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意义
本书对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深化对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情况、出版特点的认识。本书对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建立在充分考察这一时期出版情况、出版特点的基础上。针对学界关于明前期出版“繁荣”与“萧条”观点并存的现状，本书既从宏观上统计当时出版书籍种类，考察其中有代表性作品的出版规模、篇幅，亦就此时的出版成本、全国各地出版业水平差异，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出版书籍的难易等问题，作比较深入的专题探讨。
在考察整体出版情况时，本书不仅关注现存刻本、全面爬梳信息，还尽可能多地搜辑、考辨已佚版刻信息，以求更加接近这一时期书籍出版的真实场景。
目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明前期书籍出版萧条，然其所用论据是不够充分的。如日本学者胜山稔根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得出了从1368年到1458年这九十年中，平均每年只生产不到十部书的结论；[101]大木康则以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为据，提出“从宋代到明代正德年间每年出1.7种书，可是到了明末，嘉靖到崇祯，每一年平均有16.7种书。后者大约是前者的10倍”[102]；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更以“穷匮”形容洪武至天顺年间的出版事业，将这一阶段称作“出版之冬”[103]；等等。
显然，以上研究是在“现存明前期刻本”与“明前期刻书实际”间画了等号。问题是，这二者之间相距六百年，是不可能等同的。“现存明前期刻本”远不能反映“明前期刻书实际”。因此，仅根据著录现存刻本的书目记载而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全面的。更何况，《明代版刻综录》《中国版刻综录》对于海内外现存刻本的统计，亦有阙漏。唯有全面爬梳现存版本信息，并将曾经刊刻、而后佚失的书籍信息同样纳入考虑，才能不断接近明前期书籍出版的真实场景。
在探析出版特点时，本书力图尽可能综合地考察多种因素，而非仅仅引用、转述、铺叙与出版直接相关的材料，从而挖掘出这一时期书籍出版的更多细节。
书籍出版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刻刀、木槌的成本，纸张、墨汁的价钱，不同区域木料的质量，不同地方刻工的风格……一叶书影的版式、行款背后，隐藏了太多记载千百年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密码，等待着研究者破解。然以笔者所见，目前深入、综合探讨书籍出版具体情况的研究相对较少。更为常见的做法，还是引述与出版直接相关的材料。前文所述《大诰》“户户有此一本”的问题即是，下面再举一例。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云，“相传‘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当时有二十数王，则所赐约有数万本，自然多出于新印，大部分当为元人旧作”[104]。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亦云，“清梁清远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当时有二十余位藩王，则赐书总数约在四万本左右。这些书当然有宋元旧本，但也必有不少明刊新本”[105]。近年来，仍有不少研究引用这则材料，如霍艳芳《中国图书官修史》谓，“朱权能够整理出如此多的音乐文献，与太祖赐书有关，‘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106]，等等。
按，此言最早出处，当为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107]梁清远《雕丘杂录》卷一五盖为转引。暂且不论洪武初年中央刻书能否达到如此规模，仅从明太祖对声色娱乐的态度这一点观之，即知此事并不现实。据《明太祖实录》卷三三、卷七八记载，洪武元年（1368）七月，“上谓侍臣宋濂等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洪武六年（1373）正月，“上谓儒臣詹同曰：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108]。洪武二十二年（1389）三月更有圣旨，明令“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109]。以明太祖的个人好恶、行事风格，是不可能在建国之初印刷数万本词曲，赐予各位藩王的。
类似问题还有很多，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列举。有鉴于此，本书尤重对书籍出版具体情况的探索与挖掘，而不止于材料的表面。如在读到胡翰《胡仲子集》的出版者王懋温洪武十四年（1381）所作识语时，笔者先将其与洪武十年（1377）宋濂《宋学士文粹》的出版者郑济所作识语、永乐二年（1404）赵谦《学范》的出版者王惠所作识语等材料对读，再计算各刻工群体的刻字速度，进而推想《胡仲子集》刻工人数、刊刻时长，最后探讨其用时较久的原因。再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洪武二十年太原府翻刻本《大诰续编》，该本末有牌记。然笔者未止于阅读牌记，而是逐叶辨识了版心下方的刻工姓名，并由此推测太原府组织诸位刻工翻刻的具体情景。洪武刻本《雅颂正音》同样藏于国图，笔者发现共有两个印本。通过对勘两个印本可知，《雅颂正音》出版之初并无牌记，书坊主王举直后来补刻了一方牌记，由此可知《雅颂正音》曾经畅销，等等。
对出版具体情况展开深入、综合探讨的研究相对较少，也与记述出版成本、详细记录出版过程的史料比较匮乏有关。本书亦搜辑到一些此类史料，其中不少为清代以来学者所未注意。如宋濂《新注楞伽经后序》明确记载了释如玘于杭州演福寺主持出版《楞伽经》的成本，云“起手于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讫功，费钱三千缗云，为《楞伽》一经”[110]，即为叶德辉《书林清话》所未载。
本书附录“明代洪、永年间（1368—1424）书籍版刻信息初编”，亦可为研究者提供帮助。除了方便研究者查阅版刻信息、利用相关版本，笔者摸索的搜辑、考辨现存、已佚版刻信息的一些方法，对于调查、研究自宋至清其他时期的出版情况，或亦有参考价值。此外，由于篇幅有限，本书附录未能展示书影。读者如有兴趣，可以此为据，通过笔者提供的信息，借助古籍影印丛书、数据库等浏览各现存版本书影，从而对洪、永年间流行的黑口、赵字的刻书风格，获得更为具体、直观的体认。
其次，是进一步拓宽、深化对明前期诗文的研究。本书在充分考察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情况、出版特点的基础上，从探析出版与文学关系的角度切入，既研究当时文坛的流行风尚、广大文人的普遍主张，亦就高启、宋濂、高棅《唐诗品汇》、闽中诗派、台阁文风等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展开探讨，还关注文学史地位并不突出，但在当时比较重要的文人创作。在研究内容上，努力做到点、线、面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尽可能多元地考察文学元素，而非仅仅探讨作家生平、作品面貌。
