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平凡的家庭生活与教育经历

1918年2月1日凌晨，斯帕克出生于爱丁堡莫宁赛德区（Morningside）的布伦茨菲尔德·帕拉斯（Bruntsfield Place）大街160号小公寓内。父亲伯纳德·坎贝尔格（Bernard Camberg）是个犹太人，母亲莎拉·尤泽尔·坎贝尔格（Sarah Uezzell Camberg）则是来自伦敦北部赫特福德郡的非犹太人。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伯纳德先当过汽车维修工，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橡胶公司当机械工。母亲莎拉患有神经衰弱，经常靠饮酒来保持镇静。尽管她家境一般，却有着较强的虚荣心，喜欢显摆阔气，热衷于社交，对人热情友好。斯帕克出生的当天中午，5岁半的哥哥菲力浦（Philip）过来看望这个新生的家庭成员。他似乎担心这个小妹妹将来会与自己争夺父母的宠爱，从最开始就不欢迎她，并对她心存戒备。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父母亲把女儿视为小公主，待她如掌上明珠。在后来很长一段岁月里，父母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朝夕相处的斯帕克与哥哥之间的感情比较疏远淡漠。出生时，斯帕克被命名缪里尔·莎拉·坎贝尔格（Muriel Sarah Camberg），后来她改随丈夫的姓氏斯帕克，被称为缪里尔·斯帕克。尽管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几年，因为儿子罗宾（Robin）的缘故，她继续沿用这一姓氏。

在所有的家庭成员中，外祖母阿德莱德（Adelaide）对斯帕克的影响最为深远。儿时的斯帕克与她感情深厚，经常到她居住的南方地区度假。外祖父去世一年后，阿德莱德被斯帕克父母接到他们爱丁堡的家中，斯帕克让出自己的卧室。她与外祖母相处融洽，共度了几年美好的时光。1929年，阿德莱德中风，身体日渐衰弱。在外祖母即将告别人世的那几年间，年幼的斯帕克帮助父母照看她。这段经历对斯帕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让她深深地体会到老年人的疾病和痛苦，同时也对他们暮年的心态和离世前的悲惨处境极为了解。她后来的作品《死亡警告》（Memento Mori，1959）中出现的老年人对死亡的各种反应正是取材于作家本人与外祖母共处的这段岁月。外祖母个性坚强独立，后来成为斯帕克的作品《不信教的犹太女人们》（The Gentile Jewesses，1962）和《安慰者》中主人公的原型人物。

一般而论，个体的精神成长会接受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就斯帕克而言，学校的教育对青少年时代的她影响最为深远。苏格兰人历来重视教育，把它视为“令人敬畏”的事业，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力。16至19世纪，苏格兰的杰出人士或富庶商人都争相投资教育事业，创办了不少学校。大部分学校在斯帕克的年代依然遵循着传统的教学模式。斯帕克所在的学校以烟草商人詹姆士·吉莱斯皮（James Gillespie）命名。[2]1923至1935年，斯帕克在这里度过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青春期。斯帕克的家境一般，但父母的期望值很高，因此这所学校低廉的学费和优秀的教学质量非常适合她。学校招收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学生，年龄跨度从5岁到18岁。每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学生们欢聚一堂举办庆典，纪念乐善好施、勤俭节约的校主吉莱斯皮先生。吉莱斯皮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但是同时设立奖学金制度，以吸引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的学生。这里的学生如果足够优秀，可以免费接受下一阶段的教育。这种机会对于斯帕克的父母来说可谓天赐良机。他们从她12岁开始就无须帮她支付学费了，因为聪慧灵巧、勤奋自强的斯帕克总是能够赢得奖学金。

吉莱斯皮学校开明的教育方式和兼容并蓄的宗教理念赋予了斯帕克平和且包容的人生态度。斯帕克在小说作品中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不同的宗教、伦理、爱情、婚姻、家庭价值观和人生理念，可见其在文化上的包容性。这与她自小接受不同宗教文化的熏陶有关。斯帕克在学校里接受的官方宗教教育主要来自苏格兰长老教派，然而校方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比较开明，原因在于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其家庭的宗教背景不尽相同，既有信仰犹太教、新教的，也有信仰爱尔兰天主教或者圣公会的。斯帕克的父母亲与学校一样，并没有过多地干涉斯帕克的宗教信仰。她从小就接触许多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因此长大后对于迥然相异的事物就持有相当包容的态度。直到1952年斯帕克才接受洗礼，加入英国国教，两年之后，她改变信仰，皈依罗马天主教，因为她认为“相较于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没有东西可以提供”[3]。

