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与中医进修

一、“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学遗产历来有着正确的认识，有着长期团结中西医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艰难条件下，受制于医疗物资的极度匮乏，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中西医并用”的策略。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其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医疗设施位于山区，治疗手段涵盖中西医，医疗人员和药物十分匮乏的情况①。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即《新民主主义论》。在演讲中，他分析了中医作为封建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产物，既有其宝贵精华，也存在糟粕的情况。毛泽东主张，在保留中医药精华的同时，应批判地去除其糟粕，并进一步吸收西方科学的先进成果，对中医进行科学化研究，以推动其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中医科学化”与“西医中国化”的倡议，并于1940年6月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国医代表大会，深入探讨了如何改进中医药以促进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会议提出，建立中医研究会，强调需要加强中西医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共同进步。1941年10月，边区政府又召开了第二次国医代表会议，集中讨论了“国医科学化”和“中西医融合，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的议题②。

在1944年5月24日的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首次公开提出了“中西医合作”的口号。他强调：“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③紧接着，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现在婴儿死亡率高至百分之六十，成人死亡率高至千分之三十。……在这种情形下仅仅依靠少数机关部队的西医是不可能的。为机关部队服务是很重要，西医比中医是更科学，但西医如在这种情形下，不关心人民，不为边区人民训练更多的西医，不联合和帮助改造边区的一千个中医和旧式的兽医，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帮助边区人畜的死亡。所以新形式与旧形式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④毛泽东的讲话，正式确立了战争年代党的“中西医合作”的方针，该方针随后成为解放区乃至新中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对党在卫生领域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与“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的正式确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军委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卫生行政会议。1949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你们都是西医，西医数量甚少，只有把大量中医力量发挥出来，才能担负起全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任务。今后要团结全国中医，要帮助中医提高技术。”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随后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筹备阶段即成功延续并强调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中西医合作”方针。大会筹备阶段收到各地的提案大都聚焦于如何准确实施该方针，一些地区建议将“团结中医”视为实施全国公共卫生策略的重要内容，提出“动员所有医药卫生资源，包括教育和改造中医在内的各类医药卫生人员，以发挥每个人的潜力，服务于社会”。一些地区建议“对于中医，应采取团结和改造的策略，利用其深入民间的优势，推广农村卫生，并批判性地吸收其临床经验及对中药的研究，以丰富新医学的内容”。还有地区建议将“团结、改造中医”作为构建全国医药卫生工作方针的一部分。另有建议强调“应对中医采取团结、利用、逐步改造的策略”②。

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期间，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团结、改造中医”的工作内容③。此外，为深入了解全国中医的实际状况，并为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奠定坚实的基础，卫生部特别强调，在执行具体任务时，需紧密结合“团结改造中医”的思想，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提出中医工作的具体提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为征求对今后卫生医药建设的意见及提案之参考提纲》中对此作了具体要求，如：“你们对团结、改造、管理各种医药卫生工作者，有何经验及意见”“你区对团结改造中医有何经验及意见都要据实呈报”。遵循筹委会的指示，在会议筹备期间各行政区开始对中医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尽管“团结、改造中医”的方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期间就已经被普遍接受，但对于如何实施这一方针，在医疗界内部仍旧存在着讨论和争议。这些讨论和争议主要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是否应当团结中医，以及如何对中医进行改造。大多数地区的报告对团结中医持肯定态度，然而，部分地区仍然因认为“中医缺乏科学性”而持有排斥态度。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第五次筹委扩大会议上，针对这种情况，卫生部主要负责人对其进行了批评，指出：“关于团结中医的问题，要从政策上、当前客观现实进行考虑，至今还有些地区在谈论中医不科学。事实上中医是有不科学的部分已 无需争论，问题在于当前有中医存在，广大农村的疾病又多是中医治疗，如果为广大人民利益着想，如何团结改造中医为人民服务与如何补充其科学知识更好的工作。”

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期间，对于如何实施“改造中医”的措施，各地意见存在分歧。部分地区提倡借助现代医学知识来改进中医实践，例如，华东分会在其《关于团结与改造中医的提案》中建议成立中医进修学校，旨在通过教授现代医学的基础和预防知识，以及特定的专业技能，使中医人员转化为掌握科学医疗知识的卫生工作者。提案建议的课程内容主要是西医内容，包括基础的解剖学、生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概论、诊断学、公共卫生基础、紧急医疗救护和消毒、传染病学及药理学等，西医课程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二①。另一部分地区则主张从内部改进中医学术本身，河南省卫生厅提出应精选古代医学著作中的精华，编纂成各科的标准教材，以此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同时，建议将中医纳入各级卫生行政管理体系中，促进其在公共卫生保健工作中的改进和应用，并提议由中央统筹建立涵盖中央至地方各级的中医组织，以便于学术交流和研究②。还有一部分地区则持有限制甚至消除中医的立场，例如常州市中医协进会建议阻止旧式中医的继续传承，禁止私下师徒传授中医知识；华东分会山东支会则认为不应对新的中医进行额外培训③。

