的基本设备）

2. 在成套设备和机器上的投资

2.1公路和水路交通工具

2.2商用船只

2.3铁路公司

2.4其他成套设备和机器

1+2=国内资本形成

国内资本形成+来自国外的投资=资本形成总额

这种计算未把用于农业用地改良的投资包括在内，但仍可以说明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至于工业投资中的流动资本（或称非可折旧资本）支出，则未计算入资本形成项目内。可见，投资概念宽于资本形成概念。

由于经济史研究者们对工业化时期资本形成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不一，概念界定不一，指标取舍标准不一，所以资本形成数量的计算也不会有唯一正确的结果。但不管怎样，“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及产出对资本的弹性”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希克斯曾指出：“现代工业之所以必然朝固定的方向发展，就因为我认为的这一特征，即它依赖于固定资本的使用。”这表明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希克斯还强调：“要使耐用设备一直都在使用之中，就必须有一个或多或少的常设的机构和一批常备的劳动力来使它运转。这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后果。”资本形成对工业化的意义由此可知。

以下，让我们从投资谈起。

二、“投资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的含义

为了形成固定资本，以及为了使固定资本得以运转，不仅需要起始时的投资，而且需要后续的投资、不断追加的投资。因此，人们通常把投资称做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

投资可能是投资者把自己拥有的资本投入，但在大多数场合，投资是投资者利用各种不同方式融资的结果，或者是一部分靠自己的资本投入，一部分靠融资。然而，在西欧工业化刚开始时，“由于信用创造机制相对不发达，资本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与货币供给是同一的”。这就是说，货币供给不足，同时也就是资本供给不足、融资不足。货币供给不足表明通货紧缩，资本供给不足则使得投资者感到恐慌，因为工业项目无法继续建设，或使得已经建成的工业项目无法运转。这正是西欧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那么“投资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这一表述实际上有三方面的意思：

1. 从企业物质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之所以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因为没有起始时的投资和以后连续的投资，就无法置备工业企业所需要的物质资本并让它们顺利运转。厂房、设备、原材料、燃料、动力系统，无一不是靠投资置备和投入生产的。

2.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因为只有投资才能提供工业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即使能招募到农民，他们也必须经过一定的职业技术培训，才能成为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劳动力。为培训人员，需要有教育投资，包括教育设施的投资。

3. 从社会经营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更能说明投资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这是因为，工业化不等于新工厂一一建立、新矿山一一被开采，工业化是社会的投资过程，所以社会经营资本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比如说，交通干线的建设、港口和港口设备的建设、通信网络的建设、城市公用设施的建设等等，都有赖于社会经营资本的增长。没有用于这些方面的起始投资和后续投资，工业化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社会经营资本的投入对工业化和持续经济增长起着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它成为工业化和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二是它为工业化和持续经济增长提供服务性的生产能力；三是它使得所形成的资产具有规模经济。但社会经营资本的投入是有风险的，利润率不确定使得私人投资者不敢贸然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政府给私人投资者以保证，而且需要政府提供帮助以便产生规模效益。加之，社会经营资本的投入量是巨大的，通常不是个别私人投资者所能承担的，因此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但由于风险的存在和收益的长期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介入。这正是西欧各国工业化开始时所遇到的难题之一。

还应当补充说明，工业化开始前，西欧各国民间借贷利率高得惊人。据坎蒂隆在1730—1734年间所著《商业性质概论》一书所述，当时伦敦鱼市场给贩鱼商的贷款利率是一年260%。而巴黎小商贩承担的贷款年利率竟高达430%。可见，在工业化开始时，投资者一般很难按承担得了的利率从民间融到资金。

在讨论“投资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时，有必要强调产权明确的重要性。考特在分析英国工业化开始时，曾经强调产权关系到投资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问题。他写道：“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口的适应性；资本投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私人投资也好，公共投资也好，都离不开对投资所产生的后果的承担，这就是产权问题重要性的表现。英国工业化开始前就已经对私人产权进行保护，这样，产权的界定和得到保护使得投资的责任和投资结果的归属都清晰了，这才能使投资人作出投资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把18世纪的（英国）经济史视为一大批人所作出的经济决策的结果”。

由于投资范围广泛，所以要弄清楚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素关系，我们不能轻率地就得出更多的资本形成本身就会导致相应加速的生产增长的结论”。这主要取决于投资的结构，即投资的去向或用途。比如说，资本形成如果大量存在于房屋建筑方面，或者存在于流动性存货的增加，那么生产就难以出现明显的增长。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中，投资虽然是一个关键性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例如，制度的变革可能引起较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但不一定反映于投资的大量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同投资有密切关系（如购置新设备），也可能同投资的关系不大（如生产组织的改进）。因此，“在投资仅仅是起作用的若干因素之一的情况下，把产量增加归功于高投资，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确有必要加以怀疑”。