诚如梅维恒所言，文学不是自在自为之物，而是社会政治力量和文化事实之无尽序列的产物。[111]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亦要求研究者不断调整观察视角、优化研究方法、开辟新思路，从而拓展、深化文学研究。对现存材料丰富的近古文学特别是明清文学而言，这一点尤为迫切。廖可斌老师即已明确指出，明清作家、作品浩如烟海，因此从事明清文学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必须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有所关联；[112]要着重考察文学社团的兴替，政治、理学、科举等元素与文学的互动，地域文化、商品经济和市镇繁荣对文学的影响；[113]等等。
本书研究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力图从一个更宏阔的视域出发来研究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物质背景，探索不同文学元素的互动与交融。利用这一方法，本书多有创获。比如，刘仔肩《雅颂正音》是目前所知成书时间最早的明诗总集。长期以来学界强调其史料价值，对其文学价值则基本皆持贬抑态度。本书注意到，在出版成本颇高的洪武年间，追求盈利的书坊主主动出版此书，并为之制作牌记、向广大读者征求同类稿件。由此可以想见，《雅颂正音》读者甚众。故通过是集，可以更为真切、具体地感知当时诗坛的流行风潮。
本书对高启的考察亦然。与《雅颂正音》不同，学界关于高启的研究已颇为丰富。从高启生平考到别集版本考，从诗歌理论分析到创作实践探讨，俱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就其创作而言，关于高启的吴越纪游诗、游仙诗、怀古诗、梅花诗、睡觉诗，皆已有专题论文。[114]对于《青丘子歌》写作时间、高启死因等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学界亦多有讨论，并存在不同观点。[115]
近年来，学界愈发关注自元入明这一外在环境变化对高启心态、创作的影响，并由此观照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转向。左东岭《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此外，如何春根《高启渐趋消沉的心路述略》[116]、李圣华《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117]等，亦强调外界因素对高启价值观念、心态变化的决定性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却很少注意到高启对自己作品出版一事的态度。笔者对此加以考察，认为高启旗帜鲜明地不愿出版自己作品。通过不出版，高启有效控制了自己的读者规模，从而得以在诗中自由地书写自我。
再有，本书亦可为海内外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提供思路。诚如钱存训所言，“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的多彩多姿、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中特有的奇迹”[118]。然而，在西方学者主导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世界中，目前关于中国古代的研究很少且聚焦于晚明，海量的中国古代书籍资料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海外又多偏重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如梅尔清指出，“大木康和井上进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巨大”[119]，中国学者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反而居于边缘位置。
上述情形，充分说明当前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大多是在以西方视角观察中国历史，而未对中国古代书籍传统的自身特点与发展历程予以足够关注。比如学界聚焦晚明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这一时期的商业出版，比较适配注重书籍生产、发行、消费等环节，强调书籍商品属性的研究理路。[120]然需看到，这种理路是植根于西方社会印刷出版历史，它并不能充分地阐释中国古代书籍传统。一方面，中国古代大量刻本并无明显的商品属性；另一方面，正如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晚明的商业出版与西方的商业出版同样判然有别。此外在材料方面，西方社会存在丰富的有关书籍生产、消费的经济记录，而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鲜少详细记录生产成本、书籍价格、筹资方法等经济内容。如戴思哲（Joseph R.Dennis）即指出，“很多用来研究早期出版者的材料，存在于欧洲，而不存在于中国”[121]。经济资料的匮乏，亦让研究者在采取这种理路时，受到局限与束缚。
可见，西方学者创制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方法，并不能圆满解决中国古代书籍史问题；[122]而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书籍传统，亦呼唤研究者基于自身特点、立足自身情况，“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23]，摸索出一套最适合中国古代书籍传统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对于世界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也会是非常有益的补充。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已作出了宝贵探索，如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项目即开展了很多工作，等等。
