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
——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
∗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罗荣渠
一 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
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战争始于鸦片战争。这次战争标志着中国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面冲突。这次冲突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性发展的格局，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纪元。纵观这一个半世纪的沧桑巨变，是一个举世罕见的漫长而崎岖的现代化历程。
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对中国现代化延误的探索，长期以来是中外学术界都关注的中国历史发展之谜。为什么一个在前现代世界长期发展领先地位的悠久文明，在向现代化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如此步履艰难，险阻迭起，前路漫漫？
应该说，近几十年来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许多看法，立论各不相同，大致可归纳为两种基本观点。
一种观点可称为外因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主要是由于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侵略—反侵略”，是这一研究取向的基本分析框架。国内采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框架，分析的主线不是现代化问题，基本取向与外因论大致相同。这也是战后苏联、西方和日本的激进史学的主流倾向，早为我国读者所熟悉。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为这一研究取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2]
一种观点可称为内因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延误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内在弱点。“传统—现代性”的对立是这种解释的分析框架。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儒学有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一直到当代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都为这一研究取向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代表当代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主流派。[3]
以上两种研究取向，不论是外因论和内因论，都是各执一端从其所善。对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都有独到的见解，但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外因论把史家的注意力引向中国近代发展的外部因素，实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侵略论似乎是反西方中心论的，但如果只承认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导因素，忽视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把内部问题简单地归之于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服投降，而排除这一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多样性选择，实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从哲学上说，也违反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内因论把史家的注意力引向近代中国发展的内部因素。表面上看似乎更加深入，由表及里，强调了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具体国情，却抹煞或淡化了外国帝国主义造成中国现代化扭曲和“断裂”（braek down，或译为挫顿）的直接作用，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倾向。
近年来，为了纠正西方中心论的偏向，有的西方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出发重新解释19世纪中国改革运动，加强对中国的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深入研究。美国学者柯文把这种新的研究趋向称为“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即所谓“中国中心观”。这一努力不是要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而是试图把“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看问题。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应克服将历史挤压成单一方向的认识方法，寻求更具综合性的全面性的视野”。这些想法能否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这个老大难问题，还有待具体研究成果来证实，常见的情况是，按照流行的西式“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就不大看得见了，一旦强调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又容易摆向抹煞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的一面。
这种“内”“外”摆动的倾向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复杂性。我认为这一历史复杂性，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中国近代变革中不同性质的多重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是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二是正在兴起的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前现代的中国农耕文明的矛盾；三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的矛盾。这三重矛盾的交织，既是世界历史处在有史以来的大转变时代所产生的复杂现象，又是东西两大文明体系相会的必然撞击。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历史的悖论，诸如，文雅的落后被野蛮的先进所打败，穷困与屈辱推动民族的奋起与进步，社会机体的解体促成社会革命，等等。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提到的“两级相逢”产生的“对立统一”吧。[4]
