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全球化、世界大战和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所引起的一些重大变化，促使20世纪西方思想中的新思潮不断涌现。[1]于尔根·哈贝马斯（1988，曹卫东等译：2001）[2]总结为四大思想主题：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理论优先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对逻各斯主义的克服，四大思想主题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的决裂。[3]古代欧洲哲学关注的是“存在”，近代欧洲哲学关注的是“认识”，而20世纪现代欧洲哲学家的主题转向了“语言”问题。因为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前提条件，语言规定了我们的认识，我们在语言的支配下进行认识活动。这种对语言的关注来源于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的研究。20世纪哲学完成了“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隐含政治哲学的动机，也可以表述为哲学的政治兴趣使语言主题的凸显成为必然。语言的研究成为探寻语言与人、语言与世界间关系的突破口。[4]

政治语篇作为一种很重要的语篇形式，逐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政治语篇中隐喻的使用很常见，政治语篇的隐喻学研究近年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政治语篇中隐喻功能的传统研究以修辞论为主。修辞论认为，隐喻作为表达层面上的修辞手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说服方式，具有“喻德”“喻理”“喻情”功能。20世纪70年代后，费尔克劳夫和布莱克等从批评语言学视角进行政治语篇分析开始受到关注，他们认为，解释语言、权势、意识形态三者间的关系非常紧迫，而隐喻作为构建思维和行动的方式能够概念化各种政治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认知语言学创始人莱考夫[5]和约翰逊[6]将概念隐喻理论运用至政治语篇分析，他们从概念隐喻与道德模式的视角，围绕两种不同的家庭隐喻来说明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持有不同价值观，进而选择不同的国家政策。莱考夫的架构理论认为，人们利用架构和隐喻进行思考，架构是塑造人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架构塑造了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制订的计划、我们行为的方式和我们行动结果好与坏的判定。[7]隐喻的研究重点由修辞功能的研究逐渐转向认知功能的研究。

日本政府施政报告（以下简称为“施政报告”）作为每届政府执政的施政纲领，主要针对国家未来一年的内政和外交表明观点和立场，明确日本国家利益及国家战略的一种政治演讲。施政报告是最具代表性的、最为典型的政治语篇。关于施政报告的研究，东照二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自战前第40任首相至第89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语言表达特点，关注语言及与政治的关系。中村秩祥子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明治时期、大正时期、昭和时期共计21位首相施政报告的文体分析方面。铃木崇史则将目光置于施政报告的文体变化及其与政治间的关系上。在我国国内，张建立以施政报告为研究文本，对战后七十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轨迹进行了历时性考察。刘桂萍的研究侧重施政报告中日本国家科教理念、汉文化以及施政报告的文体及修辞方面的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政治语篇以英语和汉语为主，日语的研究相对滞后一些。

本书选取的语料为1947—2020年日本31位首相的施政报告，主要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运用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和架构理论，结合概念语法隐喻分析及批评隐喻分析，对语料中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隐喻的使用以及隐喻建构的目的进行多角度理论维度的考察分析和多方位理据层面的梳理解读。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8]概念隐喻理论是用具体事物（源域）来理解抽象难懂的概念（目标域），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结构映射，被广泛用于分析政治文本。架构理论认为，架构是理解事物的某种特定的场景，用来透视深层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更适合分析政治语篇。[9]语法隐喻分析关注语法与比喻性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关注意义本身的概念化过程。比喻性思维为词汇和语法特征提供了认知理据。[10]批评隐喻分析通过考察隐喻现象，识别和分析政治语篇中所操纵的语言和心理策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认知方式，揭示说话人的语用意图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阶层。[11]