本书在充分收集、考辨版刻信息基础上，探讨明前期出版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出版业的作用，也希望能够为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提供一些思路。笔者以为，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核心的传统校雠之学，可以成为“本土化”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考之海外学者著述，一方面，他们的很多思路，如从书籍出版延伸至国家社会关系、大众识字水平、交流网络、商业化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带来不少启发；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存在着轻视传统的版本考证等工作，以其为饾饤琐碎的倾向。当前，传统的校雠之学与新兴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间，似存在某种“断裂”。其实，从书籍出版出发，进而探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问题，同样应基于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二者应该有机结合。
最后，本书对于进一步深化已有的作家作品评价、寻找新的典范作家，以及探讨技术、媒介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亦具启发意义。
本书虽然以洪武至永乐年间为时间断限，但各章展开论证的角度、方式，包括探讨一地书籍出版情况、出版业水平对当地文人创作的影响，如何判断作者在写作时即具有出版意识，进而考察出版意识对作品面貌的影响，分析出版在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的文学史地位提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对于研究自宋至清其他年代的文学创作，乃至从宏观上考察“刻本时代”与“抄本时代”文学创作的异同等，亦具参考价值。探究与出版相关的诸多因素在作家的当时创作、后世文学史地位升沉等环节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有助进一步深化已有作家作品评价，还将提供一种观察文学史的新视角，为寻找新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家带来可能。
通过本次研究，亦可见造纸术、印刷术，尤其是印刷术这项伟大发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长期以来，很多海外学者并未就此问题展开较深入的讨论。其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印刷术对西方国家的技术手段、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古代，印刷术并未扮演如此角色，没有推动社会转型。是以不少海外学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印刷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予以重视。
其实，一项科学技术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历史影响必然有所不同，因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态长期稳定，始终未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实与地理环境、语言文字、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非印刷术没有对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作用、产生影响。本书对出版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即展示了印刷术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
印刷术既是一项技术，亦是一种与我们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介。诚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言，“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124]。从雕版、活字印刷到石印、铅字排印再到激光照排，今天的我们仍在与印刷媒介密切相处，同时还必须面对微博、微信、直播平台等“自媒体”“新媒体”的来势汹汹。数字网络媒体的勃兴，也意味着印刷媒介的重塑。传统与新兴媒介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仿佛千百年前印本与抄本影响了一位位文人的写作。[125]由此观之，本书论述数百年前雕版、活字印刷对文学的影响，或许亦可促使一些读者，去关注、去捕捉此前未曾留意的媒介影响；或者引发一些思考，关于今天的你我如何与媒介相处。
[1] [美]钱存训：《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纸和印刷》，刘祖慰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第1页。
[2] 对于“出版”概念，学界还有很多不同界定。有的定义更为宽泛，如李瑞良提出，凡具备“图书或著作物、制作和传播流通”这三要素的，“都可视为出版”[李瑞良：《中国出版编年史》（增订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2页]，等等。
[3] 按，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尽管印刷术由中国发明，但其并未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产生重要作用。如[英]翟林奈（Lionel Giles）云：“印刷术对中国文学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更不能与它带给欧洲的知识革命相比”（[英]J.A.汉默顿（J.A.Hammerton）主编：《人类文明》，张君峰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加]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亦云：“对于中国人来说，印刷术只不过是他们转经筒的替代物，是一种重复经文的视觉手段，很像我们时代的广告”（[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杨晨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等等。他们这样说的根本原因，大都在于印刷术未促使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这是在以西方模式衡量中国历史，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4] 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兼论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台北：里仁书局2008年版，第15页。
