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医疗上的另类“灾难”

领导人是党的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也是为民谋福祉的公仆，他们的健康确实很重要。会有人问，领导的健康保障总要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吧？真不见得。

多年前，我参与过一位市里重要领导的抢救工作，现在回想起来都很痛心。这位领导年轻的时候被称为“棉花姑娘”，还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后来走上宁波地区重要领导岗位，也非常务实、亲民，是个口碑极好的领导。我清楚地记得，我还是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在急诊科值班，遇到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大概很不适应看病没有工作人员陪同的日子，那天对我态度非常强硬，一定要我全程陪同他就诊，还“威胁”说要去告院长。作为在急诊科值班的我，怎么可能离开我的工作岗位，我当然坚决不从，两人拧在那里，周围有很多人看热闹。恰巧这位“棉花姑娘”领导路过，当她了解了事情经过后，便对这位刚退休不久的领导进行了批评教育，让我得以安心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此事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就是这样一位威信极高的好领导，不幸得了急性心肌梗死。理所当然，各方关心和重视接踵而至，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在她发病后，在位的领导一批又一批来看望她，不断下指示，上午已确定治疗方案，但下午又提出请省里专家会诊，会诊后完善了治疗方案。第二天还是不放心，又请了上海专家，又改方案……病床上的她，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决定自己治疗的力气。结果，我们亲眼看着这位好领导最后离世。而同一时间，她旁边床位的另一位患者，同样的疾病，但病情要严重得多，完全按主治医师的医嘱，没有过多的会诊，恰恰多活了二十多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公安系统的一位领导患了急性甲型肝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易治愈的疾病。关心他的人实在太多了，中医的处方被不断地送到他的手里，毫不夸张地说，不到半个月，他手里就捏了上百张处方。最后他离开了，不知内情的人匪夷所思，但我们都清楚“元凶”在哪里。假如没有这些关心他的人费尽心思地送来珍贵的处方，他或许现在还在颐养天年。

一位老干部患关节痛，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注、关心，不断有人敬献各种医疗资源，介绍名家教授，从宁波到上海，又飞北京，辗转了不下十家医院，最后居然把膝关节都置换了。结果谁也想不到，因植入物引起了溶血，最后付出了生命。

几年前还有一位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本来安心在宁波治疗，有所好转。后来也是源自领导的关心，去了上海的医院，改变了原来的治疗方案，不幸发生了医疗事故离世，令人扼腕痛惜。

三十多年，我从一个小医生到满头银发，经历的类似故事还有很多。有的人是受到过度关心而造成了医疗伤害，而有的人却是以过度的自我防护或自我重视来干扰正常医疗规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比如细菌性肺炎、发热，医生会根据诊疗指南或者规范选择最合适的药，但个体差异决定这种最合适疾病的药不一定是某位患者最有效的药，更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观察药效的三四天里，有的患者无法忍耐，会有各种纠缠，谩骂更是不少见，非得要换药。如同地里的庄稼得了虫害，今天喷了农药，第二天看着没好，第三天换个农药再喷。这些庄稼最后不是被虫害死的，而是会死于大剂量的农药。人也一样，患病后不能天天修改治疗方案，否则灾难就离你不远了。

关心他人或者自己的健康没有错。那么，最后导致的谁都不想见到的结果，责任到底该由谁负责？每份关心的出发点，明明都是真诚的。我想，谁都没有错，一切看起来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只是，物极必反，这是中国人的古话。医疗又何尝不是？今天谈这些，并非针对谁，或指责谁。我们生活在一个情理法交织的社会，任何时候、任何角落，都无法摆脱它们的束缚。但是，医疗有其独特性和专业性，又是关乎生命的事业，医生在任何时候都不该沦为一切情理法的囚徒，不该在救治生命的时候受到外来的任何干扰。

直到今天，人类对医学的探究还有许多空白与盲点。尽管我们称之为医学科学，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医学更是一门经验学科，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维护医生执业的尊严及医学的独立性，减少人为的干扰，这条路却在人类社会里越走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