当然，提出这些争议并不意味着投资不再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道理：工业化开始后，有了投资并不说明工业化一定取得重大进展，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然而，如果没有投资，那么工业化就无法进行。

三、工业化初期的行业组织

在工业化初期，行业组织对工业化中的资本形成的贡献是很小的。原因很简单：在突破传统生产方式之后进行工业化的西欧国家，原来的工业行业组织（手工业行会）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即使存在，也不可能对工业化开始后的资本形成起什么作用。至于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西欧国家，那里的手工业行会可能继续存在，但它们的作用往往是抵制近代工厂的建立而不可能为工业化中的资本形成作出贡献，以后，当传统生产方式被逐渐突破以后，这些手工业行会一般就不存在了。

那么，工业化开始后，由工匠上升为新兴的工业企业家是不是建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如果建立的话，它们是不是在工业化的资本形成方面起过作用？根据西欧经济史的资料可以了解到，工业化开始时新兴的工业企业家主要是工匠出身的小老板，他们也曾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但都类似于中世纪的行会。例如，在英国工业化初期，由工匠们成长为小企业主的那些人，在某些城镇有行业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但它们是限制竞争的。1822年设菲尔德的一些行业联合会的规定中载明：“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凡属本行业联合会各行各业的成员，均不得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学徒”；还规定，学徒未满法定年限的，“不得在本行业联合会的任何行业中开始制造”。从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它们“很像是十五世纪行会章程中的一段摘录”。克拉潘认为，如果说19世纪初期英国的行业联合会同中世纪的行会在规定方面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中世纪的行会明文禁止成员雇用散工（即拥有自己的工具，甚至有自己的家庭作坊，却替行会成员的作坊干计件活）按计件制作产品，而19世纪初期英国的行业联合会却容许店主们雇用散工。这可能是由于工业化开始后行业组织已经控制不了对散工的雇用而不得不承认现实的缘故。

较大型的工商业企业的行业组织稍后才建立和发挥作用。只有到那时，这些行业组织才为工业企业争取本行业的利益而活动，但对于资本形成的作用仍然是微弱的，甚至还不如中世纪某些商会或行会所起的作用，因为在中世纪的城市中，这些商会或行会还投资建造会所、公共仓库、码头，训练和雇用消防人员、公用事业服务人员等。

四、金融业和工业化中的资本形成

前面已经指出，在西欧各国工业化初期，金融机构并没有向新建的工业企业注入较多的资金。当时，教会掌握了大量资产，包括土地和货币资金，但教会不愿投资于工业。即使在当时被认为很有赢利前景的采矿业和冶炼业，教会对此也不感兴趣。“教主比起世俗地主来更不大愿意投资于采矿与冶金，不愿意像他们那样以有利的条件租出去。”哪怕在“一些宗教人物因政治权力而拥有王室特权”的情况下仍然如此。

再说，在工业化开始前，金融业对客户的融资，包括借款方和贷款方，都十分谨慎。这不仅因为投资利润和贷款偿还期限的不稳定，更主要是因为信用体系不完善。再加上战争频繁，贷款担保物兑现没有把握，以及金银比价的变动，使借贷双方都小心翼翼。很能说明问题的是，17世纪的一份银行给储户的单据中竟有三份存折：一份按黄金记账，一份按白银记账，第三份按西班牙本洋记账。

在工业化开始时，大型金融机构一般不贷款给工业企业（因为当时的工业企业主要是小老板经营的），而只愿意贷款给经营海外贸易的大商人，但有些工业企业还是可以从小型金融机构贷到少量款项。在某些情况下，绅士和贵族如果有钱可贷出，工业企业也可以从他们那里贷到款，不过往往难以分清究竟是长期贷款还是直接投资。至于民间融资，尽管利率高，但只要仍在工业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也不是没有可能贷到的。但这与其说是靠市场关系得到的贷款，不如说是靠习俗和人际关系得到的贷款。此外，租赁也是当时采用的一种可行的融资方式。例如，在1770—1795年的英国，正是工业化开始阶段，在棉纺织业中，“这个阶段对固定资本的需求相对较少，对原材料和某些机器的资本需求，则可以通过信用贷款的方式解决，而工厂场地与成套设备则可以通过租赁获得”。到了19世纪初期，工业企业需要的少量贷款，可以从金融机构方面得到满足。在法国，19世纪末期法国刚开始制造汽车时，由于工厂规模不大，所以企业主“往往在范围不大的亲朋圈内就可以筹集到成立一家企业所需要的资本”。

金融业对工业化中资本形成的作用，越到后来越明显。稍晚进行工业化的德国，银行扮演的角色较为突出。要知道，德国在工业化初期，投资并未主要投入工业部门。据统计，1851—1855年，德国总投资的分布情况是：