[5] [美]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6] [日]内山精也：《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试论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的关系》，益西拉姆译，《新宋学》第1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7] [日]内山精也：《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朱刚译，《东华汉学》2010年第11期，第130页。
[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9] [美]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卷，马小悟等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页。
[10] [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51页。
[11] [日]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2] [日]内山精也：《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试论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的关系》，益西拉姆译，第261页。
[13] 陈冬根：《苏轼的檃括体创作与传媒因素关系之考察》，《庐陵文化与古代文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33页，下同。
[14] 对此，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亦从阐释学角度指出：“这意味着作者在创作时已充分考虑读者接受时的需求，尽可能交代可供读者‘以意逆志’的背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15] 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第101页。
[16] 杨挺：《印刷传播语境下宋代文学的社会责任观念》，《求索》2007年第11期，第180页。
[17] 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7—8页。
[18] 张仲谋：《明代书坊与词集传播》，《文献》2013年第1期，第161页。
[19] [美]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20] 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第28页。
[21] 俞为民：《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艺术百家》1997年第4期，第47页。
[22] 廖华：《论明代书坊对戏曲选本的意义》，《戏曲艺术》2016年第1期，第72页。
[23] 汪燕岗：《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第140页。
[24] [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等译，第365—369页。
[25] 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第24页。
[26] 汪燕岗：《论清代佛山雕版印刷下通俗小说的出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0页。
[27] 张高评：《杜集刊行与宋诗宗风——兼论印本文化与宋诗特色》，《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9页。
[28] 张锦辉：《宋代雕版印刷与文学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第33页。
[29] 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199页。
[30] 季品锋：《印刷术与词体演进关系初探》，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3年，摘要第1页。
[31] 涂秀虹：《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与建阳刻书的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82—187页。
[32] 廖华：《论明代书坊对传奇体制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39—145页。
[33] 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第204页。
[34] [日]内山精也：《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朱刚译，第158页。
[35] 吴冠文：《论六朝诗歌的批评与整理在明代中期的兴盛》，《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56页。
[36] 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第109—110页。
[37] 程国赋：《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94—95页。
[38] 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前言第7—8页。
[39] 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第100页。
[40] 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第29页。
[41] 王重民：《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一《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按，是文最初发表于《安徽历史学报》创刊号（1957年，第31—38页）。
[42]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43] 董洪利主编《古典文献学基础》：“嘉靖至万历时期，除司礼监刻本外，其他官私刻书，一变为白口、方字、仿宋。这与当时文学上李梦阳、李攀龙等前后七子大力提倡复古运动有极大关系……于是文追秦汉、诗复盛唐、刻书则仿赵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明后期，在文学复古运动风气中，版刻字体也受到影响，追求宋代的风格。”（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44] 按，关于中国古代出版与文学关系，学界还有很多研究成果。比如，关于明代书坊主干预通俗小说面貌这一点，在上文所述之外，已有研究还有董伟峰、宋莉莉《建阳坊刻业与明中后叶通俗小说的发展》（《出版与印刷》2001年第3期，第70—72页），齐裕焜《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04—109页]，姬志香《明代书坊刊印通俗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年），王莉《明代中后期南京坊刻插图本通俗小说考述》（《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第64—69页），余闯《明代后期坊刻通俗小说述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8卷，第269—273页]，朱燕、徐宝丰《坊刻的传播方略：以〈西游记〉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第171—174页），等等。然而，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并未超出坊刻本图文并茂、增添评点注释、书坊主校勘不精等方面。为避免行文甚繁、详略失当，笔者未将这些研究列入正文。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是如此处理。