关于中医问题的争论延续到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如何有效开展参会代表的思想引导工作成为筹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大会邀请了余云岫作为特别代表出席，这导致了中医界代表的普遍不满。因中医代表的强烈抵制，余云岫未能如期加入中医组，而是被分配至特设的“公私关系组”④。为了加强中西医团结的理念，会议期间卫生部又专门举行了西医代表座谈会，向与会西医代表深入阐释团结中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有效的思想教育活动，绝大多数西医代表转变了立场，余云岫本人也公开表达了对中医的新看法，并承诺未来将致力于推进中西医的团结及支持中医向科学化发展的道路⑤。

卫生部同样举办了中医代表座谈会以强调中西医合作的重要性。在座谈中，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强调，历史上中西医之间的分歧主要由之前的政府政策所引起，现阶段应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实现团结，不仅中医需要进行改造，西医亦需更新其实践，以促进双方更好 的团结合作。“我们要求中西医团结得更好，只有提高，才能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很重要的。”对于余云岫参与讨论的争议，贺诚认为不应持有偏狭的态度，“我们应该请他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以便使我们的意见一致起来，共同为人民健康事业而努力”。在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的引导下，会议营造了一个展示中西医团结的良好氛围。两次座谈会的成功举办，象征着与会的中西医代表在中西医团结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余云岫为了表示对大会决议的支持，特别撰写了《团结》一文，标志着会议中有关“团结中西医”方针争论的结束⑥。

大会期间，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⑦在大会总结报告中，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强调：“中医、西医团结合作，在保障中国人民健康的问题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紧紧把握住一条总的原则，这一总的原则便是：中西医团结起来，抱定预防为主的方针，为工农兵服务。”贺诚的讲话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坚定支持。 在大会闭幕后不久，1950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提交的《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正式将“团结中西医”列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①。这一卫生工作方针的确立，对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现代教育体制下开展中医药教育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引，给予了坚强的保障。

三、“中医科学化”背景下的中医进修工作

（一）“中医科学化”政策的缘起和确立

中医科学化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中西医汇通”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西方医学开始逐步传入中国，以朱沛文、唐宗海、恽铁樵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敏锐察觉到两种医学体系的共通之处，提出了洋为中用的“中西医汇通”思想。这种思想提倡中西医相互融通，把西医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医，进而阐释中医的理论体系和科学价值。20世纪30年代，五四运动后“科学”话语深入人心，西医学的传播日益广泛，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医学的社会认同度却不断下降，处于“失语”状态。为谋求中医的生存与发展，以陆渊雷、施今墨等为代表的中医界人士开始反思中医自身存在的问题，或主动或被动地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其核心思想延续了之前“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主要内容，提倡中西医之间相互补充，用西医的科学方法对中医药的原理进行诠释。

在革命战争年代，受制于现代医疗资源的短缺，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形成了团结中医、依靠中医的优良传统，并且提出要改造中医，提高中医科学化水平。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第63次会议决议中强调了加强中医药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目标是逐步使中医药的有效成分科学化②。1944年，在边区文教工作大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应当借助现代科学知识对中医药进行整理和提升，以实现互补和进步。这些论述为党科学地认识中医、提高中医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夜，毛泽东在参加中央军委卫生部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行政大会时明确对 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贺诚提出了要帮助中医提高技术的要求③。新中国成立后，新成立的中央卫生部着手全面落实具体工作，于1950年3月13日在北京创办了全国首家中医进修学校——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为明确中医进修工作的负责主体，1950年5月30日中央卫生部又成立了北京中医学会。该学会成立大会上的首要议题便是探讨中医的科学化途径，时任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明确表示中医应随着科学进步而更新，副部长贺诚则阐述了中医科学化的必要性和实施方案，并强调了其组织执行的重要性④。可见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正式确立“中医科学化”政策之前，“中医科学化”的具体实践工作已经得到了有效实施。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大会前后反复强调的“中医科学化”政策成为当时贯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的具体举措。