总之，不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片面的。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全面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正日益汇合，今天有更好的条件研究这一课题。既从中国看世界，也从世界看中国。这些说来容易，做来很难。本文只是对综合分析的新方法的一种粗浅的尝试。
二 选择机会的自误
近世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大变动的过程。这个大变动必须放在近世世界的大变动进程中加以考察，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纵观近代东亚各国史，印度、日本、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经历三种不同的命运，正好代表三条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印度丧失自己的独立而沦为殖民地；日本成功地克服殖民地化危机发展成为独立工业国；中国丧权辱国，走上半殖民地化的扭曲发展道路，这不同的遭遇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应付外来的挑战有多种选择。这种选择性既取决于外来挑战的性质、特征和强度，更要取决于被挑战的主体本身内在结构的牢固性、发展水平和应付外来挑战的手段与能力，等等。马克思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起多大的解体作用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5]在这些话里，只要把生产方式扩而大之，即扩为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对于研究近代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冲击下非西方国家或社会的解体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非西方后进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将具有同样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印度是亚洲的一个文明古国，它在来自海上的西方殖民势力袭击下之所以比较容易地逐步解体，在于这个国家内在结构的脆弱性。印度在政治上实际上是由许多分散的小邦国构成，社会的基础是封闭的村社制度，又被种姓制度所割裂。漫长的海岸线上海防薄弱，这些内在结构上的不坚固性，使这个庞然大物的“帝国”不难被零打碎敲地解体。与印度相比，日本只是一个小岛国，但它是单一民族，有单一的文化传统，皇权的绝对主义统治，经常戒备外来侵略，有较高的危机意识，这些因素使它具有很强的内聚力。但日本人又具有外向性，对学习外来的先进事物有很高才能，这一优点使它对外来新事物有较高的容纳能力。中国在这三个国家中（也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具有很高的内部结构稳定性和牢固性，自秦以后就一直保持大陆帝国的统一发展格局，王朝的兴亡只是帝国的被打破和再修复。中国从来没有像罗马帝国或印度那样真正崩溃而不再整复过。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灿烂的华夏文明，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政治—文化同构，这不仅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传统历史格局的牢固性，而且华夏文明长期以来都是向外辐射的。这是因为中国在东亚大陆地缘政治具有独特优越地位，外来“挑战”和“威胁”在文化上最后都同化于中国。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特有坚固性，是中国两千年历史运动形成的钟乳石沉淀。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牢固性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应从多方面进行研究。
从16世纪新航路开通以来，世界开始发生大变化。当时中国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西方在许多方面倒是处在“欠发达”或“不发达”状态。[6]当时实际上是中国“冲击”西方，而不是西方“冲击”中国。早在中世纪的陆上贸易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就造福于西方。新的海上贸易开通后的一个时期，实际上是西方受到中国的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哲学、政治学与艺术方面），而不是中国“西方化”（只有美洲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7]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握有自己的主动权，因此，不要以为新航路一开通西方就冲击到中国了。
从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贸易据点（1557）到鸦片战争，在将近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华帝国在经济、政治、贸易文化等方面都可以与任何新兴西方海上势力相抗衡。尽管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想对中国进行贸易渗透，都未获得成功。武力入侵也有多次，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荷兰舰队对澳门的进攻（1622），荷兰趁火打劫侵占防守薄弱的澎湖和台湾（1624—1662），但最后均遭失败。[8]从陆上来进犯的是俄国人在黑龙江流域发动的第一次战争，也被击败并订立城下之约（1680—1689）。这些反击大致维持了两百年的安宁。在这期间西方势力席卷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却始终未能越过中国的南大门一步。海上西方商人与中国的贸易被限制在广州一地，而且只能通过“行商”进行。
环视东亚大陆，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有力量如此长久地成功地抵挡了西方的海上挑战。这说明古老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牢固性，这是处在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西方商业资本主义难以动撼的。
