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選題緣起、術語釋義、研究對象、方法意義與校勘凡例

一 選題緣起

根據書寫介質與方式的不同，詩歌傳播大致經歷了如下四個階段：口傳時代、寫本時代、刻本時代和數字時代[67]。古典文獻學對於古代文人詩歌的研究，是建立在刻本詩集基礎上的。因此，刻本時代文人詩歌的傳播過程，已然明晰。但過去由於研究材料的匱乏，寫本時代文人詩歌的傳播情形，還不清楚。20 世紀初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文人詩歌寫本，為這一問題的探討，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68]。

敦煌文獻存見的為數眾多的古代文人詩歌作品，均是以手寫紙本形態呈現在世人面前，其中尤以中古时期（指“唐五代宋初”）作品最多。這些中古时期的敦煌文人詩歌寫本，直觀地反映出中古时期文人詩歌在敦煌區域社會傳播的情形。尤其是，敦煌文獻中還有大量內容豐富的世俗文書、宗教經典，以及其他類型的文學寫本。這些都為我們瞭解中古时期敦煌地區文人詩歌傳播的過程與現場，提供了珍貴材料。

然而，在敦煌文人詩歌研究領域，至今未有學者對中古时期文人詩歌在敦煌地區的傳播問題進行過專題研究。因此，筆者不揣淺陋，試圖根據敦煌區域社會歷史發展的特點，對中古时期文人詩歌在敦煌地區的傳播問題進行分期考察，進而揭示出中古时期文人詩歌在敦煌地區傳播的規律，以及敦煌本地文人詩與中原文人詩之間的關係。

二 術語釋義

為了更加清晰地呈現出本書的框架結構和研究意圖，以下依次對中古时期敦煌的歷史分期、敦煌的地域範圍，以及“敦煌文人詩歌”與“傳播”的概念，略作闡釋。

治敦煌學者一般將中古时期（唐五代宋初）的敦煌歷史，分為“唐前期”“吐蕃時期”和“歸義軍時期”三個階段，並將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吐蕃攻陷敦煌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前兩個階段的分界。但從中原文人詩西傳的視角上看，從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吐蕃攻佔涼州開始，中原文人詩[69]向敦煌的傳播，已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新時期。因此，本書採納伏俊璉、朱利華二位先生的觀點，將廣德二年吐蕃佔領涼州，作為“唐前期”與“吐蕃時期”的分界[70]。

伴隨著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敦煌的地域範圍會適時伸縮。根據前賢的研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吐蕃管轄敦煌以前，敦煌有“沙州”“敦煌郡”等名稱，其管轄範圍包括“敦煌”“壽昌”兩縣，大致和現在的敦煌市所轄面積一致；吐蕃管轄敦煌期間，敦煌受到吐蕃新設置的“瓜州節度使”管轄，其轄下的敦煌地域範圍目前還不清楚，但應不超過此前的瓜、沙二州的範圍；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張議潮率眾起義後，敦煌的地域範圍，是指歸義軍所轄以沙州為中心的地域。

目前所見中古时期在敦煌地區傳播的文人詩歌作品，集中见於敦煌文獻和莫高窟題壁。實質上，它們是當時沿絲綢之路西傳到敦煌的中原文人詩歌作品，被敦煌當地民眾所接受的歷史遺存。這些文人詩歌作品雖然數量眾多，然而由於一部分詩歌作品的抄寫時間無從考證，因此本書以抄寫時間可考者為樣本開展研究。在具體論述過程中，會適當延伸至抄寫時間無考者。

文人詩歌在敦煌地區的傳播，是一個雙向的動態過程。既有中原文人詩歌作品向敦煌地區的“傳入”，也有敦煌本地文人詩歌作品向敦煌以外區域的“傳出”。如果僅有中原文人詩歌作品的傳入，而沒有敦煌本地文人詩歌作品的傳出，那麼就會產生兩個新的問題：中原文人詩歌作品是如何傳入敦煌的，以及中原文人詩歌作品如何被敦煌本地人士所接受的。

在寫本時代，文人詩歌在某地的被接受，直觀地有兩種表現：一是被當地人士傳誦、閱讀或抄寫，二是當地人士在其影響下，從事到文人詩歌創作中。因此，本書在“中古时期”這一大的時空背景下，著重探討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里，敦煌地區文人詩歌的“傳入”與“傳出”情況。如果僅有“傳入”而無“傳出”，還將進一步探討“如何傳入”以及“如何被接受”的問題。

