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重出误收通论
重出误收现象，在文献档案中大量存在，特别是古典文献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自有文献之日，便是重出误收产生之时。纵观文献编纂的历史，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文献编辑活动，都会有意无意消弭一些文献的重误，但同时又会不经意间产生一些新的重误。而文献积累演化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总体层累扩展、局部老化消弭，在这种文献的双向互动趋势中，重出误收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型诗文总集整理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演进中，由于天朝上邦对自己帝国的盲目自信，对世界潮流缺乏真正的了解，所谓的大一统政治结构体系，也使帝国的政治、学术发展局限在一个特定框架之中，依靠学术自身的更新发展，很难从质的方面获得凤凰涅槃式的突破。正是在这种对外部世界的轻忽中，帝国渐次趋向羸弱，当帝国的大门被迫打开，整个帝国和帝国的臣民四顾惘然。社会精英层突然意识到已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民族的沉痛灾难，促人梦醒，一次次探求反思，西学东渐，学术大变。延绵今日，多元同异之中，传统学问的底蕴被消磨，商品经济大潮之下，学风粗疏，义理不明，国学在自身和外界的两重重压之下，处境尴尬。文献学作为国学研究的根底，自然也成为被边缘化的学问，而文献的重出误收作为文献整理研究的组成部分，从来就不曾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在我们翻检重出误收研究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时，吉光片羽，林林总总，如漫天繁星，细琐零碎，难成系统，不见体系，有很多理论问题晦涩难明，对“重出误收”这组概念的历史描绘和逻辑阐释遇到了极大困难。
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相伴中华民族文明的演进，绵延数千年，从来不曾中断。有文字记载、清晰可考的古籍整理历史，就有两千多年。文献整理中篇章片段的交叉复合、文献篇目的重误讹漏，在早期文献未定型的时代，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伴随各分支学科（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注释学、辑佚学）的发展，逐渐成形。这贯穿了整个古籍整理的漫长历程，实践不断丰富，理论也渐次不断发展，其经验之丰硕，于“国学”中，独树一帜，无可匹敌。但中国古典文献学历来只偏重于实践，缺少理论性的概括总结，此问题在我们关注古籍重出误收现象之时，尤为明显。追溯重出误收现象的源头，探究重出误收现象的发展，很难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很难用简洁、清晰、经济的语言对重出误收的概念作出精准的解释，很难建构起“成一家之言”的理论框架。这里只能采用审慎的科学态度，于繁杂的文献材料中，推演重出误收的发生学特征，来解析、描述重出误收概念的基本内涵，揭示其在本课题的外延范围。
一 重出误收的简单定义
原始先民结束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步入钟鸣鼎食的文明，相伴文字的产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文献记录日益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文献记录者不同，对相同的记录对象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记录方式，这样就会产生文献原始的歧异，这些歧异是重出误收最早的源头。比如：《春秋》经传、《孟子》《史记》，记载武王伐纣为大义灭无道，纣师倒戈，兵不血刃，一鼓天下定。而《尚书·武成》《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此战，流血漂杵，赤地千里。何为真何为假？何为是何为非？何为正何为误？对文献记载的正误，有时不仅仅体现在历史真实本身，记录者、叙述者的政治立场，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往往会给历史本身打上自己的烙印，就武王伐纣而言，儒家喜言兵不血刃，纵横家尚谈流血漂杵。此种载记不同，产生的文献歧异，似与误收无关，其实它们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记载者从各自代表的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出发，加入更多的政治文教宣传要素。古代官修文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会人为造成一些讹误，如《四库全书》的编纂，太多的政治元素，带来了大量不应有的删改。《全唐诗》的编辑，对季稿本的故意湮灭。又如《群书四部录》200卷，多种目录著为元行冲奉敕撰，实为殷践猷、毋煚等编。《唐会要》卷三六：“（开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藏之内府。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库殷践猷，王惬编，史库韦述、余钦，子库毋煚、刘彦直，集库王湾、刘仲丘，其序韦述撰。”[1]《旧唐书》的修撰、进呈也是这样。《全唐诗话》是一部具有重要文艺理论价值的著作，其作者本为廖莹中。廖氏依附奸相弄权，似道败亡，莹中服毒，其人为世人不齿，刊印者假借尤袤之名刻印，后世不察，遂以作者为尤袤。《总目》：“考周密《齐东野语》载贾似道所著诸书，此居其一。盖似道假手廖莹中，而莹中又窃据旧文，涂饰塞责。后人恶似道之奸，改题袤名，以便行世。”[2]所以在解读文献时，应该强记博识，睁大慧眼，尽可能地抹去人为的痕迹，剔除伪误，恢复文献的本真，还原历史的面貌，这是进行文献阅读与整理的第一要义，也是孟子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之意。
