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俄关系中的界河黑龙江。首先，它属于国际河流问题，黑龙江水资源的跨界性质使得它将中俄两国联系起来；其次，它属于中俄关系问题，黑龙江是中俄的边界，是中俄关系的组成部分，它所发挥的作用跟中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此，对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和归纳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国际河流与国际关系研究、中俄关系研究和中俄关系中的界河黑龙江研究。

（一）国际河流与国际关系研究

在国外学界，国际河流问题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纵观这些成果可以发现，国际河流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历程呈现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的变化。

1.研究视角的变化：从冲突到合作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围绕中东地区三大国际河流流域发生的冲突，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对约旦河的争夺，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国际河流多被冠以流域国家间冲突之源。埃及外交部前部长布特罗斯·加利在1988年时表示：“下一场在这里发生的战争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尼罗河”[4]。库利从约旦河跨界水冲突出发，提出水资源在历史上引发冲突且在未来仍将引发冲突的观点。[5]霍马-迪克逊关注资源稀缺和环境退化引发的冲突，认为不可再生资源更容易引起冲突，其中水资源引发冲突的可能性最大。[6]持有跨界水冲突观点的学者还有阿梅里奥、山姆森、克利奥特、斯塔和斯多尔、索弗、威斯汀、布洛奇和达尔维什、瑞曼斯、克莱尔等。[7]随着对国际河流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入，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洲出现越来越多国际河流合作的成功案例，跨界水冲突的观点不断遭到质疑，学者越来越倾向于从合作的角度研究国际河流问题。穆斯塔法·多拉塔亚尔和蒂姆·格雷认为水稀缺使流域国家的决策制定者寻求互利协作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8]阿瑞尔·迪纳尔和施罗密·迪纳尔等也认为合作是国际流域国家间关系的主旋律。[9]持跨界水合作观点的学者还有洛维、阿肖克·斯温、利马奎得、穆默、英格拉姆等。[10]在此基础之上，美留町和艾伦认为在国际流域中冲突与合作共存，并且提出和构建了跨界水互动的模型，旨在反映出冲突与合作的共存状态和动态变化。[11]

2.研究方法的变化：从个案定性到多案定量

国际河流已经多年来被学者当作研究对象，但初期的研究通常对特定单个国际河流进行定性分析，比如巴以和约旦之间的跨界水问题、中亚咸海地区跨界水问题、亚洲湄公河流域跨界水问题等[12]。只关注单个国际河流就容易得出跨界水冲突的观点，因此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沃尔夫等人致力于对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流域进行整体研究，旨在发现更为普遍的规律和特征。他们建立了“国际水事件数据库”（International Water Events Database），收录了1948—2008年间国际流域国家间涉水互动事件的相关数据。通过统计和分析，他们发现多年历史数据表明共享流域国家之间围绕跨界水资源的互动呈现出的是倾向于合作和中立而不是冲突，尽管水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刺激因素，然而近年来并未发生由水引发的战争。[13]

国内学界对国际河流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多立足于合作，促进国际河流合作与管理。何大明等著的《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合理利用与协调管理》是第一部系统综合研究国际河流特别是跨境水资源利用与管理的书，为国际关系领域跨界水资源问题研究提供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献。[14]李志斐（2015）从水外交、周边关系和区域公共产品等角度对中国跨界水资源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跨国界河流问题域中国周边关系》《水资源外交：中国周边安全构建新议题》等学术论文，出版了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跨界水资源的专著《水与中国周边关系》，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

国内学界多集中于研究地区国际河流问题，比如陈丽晖等的《国际河流流域开发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关系协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1期）、蓝建学的《水资源安全合作与中印关系的互动》、宫少朋的《阿以和平进程中的水资源问题》、徐向群的《叙以和谈的症结，安全与水资源问题探析》、杨恕和王婷婷的《中亚水资源争议及其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冯怀信的《水资源与中亚地区安全》等。对东北亚地区国际河流的研究较少，主要研究成果有李传勋的《中俄毗邻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初探》、滕仁的《中俄在边界水体水资源安全方面的合作》、王志坚和翟晓敏的《我国东北国际河流与东北亚安全》等。

（二）中俄关系研究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界，中俄关系都是一个老话题，而且研究视角多样。在俄罗斯，俄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研究所等是研究中俄关系的重要学术机构。代表学者有：卢贾宁（С.Лузянин）、沃斯克列先斯基（А.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卢金（А.Лукин）等。俄罗斯学者侧重于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战略平衡等角度来看待中俄关系，关注中俄关系对俄国本土及其势力范围的影响。具体的关注点包括：中俄关系如何成为俄罗斯大国外交的工具，中俄在中亚地区的竞合关系，中俄在远东地区的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会不会造成冲击，中国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角色，等等。总的来看，俄国学界虽然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持有一定的谨慎、怀疑态度，但同时也给予重视、理解甚至期待。