吉莱斯皮学校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斯帕克在此养成了勤勉的阅读习惯，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14岁，斯帕克开始在学业上展露出惊人的才华，不少科目名列前茅，令人侧目。在校期间，她热衷于阅读各种书籍，经常从图书馆借阅名家诗歌选集或小说作品。她喜爱的作家包括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史文鹏（Algernon Charles Swiburne，1837—1909）、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878—1967）等人。她尤为喜爱展示个人奋斗历程的《简·爱》（Jane Eyre，1847）、《克兰福德》（Cranford，1853）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等多部小说。因为从小就痴迷于诗歌，斯帕克很早就开始创作诗歌，并在该领域崭露头角，被誉为“校园小诗人”。由于老师的器重，她曾经在学校刊物的同一期上发表5首诗歌，而一般情况下，该刊每期最多只发表同一位作者的1首诗歌。1932年，在纪念苏格兰诗人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去世100周年的爱丁堡学校诗歌竞赛中，斯帕克拔得头筹，并荣获公开加冕的奖励。1934年，在学校举办的司各特和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俱乐部大奖赛中，她获得中级组的第一名。16岁的斯帕克颖悟超群、前途光明，但是因为家境平凡，父母无法继续提供经济资助，她与高等教育失之交臂。在日后的回忆中，斯帕克认为这是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憾事。尽管斯帕克才华横溢，因为缺乏高等教育的熏陶和大学文凭及学历，她在就业和早期的创作生涯上屡遭挫折。

成年后的斯帕克以吉莱斯皮学校和她12岁时的初中老师凯（Kay）小姐为原型，在代表作《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描写了马西亚·布莱恩女子学校和具有强烈权欲野心的布罗迪老师。小说中的事件和时代背景等都是基于斯帕克在吉莱斯皮女子学校求学的经历。斯帕克及其好友弗朗西斯（Frances）也成为“布罗迪帮”的原型。与小说不同的是，作品中的“布罗迪帮”有6个人，而现实中布罗迪小姐喜爱的“精英中的精英”只有两人。

1935至1950年，是斯帕克历练人生、丰富阅历的时期，同时也是她进行文学探索的阶段。正是因为经历了艰辛曲折的求职之路、不幸的婚变、单身的母亲等人生遽变，斯帕克得以更为深入地探究人性，进而认识自我和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磨难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斯帕克历经艰难困苦，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终有所成，真可谓天道酬勤。

斯帕克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文学创作意图，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自我提升的追求，她离开学校后逐渐意识到自立自强的重要意义，于是开始了艰苦奋斗的曲折历程。她在一个职业培训学院选修了商业英语课程和写作课程，这对她日后的文学创作裨益良多。完成学业后，她在一个私人学校里义务教授英语和数学等课程，作为回报，她从学校的秘书那里学习速记法和打字的技能。在掌握这些技能后，为了谋生，她辞掉学校的工作，到一家百货商店的办公室担任文职人员。

斯帕克漫长的一生之中仅有过一次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生活。1936年，18岁的斯帕克收入渐丰，生活有了改善，不仅可以自立，甚至还会出钱给父母补贴家用。随着社交能力的逐渐增强，她结交了不少异性朋友，还定期去参加俱乐部的舞会。在那里，她碰上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男子西尼·奥斯瓦尔德·斯帕克（Sydney Oswald Spark）。他从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学校教数学。其貌不扬的西尼有些神经质，但是聪明伶俐又待人友好。时年31岁的西尼对斯帕克展开热烈的追求，不断示好并表达倾慕之情，很快便捕获了天真烂漫、纯真无邪的斯帕克的芳心。西尼是个不安现状的人，打算到非洲当教师。年轻的斯帕克对于非洲这个从未涉足的异域充满浪漫而神奇的想象。西尼向她承诺，婚后会雇请仆人，让她摆脱无聊的家务，尽享创作诗歌的时间和自由。彼时的斯帕克充盈着少女的浪漫和不安分的情怀，渴望离开爱丁堡的保守环境，外出寻找自己的精彩世界。经过不到一年的热恋，他们就订婚了。随后不久西尼启程到南罗德西亚（即现在的津巴布韦）。1937年8月13日，斯帕克也抵达非洲，后来在那里与西尼正式结婚。