大会期间，国家副主席朱德及卫生部领导李德全、贺诚、傅连暲等均在其讲话中谈及中医科学化的重要性，中央卫生部医政处提出了具体的“中医科学化”政策提案。大会对“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含义和范畴进行了深入总结。朱德强调，中医科学化意味着采用科学方法来改进中医，强调中医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如生理、解剖学的必要性①。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则详细阐述了中医科学化的含义，包括学习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与科学家合作研究中药、针灸及古代临床经验，推动其科学化，并提出通过建立中医进修学校、中西医联合会等机构培训中医，并编写医学基础知识书籍为中医服务②。副部长贺诚在总结报告中也明确了实现“中医科学化”的路径，包括设立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中药研究所，旨在通过科学分析和研究中医的经验和中国药物，为新中国的医学贡献力量。李德全和贺诚关于“中医科学化”的讲话在政策实施层面有具体的措施，明确指出举办中医进修学校是落实“中医科学化”政策的主要举措之一，之后“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具体落实直接催生了全国范围中医进修工作的开展。

（二）“中医科学化”背景下的中医进修工作

1.时代对开展中医进修工作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医科学化”政策背景下开展的中医进修工作，除了有党要延续革命战争年代“中西医并用”“用科学知识提高中医”的政治背景之外，还和当时国内严峻的卫生及防疫形势以及西医数量的短缺有着直接的关联。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烈性传染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流行，如天花、鼠疫、霍乱、猩红热、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疟疾、血吸虫病、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全国人口的发病数每年累计有14 000万人之多，病死率高达30%以上③，孕妇死亡率为1 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④，“中国人民每年死亡五百多万人，有一万万人口断断续续地害着各种轻重不同的病。每年死亡的人口中就有四百万人未得到正规的医药帮助，有八千万人未得到正规的治疗。”⑤在严峻的卫生形势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还面临着反细菌战的巨大压力，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1952年1月28日美军在朝鲜撒布细菌并于1952年2月29日至3月5日连续侵犯中国领空，散布带有细菌、病毒的昆虫，对我国发动细菌战争⑥。

另外医疗工作者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西医人数严重不足。其次，中医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1951年，著名中医任应秋对川东地区的 万县、江津等5个文化条件相对较好的县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医仅占1%，有普通中级文化程度的占20%，通过师承学习并略懂一些文字的占25%，仅通过实践获得经验且基本文盲的占30%，只识别一些草药名称但不识字的占8%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迅速培养一支掌握现代基本医疗及防疫知识的卫生工作队伍，对数量庞大的中医进行科学化改造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2.不断规范并以西医知识为主的中医进修工作

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召开后，1950年3月13日，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正式开办，直属中央卫生部。以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为样板，各地广泛开展了中医进修工作，至1951年年末，在“中医科学化”政策推动下，全国已建立了17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01个中医进修班。②然而，中医进修工作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的通知，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缺乏统一的课程标准；部分学校的设备和教学内容不匹配；学习时间长短不一，短至三个月，长则达到十八个月，甚至有的训练班仅几周时间。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中医进修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工作标准的不统一显然不利于中医进修工作的正常开展，为了规范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组织及课程标准，卫生部特别在《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中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将中医进修学校定位为正式的教育机构，其学制固定为一年；而中医进修班则被界定为民办公助性质的短期培训项目，一般学制为半年，视具体情况，也可设置为三个月的短期专修班。在教学内容方面，中医进修学校的课程着重于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社会科学的讲授，而中医进修班则主要集中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社会科学的教学。③这些规定与同年5月发布的《关于医药界的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所强调的中医进修工作需要“授以基本的科学医学知识和政治知识，如基础医学、预防医学、社会科学等”相互呼应，标志着中医进修工作体系标准化、系统化的初步形成。④

最初的中医进修工作，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西医知识的讲授上，无论是 1951年5月实施的《关于医药界的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还是同年12月发布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都明确将西医学科作为中医进修的核心课程。根据《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中医进修教育的课程设计包括7门基础医学课程（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医学史、药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2门预防医学课程（公共卫生、传染病学）、5门临床诊疗技术课程（内科、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及3门社会科学课程（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报告）。在17门主要课程中，仅有1门与中医直接相关。同时，该规定再次强调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要性、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必要性，并特别指出要重点讲授预防医学①。作为最早成立并具有代表性的中医进修机构，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成为初期中医进修工作的标杆和模板，在其12个月的课程设置中，22门主要课程中只安排了《简要针灸正骨术》和《中医学术研究》两门中医相关课程②。到1955年，全国共有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如1952年 9月15月，西北局卫生部成立了“西北中医进修学校”，委任中医师成友仁同志任校长。1953年移交陕西卫生厅，改名为“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③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建于1952年12月，广东省卫生厅宣传科长叶文秋兼任校长。④再如1950年成都解放后，地方政府将原四川国医学校改组为成都中医进修班⑤等。