到了1906—1910年，德国的投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总投资的分布情况是：

德国投资结构的上述变化是正常的，金融业在推进工业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德意志银行的建立以及它对德国大工业企业的支持很能说明问题。德意志银行1870年4月在柏林成立。在这以前，德意志境内虽然已有一些私人商业银行，但规模都很小，以至于德国企业要在对外贸易中得到资金的帮助，只好“求助于伦敦的金融家。当时的德国银行尚不具备处理国际交易的组织机构”。德国的银行家认为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于是酝酿要成立德国自己的大银行，为德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内争得一席地位。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德意志银行成立了。

德意志银行一开始就是一家股份制银行，股东们承担有限责任。这是德国第一家这种形式的商业银行。在业务上，它是一家综合性的银行，不仅从事短期信贷，而且还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尽管它过去并不熟悉这项业务，但它还是大胆地涉足这一金融业务领域。具体地说，它从事股票发行和销售，包括包销大公司的证券并承担风险，它还买卖债券，包括包销新发行的公司债券。例如，1879年，它为克虏伯公司包销2，250万马克的公司债券；1890年，为曼奈斯曼公司发行了3，500万马克的股票。

由于德意志银行规模大，资本雄厚，又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并且向一些大工业企业参股、控股，行使表决权，因此它在德国经济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对德国工业企业的壮大和对德国工业化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在谈到商业银行对德国工业化的重要作用时，格辛克隆指出了另外一点，即在一些商业银行的支持下，德国工业企业的独立性显然提高了。也就是说，由于有了金融机构的帮助，德国的工业企业在资本供给方面有了保证，所以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工业企业开始成为独立自主的企业而活跃在国内外市场上。

五、从海外得到的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工业资本？

工业化开始前，西欧国家中有一些已在海外占据了广大殖民地，另一些国家虽然没有直接占据殖民地，但通过贸易等途径获得了大量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从事殖民地采掘业、种植业和贸易的商人和地主积累了不少财富。因此，历来有一种说法，即西欧国家从海外得到的财富转化为国内的工业投资，从而大大推动了工业化的进展。英国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国当时在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都有殖民地，在那里经营采掘业和种植业，英国从殖民地向国内输入原材料、半成品和食物，再加上城市的兴旺和同贸易有关的服务设施的改善，使英国有可能进行规模日益扩大的世界贸易。英国的工业品主要出口到北美，包括西印度群岛在内。1700年，英国向北美的出口额只占英国出口总额的10%，到1800年，英国向北美的出口额超过了英国出口总额的一半。18世纪90年代，美国进口的制成品中，几乎有90%来自英国。这些数字难道不能说明英国从海外得到的财富多么庞大吗？

但实际上，英国从海外得到的财富中的绝大部分并未转化为国内的工业资本。工业化开始前和工业化初期，英国从海外得到的财富归王室、享有特权者、从事海外贸易和经营的大商人、种植园主所有，他们并未把赚来的钱财用做国内的工业投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家族和个人的奢侈性消费。下面这段描述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工业化刚开始时，西欧从事海外贸易的大商人“死亡后的财产清册和家庭记录给了我们富有的商人拥有财产的一个活生生的图景，他们有极好的城市豪宅和乡村别墅，无数的仆人，昂贵的布料，富丽堂皇的家具和古玩。他们是艺术品的主顾，喜欢珍贵的珠宝和金银餐具”。难道这仅仅是为了贪图享受？不尽如此。“这种财富的展示不仅仅摆阔和自我放纵，它还具有心理功能，它可以提高商人的声望，增加对他们的偿付能力的信心，珠宝和金银器皿还是贷款的潜在抵押品，而且随时可以变现。”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获得财富的大商人还必须从事政治方面的“投资”，如争取当上议员，或至少成为政府部门主管官员的好友、密友等等。

当然，从事海外贸易和经营的大商人的一部分利润也有用于商业性投资的，但并不是投资于国内，而是投资于国外，如扩大海外贸易和经营规模，或购买土地、新建种植园和矿山，或创办原料加工企业等。即使他们也投资于国内，那么主要是购买土地，收购庄园，或添置房产。这是因为，“对一些商人来说，拥有地产意味着将其获得的财富重组，提升其社会地位，使其显贵；而另外一些商人则期待其地产通过城市化或上涨的农产品价格获得直接的资本收益”。当然，还有一些在商业上较有远见的商人会把一部分利润用于参与海上和陆上运输，或者用于放债，或者以预付款形式向国内工业企业订购产品，以便取得更多的商业利润等等。但真正投资于国内工业企业的从事外贸的商人，为数极少。