国内外关于日本政治语篇的隐喻学分析尚在起步阶段，同类型研究并不多见，还没有学者关注施政报告中隐喻分析这一领域，这也给本书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和方向。施政报告不仅体现了首相个人的政治抱负，也明确了政府在内政与外交等各领域的国家利益观，更能反映出日本的国家战略方针，可以说首相的行为和抉择左右着国家的发展命运。因此，若从概念隐喻架构来梳理和解析日本历届政府在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的政治道德模式，归纳总结日本政治哲学的演变体系，前瞻和预测日本政治文化模型的未来发展走向，具有现实意义。换言之，本书的研究益于为我国相关部门了解日本历届政府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如何制定国家战略以及日本的对外战略的历时变化，在对日施策方面，提供可参考和借鉴的素材，利于制定合适对策处理双边及多边关系中的相关问题。

二 研究对象

本书以日本新宪法实行后于第1次国会中片山哲发表的施政报告（1947年7月1日）至第201次国会中安倍晋三发表的施政报告（2020年1月20日）共计31位首相177篇政治语篇为研究文本，对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政治语篇中的隐喻使用进行梳理和解析。

根据日本宪法第72条规定，在任首相每年年初有义务就内政与外交向国会发表施政报告。[12]到2021年止，日本共经历101届首相，由65人担任，[13]共发表286篇施政报告（截至安倍第二次执政结束）。本书涉及的31位首相是片山哲、芦田均、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栄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安倍晋三。[14]

本书涉及的战后施政报告总篇数和总字数以及上述四个方面语料的字数如表1-1所示。

表1-1 施政报告的相关数据统计（1947.7.1—2020.1.20）

续表

三 研究的主要目标

本书的主要目标有以下四点：

（1）对施政报告中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隐喻架构进行分别分析和历时分析，解读隐喻性表层架构在分布和疏密度上的特点与隐喻性表层架构的演变规律。

（2）对施政报告中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深层架构进行解读，梳理四个方面的道德观。

（3）对施政报告中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深层架构进行分析，揭示隐喻架构在政府施政报告中的解释与劝说等功能。

（4）对施政报告中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隐喻分析后，追溯和预测日本在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的政治理念趋势。

四 研究重点和难点

1.研究重点

本书的研究重点有以下三点：

（1）通过对施政报告中表层架构的历时分析，梳理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语篇中的隐喻性表层架构发展和变化的脉络。

（2）通过对施政报告中深层架构分析，把握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语篇中的深层架构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抑或道德观，认知和阐释隐喻所隐藏的意识形态。

（3）通过对隐喻架构在政府施政报告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诠释隐喻不止为政治语篇的修辞策略，更是人类思维和认知模式的概念体系，施政报告中的隐喻既能概念化政治问题，也在构建世界观和道德观。

（4）基于对施政报告的隐喻学分析结果，前瞻日本未来在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的价值观和道德模式。

2.研究难点

本书的研究难点有以下两点：

（1）对施政报告中的隐喻架构模式分析，探索有关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日本政治理念中的价值体系。

（2）对隐喻架构在施政报告中的说服功能分析，有机地把握和诠释关于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的道德模式及意识形态。

五 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书的研究有以下三点特色之处：

（1）本书通过对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施政报告隐喻架构分析来解读日本政治语篇，将1947—2020年共计31位首相的177篇施政报告作为研究语料，时间跨度七十多年，涉及日本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的内容，国内尚无先例。

（2）本书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及架构理论、语法隐喻分析和批评隐喻分析视角对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施政报告中隐喻进行研究。目前，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政治语篇主要以英语和汉语两种语种为主，日语的研究相对落后一些，还是探索阶段。

（3）本书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法、预测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对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施政报告中隐喻架构进行多维度考察和分析，探寻日本在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的价值理念，解读其中的变化轨迹及规律，尚属尝试阶段。

六 研究框架

本书以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和参照，立足日本新宪法实行后的177篇政府施政报告，对所有相关资料的隐喻性表层架构及深层架构进行梳理统计、历时考察和对比分析，重点分析日本战后在内政与外交方面政治道德模式的演变特征和规律。如图1-1所示，主要由以下三个阶段构成：