[45] 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长期以来聚讼纷纭。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汉字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据美国学者富路特（L.C.Goodrich）考证，此为唐武周长安四年（704）至玄宗天宝十载（751）之间的刻印品。如此，则雕版印刷术当发明于唐代中期以前。
[46] 需要说明的是，在雕版印刷术得到广泛使用的“刻本时代”，抄本仍然大量存在。如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秘书”引明万历初年沈懋孝记载，即云“中秘书在文渊之署，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36页）。
[47] [日]内山精也：《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朱刚译，第125页。
[48] 主要丛书，有《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国学基本典籍丛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等。数据库，有“中华古籍资源库”“宋人文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全文影像数据库”等。
[49] 比如，2006年11月24日，德宝公司拍卖民间藏宋刻本刘克庄《南岳稿》，最终以四百万元落锤。此本未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目录，当为宋刻孤本。《南岳稿》在拍卖之前，即得到《北京青年报》《藏书报》《文物报》等媒体的广泛报道，并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开预展。成交以后，相关报道还有赵前《宋刻〈南岳稿〉》[《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7月16日]、程有庆《〈南岳旧稿〉追忆》（《藏书家》第12辑，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6—63页）、陈东《宋刻本〈南岳稿〉上拍小记》（《藏书家》第14辑，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79—85页）等。其后，侯体健专著《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第五章“刻书和编集：文学新变与作品传播”中，即用到了关于《南岳稿》的报道和首叶书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248页）。
[50] 如沈括《梦溪笔谈》即云，辽时“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页]。按，关于辽时书禁，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载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63页）有详细讨论。亦可参阅施国新《辽代的图书出版与书籍传播诸问题论析》（《理论月刊》2014年第6期，第74—76页）。
[51] 如《辽史·道宗本纪》即载，“（道宗清宁十年十月）戊午，禁民私刊印文字”（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64页）。
[52] 截至目前，辽刻的集中发现主要有三次，分别在山西应县木塔、河北天宫寺塔、内蒙古庆州白塔。主要研究成果，有郑恩淮《应县木塔所发现的北京早期印刷品》（《文献》1988年第1期，第215—219页），杜成辉《从应县木塔秘藏题记看辽代的雕刻印刷业》（《北方文物》2011年第2期，第70—74页），王珊、李晓岑等《辽代庆州白塔佛经用纸与印刷的初步研究》（《文物》2019年第2期，第76—93、96页），等等。
[53]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第225页。
[54] 主要研究成果，有张承宗《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106—107页]、孙丽军《金代的图书事业》（《图书馆建设》2003年第1期，第105—107页）、李西亚《金代图书出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1年），等等。
[55]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90年版，编例第1页。
[56]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424页。
[57] 如葛兆光即认为，“由于前人的不重视造成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辽金文学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58]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前言第3页。
[59] 此为笔者据王锟、金晓刚《百年宋濂研究平议》（《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107—115页），以及王立言、人民《三言二拍研究综述（上）》（《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第48—54页）、《三言二拍研究综述（下）》（《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39—44页）所做统计。
[60] 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第8页。