但是，在中国抵挡西方挑战的成功也掩盖了中国对发展选择的失误，在新航路开通、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西方商人热衷于东方贸易。当时中国占有南洋贸易的优势，对东西贸易本来握有主动权和选择权。通过开拓新的远洋贸易，赚取比较利益，中国完全可能发展成为新兴贸易大国（当时已通过马尼拉间接开辟“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与西欧国家平分秋色。遗憾的是，中国在世界贸易从大陆转向海洋的重要时期，却背道而驰，突然闭关锁国，采取退缩政策，结果是坐失良机。[9]把本来有利的海外贸易变成自己的包袱，中国商人在南洋开拓的许多贸易基地被西方商人夺去，这对中国以后的发展发生了决定性影响。透过历史的表象，这些选择的失误，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老化、僵化与缺乏顺应形势变化的弹性所造成的。
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东进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打开广大富饶的中国市场。中西冲突的焦点最早是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制度与西方自由贸易制度的对抗。中国死守这一过时的制度不改，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自给自足小农生产方式的稳固性和王朝财政制度的单一性，加之历代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安定社会和防止民间权势增大的一种重要手段，从而缺乏开拓海外市场和原始资木积累的内在动力（而不是一般的反对商业和贸易）。明清的帝国体系看来很庞大，实际上经济的结构与功能很简单。更有甚者，这一套经济体制的牢固性并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还在于它得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悠久深厚的文化系统的支持与加固。这样，中国的自足发展体系就完全牢不可破了。中国的封闭政策能在两三百年中我自岿然不动，奥秘就在于此。
构成中国自足发展体系的核心价值观是自居于万国之上的“天下国家”观和“夷夏之防”的儒家理论，并转化为中国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意识，一直成为支配从中国统治者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式。任何外来事物与此正面撞击都会引起正面冲突。在这方面，早期东来的聪明的耶稣会士打开进入中国大门传教的方法是，首先自我“中国化”，然后再使中国人“基督教化”，为迎合中国人的“中国中心”意识，利玛窦向明廷所献的世界地图，就精心设计把中国的地理位置安排在“中心”。但三百年前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对中国人的这种“天下国家”观念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
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人，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愈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愈自卑。[10]
在东亚各国中，日本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最为相似，近代时期都长期锁国，日本对西方的看法完全接受中国的“华夷”世界现，也坚决主张“攘夷”。所不同的是，日本的传统结构的外壳不像中国那样的牢不可破，它经常吸收外来的养分。因此，当日本人素所仰慕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之后，日本有识之士大为震惊，很快认识到中国因“虚骄自尊以卑视海外万国”而招来大祸。1854年在美国炮舰的压力下打开门户后，日本就迅速改变了对世界的认识：“近来宇内大开，当各国争雄四方之时，独我邦疏世界之形势，固守旧习，不谋一新之效。”于是公告世界：今后与外国交往“遵循万国公法进行”。在明治天皇1868年颁发的“国是五项誓文”中，把“寻求知识于世界”提到国家基本政策的高度。[11]由于日本迅速认清“各国争雄”的国际大势，明治时代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几乎半数亲身周游欧美，考察各国富强之道，对日本进行制度改革应如何效法能很快就作出主动的选择。当时日本也受到西方国家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程度比中国轻），朝野人士要求修约。这个运动与日本整理内治，走向君主立宪齐头并进。由于对现代世界认识基本转变，日本在学习和运用西方外交手段与法律方面表现充分的主动与能力。这样，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国际地位的改变，日本陆续废除了与西方各国间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关税自主等权利（1911）。[12]
对比之下，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被卷入前途未卜的现代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清王朝统治者却依然死抱住“中国中心”的残破罗盘，找不到自己在现代世界坐标上的准确方位，从而无法把握正确航向。中外关系中长期纠缠的“觐见”礼仪这个问题，就是对外关系中盲目无知的一个典型的事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在1858年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写明今后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时不可行“有碍于国体之礼”（即行叩头的屈辱性礼仪）。此后，清政府为了维护天朝皇帝至尊无上的虚假“形象”，仍然纠缠不让步，以致激起整个外交使团的愤慨，使对外关系中增添不必要的对立情绪。割地赔款可以不争，这个问题却非争不可。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拖了半个世纪，到1863年同治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时才算勉强解决。可见，如果要在中国推行一项“有违祖制”的实质性改革，其阻力将是多么巨大，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经过两次军事较量的失败，愚昧的“以商制夷”的办法，彻底破产，原来对西方不平等的朝贡贸易制度一变而为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口岸贸易制度，洋人在中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又取得特优的低税与内河航行权，攫取香港、澳门主权，等等。