文献的传抄讹误是重出误收的另一源头。比如：王曾《献金陵牧薛大夫白马诗》：“白马披丝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去唯留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坠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王良子细看。”（《全宋诗》册3卷143页1589）。又见《全唐诗》卷508，题为《絷白马诗上薛仆射》：“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去空留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控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仔细看。”作者平曾。
平曾，唐穆宗时人。以府元被绌者九人，曾其一也。长庆初，同贾岛辈贬，谓之举场十恶。曾后谒李固言于蜀。卒以恃才傲物，没于县曹。[3]
王曾（978—1038），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真宗咸平五年（1002），试礼部及殿试皆为第一，后封沂国公，宝元元年卒，谥文正。[4]
平曾作见《云溪友议》卷中、《山西通志》卷二二九、《御定渊鉴类函》卷四三四、《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全唐诗》卷五〇八、《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四〇五、《诗话总龟》卷五、《唐诗纪事》卷六五。王曾作出《诗人玉屑》卷一〇，翻阅此卷，转引自《云溪友议》，误平曾为王曾，《全宋诗》编者不察，沿用其误。另此诗本事最早见《云溪友议》卷中，此书早于王曾，证明王曾不可能是诗作者。
总之，不同时期文献整理者因文献掌握的数量、质量，整理者自身的因素，文献整理采用的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文献整理的最终成效。有些整理工作无法消弭文献的分歧，而随着部分原始文献的散佚，很多分歧自然消失，不为后世学者所知。同时文献整理也会部分地放大某些分歧，带来更多的重出误收。究其本质，其根源于文献的综辑整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文献综辑工作，从整理的性质目的可分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宗教行为、职务行为等几种情况。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各种行为目的往往不是纯粹的，而是混杂的、复合在一起的。比如刘向父子的大规模文献整理，就是政治理想诉求，又是一种职务行为。因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原因，下文主要讨论文学总集、别集编纂中的重出误收现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在极其漫长的文献演变历史进程中，伴随着文学的自觉，逐步获得了自己的学术畛域，并随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进展，越来越被重视。而对重出误收现象的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其自身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成为文献整理研究中的一个潜在学术动力股。本研究依据重出误收在文学、文献学中递归、嬗变的轨迹，来解读它们的范畴意蕴和学术意义。
（一）重出释义
“重出”即重复出现，其义明白晓畅，懂汉语者皆知。古典文献之中，“重出”一词很常见，多用其本义，但在不同的语义场中，其含义的指向性和确定性是不同的。如：晋葛洪《抱朴子·省烦》：“五礼混挠，杂饰纷错，枝分叶散，重出互见，更相贯涉。曲儒寻案，犹多所滞，驳难渐广，异同无已。”[5]此处“重出互见”指多种文献中关于五礼的内容，纷纭重复，参差互见，已经有文献学上内容、篇章、片段重出的含义。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6]此处指表情达意多有重复的意思。《梁书·武帝纪上》：“我若总荆雍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之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7]此处是重生、重新出现的意思。唐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其说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8]此处指学术观点错杂交互。