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始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和政治生态理论研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根据理论逻辑和发展向度，本书将国内关于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归纳为生态政治理论研究、政治生态理论研究、政治生态理论实践应用研究和党内政治生态理论研究四个方面。

（一）生态政治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引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尝试着介绍并研究生态政治理论。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生态环境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迫使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型。基于此，学者掀起了关于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的热潮。当时出现的代表性著作有：周穗明的《智力圈》（1988），佘正荣的《生态智慧论》（1996），郇庆治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1998）、《欧洲绿党研究》（2000）、《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2007），李泊言的《绿色政治——环境问题对传统观念的挑战》（2000），刘东国的《绿党政治》（2002），肖显静的《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2003），等等。这些理论著作，有的专门介绍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也有的把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加以中国化，为中国的现实问题解决提出新思路新方法。比较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性，就是所有作者都从人与自然视角出发，试着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把生态政治理论作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一些成果。比如，季正矩的《生态社会主义评析》（1997），周穗明的《生态社会主义评析》（1997），李惠斌、薛晓源的《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2008），徐艳梅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这些学者介绍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突出成就，并吸取了蕴含其中的合理成分，展开了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研究。

（二）政治生态研究

伴随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国内政治生态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研究侧重在行政生态、政党生态、政治生态等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王沪宁、王邦佐、刘京希等。

国内第一本关于政治生态研究的学术专著是王沪宁编著的《行政生态分析》（1989）。该书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详细分析了行政活动和行政现象，并从行政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持续进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变换考察行政活动的优化。该书把行政系统分为个体系统、团体系统、整体系统和系统构造四个部分，社会圈分为政治圈、经济圈和文化圈三大圈，行政系统和社会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行政需求、行政功能、行政推动和行政控制。该书认为，行政发展通过行政系统与社会圈的不断相互作用来实现，行政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30]书中关于行政活动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推动行政发展的有关论述，对当代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还是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的。

王邦佐等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2000），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政党生态的学术专著。该书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作为生态分析中的生命系统，将引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和变化发展的客观条件视为生态分析中的环境系统，通过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系统间的内在关联性及其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发展的社会依据。书中深刻分析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系统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提的一系列特殊要求，集中探讨了如何更好地优化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并使之能一直保持对社会环境系统的客观适应性，从而实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31]这一专著开始了借用生态学理论研究政党政治的尝试，把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运用到了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之中，对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变革与发展做了深层次的生态学分析。这为政党政治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视角。

王邦佐、李惠康著的《西方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1997）。该书运用了生态学分析法研究政党制度，集中探讨了政党之间、政党与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关系都会受到一国经济政治等要素系统的影响与制约，同时，政党及制度也会反作用于周围的社会环境。

2007年，山东大学刘京希出版的《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一书，该书对政治生态理论中的政治体系层面上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刘京希运用生态学中的有关理论，依照生态学中的方法论原则，深刻探讨了政治体系与其次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生态化重塑，政治体系内部诸次体系之间的关系及其生态化发展，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生态演进，政治体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生态化推演，并从一般理论意义上提出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政治理论模式和政治运作模式，从而实现政治体系的生态化和民主化。[32]该书深刻揭示了政治体系与生态体系的关系，对保持政治体系内部的动态平衡做了深入分析。该书是对我国政治生态理论的深入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体系的论述，以及关于破解权力腐败之谜部分，对于更好地分析党内政治生态是非常有理论指导意义的。

最近，对政治生态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就是2014年苏州大学夏美武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基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和201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庆跃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夏美武博士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原理，按照“体系—过程—政策—评价”的逻辑展开对我国政治生态建设的研究，文章从宏观上构建了我国政治生态的建设路径。文中关于政治生态建设与评价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朱庆跃博士从历史演进的逻辑，参照政治生态学有关理论，系统地梳理了党的反腐败历史实践。文章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为“规律”的东西。[33]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对反腐败政治体系进行及时的科学调构，才保证了党的反腐败斗争不断从胜利走向新胜利。文中关于反腐败体系构建、党自身的自我调构观点，对党内政治生态研究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三）政治生态理论实践应用研究