在国内学界，学者对中俄关系的研究多从国际格局、地区格局、大国利益等视角，以基本现状为切入点。代表性著作有：郑羽的《多极化背景下的中俄关系（2012—2015）》、季志业和冯玉军的《俄罗斯发展前景与中俄关系走向》、王海运的《新世纪的中俄关系》、高飞的《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复旦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中俄关系：2016模式》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陆南泉、李永全、李兴、孙力、吴大辉、李建民、张宁等学者对此有相应研究，探讨的问题包括“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原则、路径及重难点问题，总体上对“一带一盟”对接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中俄关系研究的现有成果中，对黑龙江甚至东部毗邻地区的关注相对较少。然而，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一带一盟”的对接，中俄东部毗邻地区在中俄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值得更多关注。界河黑龙江连接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它为中俄关系的新研究提供了颇为独特的视角。

（三）中俄关系中的界河黑龙江研究

目前，国内尚未有著作专门以界河黑龙江为视角研究中俄关系，与界河黑龙江相关的内容多出现在中俄关系历史著作中。在中国知网（CNKI）上搜索结果显示，截至2017年4月1日，同时以“中俄关系”和“黑龙江”[15]为主题的有效学术论文有102篇[16]，但这些论文只是涉及到“中俄关系”和“黑龙江”，而并非是完全以这两个主题为研究对象。对于黑龙江的关注较多的当属中国和俄罗斯，除此之外也得到了部分其他国家学者的关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发现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在中俄关系史研究中黑龙江多以边界的身份存在

关注的问题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即中俄边界的形成和两国边界谈判。中俄从无边界到边界大体形成经历了约两个世纪，其中黑龙江就在此过程中演变为两国的边界，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围绕边界的划定存在争议，直到21世纪才得以解决。关于两国边界的历史基本出现在各类中俄关系史和边界史的著作和论文中。

中文著作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沙俄侵华史》、王希隆著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杨闯等著的《百年中俄关系》、薛衔天著的《民国时期中苏关系》、佟冬编的《沙俄与东北》、吕一燃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和张学昆编著的《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关于黑龙江的内容包含在两国历史不同阶段的论述中。除此之外，学者对中俄东段边界的形成原因及影响也进行了研究。张宗海讨论了中俄边界最初的形成，认为这一结果并非单纯是两国武力冲突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东西方民族所具有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17]步平分析了中俄边界形成的过程，认为《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边界符合中国在黑龙江地区的传统界限范围，而19世纪的边界则是打破了黑龙江原来南北政治、经济统一的局面，是强制性的和不合理的，之后由于种种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的边界大致走向未出现变动。[18]

俄国学者对中俄东部边界的关注程度不亚于中国学者，而且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19—20世纪初的俄国学者更多关注两国边界的合法性问题，积极记录和研究俄国获取黑龙江以北远东地区历史，其中不乏对事实的歪曲和对俄国侵略者的赞扬。[19]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部分俄国（苏联）学者对于两国边界问题的论述相对客观。比如安德烈耶夫的《十七至二十世纪的俄中关系》[20]、谢宾科夫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21]、亚历山大洛娃的《俄罗斯在远东边境（十七世纪下半期）》[22]等。21世纪以后，随着中俄关系的不断改善，俄国学者更多关注边界谈判与解决。卢金编著的《俄国与中国：四百年的互动》，细数了400年历史中中俄关系从最初到现在的演变过程，其中有一章节重点关注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23]加林诺维奇著的《20世纪的俄国与中国：边界》，主要论述了20世纪俄国与中国关于边界的协调问题。[24]长期从事中俄边境工作的苏联著名外交官基列耶夫著有《俄罗斯与中国：边界谈判秘密内容》，根据条约文本分析中俄之间边界谈判内容，重点是20世纪80 —90年代的谈判。[25]

2.关注界河黑龙江两侧中俄边境地区

关注的重点主要是黑龙江两侧中俄边境地区经贸互动和民间往来。姜振军认为，在中俄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下，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的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将致力于打造贯通亚欧的国际运输网络，带动中俄东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26]王海运认为，黑龙江界河中俄两侧地区地缘相近，且具有合作发展的互补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市场需求匹配度差和疑虑等因素。[27]刘长敏认为，中俄东部边界地区经贸合作存在结构性障碍，边民之间的相互认同度并不乐观，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在边界黑龙江地区落实所需要重视的具体问题。[28]郭晓琼认为，界河黑龙江的边境口岸是推动中俄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间往来的桥头堡，意义重大，但受到口岸建设和两国经贸合作两方面的限制因素影响，目前边境口岸存在发展失衡的情况。[29]周逢民等系统梳理了中俄边境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和合作，以及外汇管理的现状与趋势。[30]于江波梳理了界河黑龙江两侧的自然资源特点，认为这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1]