1.第一阶段

本书的第一阶段将按照以下两个方面推进研究。

（1）表层架构分别分析：利用对比分析法分别对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语篇中隐喻性表层架构进行考察和梳理。

（2）表层架构历时分析：利用历史比较法对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语篇中的隐喻性表层架构进行历时性解读，分析四个方面政治道德模式的演变历程和规律。

2.第二阶段

本书的第二阶段为深层架构分析阶段：对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语篇中的深层架构进行具体解析，运用跨学科研究法分析深层架构中四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模式。

3.第三阶段

本书的第三阶段将按照以下两个方面推进研究。

（1）意识形态功能分析：结合语法隐喻分析及批评隐喻分析，将对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语篇中隐喻架构背后的动机和意图进行深层的分析和阐释。

（2）前瞻分析：基于对1947—2020年施政报告的隐喻学分析结果，依据连贯和类推原则，运用预测法前瞻日本今后在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的价值观和道德模式。

图1-1 研究框架示意图

七 研究方法

于根元（2010）提出，在语言人文性研究中应该坚持三方面的方法论思想，即辩证法思想、系统论思想、发展的思想。坚持辩证法思想是要避免在语言研究中将各要素相互割裂，如重视共时而忽视历时、重视静态而忽视动态、重视语言内部而忽视语言外部。系统论思想是指每个系统内绝非混乱无序，而是具有不同的层级体系。层级体系因为人的思想和活动交织在一起，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立足点把握特定的研究对象，探求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演化规律。发展的思想是指语言人文性研究中既要重视共时和稳态的研究，也要重视历时和动态的研究。[15]

韦伯（1904，冨永祐治ら訳：1966，李秋零等译：2018；1913，林道義訳：1977）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和终极目标是为认识那些“具体又富历史关联的文化意义”做出贡献，所有的研究方法，包括意义形成和意义批判的研究也要为这一目标服务。社会科学领域有“素材派”和“意义派”之分，前者是指那些一味追求客观事实，只管费力搜寻记录资料、各种统计资料和调查资料，而忽视新思想的精致之处；后者则是一味关心那些不断涌现的新思想并对其加以提炼，从而丧失了对客观事实的思考。他既反对把人类行为化约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实证主义”，也反对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他试图综合客观性的“说明”和主观性的“解释”。[16][17][18]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原理，这是钻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19]培根形象地解释为我们既不应该像蜘蛛，从自己肚里抽丝结网，也不可像蚂蚁，单只采集，而必须像蜜蜂一样又采集又整理。[20]

章敏、吴世雄（2019）认为，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语言的历史性显而易见。原因有二：一是语言的体验性基础决定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这些体验不仅包括人类共有的身体经验，而且也包括不同语言种族各自的历史及文化经验。二是基于使用的语言本质上是动态的系统。只有从跨时间维度上考量动态的发展体系，才可能还原语言的发展轨迹和全貌。以研究语料的时间跨度为划分标准总结出“共时—历史隐喻研究”与“历史—历时隐喻研究”两种模式。“共时—历史隐喻研究”指选取某个时期的隐喻语料，或将某个历史时期的隐喻语料和现今的隐喻语料加以对比，通过追溯语料反映的隐喻模式和历史文化观念，探讨历史文化模型对当今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影响。“共时—历史隐喻研究”可以展现不同历史时期隐喻和文化模型状态之间的关联，但其研究视角是共时与静态的，尚不能展现动态变化的过程。“历史—历时隐喻研究”指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着眼于反映概念隐喻和隐喻表达演变过程的研究。“历史—历时隐喻研究”超越内省式的直觉判断和理论假设，更偏向基于真实语料的实证研究，符合认知语言学向实证研究转向的趋势。历史—历时角度隐喻研究的目标就是以语言的产生和演变为观察对象，对隐喻性的语言进行历时描述和规律总结，从中揭示认知和语言的相互关系。[21]