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在部分士大夫之中才激起了巨大思想震动，认识到中国历史格局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西方国家乃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19世纪60年代以后，士大夫中提出“世变”新论调的，不下60—70人[13]，于是采取了某些“应变”措施，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学习西方语言的同文馆，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搞一点“防御性现代化”，目的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总算是中国对西方严峻挑战发出的积极回应，尽管已延误了20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学习“西学”与当时日本学习“西学”的态度大不相同。日本人原先也是诚心诚意崇拜和学习中国儒学的，及至被迫开国和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中认识到西洋技术的优越性后，就迅速转向学习“西学”，而中国则不然。中国士大夫学习西方的富强之道大多数是从传统的“经世之学”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学习现代科学的观点出发，而且在学习“西学”时，提出了一套“西学源出于中学”的理论，引经据典加以论证，以表明“中学”比“西学”高明与“西人由外而归中”（郑观应）。当时倡导此说的人，包括著名的维新人士，如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郑观应、薛福成、黄遵宪等在内。[14]影响不可谓不大。这种学习西方的方式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足体系的巨大潜在能量以及文化资源的丰富，它能够以西学之新去加固中学之旧，或者把决然不同的西学改装成一种不中不西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被动吸收外来文化，而是把外来文化加以“中国化”，纳入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之中，以保持中国的固有发展格局与方向。
闭关锁国被冲破，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起步处于同一时代。尽管都受到侵略威胁，两国对自己的发展道路仍可以作出自主性的选择。相比而言，日本并不具备向现代化转变的丰富物质资源，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文化资源，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拥有无比优越的条件。但是日本对世界大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广求宇内知识的热忱，使日本的文化资源得以迅速革新和增长。这些革新的文化资源成为推动日本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精神动力，精神与物质的互动关系从中日两国学习西方之不同，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中国对现代世界认识的严重滞后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变革的难以估量的因素，一直到19世纪末，还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甲午战争前夕，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评论那一时期的中国状况，写道：
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15]
从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到19世纪末施阿兰来华，世界在这三个世纪飞速前进，中国仍在蜗牛般地爬行。“中国中心”的世界观仍然支配着中国朝廷的对外事务。从中国来看，三百年跨过一个朝代的兴亡，从世界来看，三百年使北美海岸一小条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了现代世界强国；仅仅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日本就一变为东亚先进强国，一举打败衰朽的清王朝。中日的强弱完全逆转。在一段本来可以赶上的进程中落伍了，到这时候，历史发展留给中国的可选择的自主性就缩小了。
三 延误的制度性障碍
对所有的后进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启动都来自外部的挑战，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同于前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契机。
在19世纪下半叶，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或受到浪潮的冲击的国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圈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等，另一类是非西方文明圈的国家，如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前一类大体上是同质文明的传播，而后一类则是异质文明的传播，因而表现出异常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另一不同点是，前一类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编织的国际经济体系网络中大多处于中心的外沿，而后一类国家则大多处于边缘和半边缘地位。
外国的侵略与挑战和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遭到拿破仑战争的蹂躏，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土耳其在俄土战争中失败，日本被美国炮舰轰开锁国的大门，都成为各国改革运动的外部推力。清末，中国的改革派和维新派也常举俄、土、日的维新和改革作为效法的榜样。