六、工业化开始时工业资本来自何处？

西欧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投资于工业的资本主要来自小业主们自身的筹集和企业赢利的转化。

创业时所需要的资本数额并不多。在英国，“特别在棉纺工业中，几乎任何人都可使自己成为工业家。装置一台纺纱机的全部所需只是小小的一笔资本（可从放债人那里去借）和雇用一位有足够技术堪当工头的工人”。在法国，“许多大纺纱和织布厂巨富世家开始时都是低微的手艺人家庭（不是庄稼人）”。在瑞士，“首批出现的纺纱厂相当简陋，也是由富裕农民或手艺人开设的（他们常常既是农民又是手艺人）”。这正是西欧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实际情况。

尽管这些企业主当时大多数是小老板，但他们自身仍有一定的积累，这些积累是多年经营手工作坊所形成的；或者，他们有些亲朋好友、同乡同里，通过个人交往和人际关系而借到资金，“这种通过私人关系产生的资本流动性绝大部分可能是由于早期的工业企业只需要比较少量的资本”。而只要他们投资和经营的新式工业企业建成后，产品的销售就会使他们获得利润。“利润的再投资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都是绝大多数英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事实表明，成功的工业企业家从来都是关注利润转化为再投资的。

前面已指出，在英国、法国等地，大商人和银行家拥有的资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介入工业，“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向工业投资”。除了他们认为工业投资风险较大，投资回收期长，而且耗费精力较多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即“1850年左右以前，没有合适的银行结构和工业信贷机关是各类资产阶级互相不通声气的重要原因”。另有一个原因同样不容忽略，即大商人和银行家“通常不信任暴发的工业家，认为那些人新得的财富似乎是对他们的财产的蔑视，是对他们决心要保卫的现状所进行的挑战”。

上述情况在西欧是带有普遍性的，即使当时有的银行愿意从事对工业企业的贷款，那也只是短期信贷而已。等到新式工业企业的产品越来越有销路并有大笔利润可赚时，才逐渐使金融界巨头对工业企业产生兴趣，中长期贷款才注入工业。不仅如此，这一事实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包括贵族、绅士、富商和地主）对投资工业感兴趣，于是进入工业的资金就渐渐多起来了。

有钱人向工业投资的形式之一是通过投资银行进行的。在这方面，西欧大陆国家走在英国前面，因为西欧大陆国家可以动用的资本要比英国少，这就迫使它们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创新，“从而使它们最终具有了超过其先驱者的实际优势：这就是股份投资银行的创办”。

在西欧大陆国家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比利时。那里有两家投资银行：一家是1822年成立的比利时兴业银行，另一家是1835年成立的比利时银行，它们都在采矿和重工业领域进行投资。19世纪40年代比利时煤炭工业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并能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以及比利时炼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能在一定程度上同英国展开竞争，主要归功于通过股份制投资银行而把境内外的资本引入了国内的工业部门。紧跟着比利时的是法国的投资银行，它们成立的时间在19世纪40—50年代，而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西欧，“这种金融机构已经遍及整个商业界了”，以至于被称为19世纪西欧“金融革命”的内容之一。股份制投资银行的优势不仅在于它们“较之传统私营银行更大也更为富有”，而且，传统私营银行害怕对工业企业贷款，更不必说向工业投资了，而像股份制投资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则使工业信贷成为它们自身存在的主要依据”。

19世纪西欧“金融革命”的另一内容，是利息率下降、货币供应增长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银行服务和信用的客户范围的急剧扩大”。

货币供应增长首先与黄金储备增长有关，从而以黄金储备为后盾的银行券发行量也增长了。例如，从1850年到1870年，法国银行券发行量从4.5亿法郎增加到15.5亿法郎，增长3倍以上。更突出的是普鲁士，普鲁士纸币发行量从1850年的183.7亿塔勒增加到1870年的1，632.6亿塔勒，增长达8.8倍之多，而且这还是专家估算出来的，很可能被低估了。

利息率随货币供应的增长而下降。这一时期，英国短期票据的利息率只有2%，法国为3%，德国由于渴求资本，稍高一些。同过去相比，利息率“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无疑促进了工业化中的资本形成。

银行服务和客户范围的扩大，在19世纪60年代，“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一场巨大的更有效率的金融资源净化运动：新的银行网络能够吸纳迅速增加的储备和无数中小商人以及生产者的流动资本；它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使农村地区能够与城市一样方便地进入货币市场。”

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又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银行界与工业界之间有许多交错重叠的利益。结构变得完全不同了，工业与银行业中间不再存在明显的界线”。尽管在不同的西欧国家，由于历史情况的差异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的不同，工业和金融业在各国的相对地位仍有区别，但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一个金融世界已经诞生，它既是工业家的世界，也是银行家的天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