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

1944—1957年，离婚后的斯帕克实际上是恢复了婚前的单身生活。摆脱家庭羁绊的斯帕克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倾尽全力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她逐步迈上文坛，获得认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之外的任何地方，谁也无法依靠文学创作谋生。因此，斯帕克渴望到英国文化的中心——伦敦。然而由于战争纷乱，她一直未能如愿。她打算把儿子罗宾安顿在南非，自己先回国，然后再将他接回去。1944年2月，在危机重重、战火纷飞的年代，她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辗转回到英国的利物浦。彼时正实行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尽管前途未卜，重回祖国怀抱的斯帕克心情非常愉悦。

1944年，斯帕克回国后不久就到伦敦寻找工作。前面的几年，她都住在兰卡斯特门（Lancaster Gate）82号的海伦娜俱乐部（the Helena Club）。这个地方相当于现今社会的廉价招待所，主要是为“拥有良好家庭背景、收入一般、不得已到伦敦找工作的女士”[6]提供暂住地。它成为《收入菲薄的姑娘们》（The Girls of Slender Means，1963）中迈尔福泰克（May of Teck Club）俱乐部的原型。在战争时期，每当有轰炸的警笛拉响时，住户就拖着床垫跑到地下室去休息和睡觉。斯帕克的自传曾经记录过一件趣事：“有一次，当我听到防空警报时，懒得搭理，结果一个炸弹落在我的住所附近，把我房子的窗户玻璃震碎了，可是我分毫未损，以足够快的速度跑到地下室去。”[7]这些难忘的经历成为她心酸伤感但弥足珍贵的回忆。

斯帕克很快就凭借个人实力和朋友的推荐在外交部找到一个临时工作，负责协助英国政府的情报部门通过电台进行虚假宣传，以瓦解德国部队的士气和斗志。她认为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它可以提供复杂而有趣的经历，包括与一些被监禁的德国囚犯的正面接触。她后来的小说《东河边的暖房》（The Hothouse by the East River，1973）就取材于此。直至1945年9月23日儿子罗宾回到伦敦之前，斯帕克做过几个临时工作，当过东印度茶叶公司的职员和爱丁堡的美国红十字会会员。1946年，斯帕克在阿瑾特（Argentor）杂志社找到一份工作，学会了如何编辑和校对，接着她在1947年春天成为诗歌协会会刊《诗歌评论》（Poetry Review）的编辑。由于协会内部矛盾重重，再者斯帕克未能处理好与一些高层人物的关系，她于1949年11月离开诗歌协会。许多同事为了抗议协会解聘斯帕克，宣布集体辞职。在协会工作的十多个月期间，斯帕克与诗歌协会的成员、已婚的萨金特（Howard Sergeant）有过一段浪漫之恋，这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段难忘的工作经历和情感纠葛成为斯帕克小说《带着意图徘徊》的主要素材。正如朋友梅斯菲尔德（Masefield）在斯帕克离开协会两年后对她所说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所有的经历都是有益的。”[8]后来，斯帕克在英国政治研究学院和《欧洲事务》（European Affairs）杂志社有过短暂的工作。1949年夏天，斯帕克在朋友的资助下，与人合伙创办了一份新杂志，叫作《诗歌论坛》（Poetry Forum），可惜它只出版一两期就夭折了。

斯帕克离异后有过数段情感经历，但均未能再次走进婚姻。随着阅历的增长，她对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两性关系的处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她看来，婚姻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关系，夫妻双方很难做到和睦相处。而没有契约关系的情人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融洽、亲密地共处，但是这种关系往往不能长久，更是难以维系到走进婚姻的那一天。随着自我的精神成长和认知程度的加深，斯帕克愈加注重精神上的交流和沟通。在她看来，女性的人格独立比缔结世俗婚姻更为重要。斯帕克以自己的曲折情感经历和切身体验为素材进行创作，因此她在小说中的摹写往往情真意切，也在很大程度上传递了她对婚姻与两性关系的态度。她在许多作品——比如《安慰者》、《佩克汉姆莱民谣》（The Ballad of Peckham Rye，1960）、《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带着意图徘徊》和《唯一的问题》（The Only Problem，1984）中经常描写矛盾重重或不幸失败的婚姻，以及短暂和不稳定的情人关系，借此表达自己的人生观与婚恋观。1948年冬天至1949年，斯帕克认识了新朋友斯坦福（Stanford），两人年岁相当，彼此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斯坦福是个有才华的诗人，在文学上有一定的造诣。1949年2月14日，斯帕克成为广告顾问培森·霍德（Pearson Horder）的助手，于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忙碌的工作上，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日创作。尽管如此，她凭着对诗歌创作的高度热情，撰写了不少作品。1949年夏天，斯帕克与斯坦福正式公开恋情。他俩情投意合，不但同居一室，而且共同创作。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基于理想，共同奋斗，互相促进。他在书店工作，她在《女性评论》（Women's Review）当编辑助理。1950年春天，他们合作的首部作品《华兹华斯颂》（Tribute to Wordsworth，1950）面世。斯坦福为该书撰写过一篇文章，评介在19世纪研究过华兹华斯的评论家。书稿的其余部分则由斯帕克负责，探讨20世纪研究过华兹华斯的传记作家和评论家。“斯坦福的文章成为全书的导言，带给人轻松做学问的气氛，而斯帕克的则是努力探究近期关于该作家的争议的历史。”[9]除了合作出版《华兹华斯颂》之外，斯帕克与斯坦福还编写了《我最好的玛丽：玛丽·雪莱书信集》（My Best Mary：Selected Letters of Mary Shelley，1953）。

