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咸间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
∗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冯天瑜
清道光、咸丰年间，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打破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宣布着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的历史性终结。此间的经世派士人首先正视这一现实，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他们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力主“更法改图”，并“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道咸间经世派研讨泰西的努力始于林则徐，徐继畲、姚莹、梁廷枏等也是介绍西洋的前驱先路，而集大成是魏源，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对近代中国及日本影响深远。道咸间经世派追求异域知识，是从抗御外敌入侵的需要出发的，因此他们向国人介绍的外洋知识主要限于欧洲列国史地时事和与军事有关的科技知识，其开风气的历史功勋不可抹煞，然而又难免带着急切的实用倾向，尚来不及对西方文化作全面介绍和理性审度，重新建构中华新文化的任务也未能提上议事日程，与大体同一时期日本开国论者（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认识存在差距。总之，道咸间经世派的努力，是中华文化系统从中古式的封闭走向近代式的开放的第一步，是中国人面对工业西方挑战的第一个积极回应，其间自然也包藏着若干局限性。道咸间经世派的开放主义，启迪了此后的洋务大吏和维新派；其局限性则为洋务大吏所承袭，维新派虽力图超越，却因实力的单弱和自身的缺陷，难以完成这种超越。
一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用鸦片、商品和大炮打开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中国人开始面对一种旷古未遇的新的世界环境。
自三代以降，同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相交往的异邦外国，其文明程度大都低于，甚或远远低于中国。作为先进的农耕文明的代表，中国人虽然曾一再被拥有强弓骏马的“夷狄”（周边游牧民族）所骚扰，但文化上的优胜地位却从未动摇，即使在军事上数度被剽悍的“夷狄”所征服，结果却总是演出一幕又一幕“征服者被征服”的活剧。当然，自西汉末年开始从南亚次大陆传入的佛教呈现着别种情形，它是古代中国人接触到的水平较高的外来文化。因思辨巧密、体系庞大，佛学曾使不少中国人为之倾倒，以至在魏晋—隋唐间风靡朝野，成一“佛学时代”。不过，外来的佛学并没有构成对中华本土文化的真正威胁，而在近10个世纪间逐渐作为一种协和成分汇入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总之，古代中华文化尽管多有起伏跌宕，却没有发生过严重危机，这显然是因为中华文化在古代世界雄踞高势能地位，其吞吐汲纳异域文化的能力游刃有余。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则面对一种全新的格局：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面貌出现，毫不留情地摧垮了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首先从军事上，继之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以当头棒喝，宣布着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的历史性终结。这对一向以“声明文物之邦”自居的中国人是一个难以接受却又无可回避的现实。而首先正视这一现实的，是道咸间的经世派士人，包括经世官员（如林则徐、徐继畲、姚莹等）和经世学者（如魏源、包世臣、梁廷枏等）。他们，尤其是代表人物林则徐、魏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
二
道咸间经世派以较为开明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对待异域，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称“泰西”），这是一件超越前人习惯性思维定式的大不易的事情，表现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由中古通往近代的时代性转向。
定稿于雍正十三年（1735）、刊行于乾隆四年（1739）的《明史》，其《外国传》反映了自明末迄于清中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水平：仍然以“天朝上国”俯视“夷狄蛮貊”的态度看待开始走向近代社会的欧洲列国。《明史·外国传》称欧洲近代早期殖民强国西班牙、葡萄牙为“佛朗机”，对其地理位置尚无把握，说“佛朗机，近满剌加（麻六甲）”[1]，这显系错误观念；称和兰（荷兰）为“红毛番”，只知“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2], “其所恃惟巨舟大炮”,“世称红夷炮，即其制也”[3]。关于意大里亚（意大利）的知识，因有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介绍，较为翔实可靠，但仍认定利玛窦在《万国全图》中所论“天下有五大洲”不可信，以为“其说荒渺莫考”[4]。总之，《明史·外国传》的用语和流露出的心态，都与《山海经》的描绘远国异人并无根本性差异。
《明史》刊行以后，纂修于乾隆间的《皇朝文献通考》的世界观念亦无进展，内称“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5]。这仍然是“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古老意识。直到18世纪末叶，接受产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其经济、政治、军事水平已非中国可比，海外殖民活动遍及非洲、南北美洲、中东和南亚，并对东亚虎视眈眈，而中国人对此却全无所知。陶醉于“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在接见抱着“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致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6]目的而来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时，还以为人家是前来朝贡的“贡使”，故要求使团行三跪九叩之礼，反复论争，才以“曲一膝为礼”[7]。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声称：“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8]，并坚拒英国在北京派驻使节的要求，还对英国的通商之请兜头浇上一盆冰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9]此后，嘉庆帝在19世纪初叶的“上谕”中也有类似话语：“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国些微货物哉？”[10]