三 研究對象

敦煌文人詩歌的概念，可以有多種理解。為使研究對象明確而集中，下列作品不屬於本書的討論範圍：

（一）敦煌本《燕子賦》、敦煌本《季布罵陣詞文》等說唱文學作品，雖然被有的研究者稱為“五言詩”和“唐代第一長詩”，但畢竟與文人詩歌不同，因而不屬於本書的研究範疇。不過，劉希夷《死馬賦》（P.3916）、署名“江州刺史劉長卿”的《高興歌》等被認為是其他體裁文學作品的文人詩，本書不能遺漏[71]。

（二）曲子詞及民間俗典等韻文作品，自有其特殊體制，與“文人詩歌”有著明顯區別，本書不予討論。但蘇癿《清明日登張女郎神》（P.3619、P.3885）等作為文人詩歌在敦煌傳播者，或哥舒瀚《破陣樂》（P.3619）等在前人著述中被誤作歌辭者，則是本書的研究對象[72]。

（三）離合詩、方角詩等雜體詩，因其特殊的解讀方法，以及強烈的文字遊戲性質，故與一般文人詩歌不同，本書不予討論。但業已被解讀的雜體詩，不應被忽視。比如，S.3835卷背所載四幅詩圖，其中第一件詩圖的解讀，就出現在P.3597。解讀後的詩圖，實際上是一首五言詩。

（四）學郎詩、王梵志詩、釋道詩。在學士郎群體中傳抄的學郎詩，文學意味極為淡薄；王梵志詩大多宣揚宗教義理，往往被視作與“文人詩歌”相對的民間詩歌[73];《心海集》《證道歌》等釋門偈頌，宗教色彩濃厚，幾乎沒有文學性。它們與一般意義上的文人詩歌不同，不予討論。

但學士郎所作《唾落煙塵氣》《男兒屈滯不須論》（P.3305v），金髻、利濟、志貞、法舟等人所作慶賀義井落成之作（P.3052、Дx.153），悟真受牒及兩街大德之間的贈答詩（P.3720、S.4654），以及吟詠道教名勝的李翔《涉道詩》（P.3866）等，與一般文人詩歌無異者，屬於本書的研究對象。

四 研究方法

本書主要運用文獻學的方法開展研究。但在研究過程中，將突出寫本學的方法、敦煌文人詩歌文獻與傳世詩學文獻相結合的方法，以及敦煌文人詩歌文獻與其他敦煌文獻相結合的方法：

一是寫本學的方法。敦煌文人詩歌文獻的寫本特徵，集中表現出文人詩歌在敦煌地區傳播的過程與現場。只有準確把握敦煌文人詩歌的寫本特徵，分析其裝幀形式、題署方式、行款、題記、雜寫、其他文本內容，以及同一寫卷不同文本內容之間的關聯，才能確定敦煌文人詩歌的抄寫時間，並從中尋找出與文人詩歌在敦煌地區傳播問題相關的有價值信息。

二是敦煌文人詩歌文獻與傳世詩學文獻相結合的方法。中古时期的敦煌文人詩歌寫本，雖然在時代上要早於傳世文獻中的文人詩集，但其可信度不能被盲目誇大。挖掘敦煌文人詩歌寫本所蘊含的學術價值，離不開經漫長歲月累積下來的傳世詩學文獻。我們應該以敦煌文人詩歌寫本為基礎，結合傳世文獻中的資料，努力尋找敦煌文人詩歌寫本與傳世詩學文獻之間的聯繫。

三是敦煌文人詩歌文獻與其他敦煌文獻相結合的方法。在數量多達七萬餘件的敦煌文獻中，詩歌寫卷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文人詩歌寫卷又僅占全部詩歌寫卷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文人詩歌寫本以外，不僅有民間和宗教詩歌寫本，還有大量的社會歷史文獻，以及其他體裁的文學寫本。它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只有對它們進行綜合性的比較研究，才能全面認識敦煌文人詩歌寫本。

總之，本書嘗試著運用寫本學、敦煌文人詩歌文獻與傳世詩學文獻相結合，以及敦煌文人詩歌文獻與其他敦煌文獻相結合等文獻學的方法，對中古时期文人詩歌在敦煌地區的傳播問題，進行專題研究。