此外，斯帕克还编写了《勃朗特书信集》（The Brontё Letters，1954），撰写了传记《光明之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的重新评价》（Child of Light：A Reassessment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1951），成为“帮助玛丽·雪莱的作品和影响从比她名气更大的丈夫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的第一次尝试”[10]。有趣的是，斯帕克对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的喜爱不仅仅是基于她的作品，还因为她俩之间有着一定的缘分，在各自的姓名与经历上存在惊人的巧合与关联。比如，两人的姓名缩写都是“MS”，玛丽的卒日与斯帕克的诞辰恰好一致，都是2月1日……《光明之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的重新评价》展示了斯帕克的才华，于1951年玛丽逝世100周年时问世。该书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斯帕克的自信心。玛丽创作中的哥特式风格对于斯帕克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帕克的女权主义思想在此书中首次出现。此书出版后，斯帕克还建议出版社策划编辑19世纪女性作家的诗歌集和小说集。如果说在1949年斯帕克和斯坦福还是旗鼓相当的文坛新秀，到了1951年，斯帕克的成就已经明显超过了斯坦福，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光明之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的重新评价》的成功问世。然而这也成为他们日后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之一。1950年11月，聪慧勤奋的斯帕克联系了当时的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并获得他的许可，开始着手研究他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初，除了编写传记作品和作家的书信集，斯帕克还积极撰文投稿，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旁观者》（Spectator）、《世界评论》（World Review）和《新英国周刊》（New English Weekly）等著名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但是这时她的文学地位尚未完全确立。1951年6月，当斯帕克完成叙事长诗《范法罗的民谣》（The Ballad of the Fanfarlo，1952）投稿时，多次遭拒，直到1952年才获准在一本小册子里印刷了此诗。

斯帕克对小说领域的涉足纯属偶然。她原本对小说文体不感兴趣，由于无法摆脱经济上的困窘，1951年秋天，在《观察家报》（Observer）杂志社高达250英镑奖金的诱惑下，她参加了他们举办的圣诞节短篇小说大赛。两个月后，她意外地获知喜讯：自己的作品《六翼天使和赞比西河》打败了接近7000位对手而拔得头筹。一举成名的斯帕克收到各路朋友的祝贺信，更重要的是，这时有出版社向她约稿，这不仅仅增加了她的自信心，更是激发了她对小说创作的兴趣与天赋。有评论家指出，《六翼天使和赞比西河》“可能是英国作家创作的第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范例”[11]，相较于其他显得过时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像是“一杯后现代主义的香槟”[12]。斯帕克以轻松的笔触描写了一个虚实相映、亦真亦幻的六翼天使与一家加油站老板间的冲突故事。在宗教色彩甚浓的故事中，她借助这个天使形象隐喻了自己的蜕变与新生，表达了希望和理想，暗示自己将会与六翼天使一样，接受洗礼，开始全新的历程。获得250英镑的奖金后，斯帕克给了斯坦福50英镑，还购买了一整套的《追忆似水年华》（Remenbrance of Things Past，1931），并很快就痴迷其中。

1952年，斯帕克完成传记作品《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952），并在翌年出版了该书。它为处于转型期的斯帕克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对她的文学创作生涯产生积极的影响。除了介绍梅斯菲尔德的生平外，斯帕克还详细分析和研究他的三首叙事长诗，从中学习了不少创作技巧，如非个性化叙述和诗意的表达。有人认为斯帕克把这部传记当作“她的启程和自我定义”[13]。