“《丹阳集》一卷：谨按：《东观余论》云：‘《丹阳集》已见总集，此重出。’（按：《崇文总目》各门中，疑于重出者尚多，因无别本，不敢定其为重出，惟此条是黄伯思已经纠正者，自此以外则未敢遽为删并尔，附识于此。）”[9]此处指条目重见。方以智《通雅·宫室》：“薄版曰望版，或用望砖存中，盖谓重出之飞檐耳。升庵以为天花版。”[10]此处系重叠之义。鲁迅《古籍序跋集·〈云谷杂记〉序》：“其与《大典》本重出者，亦不删汰，以略见原书次第云。”[11]此处重出是不同文献、版本间重复的条目。前引数例，“重出”一词的语义场虽各不相同，但都是“重复出现”的意思。正是由于传统之学，并没有把“重出”作为特定文献学专业术语进行界定，其含义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文献重出的研究，没有能够像校勘、音韵、训诂那样成为范式典型的文献专学，而更多地归属于校勘学。
重出误收现象的研究，随着学风的变迁，随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如何以理性的心态、冷静的气度重新解构传统并赋予创造性的转化，如何采用行之有效的现代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使其成为一门文献专学，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重出”在文学、文献学研究中作为专业术语，主要有两种基本意蕴。
1.文学批评术语——犯文
“重出”作为专业术语，首先并未出现在文献学领域，而是作为文学批评的概念，最早见于《文心雕龙》。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练字》：“重出者，《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12]刘勰强调在写作过程中，关键的地方，一字千金，相犯难避，语言的锤炼非常重要。后世诗评家论诗歌作法，谋章炼字，多本于此。
重出在“犯文”意义上运用，指文字、文意相犯。可分为字重、句重、文重、意重等。在文艺理论、文学批评领域，有着广泛的使用。
《雨村词话》：“万俟《雅言》三台末段‘汉宫传蜡炬’，疑‘蜡矩’二字重出。后得粤中藏书家元刻本作‘汉蜡传宫矩’，为之爽然。”[13]强调一字是否重出，从诗歌美学出发，对诗歌鉴赏而言，便是两种天地。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14]这是在句重犯文的意思使用重出的概念。
后世论诗属文重出概念，多本于此。
权重出，谓同字相犯也。诗验适会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唐宣宗尝问中书舍人李藩，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又问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有二不字。”上诵其诗仍称善相属，盖亦知其相避为难云。[15]
胡震亨论诗强调以意为先，不避重出，实为诗道高手。
吴乔论诗，以为唐诗、明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去有天壤之别，唐诗最下者，与明诗最高者比较，仍以唐诗能自见品位。其品评如下：
许浑诗，当时谓为“不如不做”者也，今又于浑诗中举最死实者，如《题卫将军庙》云：“武牢关下护龙旗，挟槊弯弓马上飞。汉业未兴王霸在，秦军才散鲁连归。坟穿大泽埋金剑，庙枕长溪挂铁衣。欲奠忠魂何处问？苇花枫叶雨霏霏。”首联言战功，次联言高蹈，三联言坟庙，四联以情景结之，题中之意自足，措词无一字虚壳。但许诗俱无远神，故当时不重之耳。明初咏白燕者，纷然推袁凯第一，称为袁白燕。起句云“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失之于泛，燕亦可用。次联云“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二语是操，第三联应纵，而曰“柳絮池塘春入梦，梨花庭院雨沾衣”，与次联轻重无别，如时文之后，亦实做如中比也。唐人之中二联无虚实者，必第七句转，末句收。凯不知此法，其末联云“赵家姊妹多相妒，莫向昭阳殿里飞”，语泛与起同。八句中起结是燕，非白燕，第三联重出，止有两句是白燕，比《卫将军庙》诗如何？使凯学识大进，重作此题，于白燕上一丝不披绮纱袍子，口唱《大江东去》，为牧斋所鄙笑。由其但学盛唐皮毛，全不知诗故也。[16]
此处吴乔品评唐诗、明诗，于谋篇布局之中，讲求句法不可重出，重出则体格卑弱，只见皮毛。
清代诗论家赵翼极大地发展了诗歌批评的重出理论，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由炼字扩展到用韵、用典、句法、谋篇。《瓯北诗话》载：
诗有一首中用重韵者。任彦升《哭范仆射》一诗三押“情”字，沈云卿《天长地阔》一诗三押“何”字，王维《暮云空碛》一首两押“马”字。“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青菰临水映，白鸟向山翻。”“青”“白”二字，一首中重出。《九成宫避暑》三四“衣上”“镜中”，五六“林下”“岩间”，句法亦重出。岑嘉州“云随马”“雨洗兵”“花迎盖”“柳拂旌”，一首中句法亦重。王世懋《艺圃撷馀》：张谓《别韦郎中》诗，八句中五地名。卢象《杂诗》，八句中四地名。王昌龄《送朱越》一绝，四句中四地名。孟浩然《宴荣山人池亭》律诗，七句中用八人姓名。田艺衡《香宇诗谈》谢惠连诗“屯云蔽层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六句句法相似。张正见诗“含香老颜驷，执戟异扬雄。惆怅崔亭伯，幽忧冯敬通。王嫱没胡塞，班女弃深宫”，六句中引用六古人。王世懋、都穆、田艺衡皆以为今人诗若此，必厌其重复，在古人正不若是拘也。然究是诗中之病。若李太白“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四句中用五地名，毫不见堆垛之迹，此则浩气喷薄，如神龙行空，不可捉摸，非后人所能模仿也。骆宾王“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时。芳杜湘君曲，幽兰楚客词”，二联中用四典，亦不见其重叠，此又剪裁之妙。[17]