五 研究意義

一是豐富敦煌詩歌研究的內容。在敦煌詩歌的輯錄方面，已有一些成果。尤其是徐俊先生歷時十餘年撰寫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體大思精、嘉惠學林。然而，由於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該書在輯錄敦煌詩歌文獻時，部分敦煌文獻尚未刊布，還有少量敦煌詩歌作品被遺漏。另外，該書對於敦煌詩歌文獻的釋錄也有瑕疵，對其寫本特征關注的還不夠細緻，手寫紙本所蘊含的學術信息尚有待進一步挖掘。尤其是，該書在資料的搜集和使用上，忽略了石刻文獻。對於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資料，該書也未能網羅無遺。因此本書的探討，可以豐富敦煌詩歌的研究內容。

二是探索敦煌文學研究的新視角。在敦煌文學一百一十餘年的研究歷程中，國內外學者在敦煌文學文獻研究領域，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敦煌文人詩歌研究忝列其中，研究成果也可稱宏富。當前的敦煌文學研究，已進入瓶頸期。敦煌文人詩歌研究的突破與轉型，是不得不正視的問題。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金石之路”“寫本之路”，同時也是一條“詩歌傳播之路”。但是，從絲綢之路上詩歌交流與傳播的視角研究敦煌文人詩歌，卻長期沒有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本書嘗試為敦煌文學研究探索一個新的視角，以促進敦煌文學研究的視野走向寬廣。

六 校錄凡例

敦煌文獻是本書最主要的研究材料。對於敦煌文人詩歌寫卷的校錄，是本書的重要內容。故有以下校錄體例，需詳加說明：

（一）見於傳世文獻的詩歌作品，據傳世本擬題。不見於傳世文獻的詩歌作品，如果原卷有詩題，則據原卷擬題；如果原卷無詩題，則據首句擬題；如果首句殘缺，則據次句擬題，依此類推。

（二）诸家校本中，以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版）和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2022年版）最為通行，故以《敦煌詩集殘卷輯考》、《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为主要参校本。

（三）底本中文義可通者，以底本為準；若底本有誤，則保留原文，在錯誤文字后用（）注出正字；如底本有脫文，可據他本或上下文義補足，但需將所補之字置於[]內；改、補理由均見校記。因殘缺造成缺字者，用□表示，缺幾個字，用幾個□；不能確知缺幾個字的，上缺用表示，中缺用表示，下缺用表示；凡缺字可據別本或上下文義補足時，將所補之字置於□內，并在校記中說明理由。

（四）俗體、異體字，徑改為通行繁體字；筆誤、筆畫增減、缺筆避諱字，徑行改正；塗改、旁書，以及有倒字、廢字、重疊等符號者，徑錄訂正后的文字，並在校記中說明；衍文不錄，亦在校記中說明。

（五）本書涉及的敦煌文獻，在標明其出處時，使用學界通行的略寫中文詞和縮寫英文詞，比如：“S”：英藏敦煌文獻編號；“P”：法藏敦煌文獻編號；“BD”，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編號；“Дx”：俄羅斯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編號；“北大”，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編號；“上圖”，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編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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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書中的“敦煌文人詩歌”，特指敦煌文獻和莫高窟題壁中的漢文文人詩歌。

[2]本書對於敦煌文人詩歌研究史的分期，借鑒了敦煌學名家郝春文先生對於敦煌學史的劃分。參看郝春文《敦煌文獻與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東方雜誌》1909年第10期。

[4]羅振玉：《敦煌石室秘錄》,《東方雜誌》1909年第11期；羅振玉：《鳴沙山石室秘錄》,《國粹學報》1909年（或1910年）第59期。

[5]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國粹學報》1909年第1—8期。

[6]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1913年羅氏宸翰樓影印本。

[7]羅振玉：《鳴沙石室古籍叢殘》,1917年上虞羅氏影印刊行。

[8]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説》,《東方雜誌》1920年第8期。

[9]王國維：《韋莊的〈秦婦吟〉》,《國學季刊》1924年第4號。

[10]羅振玉：《〈秦婦吟〉校本及跋》，收入《敦煌零拾》,1924年上虞羅氏影印刊行。

[11]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首倡“敦煌俗文學”概念，並對“敦煌俗文學”的範圍和內涵作了界定。自此以後，“敦煌俗文學”這一概念，開始為學界所接受。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小說月報》1929年第20卷第3號。