与中国以黑龙江相隔的远东地区一直是俄罗斯重视之地，一方面为了融入东北亚经济圈，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对远东地区的控制。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2015年出版了关于中俄边境地区跨境经贸和金融关系的书籍，重点讨论了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前景；安德烈耶夫著的《中俄边境合作中的地缘政治因素》认为，21世纪以来由于中俄关系的不断提升，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国在边境地区的跨界合作显著增强。[32]梅里霍夫著的《远东国际关系中的俄罗斯移民问题（1925—1932）》运用大量回忆录讲述了1925年到1932年期间，在中苏冲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背景下远东地区俄罗斯移民的历史。[33]俄罗斯科学院联合中国学者共同出版的《俄罗斯与中国：经验、潜力区域和跨境合作》包含了对跨界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的分析。[34]从2001年以来，在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多次举办了“远东边界上的俄国和中国”（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х рубежах）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比如2006年出版的《远东边境的俄罗斯与中国：阿穆尔河之桥》主要关注历史上和现在中俄在远东地区的经济、民族和文化互动。[35]博特别列斯金娜分析了俄罗斯远东及亚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36]著名的汉学家卢金的《崛起中的中国与俄罗斯的未来》讨论了当前的俄罗斯与邻国中国的关系，包括边境合作和互动、移民问题等，认为中俄之间是互惠互利的有效合作。[37]

3.聚焦界河黑龙江水资源的研究

从界河黑龙江水资源出发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中俄合作开发利用黑龙江水资源，以及保护其周边生态环境。滕仁着眼于中俄边界水体，分析了两国边界水资源安全状况及合作前景。[38]顾俊玲认为，开发利用黑龙江界河水资源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但当前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包括资金投入不足、设施老旧、缺乏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关法律法规、缺乏边界水资源合作经验等。[39]贾德香等对中俄合作开发界河水电资源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认为中俄界河水电开发潜力大且经济效益高，而且当前的中俄关系也提供了合作开发的机遇。[40]周翔宇等着眼于黑龙江跨境水电开发，为中俄有效合作开发黑龙江跨境水电资源构建出了多层次主体协同机制。[41]谢永刚等从2005年松花江跨界水污染出发，探讨了中俄应对例如跨境水资源污染等灾害的合作机制，包括法律基础和解决措施。[42]周海炜等也关注黑龙江跨境水污染，认为当前中俄跨境水污染合作机制主要以高层合作为主，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应在政府合作的基础上同时开展市场和公众层面的合作。[43]邹春燕等指出了界河黑龙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且提出了中俄合作对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建议，包括联合制定科学规划、签订合作协定以及成立统一指挥与协调机构等。[44]

与我国学者多从积极合作角度研究相比，俄国学者在黑龙江研究上存在诸多消极片面的观点。但中俄在黑龙江跨界水资源方面的合作得到了俄国学者的肯定。索恩切夫认为中俄两国在生态环境合作方面迈入了新阶段[45]；博尔果夫等认为即便中俄在黑龙江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但双方相互尊重和信任，在黑龙江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积极成果[46]；维诺格拉多夫等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中俄跨界水合作，利用条约梳理出了当前的合作机制。[47]

总体来看，通过梳理和对比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关于中俄关系中界河黑龙江的研究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1）缺乏对黑龙江的国际关系视角研究。现有成果虽然也是在中俄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下的研究，然而要么把关注点放在边界，要么把关注点放在边境地区，要么把关注点放在跨界水，很少专门从国际关系角度对黑龙江的角色和作用进行分析。（2）缺乏整体的研究框架。现有成果将黑龙江界河的属性分割开来，要么只关注它的边界属性，要么只关注它的河流属性，而未将这两种属性糅合起来。黑龙江既是中俄边界，起到分割和连接两国的作用，同时黑龙江也是国际河流，将其两侧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紧密联系。因此，在研究中俄关系中的黑龙江界河因素时，要把黑龙江的边界属性和河流属性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展现黑龙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功效。（3）缺乏立体的研究框架。现有成果将界河黑龙江的历史与现状分割开来，要么是在中俄关系历史中关注界河黑龙江，要么是在当前黑龙江边境地区的中俄经贸、人文和水资源合作中关注界河黑龙江，而未将历史与现状综合起来。黑龙江几乎贯穿中俄关系发展的整个历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历史发展蕴含着一定的规律，可以解释现状，还可以指导未来。因此，要客观和科学地探讨中俄关系中的黑龙江界河因素，就要把黑龙江的历史与现状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展示黑龙江在整个中俄关系历程中的表现。（4）缺乏定量研究。现有成果多重视定性分析，而缺乏统计等定量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容易忽视细节问题。因此，为了更加清楚和明确地分析中俄关系中的黑龙江界河因素，要适当地尝试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加入定量分析。正是上述几点不足之处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可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