中国对鸦片战争这样严峻的挑唆并没有立即引出积极回应，而是当作地方性问题消极应付的。林则徐、魏源已提出“师夷制夷”的加强国防的新应策，但没有引起清王朝统治者的任何注意。时光白白浪费了20年，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贻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下，中国才慢腾腾地迈出了“师夷制夷”即防御性现代化的第一步。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清政府中的一批主持“洋务”的官员，倡导“强兵固本”，办起军工厂、造船厂、开矿山、雇用外国技工、翻译西学著作、派遣留学生……这些新措施标榜为“自强新政”，或“同光新政”，现在人称为“洋务运动”。从国际环境来看，这30多年来正是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期。[16]东邻的日本人就是在这一代人时间中奋起直追，改变国家基本面貌的。从国内环境来看，这段时间形势安定（只有中法关系恶化），是有利于推动改革的好条件。由政府倡导兴办现代化工业，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兴办新式军事工业以图自强，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的常见形式之一。就清末这次“自强”运动来说，则是这种形式的最保守的努力。这一论断是有许多根据的。近代君主制国家在西方冲击下，为维护帝国的生存，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寻求出路，一般都从军事改革入手。与此同时，一般还要着手进行教育改革、法律改革甚至土地改革，并唤起共赴国难的民族奋起精神。“自强”运动却不是如此，只是孤零零的单项表演。清政府特别不可能去进行全民族的精神动员，此其一。各国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由中央政权领导的全国规模运动，“自强”运动兴办的各种厂矿企业都是地方级的，由督抚大员经办，形成互不相干的独立中心，各自为政，与地方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相联系，而涉及重大的建设措施，督抚无权决定，往往延误而无法进行，此其二。各国现代化一般都以启蒙思想运动为先导，特别注意发展国民教育计划，以培养新式人才。日本90%以上居民住在离海岸50英里以内，围绕着三都及长崎形成四大文化中心，全国的人口和商品都以这些为中心集散地，传布全国，在明治时期却注意大抓国民教育。晚清中国是一个有4亿多人口的封闭的大国，传统思想和习俗根深蒂固，推动新改革没有思想上、舆论上和人才方面的准备，是很难进行的，此其三。仅此三点，就可以看出自强新政的起点很低，所谓“新政”，名曰改革，实际上只能说是应付危机而采取的仓皇进行的小修小补，名实很难相符。
其实，中国的现代化起步并不比西方第二代工业化国家晚多少时间。60年代开始的军工建设，涉及工、矿、交通各种项目的兴建，实际上是中国工业化的开始，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的创立（1865）早于明治维新，但进展的速度却非常缓慢，缺乏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在西方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在中国却首先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是从官办到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这是用传统的政治手段办新式企业，也是其他一些迟发现代化国家走过的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企业也是从官办到商办的，这是继承德川幕府末期兴办洋式军事工业设备的做法。但明治政府在开办官营工业的同时，又促进职业自由和居住迁移自由，确认并尊重私有财权，改革地税，贷给民间企业以资金，并推行保护干涉主义，以保卫官营工业同时扶持民间产业。在发现官营不如民营之后，就迅速把官营工业转移给民营工业，并给大产业资本家以特权保护，这样就扶持了贵族武士转变而来的“政商”，培植了后来的财阀资本。当时中国却不是如此，国家没有振兴经济的全局考虑，没有推动工业化的配套设施，没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措施。当官营企业的弊病已大大暴露之时，又不可能及时改变，或转为民营。李鸿章曾写信对人说：“闽船创自左公，沪船创议曾相，鄙人早知不足御侮，徒添靡费。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后，不亦难乎？”[17]这就是说，明知无用，也不能停办，因为已经糜费太大，于是只好维持门面，任其继续靡费下去。另一位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深知时弊，对30年“自强”运动也有过沉痛的反思：“中国自海通以来，咸同间中兴诸公颇存高瞻远瞩之概，天津、江南之制造局，福州之船厂，其尤著也。顾为之者一，而败之者十。畛域之致严，侵蚀之时有。遂使建设三十余年，无一实效可指，至于今治战守之具，犹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事可太息，无逾此者。”[18]
这些话言简意赅，说明30余年之失误，主要在于制度性的障碍，这样，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回合就集中在制度变革的斗争，但这一本来就很艰难的转换，却因内外条件的特殊变化而大大拖长了。
四 扭曲和断裂
中国丧失了实现自上而下的变革的难得机会之后，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现代化进入一个极为曲折而艰辛的阶段，其特点是现代化的扭曲与断裂。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1．瓜分狂潮和八国联军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觉醒；2．现代化工业稍稍加快步伐，特别是铁路的兴办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意义；3．出现私人集资兴办企业以取代官办企业的明显转变，还鼓励侨商回国投资，以加强与外国人的竞争；4.1905年科举制废除，是教育制度的革命；5．改革军事制度，废除武举，建设新军；6．创设外交部、商部、邮传部等新机构，各省设谘议局，北京设资政院，公布“宪法大纲”，加快准备立宪的步伐；7．新兴平民知识分子和留学生的参与政治活动；8．与立宪派对立的激进革命派兴起，掀起反清武装起义，并终于导致帝制的覆灭和共和的诞生。以上这些变化表明中国正在开始进入深入社会变革的新起点。这十年的变化特别是社会变化，肯定超过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变化。
这十年的变化是20世纪之交的异乎寻常的严峻形势逼迫出来的，形成大大超乎常态的剧烈反应。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奉行“自由贸易”的扩张政策，在东亚采取和平方式扩张其“无形帝国”，当时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忙于自己的工业化和内部事务，故而列强在东亚的争夺还是以商业扩张即争夺市场为主。到19世纪末则形势大变。法、德、俄几个后起的新兴强国崛起，加紧争夺新殖民地角逐，尚未瓜分的非洲，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就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对象。这样，东亚国际关系一变而为列国竞争的格局。中国面临的形势与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变得异常严峻。从1895年到1905年十年中，不算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两次国内事件，中国连续遭到四次沉重打击，那就是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掠夺领土和势力范围的大规模行动（1894—1898），八国联军直捣北京的大劫掠（1900），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爆发谁该控制东北的大战（1904—1905）。