[12]郝立權：《韋莊〈秦婦吟〉箋》,《齊大月刊》1931年第3期。

[13]黃仲琴：《〈秦婦吟〉補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5期。

[14]周云青：《〈秦婦吟〉箋注》，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15]陳寅恪：《讀〈秦婦吟〉》,《清華學報》1936年第11卷第4期。1940年，陳寅恪對該文作了增訂，將其改名為《秦婦吟校箋》，並在昆明印行單行本。

[16]馮友蘭：《讀〈秦婦吟〉校箋》,《國文月刊》1941年第8期。

[17]徐嘉瑞：《〈秦婦吟〉本事》,《國文月刊》1944年第27期。

[18]劉修業：《〈秦婦吟〉校勘續記》,《學原》1947年第1卷第7期；後收入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39—155頁。

[19]董康早在1926—1927年客居日本期間，就明確提出了彙集敦煌唐詩寫本的研究設想，但其研究計畫並未付諸實施。參見董康著、傅傑校點：《書舶庸譚》，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頁。

[20]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

[21]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2—24頁。

[22]王重民：《補全唐詩》,《中華文史論叢》1963年第3輯；後收入王重民：《全唐詩外編》，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6頁；又收入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50頁。

[23]王重民：《敦煌唐人詩集殘卷》,《文物資料叢刊》1977年第1期；後收入王重民：《全唐詩外編》，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7—60頁；又收入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85—88頁。

[24]吳其昱：《李翔及其涉道詩》，古岡義豐編《道教研究》第1編，昭森社1965年版，第271—291頁。

[25]《敦煌韻文集》輯錄的韻文作品，是巴宙先生1961年在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親自選擇、繕寫、校輯。參見巴宙《敦煌韻文集》，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年版，第2頁。

[26]潘重規：《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校錄》,《幼獅學志》1979年第15卷第4期；此文後來作為一個章節，被收入《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研究》,《敦煌學》1988年第13輯，第79—94頁。

[27]王重民輯錄，劉修業整理：《〈補全唐詩〉拾遺》,《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輯；又收入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1—88頁。

[28]潘重規：《〈補全唐詩〉新校》,《華岡文科學報》1981年第13期。

[29]柴劍虹：《〈敦煌唐人詩集卷殘（伯2555）〉初探》,《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30]項楚：《〈補全唐詩〉二種續校》,《四川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31]柴劍虹：《敦煌唐人詩文選集殘卷（伯2555）補錄》,《文學遺產》1983年第4期。

[32]柴劍虹：《〈秦婦吟〉敦煌寫卷的新發現》,《光明日報》1983年6月7日；後收入柴氏：《西域文史論稿》，國文天地雜誌社1991年版，第307—310頁；又收入柴氏：《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1頁。

[33]柴劍虹：《敦煌P.2555卷“馬云奇詩”辨》,《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2輯。

[34]潘重規：《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敦煌學》1984年第8輯。

[35]林聰明：《敦煌本李翔涉道詩考釋》,《敦煌學》1985年第7輯。

[36]饒宗頤：《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漢學研究》1985年第3卷第1期；此文後來被作為一個章節，收入《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研究》,《敦煌學》1988年第13輯，第94—106頁。

[37]蔣禮鴻：《〈補全唐詩〉校記》，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敦煌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80頁。

[38]黃永武：《敦煌古籍敘錄新編》，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版。

[39]黃永武：《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1987年版。

[40]黃永武：《敦煌本唐詩校勘舉例——試校敦煌伯二五五五號卷子中的二十七首唐詩》,《國文天地》1986年第18期。

[41]黃永武、施淑婷：《敦煌的唐詩續編》，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

[42]張湧泉：《〈補全唐詩〉二種補校》,《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2期。

[43]熊飛：《〈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補錄〉校勘斟補》,《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44]李正宇：《敦煌遺書宋人詩輯校》,《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45]徐俊：《王重民〈補全唐詩〉二種校補》,《北京圖書館館刊》1993年第2期。

[46]汪泛舟：《敦煌僧詩校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7]張錫厚：《敦煌本唐集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版。

[48]張先堂：《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新校》,《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

[49]陳國燦：《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詩歷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87—100頁。

[50]張湧泉：《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8輯，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11—341頁。

[51]榮新江、徐俊：《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錄》,《唐研究》第5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9—80頁。

[52]胡大浚、王志鵬：《敦煌邊塞詩歌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3]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版。

[54]荒川正晴：《論敦煌本〈涉道詩〉的作者問題》,《復旦學報》2001年第3期。

[55]徐俊：《唐蔡興風編〈瑤池新詠〉重研》,《唐研究》第7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144頁。