作为文学批评的概念，重出是谋篇布局、炼字用词应该着力避免的，此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对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的鉴赏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翼在《陔馀丛考》中的论述，其针对诗句重出现象，提出“复句”的说法，把重出的概念由字重延伸到句重、意重，而隐然有诗文整理中重出误收的含义，给我们更多启示。
元遗山诗多复句。
古来诗人佳句，罕有重出者，惟任昉《别谢言扬》诗“讵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又《报刘孝绰》诗“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宋璟《和御制，璟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应制》中有“圣酒江河润，仙文象纬舒”之句，而《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内亦有“圣酒江河润，天词象纬明”，但改三字耳。许浑《京日寄友人》诗有“一尊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之句，而《郊园秋日寄友》诗又用之。《呈郭少府》诗有“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之句，而《汉水伤稼》又用之。《送僧归桂州》诗“楚客送僧归桂阳，海门帆势极潇湘。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而《和刘三复送僧》诗亦用此四句，但改“桂阳”为“故乡”耳。苏东坡亦间有复句，如《迩英拜赐御书》有云“捷书夜到甘泉宫”，而《洮西报捷》诗亦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又“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既用于《答周循州》诗内，又用于《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诗内，但赠谢诗换“自是”为“恐是”耳。赵秉文《滏水集·济源绝句》云“树映楼台水映空，溪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远处微茫近处浓”，《题刘德温湖山丰夏图》又云“远处微茫近处浓，岸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更倩刘郎作几峰”。
此皆诗句之复出者，然此外亦不多见，惟元遗山复句最多。如《怀州晚望少室》云：“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重九后一日作》云：“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题家山归梦图》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雪香亭杂咏》十五首内有云：“赋家正有芜城笔，一段伤心画不成”。《玄都观桃花》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同严公子东园赏梅》云：“佳节屡从愁里过，老夫聊发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高吟大醉穷朝晡”，《送李参军北上》诗内又有“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彩衣起舞春襕斑”。《桐川与仁卿饮》一律：“风流岂落正始后，诗卷长留天地间”，《题梁都运所得故家无尽藏诗卷》亦有此联。《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云：“两都秋色皆乔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存没》一首又云：“两都秋色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答乐舜之》云：“两都乔木皆秋色，耆旧风流有几人。”《东山四首》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着千金买范宽”，《胡寿之待月轩》诗又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却坡诗说右丞”。《钱过庭烟溪独钓图》：“绿蓑衣底元真子，不解吟诗亦可人”，《息轩秋江捕鱼图》又有“绿蓑衣底元真子，可是诗翁画不成”。《台山十咏》内有云：“恶恶不可恶恶可，未要云门望太平。”《赠刘君用可庵二首》内一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笑杀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大步宽行老死休。”《寄希颜》末句“共举一杯持两螯”，《送曹寿之平水》亦用此句作结。此复句之最多者也。