其中每一次打击对中国的损害都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丧权辱国接踵而至，大片领土被割让，数以亿两计的白银赔款，沿海和内河港口落入外国人控制下，不平等条约的商埠从1870年的15个到1900年增为40个。最后，中国沦为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与日本共管的半殖民地。一位西方历史学家仅就上述几次屈辱事件中的一次做出了如下评论：“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拥有中国十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的国家，曾经遭到过中国1897年11月到1898年5月这六个月中所遭到的那样一连串的屈辱。我们不妨补上一句，也没有一个国家在行政上的那些公认弊病的改革方面，在具有很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所居住的一块极其富庶的土地上一切资源的组织方面，曾经表现出这样的无能。”[19]
马士评论中所提到的世界历史上这两个“没有”，深刻说明当时中国已濒临绝境，正是这种形势迫使中国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最终做出了革命的选择。冲击越大，回应越烈。这一选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形势所造成的。
从旧王朝体制下的改革转为翻倒王朝的革命，这是从器物层次上的变革转为制度层次上的变革。这次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它是因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国推行无效转而效法西方式的暴力革命的。革命尽管是促进社会变革的最激进方式，但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是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
20世纪之交，从改革转向革命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俄国、土耳其和墨西哥。俄国是由沙皇统治的农奴制国家，19世纪60年代废除了农奴制，90年代在西方财政支持下现代经济有巨大发展，开始向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转变。俄国革命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力量，革命后，俄国经历短暂的严重动荡后迅速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土耳其从19世纪初就打开了与现代西方接触的大门，连续进行了几次“西化”的改革。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长期斗争结束了奥斯曼君主制，在经历反对外国干涉者的不长的战争之后，也较快地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墨西哥在革命前就进行过“改革战争”和出现过投靠外资的经济增长。1910年革命有广大农民发动并进行了土地革命，为1917年新宪法和后来的资产阶级改革扫除了障碍。以上三个革命都显示出改革与革命之间一定的衔接性，都没有造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和现代发展的较长期的断裂。相比之下，中国的辛亥革命却是这些革命中的最乏力的革命，正如“自强”运动是最软弱的改革运动一样。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的改革运动为先导，它是改革运动失败的逆反应；没有明显的经济增长为依托；没有形成强大的群众发动；也没有建立强有力的有组织的革命领导。清王朝是由于社会的极端腐朽，在一击之下突然崩溃的，这种崩溃形成的结构解体，不同于西方内生型现代化内在多元结构的分散性，它是高度集中的一元结构的溃烂，这种溃烂只是带来原结构功能的紊乱，即分裂为大大小小的传统式的权力中心，使国家陷于混乱和瘫痪，而趋于解体的原来结构并不会自发地发生适应现代发展的转变。这样，专制王朝的解体带来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出现大小军阀分享政权、地方割据的局面。情况与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后出现的那种长期政治混乱的局面较为相似。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现代民族，没有稳定的政治中心，就不可能把社会内部蕴藏的发展潜力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这样就不可能从停滞转向现代发展，这是各国现代化的一条基本经验。可见，革命的现代化效应受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只有在导致现代化变革的因素大量聚集的地方，革命才具有现代化的特征，成为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激进方式。在这些因素薄弱或不大成熟的地方，则可能拖延现代化的过程。
在晚清改革失败、变法失败而帝国主义侵略加深的情况下爆发的辛亥革命，就出现这种先天性弱点。专制王朝的崩溃带来了有利于现代发展因素的解放，但中央政权解体出现的权力其实也有利于寄存于原结构的外国势力、封建势力和新生的军阀势力伺机扩大地盘，假实行“共和”“民主”之名行阻扰现代化之实。国外的新老帝国主义则以支持政权觊觎者为诱饵，伺机扩大在华特权，假支持“共和”之名，行强化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之实。从清王朝解体到1949年中国又一次革命胜利之前，这将近40年之间，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与中国半殖民地化（半缘化）过程交织在一起，这样，就使得现代化进程被扭曲，有时甚至出现“断裂”现象。
所谓现代化的被扭曲，指的是在半殖民地的环境中，有关现代发展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改革，都不可能像在独立的主权社会中那样正常进行；从帝制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许多潜力因素，受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重重束缚，很难被利用和发挥，最突出的是：
1．中国被完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处在这个体系的边缘地位。外国资本的强力渗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按照“工业化西方（日本）——农业中国”的格局进行，主要发展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1936年农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48.3%），形成受外国控制的依附性经济。日本掠夺下的台湾、东北和华北发展了某些附庸工业，但与日本“相克”的工业被禁止扩大。