本书将运用“共时—历史隐喻研究”与“历史—历时隐喻研究”两种模式，重视具体文本中隐喻用法的归纳、整理、分析，总结出隐喻在政治语篇中的意识形态引导价值。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指利用数量、频率和比例的统计等来说明各种事实；定性研究是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质”的分析，对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其联系进行概括。定量方法是一种操纵和控制，定性方法是一种自然观察；定量方法是从逻辑实证主义观点出发，对社会现象事实和原因的了解无需考虑个人的主观状态，而定性方法从观察学的观点出发，站在活动主体的角度去了解人类行为；定性方法是一种综合，而定量方法是一种分析；定量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定性，定量研究是一种研究手段。[22]本书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1947—2020年日本31位首相的施政报告进行词频统计（数量、频率、比例的统计），识别常规隐喻，并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对常规隐喻的特征及其相互联系、隐喻功能进行定性说明和阐释。

2.比较法

知性的三种逻辑活动——比较、反思和抽象是产生任何一般概念的基本和普遍的条件。比较是指诸表象在相互关系中比较而达到意识的统一。[23]比较可分为历史比较法和对比分析法为两大类，是科学研究中最为根本性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是一种历时的研究，用于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之间，其作用是揭示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对比分析法是一种共时的研究，用于任何一种语言之间，其作用是揭示语言之间的异同关系。[24]本书通过数据比较、图表比较等手法，运用对比分析法分析解释31位首相各自使用隐喻架构之间的异同，同时运用历史比较法梳理归纳1947—2020年施政报告隐喻架构方面的谱系关系。

3.预测法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和比较法能够完成对过去和现状的说明及解释，而预测则是为了了解未来的发展趋势。预测有两个客观依据，即“规律性和重复性”与“连贯性和持续性”。预测理念适用于语言方面，因为语言发展变化和使用是有规律的，有规律就是可以预测的。因此，在语言研究中，可以根据所得到的结论进行预测。[25]本书基于对1947—2020年施政报告的隐喻学分析结果，遵循连贯原则和类推原则，运用预测法前瞻未来日本在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四个方面的政治文化模型。

八 隐喻识别方法

本书进行隐喻识别时，采用MIP（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来进行隐喻辨认。MIP将隐喻识别总结为四点：

（1）テキスト全体を読む。

（2）語の区切りを決定する。

（3）a.それぞれの語に対して、文脈上の意味を決定する。

　　 b.それぞれの語に対して、基本義を決定する。

　　 c.もし文脈上の意味（a）と基本義（b）の間に乖離がある場合、その乖離が対照であり、かつ、比較によって理解できるか判定する。

（4）できる場合、メタファーと認定する。[26]

隐喻识别的四步骤分别为：

第一步：通读文本，总体理解文本意义；

第二步：确定文本的词汇单元；

第三步：确定每一个词汇单元的语境意义；确定词汇单位的基本意义。词汇的基本意义被定义为：①更加具体的、有形的：看得见、摸得到、听得见、嗅得到、尝得着、更容易唤起想象的；②与身体行为相关的；③更清晰的、与模糊相对的；④历时更久的；判断语境意义与基本意义之间是否能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可以通过比较理解语境意义。

第四步：如果对上述原则的回答是肯定的，该词汇的语境意义则为隐喻性的。[27][28]

以1979年大平正芳访华期间于政协礼堂演讲的结尾句为例：

「21世紀にむかうこれからの時代にも、数々の荒波が襲うでありましよう。日中間においても、その荒波の中で、両國が時に意思を異にし、利害関係を異にする局面も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ながら、両國間の2000年来の友好往來と文化交流の歴史をふりかえり、今日我々が抱いている相互の信頼の心を失わずに努力し続けるならば、我々の子孫は、永きにわたる両國の平和友好関係を世界に誇ることになるでありましよう。」[29]