但是初始阶段以西医知识讲授为主的办学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医从业者的自信心，降低了社会青年学习中医的兴趣。同时，由于卫生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对党的中医政策理解存在偏差，卫生部在此阶段发布的一系列政策被认为与党的中医政策相违背，带有一定的排斥中医倾向。例如，1951年颁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1952年颁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等，对中医从业者提出了过于严苛且不现实的要求。此外，吃中药费用不予报销、中华医学会未吸纳中医参与、中药产销缺乏有效管理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中医界的不满，甚至引发了中医后继乏人的担忧。四川的资深中医李仲愚在给彭真的信中提到，“师徒授受之途久绝。因师徒授受，其子虽受师业，而非正式学校毕业，政府不准予行医；国家举办西医院校占多，中医院校占少，每年招生数字大为悬殊，故西医日多，中医日少。”⑥有中医公开表示“中医都老了，十年就可以断种”⑦。这些问题的累积，给新中国初期中医进修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四、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与中医进修工作的调整

（一）中医政策的重要转折

在1953年“新三反”运动期间，毛泽东及党中央及时发现了卫生行政部门在落实党的中医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卫生工作时强调了中医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贡献，他指出在当时西医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更多地依赖中医治疗。他提出必须加强对中医的团结和争取工作，并指明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还不够，强调必须全面且正确地认识中医，推动其改造⑧。是年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卫生行政部门对之前在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中出现的偏差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改正的系列措施。

1954年7月，毛泽东对中医工作发表了重要指示，强调中医对中国人民 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指出，尽管中医是宝贵的祖国医学遗产，但多年来却未得到应有的发扬，反而遭受轻视和排斥。 他批评了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能得到有效执行，中西医的真正团结问题尚未解决，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得到解决。毛泽东特别强调，要首先从思想上改变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认识①。在他的亲自推动下，《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对卫生部门歧视中医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中央和中央文委党组也对卫生部门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②。此后，重视中医、发展中医成为政治上的绝对正确，不仅中医进修工作开始以中医知识为主，西医也需要学习中医，全国医药院校陆续普遍开设了中医药课程。为了彻底纠正以往对中医的歧视政策，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通令废除了《中医师暂行条例》等一系列具有排斥中医倾向的政策。③这些具体政策的陆续出台，标志着继思想层面和政治层面之后，制度层面限制和歧视中医的现象已经全部得到了纠正。

（二）中医进修内容回归中医

在党的中医政策得到正确执行后，中医进修工作迅速向以中医为主要内容的方向转变。 1954年7月3日，卫生部党组在提交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中，一方面肯定了过去四年中全国对旧医进行的进修教育成果，指出这不仅对成立联合诊所有所帮助，而且在促进新旧医学结合方面发挥了桥梁作用。另一方面，报告明确指出，之前中医进修课程中西医内容占主导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强调了修正这一做法的必要性。报告依据全国第三届卫生行政会议精神，提出了增加中医课程并组织交流经验的措施，新的课程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并发往各进修学校进行试行。关于中医进修的学制，报告建议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进修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二是参加为期半年的进修班；三是通过函授方式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学习。④

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医政策未能得到有效落实的七个方面，特别是在中医进修学校的部分，报告承认之前的中医进修工作主要集中在教授一些简单的新诊疗技术上，片面地鼓励中医学习西医，实际上起了逐渐消灭中医的作用。报告要求中医进修学校真正担负起提升中医业务水平的责任，课程设置应以中医科目为主，辅以必要的基础科学知识如生理卫生、传染病学和流行病学，同时也包括适量的政治课程⑤。早在1954年初，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及时捕捉着中医政策转向的动态，在他的支持下，3月时任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的吕炳奎①以江苏省委统战部和省卫生厅的名义召开了江苏省第一次中医代表大会。是年秋，吕炳奎调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10月15日建立了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从办学最关键的中医师资培养和教材建设入手，为后续中医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铺开，奠定了重要基础。②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也开始对中医进修工作进行宣传引导。1955年1月7日，《健康报》的社论《目前中医工作的主要任务》强调了改善中医进修工作的重要性。社论指出，中医进修学校的使命应是传承并提升中医医疗技术，基于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吸收现代科学知识以提高业务水平。社论批评了将“科学化”误解为“西医化”，导致完全讲授西医课程，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强调中医进修课程应主要围绕中医各科，辅以必要的生理卫生、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及基础科学知识③。

在卫生部门和官方媒体的积极推动倡导下，全国的中医进修工作不仅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其教学重心逐渐转向以中医知识的传授为主。 1956年3月7日，卫生部在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中提到，自1955年起，全国的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已经改变了过去几乎不教授中医课程或中医课程较少的状况，中医课程的比重已经达到了平均的40%至60%。报告还指出，接下来将着重研究中医进修班在教学方针、教材编制、师资力量以及学制、学员条件、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以进一步提高中医进修工作的质量和效果④。

以此为标志，中医进修工作讲授内容的争论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卫生部关切的重点已经转为如何真正在中医进修工作中传授好中医知识，如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