2．中国的现代工业是以沿海条约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布局，主要是轻工业，也只能在外资企业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外国人除直接投资、建厂外，还通过其强大的银行和外贸公司、航运系统控制中国经济。仅在20世纪初，收回权力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过两个小小的高潮，即使在受到外力压制较小的情况下，也只能零零星星地搞一点初级形式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外国资本与经营技术同中国的廉价劳力相结合，形成中外合营的现代半殖民经济，只能是一种依附性经济增长。
3．广大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体系。外国商品瓦解传统手工业的能力虽不如想象那样大，但小农激烈分化和贫困化并未能改变旧经济结构，资本主义化困难重重。[20]在中国试行的各种乡村建设实验没有不失败的，农村的破产是社会动乱的不可遏制的根源。
所谓现代化的“断裂”现象，就是指由于受到特殊因素的严重影响，打断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连续性，特别是持续的经济增长被打断会对现代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导致反现代化的倒退现象。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主要是指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及其变本加厉的侵华政策对中国现代化的严重干扰、打击和破坏。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的多种方式的侵略，主要是为了扩大在华的经济利益（俄国除外）。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它作为最新和最后来到的东亚帝国主义，则不仅是要扩大它的经济利益，而且企图独占中国，掠取中国的领土和资源用来建立它的海外工业基地，垄断中国市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就抱有在东亚“创立一新西洋国”的目标。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是要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他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接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分。”[21]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每十年向外发动一次征服，每次都是中国的灾难。现代世界各国中，像日本这样把“殖产兴业”与殖民扩张直接挂钩，以邻国为目标，贪得无厌，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来加速其现代化进程的，是绝无仅有的。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在英日同盟的扶持下，实际上一跃而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这一国际格局形成之后，中国现代面临的国际环境就进一步恶化了。在20世纪头30年之中，中国现代化的任何努力都举步维艰，最后还被日本侵华战争完全打断。
五 历史的启示
1．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迄今还没有出现过轻而易举的过渡，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越牢固的国家的过渡愈难。大国的过渡比小国要难。只有日本例外，它是最早、最快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但日本现代化进程是畸形的，是在牺牲别国、推迟东亚现代化的特殊条件下实现的。把日本奉为“成功”的“样板”是不足取的（日本后来在外来干预下强制进行第二次现代化）。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与外国进行横向比较，但不能以西欧，更不能以日本的现代化作为标尺来进行衡量。“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把日本看成是成功的范例，而把中国看成是失败的典型，显然是愚蠢的。”[22]
2．中国的人口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历史传统的发展连续性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长，近百年来经历的内忧外患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深，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实现这一大转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的确是太慢了。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的某些方面与19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和俄国相似，且另一些方面还未达到，这就是说中国花了70年时间才大致达到别人用30年达到的水平。但日、俄都没有遭受过中国这样的外来干涉和侵略，而中国却必须战胜非洲瓜分、奥斯曼帝国肢解、印度亡国、埃及被准殖民地化的时代性悲剧，艰难地保住自己的国家和古老、独立的文明，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任何外国都没有真正征服过中国。这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压迫的惊人承受力和反抗力，也显示了华夏文明的深厚的精神力量，以及在这个农业社会中蕴藏的内在活力。