学术界对政治生态理论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将政治生态理论扩大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对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和科学论证。这些理论成果，从研究范围看，有的是从国家和社会角度出发的，主要针对国家和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专题性研究。比如，方世南集中探讨了生态政治与社会和谐关系问题。[34]甘峰提出，伴随政府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必须要从生态政治角度寻找新出路。[35]史达系统探讨了保持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问题。[36]王志勇从政治生态视角，详细研究了我国改革转型期的整合模式问题。[37]丁友文主要从和谐政治生态的视角，系统研究了政治生态理论对推进宽容机制构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38]，等等。也有的是从地域视角出发的，主要从促进地方发展角度进行了研究。比如，易志华、马进宝的《澳门特区的政治生态与发展态势研究》（《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黄济福的《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生态的四大变化》（《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马小林的《安徽政治生态问题及对策研究》（《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周平的《20年来香港政治生态的改变》（《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等。

（四）党内政治生态理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后，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便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总体来看，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习近平的政治生态思想、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生态三方面。

第一，关于习近平的政治生态思想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生态思想，进行了深入论证和全面梳理。突出的学术成果有：孔云峰集中概括了习近平的政治生态思想。他认为，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有五大内涵、五大意义、五大要素和五大举措。[39]黄相怀系统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为营造健康政治生态采取的四项重要措施：一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二是大力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不断增加健康政治生态的正能量；三是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彻底清除害群之马；四是把营造健康政治生态放在“四个全面”的伟大历史实践之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稳健发展。[40]范盱阳和孙希江从逻辑起点、思想发起、战略突破、基本保障、长远之计和根本方向六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41]刘炳香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做出战略部署和把握规律三方面阐述了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42]孙秦敏和肖芳总结出了习近平的政治生态思想有三大内容和四大实践要求。[43]唐海潇和刘海雁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把习近平的政治生态思想划分成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大系统[44]，等等。

第二，关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研究。这部分研究成果围绕着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出了不少很有针对性的现实对策。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常武显论述了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关键是要严格党内政治生活。[45]包心鉴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高度重视党内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46]杂志总编张晓林指出，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首先是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其次是加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力度。[47]李斌雄等提出，净化和重构政治生态，要突出抓好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清正廉洁工作、严格选人用人标准和净化政商关系。[48]王合清提出，优化政治生态要把思想理想作为灵魂、把选人用人作为关键、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把清正廉洁作为底线、把体制机制作为保障来抓。[49]王宇华和崔斌认为，优化政治生态要从纯洁政治文化、严厉整饬吏治、依法治党着力。[50]郑文靖从系统论视角探讨了净化政治生态的方式方法。[51]刘吕红系统总结了党的政治生态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并阐明了对当代的重要启示[52]，等等。

第三，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党内政治生态为研究对象，多角度多方面深刻论述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目前，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春玺提出，进一步营造党内民主的政治生态，关键是要严格党内政治生活。[53]文斌从理论、历史、直接和现实四方面系统总结了构建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动因，着重阐明了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路径应从纯洁党内政治文化、从严治吏、运用法治方式管党治党三方面着手。[54]闫立志认为，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要从党内民主、制度执行、党内政治生活、民主集中制、创新党内生活方式着手。[55]王习贤阐明了评判党内政治生态的状况三项标准：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党内高度团结统一、有大批优秀的党员队伍，论述了构建积极健康党内政治生态的具体方式：建设规范有序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提高党员忠诚度、清除党内疾瘤。[56]刘先春等阐明了新时期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论述了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四项具体优化路径。[57]刘先春和柳宝军集中论述了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态优化的具体路径。[58]孟轲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有关重要论述，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内政治生态净化思想[59]，等等。可见，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论述角度各异，缺乏系统性。

综上所述，随着理论逻辑的推演和实践逻辑的发展，立足于西方政治生态理论研究的基础，我国关于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入。从理论发展逻辑看，我国关于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越来越细化、具体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政治生态理论研究侧重于行政生态和政党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理论实践应用研究将政治生态理论研究具化到社会实践，党内政治生态研究针对性更强，将研究对象明确为党内政治生态。从研究内容来看，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政治生态理论的宏观性研究比较多，专门针对政党生态的研究比较少，但是，为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从最新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关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很多。从现有成果看，研究比较泛，研究也不够深入，系统性也不强，特别是关于党内优良政治生态的系统性研究更是明显短缺。尽管如此，我国关于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还是为更加深入地开展党内政治生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此可知，关于党内优良政治生态的系统性研究，是当前最需要深入下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