截至19世纪30年代，隔绝于东方一隅的中国人（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老百姓），茫然不知世界大势，久久未能从“中央帝国”的迷梦中醒悟过来。当英国的炮舰直逼中国门户时，朝野均“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11]。道咸间经世派士人认识外部世界的起点，也只能基于此。即使英明如林则徐者，在赴广州禁烟初期，仍以为洋人腿直，不能转弯，故不习陆战，这显系得之道听途说。在1839年8月3日的《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会衔宣称：“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所需，何难闭关绝市。”[12]林则徐等斥责英国的鸦片贸易固然义正词严，却也流露出对近代世界贸易实情的无知。同年9月，林则徐与邓廷桢会衔上奏，称：“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13]，仍对中国的强大有一种盲目自信，对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野心和能力则明显估计不足。这些判断失误，植根于中国朝野长期以来对外部世界知识的极端贫乏。
经世派士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沉溺于中古迷梦，没有抱残守缺，闭目塞听，而是怀着挽救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高扬“经世致用”旗帜，对内“补偏救弊”“更法改图”，对外则及时调整鄙夷外人的固有心态，“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14]，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终于在严密封闭的中古黑屋，打开了一扇窥探外域的窗口。中国人走向近代世界的历程即由此发端。
三
道咸间经世派研讨“泰西”的努力，始于林则徐。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广东水师，抵达广州主持查办鸦片事宜。在同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林则徐深感“不谙夷情”之苦。从对敌斗争的需要出发，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令随行的四译馆通事（译员）亚孟，以及在广州聘雇的译员林阿适、梁进德、袁德辉等，翻译每周六出版的由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每周二出版的《广州纪事报》等刊物，编成“澳门新闻纸”，经林则徐加工成《澳门月报》，在“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等名目下，综述洋人言论。[15]又令人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概述世界五大洲30余国的地理、历史，重点为英、美、法、俄诸国情形。还编译鸦片战争前夕西洋人对中国的时事评论，成《华事夷言》，介绍西洋人对中国的火药、绘画、歌舞、药材、服饰、宗教、海防、人口、财政、贸易、文字等方面的述评[16]，从而了解洋人的“中华观”，以增进对敌我双方的认识。林则徐又组织翻译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较完整准确地了解西方法律，以把握禁鸦片的法律依据，并合理处置同各国的贸易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放眼打量，尤其是对西洋书报透露的外域知识的“兼听并观”，是林则徐能够应对自如地综理对英作战、外交、商务诸事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高出朝野诸人一筹的所在。例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只长于海战而不善陆战，因而对英作战应当“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林则徐初入广州时也持此说。在深入调查“夷情”以后，林则徐及时改变战术，决定尽快建立水军，以“尾追”英夷，方有可能改变被动挨打局面。[17] 这是近代中国建立新式海军与外敌周旋的最早动议。
林则徐勤于学习外域知识，引起西洋人的注意。姚莹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撰写的《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政事》一文中，引述《澳门月报》的一段西洋人评论说：
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求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尝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打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好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即知其学问长进之效验。[18]
对照林则徐初抵广州时与在广州逗留若干时日后的言论文字，就可以清楚得见，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则徐于日理万机之余，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洋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的认识，有了长足进展，成为当日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继林则徐之后，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曾任台湾道的姚莹、亲身参与禁烟运动的广东人梁廷枏等，纷纷研究西洋史地。徐继畲著《瀛环志略》，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并称于时，而在对西洋史地介绍的精确性上，有些地方尚在《海国图志》之上。姚莹则根据他在台湾俘获的英国人颠林的口供，编写《英吉利国志》《英吉利纪略》，后来又在《康
纪行》中撰写“痕都斯坦即中印度”“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四大洲”“佛兰西”“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等条目，还在该书后附“中外四海地图说”“夷酋颠林绘图进呈说”图文等。梁廷枏则参考西人著作，撰《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合省国说》《兰伦偶说》（兰伦，即伦敦，指英国），合编为《海国四说》。以上诸书，均为道咸间介绍外部世界的有价值著作，其前驱先路之功不可没。
继承并光大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事业的最主要人物是魏源。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在扬州会见已被革职的林则徐，两人抵掌作彻夜谈后，林将《四洲志》及其有关材料交魏，魏源又参考明代以来岛志，编撰《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五十卷本，二十七年（1847）刊六十卷本，咸丰二年（1852）刊一百卷本。魏源从“欲制夷患，必筹夷情”[19] 的指导思想出发，在这部篇幅浩繁的著作中，广泛介绍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国）的历史地理，以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军事技术。《海国图志》百卷本共80余万言，有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图57页，是19世纪中叶中国以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海国图志》不仅是一部知识性读物，它更是一部爱国者抗击外国侵略、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政治哲学著作，魏源在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近代中国和日本影响深远的战略观点。
从林则徐到魏源，迈开了先进中国人突破中古藩篱的第一步，首次将视线投向陌生的、咄咄逼人的西方，进而开始理性地思索在新的世界环境里改弦更张的路径。
四
