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政治生态的研究始于西方生态政治的研究。本书认为，从内在逻辑来看，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是一致的，两者都只是特定时期对事物的单向度研究，两个名词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特定称谓罢了。从发展向度来看，西方政治生态研究大体经历了生态政治化—政治生态化—生态学与政治学的融合三个阶段。对于国外关于政治生态研究的现状梳理，将循着这一逻辑展开。
（一）“生态”一词的提出与发展
19世纪以前，独立的生态学是不存在的。直到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cekel）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和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8]此时，作为生物主体的人类也被包罗进了生态学里，独立的生态学诞生了。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生态学渐渐地与其他学科相融，形成了许多新兴学科，比如，植物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形态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这些新兴学科在生态学的影响下得到快速发展。1935年，英国生物学家坦斯利（A.G.Tansley）首次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他特别强调了有机体和周围环境间的整体性及不可分割性，生物有机体和周围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1937年，赫伯特·廷斯顿出版了《政治行为》一书，普遍认为，该书奠定了政治生态分析的基本结构。廷斯顿在书中揭示了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投票倾向：居住在工人阶级地区的工人，比居住在中产阶级地区的工人更倾向于投左翼政党的票。[19]
（二）生态政治化形成
20世纪中叶以后，因人类工业化和科学技术一路高歌猛进，人类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产生活方式被日益边缘化，人类社会遭到了大自然的猛烈报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呈现出尖锐化。这迫使人类开始进行自我反省。这时的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美国社会学家麦肯齐（R.D.McKenzie）把一般生态学的观点移植到了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中，提出了“生态综合体”的概念，他把人类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借以分析了人类社会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至此，生态学研究获得了现代性意义，生态政治化研究出现。此时出现的比较有名的代表作有：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戈德斯密的《生存的蓝图》、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走向理性社会：学生抗议、科学与政治》，等等。
关于生态政治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绿色政治学说和绿党政治理论。绿色政治学说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该学说的目的是医治西方工业社会带来的“黑色文明”，建立起一种统筹人与自然权益、符合自然生态学基本原则的“绿色文明”。该学说认为，“绿色发展或生态发展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经济活动基于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生态的方式以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或国家控制经济所追求的无条件的增长与扩大相对立的。”[20]到了70年代以后，全球很多地方都成立了绿党组织，绿党政治理论开始形成。绿党组织代表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它们努力探究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积极探寻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是如何纠合在一起，并最终酿成了人类社会与环境的严重问题。“绿党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绿党要求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步改进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观念，提倡生活简朴和回归自然。”[21]绿党政治理论虽然不能彻底解除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但它们通过以组建政党的方式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在这一点上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另外，绿党政治理论以及它们所进行的生态政治实践也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世界的政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政治观念。
（三）政治生态化发展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于对人类社会面临环境危机的强烈感知，此时的政治生态理论研究提出，只有政治做出符合生态学要求的根本转变，即政治要生态化，人类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这一时期，各种绿色政治思潮相继兴起，如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著作有：麦克洛斯基的《生态伦理学和政治》、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R.格伦德曼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安德烈·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D.佩伯的《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学到社会正义》、A.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科尔曼的《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等。
这时，政治生态化发展趋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态主义的政治生态化；另一种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态化。”[22]生态主义者主张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体系，提出要用生态学的原则和方法来建构人类所应具有的新生态价值观，以此来找到解决人类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从而实现“绿色社会”的新变革。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追利本性、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异化，他们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指出解决生态环境的根本办法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完全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四）生态学与政治学逐渐融合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逐渐转向了民主、公平、正义、民权、权力等。此时的生态政治学研究发展到了生态学与政治学深度融合的新时期。在当时生态政治运动的有力带动下，社会生态学、政治生态学、行政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得以确立。这时的生态政治学研究已不再是仅仅局限于生态政治化或者政治生态化的单向度研究，而是将生态学和政治学进行了有机整合，重点指向现实问题的解决。比如，社会生态学将自然选择理论用于分析人的行为。它认为，任何行为表型都是基因类型与环境状况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而人类的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是互相关联并相一致的，这一过程同样体现着自然选择的原理。[23]
此时，将生态学与政治学进行融合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有：约翰·高斯、哈罗德·拉斯韦尔、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约翰·高斯最早提出对行政的生态研究。他认为，了解生态环境的各种因素是阐释行政行为的唯一途径。1961年，美国学者弗雷德·W.里格斯的代表作《行政生态学》问世。该书的出版将高斯对行政的生态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政府（行政）生态学正式创立。里格斯以美国、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传统和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化历史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自己的行政生态观点，他认为，要了解行政行为必须突破行政系统自身，从现存社会背景中去了解行政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并深刻地认识行政行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24]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则把生态学与政治学研究集中指向社会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他认为，情境性就是指“一个整体社会过程的认知图，公共政策问题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25]之后，也有学者用一个数学公式概括了公共政策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P=（E, G），其中，P指公共政策（policy）, E指生态环境（ecology）, G 指政府（government）。[26]公式的意思是，公共政策就是在政府与环境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一个函数。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创立了政治系统论。他在其代表作《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指出：“政治生活看作处于特定环境中的行为系统，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27]他认为，复杂的政治生活系统处于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以及心理等环境的包围之中，并且因为受到了环境的压力作用，会对环境做出自适应和信息反馈。这里的环境内涵广泛，既包括社会内环境，也包括社会外环境。[28]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创立了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原理。他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指出，政治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它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着输入、输出和反馈。
综上所述，西方关于生态政治化和政治生态化的研究都是一种单向度的研究。生态政治化研究，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为研究主题，以保持环境的生态平衡为目的。该研究把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到了政治高度，认为政治是造成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解决人类社会生态环境问题要用政治的方式。政治生态化研究的重点是政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问题，主张用生态学的发展理念来反思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大力批判旧制度和不合理政治因素，以树立人类社会的新价值观，建立一种融合生态的政治制度为目的。生态学与政治学相融合的研究，其出发点是社会政治现象。该研究主张从生态学视角来研究政治发展的规律和现象。该研究认为，政治本身必须要做合乎生态属性的改变，运用生态学的有关方法来探究复杂的政治现象，并从政治与环境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与发展。[29]发展至今，关于生态学与政治学相融合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系统论出现。系统论认为，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可借用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运用生态学的有关法则、原则和理念，来重构政治体系，建立有关政治制度、政治民主和政治社会化等方面的政治范式。它把研究的目标明确指向了政府机构、政权、政党、民主等政治学的核心问题。这为深刻揭示政治生态建设规律，剖析政治生态的内在结构，探索如何优化政治生态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