1937至1944年，斯帕克在非洲历经磨炼，饱尝生活的各种艰辛，从浪漫天真、充满幻想的少女成长为独立坚强、勇敢自信的成熟女性。在自传里，她写道：“正是在非洲，我学会如何应对生活。”[4]后来，饱经风霜的她把非洲的经历写进早期的自传体故事，比如《六翼天使和赞比西河》（The Seraph and the Zambesi，1951）、《波托贝洛之路》（Portobello Road，1958）和《砰砰，你死了》（Bang-bang You're Dead，1958）。非洲的生活带给她无穷的烦恼和痛苦，然而这种磨砺也带给她常人难以企及的经验和教训。艰辛的生活成就了果敢而练达的斯帕克，并为她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斯帕克在非洲的生活很不如意，其中最大的痛苦源于不幸的婚姻，正如她在自传里所写的，她与西尼结婚的选择是“灾难性的”[5]。1937年9月3日，斯帕克在到达非洲后不久，就在当地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登记处注册结婚。婚后不久他们搬到津巴布韦遗址附近西尼的学校旁边，住在宾馆里。在那里，斯帕克没有亲朋好友，没有社交活动，只能寄情于幻想世界，倾力于诗歌创作。

婚姻生活令斯帕克获得迅速成长，她对于自我、丈夫及婚姻生活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时光荏苒，随着她对丈夫西尼的逐步了解，她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他之前对她隐瞒了一些重要事情：结婚前，他一直在看精神病医生；他来非洲的初衷并不是冒险，而是因为他未能在英国找到合适的教职。他在非洲时依旧忧郁，甚至日愈沮丧，脾气古怪，经常与人无端吵架，不断地变动工作环境。当她怀孕时，他正与校方吵架。他建议她流产，遭到断然拒绝。她怀孕期间，他不停地变换学校，情绪相当低落。1938年7月9日，儿子罗宾终于降临人世。斯帕克还未尝到初为人母的喜悦就患上产后抑郁症，夫妻间的关系日渐疏远。随着他们婚姻状况的不断恶化，他甚至会恐吓她，还会实施家庭暴力。两年后，斯帕克把丈夫的左轮手枪藏起来，唯恐它成为杀害她的凶器。他经常歇斯底里地胡言乱语、四处打砸，平静下来后，又哀求她再给婚姻一次机会。虽然斯帕克厌恶这种生活，万般无奈的她只能默默忍受，因为她带着新生婴儿，经济上要仰仗和依附他。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尼应召入伍。此后，他们的婚姻一步步走向解体。在一次孤身一人的旅行后，斯帕克有了顿悟，感觉自己应该并且能够离开丈夫而自行谋生，独立生活。于是她潜心创作，并不断投稿到各类杂志和报社。有一次，她获得罗德西亚诗歌朗诵大赛的一等奖，赢得通过电台广播诵读自己创作的诗歌的机会。尽管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她仍然没有正式和稳定的工作。1939年她首次向法庭提出离婚申请。由于西尼的反对，而且双方都要争夺儿子罗宾的抚养权，再加上当地法律对离婚条件的限制，斯帕克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并没有顺利终结，直到1943年她才与丈夫办完所有离婚手续，结束了彼此折磨、相互怨恨的关系。至此，斯帕克终于从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此后，她投身于文学创作，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婚姻生活的不幸令斯帕克受尽困苦和折磨，然而也让她在精神上获得成长。苦难的婚姻造就了日后坚强、独立和自信的女作家。就个人而言，斯帕克曾经度过极其艰难的时光；就作家来说，这却是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磨炼提高了她的抗压能力，令她在日后的生活中百折不挠、永不言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