道咸间经世派开眼看世界，是从抗御外敌入侵的需要出发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要求促使他们急切追求异域知识。徐继畲称，他撰写《瀛环志略》，其目的在于：
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蜮。[20]
道咸间经世派士人几乎无一不是怀着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为了解“梯海而至”的“外夷”底细，匆匆译介异域知识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最感兴趣并急于向国人介绍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欧洲列国的史地时事知识；二为欧洲列国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同军事有关的科技知识。
关于前者，鸦片战争后介绍欧洲列国，特别是英国史地政情知识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为突出表现。这对于道光时期朝野间“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21] 的无知状态是一种救正。此外，沙俄垂涎于西北边疆，也是经世派士人关注的问题，龚自珍首倡西域置行省，即为着抗御沙俄侵略。林则徐在《四洲志》中具体指出，彼得大帝以后，俄军“非因兵卒之众，全因马上之矫健”，后来“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22]，亲历伊犁之后，林则徐在晚年更向国人发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警告。
关于后者，经世派士人从改变中国军事劣势的需要出发，纷纷强调学习西洋船炮技术的必要性。林则徐作为鸦片战争的中方指挥者，对此有最痛切的认识，他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23] 林则徐所列“剿夷八字要言”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24]，这里所谓“器良”“技熟”，显然以英军为参照系。他说：“彼之大炮远及千里之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辗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25]又说：“前曾觅一炮书，铸法、练法皆与外洋相同，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26]，这已接近提出以外洋之技制外洋的思想了。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林则徐在即将被革职之际，仍上《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力主“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7]。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发挥林则徐这一主张，详论泰西确有超乎中国的“长技”，如船舰、枪炮等，中国只有学习这些长技方可抗御外敌。魏源把那些反对“师夷”的顽固派讥为“夏虫” “井蛙”，并把自己的“实学”研究范围，从漕运、盐政、河工扩大到“置造船械”等“西夷长技”上来，从而开晚清新学之先河。
道咸间经世派诚然为时代的先进者。同时代的中国士人的知识范围，大多“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28]。经世派则把视野扩及域外，并竞相介绍西洋史地社情，“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29]。至于经世派师夷长技的思想，则为同光间洋务大吏所实施和发挥，曾国藩、李鸿章都把“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作为洋务活动的基本内容，左宗棠曾主持重刻《海国图志》，并称他在福建“设局造轮船”,“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30] 改良派更把道咸间经世派视作维新变法的先导。对西方作过实际考察的王韬指出，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31]，王韬还称赞《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前驱先路。康有为等人则是在读了《海国图志》等经世学者著作后，才明白近代西洋诸国全然不同于以往所熟知的夷狄，“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32]。由此出发，康有为等人才决心求教“西学”。
五
道咸间经世派主张了解世界，学习西方长技，开一代风气之先，其历史功勋是不可抹煞的。然而，经世派士人既然是本着“御外”“救亡”的炽烈热诚开眼看世界的，这又难免带有急切的实用倾向和强烈的感情色彩。对于作为一种复杂实体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他们来不及认真作理性的审度；对于中华文化自身，他们更未进行深刻的反省，只是对当日盛行的烦琐考证的汉学和空论心性的宋学有所批评，所谓“恶夫饾饤为汉，空腐为宋”[33]，并没有意识到中华文化有从总体上赶超西洋的必要，这就使得经世派士人学习西方的努力仅限于科技，主要又是与军事相关的科技这一浅表层面。以魏源为例，他力主“立译馆、译夷书”不过是为着“悉夷情”的需要[34]，他反复倡导的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通观其全部言论，魏源尚只有“西技”概念而无“西学”概念，他的采纳“西技”，仅局限在经世精神所允许的实用之学的范围之内，而重新建构文化体系的任务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承袭魏源思想的冯桂芬等人探究的重心也在于“夷务”。冯氏认为，“出于夷而转胜于夷”是“当时论学第一要务”，而“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35] 至于政治改革，向中学“反求”即可，所谓“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便可完成。[36] 冯氏将这种思路概括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7]。薛福成说得更明白：“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38] 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与同一时期日本开国论者的认识相比较，道咸间经世派及其后继者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了。
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期间，日本已开始注意“兰学”，佐久间象山于天保十三年（1842）提出“海防八论”，力主为“攘夷”而吸收“洋夷”的军事技术。这同《海国图志》的观点十分近似。美国的“黑船来航”以后，日本的海防论者仍坚持只输入军事技术、产业技术等物质文明，“和魂洋才”“东道西艺”论不胫而走。这似乎与中国的“中体西用”论别无二致。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道咸间经世派的“师夷长技”说发展而成的“中体西用”论，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的补正，以至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时难以树立一种健全的心态，总是羞羞答答、吞吞吐吐的，即使仿效了人家，也要制造“西学中源”“古已有之”一类论调加以遮掩，未能虚心、扎实地把应当学习的东西真正学到手。反之，日本盛行的“东道西艺”“和魂洋才”说，兼顾了西洋实证科学和东洋传统文化的长处，较成功地将学习异域与保持民族本性结合起来。日本的“东道西艺”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形貌相似而实质有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的“东道西艺”论有新的文化观念作理论指导，日本人在保持民族尊严的同时，投入深研西洋文化的热潮之中，这种主张精研西洋文明以为我用的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