[61] 李长声《书·读书·读书史》（《读书》1993年第6期，第136—141页）、彭俊玲《国外对印刷文字与书籍史的研究新动向》（《大学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5期，第63页），以及夏李南、张明辉《欧美学术界兴起书籍史研究热潮的背景、方向及最新进展》（《大学图书情报学刊》1997年第2期，第38—39页）等，是我国较早介绍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理论的论著。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如[法]费夫贺（Lucien Febvre）、[法]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印刷书的诞生》，[英]戴维·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in）、[英]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Alistair McCleery）《书史导论》等书籍史、阅读史领域重要著作，皆已翻译出版。
[62] 达恩顿的“交流循环”，可以简要描述为“一种从作者到出版社、印刷厂、运输商、书商、读者的传播循环”（[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阅读的未来》，熊祥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183页）。
[63] 如美国学者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即指出，“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出版，这最能贴切地反应出‘交流循环’现象，但同时忽略了两种在中国较重要的出版模式——官方和家族的生产”（[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马钊校，《史林》2008年第4期，第3页）。
[64] 以明代书坊为例，主要成果即有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分上、中、下三篇载于《文献》，分别为1984年第3期，第230—248页；1984年第4期，第195—221页；1985年第1期，第236—252页），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一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明代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第四章“书坊的成熟期——明”（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吴东珩《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坊刻图书的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官文娟《明代建阳书坊的科考用书》（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之概况》（《闽江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3—23页），施建平《明代苏州书坊出版研究》[《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第76—80页]，杨军、杨华林《论明代江南民间书坊的勃兴及其社会意蕴》（《出版科学》2016年第5期，第111—115页），等等。
[65]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新月书店1928年版，引子第4页。
[66]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编：《中国文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3页。
[67] （明）袁袠：《李空同先生传》，载（明）李梦阳著，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071页。
[68] （明）张四维：《诗纪序》，载（明）冯惟讷《诗纪》，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年间吴琯刻本。
[69] （明）李贽：《李温陵集》卷6《与管登之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6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明刻本，第236页。
[70] （清）黄丕烈：“跋”，载（唐）陈子昂《子昂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四年王廷相刻本。
[71] 顾颉刚：《明代敕撰书考序》，载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2年版，顾序第1页。
[72] 按，持“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的学者大多认为，元明之际的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论述，认为“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古代中国》2010年第4期，第83页），笔者认同此说。
[73] 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9—130页。
[74] [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120页。
[75] 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76] 如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即云，高启“博学多才而诗名甚高，为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为人公认的明代第一诗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等等。关于明代以来文人学者对高启诗歌成就、文学史地位的评价，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有详细讨论。
[77] 如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即云，“明代散文作家，即如上述，举宋濂、刘基、归有光三家以为代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95页），等等。
[78] 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中，有对太原府翻刻《大诰续编》用时、工作方式等问题的详细考证。
[79] 近年来，陈正宏等学者提出了“实物版本学”这一概念并强调其意义。笔者亦认同其重要性，这里想要略作补充、略述己意的是，“实物”并不等于“实地”。对于一部分书籍，借助古籍影印丛书、古籍影像数据库，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完成实物版本学“确定此书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制作而成，其制作过程如何”（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19页）的任务，有时还可以做得更好。原因在于，当前古籍收藏单位出于保护古籍的需要，大多仅向读者出借缩微胶片、光盘，而不提供原书。即使提供原书，书籍也多已经过改装、修复，并非原本装帧。且读者为避免污损古籍，通常不敢离书叶太近。还有一些单位每次仅向读者出借一部馆藏古籍，读者阅毕归还方可调阅下一部，这样就无法实现馆藏古籍的对勘。而利用古籍影印丛书、数据库，读者不仅省却了交通出行、进馆安检、办理借阅手续、等待古籍提取的时间，还可以轻松实现古籍对勘。对于数据库收录的古籍书影，更可尽情地放大图像、局部截图，从而更加仔细地考察其版式风格、刻书字体等。