[56]徐俊：《敦煌先唐詩考》,《國學研究》第8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該文在增加《俄藏敦煌文獻》第11卷至第14卷中的新見內容後，又發表在《鳴沙習學集》，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4—48頁。

[57]汪泛舟：《敦煌石窟僧詩校釋》，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版。

[58]王卡：《唐代道教女冠詩歌的瑰寶——敦煌本〈瑤池新詠集〉校讀記》,《中國道教》2002年第4期。

[59]徐俊：《敦煌寫本詩歌續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

[60]徐俊：《隋魏澹〈鷹賦〉校訂——敦煌文學文獻零劄之一》,《文獻》2003年第2期。

[61]張錫厚：《全敦煌詩》，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62]張新朋：《敦煌詩賦殘片拾遺》,《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

[63]張湧泉：《張湧泉敦煌文獻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64]汪泛舟：《敦煌詩解讀》，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版。

[65]田衛衛：《〈秦婦吟〉之敦煌傳播新探——學仕郎、學校與詩學教育》,《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

[66]伏俊琏：《写本时期文学作品的结集——以敦煌写本Дx.3871+P.2555为例》,《文學評論》2018年第6期。

[67]2013年，張湧泉先生在《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一書中，將我國古代文獻傳播體式的演進分為銘刻、抄寫、印刷三個階段。2015年，郝春文先生在《敦煌寫本學與中國古代寫本學》（《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一文中，又增加了一個電子文本階段。同年，伏俊璉先生在其主持的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5—11世紀中國古代文學寫本整理、編年與綜合研究”的開題報告中提出，銘刻也是一種抄寫，不應將銘刻作為一個單獨的階段，從抄寫階段中剝離出來，而且在將獸骨、金石等作為銘刻的載體之前，無疑還有一個口耳相傳的階段。

[68]敦煌文獻的寫本特徵已成為學界關注熱點，潘重規、金榮華、林聰明、榮新江、張湧泉、黃征、郝春文、鄭阿財、伏俊璉等學者對此均有探討。參見潘重規《敦煌俗字譜》、金榮華《敦煌俗字索引》、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與《敦煌俗字研究》、黃征《敦煌俗字典》等論著，相繼揭示出敦煌寫本的文字特徵；林聰明《敦煌文書學》、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張湧泉《敦煌寫本文獻學》分別提出了“敦煌文書學”“敦煌寫本學”“寫本文獻學”概念，對敦煌文獻的寫本特徵進行系統探討；郝春文在《敦煌寫本學與中國古代寫本學》一文中認為，榮新江宣導的“敦煌寫本學”名稱更能涵括敦煌寫本研究各方面的內容；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充分論證了敦煌俗字與寫本時代、寫本真偽之間的關係。

[69]項楚先生在《敦煌詩歌導論·緒論》中，將敦煌文獻或莫高窟題壁所見詩歌作品，分為“敦煌詩歌”“中原詩歌”兩類（項楚《敦煌詩歌導論》，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5頁）。本書借鑒了項先生的觀點，將敦煌文獻或莫高窟題壁所見文人詩歌，分為“敦煌本地文人詩”“中原文人詩”兩類。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本書所言“中原文人詩”，其作者不僅有以洛陽、開封等地為核心區域的中原地區詩人，也有關隴、江左等地的詩人。

[70]伏俊璉、朱利華：《吐蕃攻佔時期的敦煌文學》,《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後收入伏俊璉：《敦煌文學總論（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0—39頁。

[71]劉希夷《死馬賦》（P.3916）被認為是俗賦，收入《敦煌賦集》；作者署名為“江州刺史劉長卿”的《高興歌》（P.2488、P.2544、P.2555、P.2633、P.3812、P.4993、S.2049），既被認為是歌辭，收入《敦煌歌辭總編》，也被認為是俗賦，收入《敦煌賦集》。實際上，它們都是七言歌行。

[72]哥舒瀚《破陣樂》（P.3619）是和其他唐詩叢抄在一起，因此在抄寫者看來，是一般意義上的文人詩。

[73]項楚先生就認為：“文人詩歌的長處，突出了王梵志詩的弱點；文人詩歌的弱點，又突出了王梵志詩的長處。他們之間的強烈反差，造成了一種對比和互補的關係。王梵志詩正好是在文人詩歌最薄弱的環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參見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