1952年，斯帕克发表了《范法罗及其他诗歌》（The Fanfarlo and Other Verse，1952），但是这部作品无人问津，销量甚少。7月26日，她拜访了肯辛顿地区一个圣奥古斯丁教堂的英国国教牧师，同年11月7日，她接受洗礼，加入英国国教。1953年，斯帕克开始阅读约翰·亨利·纽曼的作品，从中汲取养分，还在《英国教会报》上刊文评论T.S.艾略特新上演的剧作，得到艾略特本人的赞许和首肯。

1954年1—4月，因为服用过量的中枢神经系统刺激药物，斯帕克眼前总是浮现幻影。停药后，幻影很快消失，但是她身心疲惫、精神恍惚，于是接受了神父弗兰克·奥麦利（Frank O'Malley）的帮助和治疗，后来又到修道院静修。其间，出于对斯帕克才华的欣赏，英国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每个月资助她20英镑，而且经常在寄支票的同时附赠红酒，在经济上帮她渡过难关。1954年5月1日，斯帕克在伊令修道院（Ealing Priory）正式皈依罗马天主教。斯帕克在遭遇精神困境之际选择皈依宗教，从而获得解脱。这给予了她创作的灵感。从她笔下多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身上都可以看到作家本人的生命轨迹和精神历程。

随着斯帕克在文学界的声誉渐隆，不少出版社和杂志社开始采访她并向她约稿。伦敦著名的麦克米兰（Macmillan）出版社的编辑亚兰·麦克莱恩（Alan Maclean）最早写信约她创作一部小说，成为她的第一位“伯乐”。当时，向一个从未写过小说的人约稿是前所未闻的，显然具有极大的风险。然而，时间证明，麦克莱恩的英明之举显示了他的预见性，他也获得相应的回报。斯帕克把自己经历过的幻影事件及在摸索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种种遭遇揉入小说《安慰者》中，于1955年完成此书。此前，当斯帕克把小说的前五章文稿交给麦克莱恩时，他还向她约稿一篇短篇小说，准备收入他编写的《冬天的故事系列》（Winter's Tales，1956），并向她预付定金50英镑。

1955年，斯帕克在身体完全康复后，搬回伦敦，租住在坎伯威尔（Camberwell）区鲍德温·科勒森（Baldwin Crescent）街的13号寓所，房东赖泽丽（Lazzari）太太时年60岁，对斯帕克非常友善，始终鼓励她进行文学创作。此后的多年内，她们住在一起，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后来斯帕克将她作为原型写进《来自肯辛顿的遥远呼唤》（A Far Cry from Kensington，1988）。1955年年底，她的短篇故事集《离开的小鸟》（The Go-Away Bird，1958）完稿，交由出版社排印。1956年初，她着手创作第二部小说《罗宾逊》（Robinson，1958）。在等待《安慰者》出版的1956年，斯帕克在经济上仍然有些窘迫，因此在彼特·欧文（Peter Owen）出版社找了兼职工作，每周工作3天，承担秘书、校对和编辑等任务。当麦克米兰出版社收到斯帕克《安慰者》的初稿时，稍有顾虑，担心读者不能适应和接受这样一部风格奇特的小说，因此没有马上出版此书。著名作家伊芙琳·沃（Evelyn Waugh，1903—1966）初读该小说的样稿时，惊叹不已，认为它很有趣、很有新意。[14]格林看到样稿时也评价它是“这么多年来我读过的少数真正有创意的小说之一”[15]。其他校稿的读者也反响不错，于是出版社很快就发行此书。小说面世后就引起文坛的巨大反响。除了少数反对的声音外，这部小说收获了诸多好评，其中最积极的评价来自伊芙琳·沃在《旁观者》上刊载的长达一整页的评价和赞美之词。斯帕克声名大震，“真的开始了全新的生活”[16]。如同她在自传中所说的，历经十几年的艰苦耕耘和辛勤探索，她“多年的投入和艰辛终于得到回报”[17]。亚兰·麦克莱恩为斯帕克联系到另一个欣赏她才华的出版商李平科特（Lippincott）。著名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在1957年3月刊文对斯帕克的短篇小说《波托贝洛之路》进行点评：“缪里尔凭着《波托贝洛之路》找到了自己成熟的声音。”[18]在后来的短篇小说集内，斯帕克都把这篇短篇小说置于前面的显眼位置，似乎是为了“承认它是彰显她想象力的第一项杰出成果”[19]。此后，《纽约客》开始邀请斯帕克为他们撰稿，与斯帕克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斯帕克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保障。于是，她辞掉彼特·欧文出版社的兼职工作，成为专职作家，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小说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