3．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受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一个深刻的矛盾过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一句名言：“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23]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打破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的稳定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稳定，但旧秩序的完全解体，剧烈的社会大震荡，都很难一下子找到新的稳定中心。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和持续经济增长，没有安定的环境是很难进行的。从帝制解体后，经过长期的探索，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强大而稳定的政治中心，建立了独立和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样，才有发挥人民中蕴藏的深厚的潜力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4．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打破闭关自守逐步认识现代世界和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前现代发展中遥遥领先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丧失吸收外来新因素的能力，就会盲目排外，从而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因停滞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但丧失独立自主性的开放又会完全受外来因素的支配，丧失自己的独立选择能力，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或半殖民地。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曲折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很好地研究。
5．国际环境的特点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只能影响中国现代化所选择的形式和道路，但不能改变中国现代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中，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越是落后，就越是急于速成。康有为认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孙中山估计革命后十年建设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都是指望通过速成的直线式发展，“一传到位”，直接从庄稼汉的毛驴跳到工业化的铁马上，这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的。把外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照搬到中国都没有成功，中国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包括各式各样的“试错”，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1]“现代化”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新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没有固定内容的概括性术语（该书中译本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很易造成混乱，本文的“现代化”一词的释义，参见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弗朗西丝·莫尔德：《日本、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F.Moudler, Japan,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1977。
[3]对国外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论的评述，西方研究方面，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日本研究方面，参见吴密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课题——访滨下武志教授》（《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88年9月号，台北）。
[4]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0页。
[6]西方学者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居民的安居乐业状况与英国城市和工厂居民相比，差距也不如想象之大，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230页。
[7]参见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见《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1978年香港版。
[8]荷兰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e）的著作《中荷交往史》对此有综述。参见阿姆斯特丹1989年中译本。
[9]参见罗荣渠《16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见《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0]《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11]松四成卿：《尾风新话》。
[12]陈水逢：《日本近代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45页。
[13]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1982年台北版，第384页。
[14]陶飞亚、刘天路：《晚清“西学源于中学”》,《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5]施阿兰（A.Gerard）:《使华记，1893—1897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16]参见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1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复王补帆中丞”。
[18]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888—889页。
[19]马士、密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版1975年版，第412页。
[20]陈庆德：《论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低层次扩散的历史性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1]许介麟：《近代日本论》, 1987年台北版，第59页。
[22]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23]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