[80]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划定的“成书时间”“作序时间”俱为动作“完成时”，“刊刻时间”则包括了“刊刻完成时间”与“开始刊刻时间”两种情况在内。读者据本书附录提供的牌记、序跋等项原文，即可判断各刊刻时间的具体情况。各版本的刊刻用时（亦即“开始刊刻时间”与“刊刻完成时间”的间隔），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据笔者考察，在洪武至永乐年间，多数书籍的刊刻用时是超过一年的（本书第二章对此有详细讨论）。
[81] 其实，版本目录学界早已注意到此。如据沈津回忆，潘景郑、瞿凤起等前辈即将一部著录为万历二十七年的刻本改为万历刻本：“比如卡片上原来写‘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为什么‘二十七年’要删去呢？因为序虽然是万历二十七年作的，但序文里并没有明确说这部书是在这一年刊刻的，缺乏明确的依据，所以只能表述为‘明万历刻本’。”（何朝晖：《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谈上海图书馆旧事》，《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3月19日）然在目前的书目、数据库中，类似“万历二十七年刻本”的著录还有很多，且这些著录皆无“万历二十七年为作序时间”一类的说明。
[82] 瞿冕良：《版刻质疑》，齐鲁书社1987年版；[日]长泽规矩也：《书志学论考》，《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东京：汲古书院1982年版；郭立暄：《明洪武蜀藩刻书三种》，《版本目录学研究》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269页。
[83] 张丽娟：《张丽娟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古籍版本研究的典范之作》，《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8年6月23日。
[84] 《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校印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钞本，第2794页。
[85] （明）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明万历六年贾缘刻本，第90页。
[86] （明）黄佐：《南雍志·经籍考》，《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影印清光绪年间叶德辉重刻本，第446页。
[87] 崔建英辑订，贾卫民、李晓亚参订：《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5年版。
[88] 汤志波：《〈明别集版本志〉献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第70—74页；徐永明：《明前期诗作者及其别集考录》，博士后报告，复旦大学，2004年；徐永明、赵素文：《明人别集经眼叙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89] 现存明代方志，数量在一千种以上。其中的“艺文”“典籍”“书籍”“藏书”“学校”“官署”诸志，对考察当时书籍出版、传播具有独到价值。但由于明代方志“目录混乱、收藏零散、内容庞杂”（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长期以来，方志目录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李新峰专著《明代卫所政区研究》附录《丛书影印明代政区方志初录》凡著录明代方志812种，全部有明确的丛书出版信息，可为研究者阅读明代方志目录提供线索与帮助。
[90] 辛德勇：《写在〈中国印刷史研究〉出版的时候》《关于中国印刷史研究的一些想法》，新浪微博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0月3日，http：//weibo.com/xindeyong，2017年1月6日。
[91] 《明太祖实录》卷176：“（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御制大诰》成，颁示天下”；卷177：“（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御制大诰续编》成，颁示天下”；卷179：“（洪武十九年十一月癸巳）《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卷187：“（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大诰武臣”（第2665、2682、2715、2808页）。按，为行文方便，笔者以《大诰》指代《大诰初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之总和。
[92] （明）朱元璋：《大诰初编》“颁行大诰第七十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明洪武十八年刻本，第265页。
[93] （明）朱元璋：《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2册，影印明洪武十九年刻本，第305页。
[94] 汪燕岗：《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第138页。
[95] 王学泰：《说大诰》，《随笔》2007年第4期，第13页。
[96] 《明太祖实录》卷214：“（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天下群县更造赋役黄册成，计人户一千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口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第3166页）
[97] 万历《大明会典》卷195“工部十五·纸札”：“陕西十五万张；湖广十七万张；山西十万张；山东五万五千张；福建四万张；北平十万张；浙江二十五万张；江西二十万张；河南五万五千张；直隶三十八万张。”（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明万历重修本，第2645页）
[98] （明）陆容著，佚之点校：《菽园杂记》卷1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3页。
[99] 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96页。