依照MIP的四项流程，首先完成通读文本，再确定词汇单元如下：

「21世紀に∥むかう∥これからの∥時代にも∥、数々の∥荒波が∥襲うでありましよう∥。日中間に∥おいても、その∥荒波の∥中で∥、両國が∥時に∥意思を∥異にし∥、利害関係を∥異にする∥局面も∥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ながら∥、両國間の∥2000年来の∥友好往來と∥文化交流の∥歴史を∥ふりかえり∥、今日∥我々が∥抱いている∥相互の∥信頼の∥心を∥失わずに∥努力し続けるならば∥、我々の∥子孫は∥、永きに∥わたる∥両國の∥平和友好関係を∥世界に∥誇ることになるでありましよう∥。」

接下来，从词汇群中选取“荒波”一词，对其语境意义和基本意义进行分析。先是依照第三步中的a项确定“荒波”的文本意义，从文本所唤起的语境看，“荒波”意为“在迈向21世纪之际中日两国间所存在的诸多‘分歧’‘争端’‘考验’”。然后再进入第三步的b项，确定“荒波”的基本意义为“风涛巨浪、惊涛骇浪”。文本利用“荒波”表示危急形势之意以形容中日之间并非风平浪静之情势，可见“荒波”的文本意义与基本意义之间形成对比，并经过比较后能够理解文本意义。最后根据第四步判断和认定“荒波”为隐喻性表达。

再以中曾根康弘第97次就职演讲中的内容为例，

「私は、わが国が人類の平和と繁栄に積極的に貢献し、よき隣人として信頼され尊敬され、国際社会において名誉ある地位を占めることをひたすら念願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30]

先按照流程通读文本后确定词汇单元如下：

「私は∥、わが国が∥人類の∥平和と∥繁栄に∥積極的に∥貢献し∥、よき∥隣人として∥信頼され∥尊敬され∥、国際社会に∥おいて∥名誉∥ある∥地位を∥占めることを∥ひたすら∥念願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然后从词汇群里选取“わが国”，并解析其语境意义和基本意义。从文本看，“わが国”在例句中涉及的行为有“貢献し”“信頼され尊敬され”“占める”，涉及的评价有“積極的に”“よき隣人”“名誉ある地位”。话语主体借助人类的各种经历和性格特点等不同方面描述一个表示非人类实体——“国家”的行为，可见，文本中的“わが国”已经被拟人化，根据第四步可判定为隐喻性表达。

本书采用MIP对施政报告中经济、行政机构改革、教育、日美关系方面的文本进行了隐喻识别。之后，为了提高准确度和避免隐喻识别中过于主观性的问题，又进行了隐喻识别的一致性检验。课题组将研究文本中的隐喻表达梳理和归纳后委托其他研究隐喻的人员进行了识别和检验。

小结

绪论介绍了本书的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对象、研究的主要目标、研究重点与难点、创新之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隐喻识别方法。本书选取1947—2020年日本31位首相的施政报告为语料，采用MIP方法进行隐喻识别，运用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和架构理论，结合概念语法隐喻分析及批评隐喻分析，对语料中隐喻的使用以及隐喻建构的目的进行梳理和解读。本书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表层架构的分别分析和历时分析；第二阶段进行深层架构分析；第三阶段解析隐喻架构的功能和效果，并前瞻日本未来在内政及外交方面的价值观和道德模式。本书坚持辩证法思想、系统论思想和发展的思想，以实证研究为主，运用“共时—历史隐喻研究”与“历史—历时隐喻研究”两种模式，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比较法和预测法为具体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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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周兴：《断裂时代的现代性追问——真正伟大的思想家是指向未来的》，载李鸿谷等《像他们一样思考》，三联中读（音频）2018年版，总序。

[2] 注：于尔根·哈贝马斯（1988，曹卫东等译：2001）中“1988”指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原著出版年；“2001”指曹卫东等译著出版年，以下同。