日本明治间开国论者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于明治八年（1875）刊行，当时即畅销全国，对日本国民，尤其是知识界有很大影响。《文明论概略》明确肯定西洋文明先进于日本、中国的东亚文明，指出应当“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福泽谕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确认“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的前提下，又明确指出：“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这是一种辩证的西方文明观。至于如何学习西方，福泽认识到“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意思是为了具有这种文明的精神，必须从它那里寻求”。这就比“师夷长技”的思想大为超前。福泽谕吉还特意指出：
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
仿效西洋建筑铁桥洋房就容易，而改革政治法律却难。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39]
这些思想都可以说是对中国道咸间经世派和日本幕府期间海防论者“师夷长技”观念的重大补充和修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学习西方，而此后“学习成绩”却大相径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与理性的文明论确立与否，或许颇有干系。
当然，道咸间经世派的“师夷”内容虽主要在军事技术，但作为眼光向着实际的经世实学家，当时也从介绍西洋论著的字里行间发现，“西夷”的所长并不限于技艺。魏源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多次流露出对西方民主政治和工商业的赞美。如认为美国的富强是由于“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这显然是对西方商品经济的肯定和歆羡。对于美国和瑞士的民主政体，魏源更发出由衷称颂，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制和民主选举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40]，瑞士“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是“西土桃花源”[41]。
对于经世派介绍并赞赏“西政”的言论，笔者以为不可无视，也不宜作过高的评价。一则，他们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尚限于皮毛，所述一二，或带有猎奇性质，或包含若干理想化成分，并每每与中国的“三代之治”相比拟，不时流露出“礼失而求诸野”的心态；二则，他们虽然不满意于中国的现实政治，但认为那是通过“自改革”的方式即可加以调整和完善的。他们尚无将西方政治引入中国的意图。
总之，道咸间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是中华文化系统从中古式的封闭走向近代式的开放的第一步，是中国人面对工业西方挑战的第一个积极回应；然而，深重的中古阴影还笼罩着经世派士人，他们对西学的了解还限于十分表浅的层次，也未能正式开展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省性清理；至于汲纳消化西学、会通中西以创建近代新学的任务，在他们那里还没有明确提出。
[1]《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六。
[2]《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六。
[3]《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六。
[4]《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国七。
[5]《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三，《四裔考一》。
[6]《英使来华纪事》，伦敦1795年版，第92页。
[7]《乾隆英使觐见记》卷中，第17页。
[8]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三，贡舶三。
[9]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三，贡舶三。
[10]《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4，第29页。
[1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版，第649页。
[12]《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四。
[13]《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版。
[14]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15]载《海国图志》卷八十一。
[16]载《海国图志》卷八十三。
[17]见《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卷一。
[18]姚莹：《康
纪行》卷十二。
[19]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四》。
[20]徐继畲：《东源文后集》卷八。
[21]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三·议战》。
[22]林则徐：《四洲志》，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2帙。
[23]《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卷一。
[24]《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卷一。
[25]《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卷一。
[26]《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卷一。
[27]《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四。
[28]魏源：《圣武记》附录12,《武事余记·掌故考证》。
[2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30]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
[31]《扶桑游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0帙。
[32]《上清帝第四书》。
[33]《武进李申先生传》,《魏源集》上册，第361页。
[34]《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
[35]《校邠庐抗议》卷下，《制洋器议》。
[36]《校邠庐抗议》卷下，《制洋器议》。
[37]《校邠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
[38]《筹洋刍议》。
[39]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4页。
[40]《海国图志后叙》。
[41]《海国图志》卷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