[100] 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绪论第6页。
[101] 转引自[美]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How to Succeed Commercially as a Huizhou Book Publisher，1500—1644，载周生春、何朝晖主编《印刷与市场国际会议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102] [日]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周保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03] [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第119—120页。
[104]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469页。
[105]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153—154页。
[106] 霍艳芳：《中国图书官修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7页。
[107] （明）李开先《闲居集》卷6《张小山小令后序》：“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明）李开先著，路工辑：《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0页]
[108] 《明太祖实录》，第596、1431—1432页。
[109]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0“国初榜文”，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346页。
[110] （明）宋濂：《芝园续集》卷2，见（明）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3页。
[111] [美]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卷，马小悟等译，引言第5页。
[112] 廖可斌：《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第123页。
[113] 廖可斌：《文学思潮史的写法——以明代文学思潮史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43—54页。
[114] 主要研究成果，分别有房锐《高启吴越纪游诗简论》（《川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15—17页），刘民红《高启游仙诗初探》[《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43—47页]，李鸿渊、黄国花《高启怀古诗初探》（《船山学刊》2005年第2期，第135—138页），纪映云《论高启梅花诗的精神意蕴》[《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第4期，第78—81页]，孙小力《论高启的睡欲和诗癖：兼及元代文人的隐乐思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41—48页]，等等。
[115] 如关于高启《青丘子歌》的写作时间，清代金檀辑注《高青丘集》所附年谱，将《青丘子歌》系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今人陈建华《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则认为，是诗作于至正二十年春或稍后（《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225页）；傅
强《高启〈青丘子歌〉作年辨证》又提出，高启写作《青丘子歌》，“必在洪武三年辞官归田以后”（《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76—79页）；房锐《高启〈青丘子歌〉作于何年》复针对傅文，提出是诗应作于元至正二十年到至正二十二年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69—73页]；等等。
[116] 何春根：《高启渐趋消沉的心路述略》，《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第94—97页。
[117] 李圣华：《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第177—179页。
[118] [美]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版新序”第2页。
[119] [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马钊校，第3页。
[120] 如[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开篇即云，“从晚明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生产和消费书籍的浪潮……它们的轨迹昭示了更为宏大的社会、思想、经济和文化模式，也揭示了读者、作者、出版商、消费者参与建构的各种身份”（第1页）。
[121] 此为笔者所译。原文为：Many types of sources available for studying early European publishers simply do not exist for Chinese publishers.（Writing，Publishing，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1100—1700，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5）
[122] 对此海外学者亦多有注意，如唐·麦肯锡（McKenzie）云：“一种关于书籍及其流通的特殊的欧洲中心观，并不能解释在有着不同的交流传统、识字能力标准差异甚大的其他社会中，文本所扮演的角色。”（[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7页）
[12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84—285页。
[124] [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125] 很多学者都将今天新旧媒体并存的情境与古代抄本、印本共存的场景相关联。如[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云，“正如手抄本传统曾与当时新的印刷技术融合，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类似的新旧媒体的融合与互补”（何朝晖译，第50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