[3]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4] 孙周兴：《断裂时代的现代性追问——真正伟大的思想家是指向未来的》，载李鸿谷等《像他们一样思考》，三联中读（音频）2018年版，总序。

[5] 莱考夫：（1941—　），美国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教授，生成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Metaphors We Live By，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oral Politics：How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hink等。

[6] 约翰逊：（1949—　），美国人，俄勒冈大学人文暨科学讲座教授，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代表作有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Morality for Humans：Ethical Understan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ience，Moral Imagination：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for Ethics，The Meaning of the Body：Aesthetics of Human Understanding，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与George·P.Lakoff合著有，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etaphors We Live By。

[7] [美]乔治·莱考夫：《别想那只大象》，闾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8] 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9] 汪少华：《美国政治语篇的隐喻学分析——以布什和奥巴马的演讲为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年第4期。

[10] 杨波：《概念语法隐喻的认知视角》，《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1] 汪徽、张辉：《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兼评van Dijk的〈话语与语境〉和〈社会与话语〉》，《外语研究》2014年第3期。

[12] 永井憲一ら，新六法，東京：三省堂，2003，第16頁。原文：〔内閣総理大臣の職務〕内閣総理大臣は内閣を代表して議案を国会に提出し、一般国務及び外交関係について国会に報告し、並びに行政各部を指揮監督する。

[13] 参见附录。

[14] 本书不包括菅义伟和岸田文雄。

[15]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7—140页。

[16] 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社会科學方法論（第27刷），恒籐恭検閲、冨永祐治、立野保男共訳，東京：岩波書店，1966，第106—107頁。原文：社会科學本来の任務は絶えず新しい観点と概念構成とを追求することにある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誤解を起こさないで欲しい。反対にここで何にもまして強調したいのは具体的歴史的諸連関の文化意義の認識に対して奉仕することこそは唯一の究極目標であって他の手段と並んで概念構成的及び概念批判的研究もかかる目標に役立と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という命題である。エフ·ティ·フィッシャーに倣って言えば、我々の領域にも『素材探し』と『意味探し』とがある。前者の事実を渇望する食道は記録資料や統計書や調査票で詰め込まれさえすればよく、新しい思想の精緻には無感覚である。後者の美食欲は常に新しい思想の蒸留物によって事実への味覚を失ってしまう。

[17]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7—48页。

[18] 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理解社会学のカテゴリー（第11刷），林道義訳，東京：岩波書店，1977，第13—19頁。原文：人間の（「外的」または「内的」）行動はあらゆる出来事がそうであるように、その成り行きのうちに、いろいろな関係やいろいろな規則性を持っている。しかし、少なくとも完全な意味で人間の行動にのみ固有なことはそうした諸関係や諸規則性の経過を理解可能な形で解明しう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解明によって獲得される、人間の行動の「理解」の中には、さしあたって非常に様々な大きさと性質とを持った特殊な「明証性」が含まれている。「明証性」とは「論理的加工」を経て「直観的」に理解しうることを言う。

[19] [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2页。

[20]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8页。

[21] 章敏、吴世雄：《国外历史/历时隐喻研究述评》，《外语学刊》2019年版第2期。

[22]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9—70页。

[23] [德]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92页。

[24]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7—69页。

[25]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4—87页。

[26] 鍋島弘治朗、中野阿佐子，MIP—理想のメタファー認定手順を求めて—，英米文學英語學論集，2016，第1-18頁。

[27] 周运会、吴世雄：《国外语料库隐喻研究综述》，《外语学刊》2015年第1期，第72—78页。

[28] 钟兰凤、陈希卉：《隐喻识别研究现状述评》，《外语研究》2013年第5期，第40—44页。

[29] 外務省編，大平正芳内閣総理大臣の中国訪問の際の政協礼堂における公開演説，外交青書（24号），1980，第378—382頁。

[30] 中曽根内閣総理大臣第97回（臨時会）所信表明演説，官報（号外），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82，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