自后惟萨天锡《题扬州驿》三四一联云：“寒砧万户月如水，塞雁一声霜满天”，而《雁门集》中有《过广陵驿》一首，又将此二句作五六一联，但改“塞雁”作“老雁”耳。又成廷圭《次李希颜述怀韵》领联云：“诸公莫诮王夷甫，我辈终惭管幼安。”《寄江西宋子与令尹》诗又以此二句作结，但改“诮”为“责”“终”为“深”耳。至高季迪而复句又多，如《饮韵西园公咏梅》有云：“春后春前曾独采，江南江北每相思”，而《和衍师咏梅》第三首亦有此二句，但改“采”为“看”耳。《次韵陈留公见贻湖上之作》有云：“叶应随鸟散，山欲趁波流”，《月夜游太湖》排律内亦有此二句，则并一字不换。《晚寻吕山人》有云：“君家最可认，隔树有书声”，《题徐山人画赠内弟周思恭》亦云：“君家还可认，为有读书声”。《送思上人》有云：“野饭晨留钵，城钟夜到船”，《送衍师》亦云：“村中乞米晨留钵，城外闻钟夜泊船”，虽化五言为七言，亦未换意。《咏樵》有云：“伐木惊禽起，穿云畏虎过”，又一首《咏樵》云：“穿云冲过虎，伐树起栖禽”。查初白《敬业堂集》卷九《送陈仲夔句》有云：“殷勤百里犹相送，万叠西山一故人”。卷十一中《出都别亲友》诗云：“京华回首无多恋，万叠西山几故人”，又卷九《漷县晚泊》诗云：“春水如油滑上篙”，十二卷《渡太湖》诗又云：“秋水如膏滑上船”，此亦诗之重出者也。[18]
赵翼以任昉、宋璟、苏东坡、赵秉文、元遗山、萨天锡、成廷圭、高季迪、查初白等人诗中的句重为例，提出了“复句”的概念，认为其实质“此亦诗之重出者也”。把理论和考证相结合，赋予重出双重的范畴意味，其文献学术语的特征，也在对诗歌的艺术批评中逐渐彰显。
2.文献学专业术语——篇目重复
从本课题的研究实际出发，在特定文献中，在篇章重复出现这个意义层面上，定义重出的概念是符合传统文献学应用实践的。
“序曰：今大戴篇始三十九，终八十一，当为四十三篇，缺者四篇，重出一篇。”[19]此处《大戴礼记》序文明确指出，篇章内容一篇重复出现。
文献重出误收，在早期的文献整理中普遍存在，这和文献体例不完善、文献未定型有极大关系。最典型的莫过于刘向父子的文献整理工作。
《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新出世的《古文尚书》校订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其间自不乏疑误。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刘向整理古典文献时广罗异本，仔细比勘，去除重复，校出脱讹，编订篇章目次，确定书名。他每校勘完一部书，就把有关作者生平、思想内容、学术源流等整理情况写出一篇叙录，这些叙录汇编成《别录》一书，它有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巨大作用，开创了中国解题目录的范式。《别录》一书早已散佚，其学术思想，第次《七略》，入《汉书·艺文志》，得以保存，残存八篇“叙录”，是研究刘向校勘思想和文献整理方法的重要材料，其中剔除重复篇目条块，审定著者作品，是其勘定文献的重要一环。
《列子叙录》记载“臣向书六篇校订为五篇”。《晏子叙录》记载“臣参书十三篇校订为十一篇”。其中定有重出篇目。
又《晏子叙录》载“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管子书录》载：“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战国策书录》载：“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孙卿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列子书录》：“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邓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皆定杀而书可缮写也。”《子华子书录》：“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子华》书，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复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杀青，书可缮写。”[20]
刘向的文献整理思想有很强的范式意义，对历代的文献整理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众多书目、诗话、学术笔记在考订、梳理文献的内容时，都能看到刘氏校勘思想的影子。“《宋史·艺文志》作三十卷，《书录解题》作十卷，今所传者凡三本，其文无大同异，而分卷则多寡不齐，一本十卷与陈氏目录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并，一本十六卷又补遗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载往往重出，失于刊削，盖本光未成之稿，传写者随意编录。”[21]四库馆臣整理司马光《涑水记闻》16卷时，指出“九卷至十三卷所载往往重出”。《四库全书总目》中这种例证更多。
古籍中诗歌重出也是很常见的现象，如《艺文类聚》卷三八：梁简文帝《赛汉高庙诗》“‘日正山无影，威斜汉屡回。瞻流如地望，昆仑匹天台。’”又见同卷“又《汉高庙赛神诗》曰：‘玉大朝行动，阊阖旦应开。白云苍梧上，丹霞咸阳来。日正山无影，城斜汉屡回。瞻流如地脉，望岭匹天台。欲祛九秋恨，聊举十千杯。’”前诗为后诗的中间四句，文字虽未全同，意思基本相同。“庾信《至老子庙诗》曰：‘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溪。盛丹须竹节，量药用刀圭。’”又见同卷庾信《至老子庙诗》曰：“‘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溪。盛丹须竹节，量药用刀圭。行当别关吏，直向流沙西。’”前诗全同后诗前四句。张正见《经季子庙诗》曰：“‘延州高让远，传芳世祀移。地绝贵金路，松悲悬剑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湿苔碑。’”又见同卷张正见《行经季子庙诗》曰：“‘延州高让远，传芳世祀移。地绝遗金路，松悲悬剑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湿苔碑。别有观风处，乐奏无人知。’”前诗全同后诗前六句。[22]《艺文类聚》是唐代欧阳询、裴矩、陈叔达等人于唐武德七年（624）奉敕编纂的一部现存较早的文学类书。共100卷，100余万字。全书分岁时、治政、产业等46部，727个子目。征引古籍1431种，分门别类，摘录汇编。先引史实，后列诗文。所引故事，都注出书名。所引诗文，都注出时代、作者和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等字样标明类别。其所征引古籍，已大部亡佚，自汉代至隋代的辞章名篇多赖此得以流传，因此本书历来为辑佚、校勘工作所资鉴。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主要摘录自本书。世人也多用以查检唐代以前的诗文、典故、名目及历史人物事迹等。此书的编者态度严谨，非常重视所引材料的考辨，然重出误收现象亦不可断绝。
总而言之，由于焚书、口传、传抄、文献未定型、有意作伪等原因，重出误收现象在古籍中普遍存在。诗歌的重出误收也由来已久，早期诗歌文献存世有限，但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两部诗歌总集《诗经》《楚辞》的编订情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二）误收释义
1.古籍中一般意义的误收
误收，即错误收录。包括人名误收、作品误收、类例误收等。
赝品误为正品，出现误收，这在法书、绘画中极为常见。同时也带了副产品，某些作品中题写有诗文，把题写者误为诗文作者比比皆是，《全宋诗》这种情况，也表现得特别明显。
东书堂帖初刻无此本，盖后人续入。汴人传闻，乃先宪王宫中人所临，后人误收，传以宋后，然莫可诘也。[23]
《书唐氏六家书后》：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今法贴中有云“不具释智永白”者，误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禅师书也。[24]
此为作品误收。
元稹《台中鞫狱忆开元旧事诗》删韵中有“安能惧谤讪”句。按讪属谏部中字，此究是唐人三声字，宋人不识韵，反因微之诗误收之者。观唐律中曾不及讪字，此非声律可知也。即患字亦然徒以贾谊《
赋》有，又何足患句。颜注谓合韵音环而六朝诗亦多入押，因并误收，实与本部无与也。[25]
这是典型的文献内容理解错误，导致类例误收。
《英公字源》一卷（袁本后志卷一），右皇朝释梦英撰。梦英通篆籀之学，书偏旁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说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目录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误收去部在注中，今点检偏旁，少晶、惢、至、龟、弦五字，故知林氏虚诞，误后进，其《小说》可焚。梦英因书此以正之，柴禹锡为立石。[26]
这是因为学识不足，导致误收。
《池北偶谈》“楼护养吕公”条记载：
前书《楼护传》：护为广汉太守。莽子宇与吕宽谋以血涂莽第门，发觉，莽怒杀宇，而吕宽亡。宽父与护相知，宽至广汉，过护。到数日，有捕宽诏书至，护执宽，莽大喜，征护入为前辉光。
又云，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护身与吕公，妻与吕妪同食。及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按此吕公即吕宽父，所谓与护相知者，当是既执献宽，而收养其父母耳。护出入王氏，以势利交得官，又患难中杀故人子以媚权奸，纵养其父母终身，罪难末减。孟坚既误收之《游侠传》中，又载此事以为美谈，首尾自相矛盾，又误之误者也。[27]
又如《扬州画舫录》记载：
管幼安误收《国志》，本未仕曹；嵇叔夜滥入《晋书》，何尝臣马？又若齐社屋而叔朗西行，陈鼎迁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于河朔，袁宪莫摈于江右，凡此之类，更仆难终，徒丰其蔀，未艮其限。故万纽效绩于荆襄，究非魏之勋旧；尉迟建功于庸蜀，自属周之臣子。但录其事，不载其人。是曰严戒，其善五也。[28]
此或为文献材料来源不同，不明本事前因后果，或因文献不足证，以偏概全，导致归类误收。
黄佐曰：朱子所指淫诗与小序说异者，近世四明杨氏直以为秦火之后，汉儒误收以偹三百之数。故其所著私抄删削而改编之，愚谓《左传》载列国所赋者诸淫诗具在，误收之说岂其然乎。[29]
此为诗歌作品收录正误问题。
另一个造成误收的原因是大量伪书的存在。伪书从古至今层出不穷，不绝于世，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伪书主要包括作者伪误、年代不实、内容假造三大类。据张心激《伪书通考》统计，其中载录的伪书1104种，这当然不是伪书的全部。这些伪书如不加辨别、无法辨别，就会被误收，这种危害是极大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30]古籍讹误重出情况更严重，其危害更深，也更为研究者关注。
2.文献学专业术语——诗文误收
断代诗文总集中，因时限、地域等原因，收录凡例规定范围之外的作品，即为误收。此为本课题的范畴意义，情况较为复杂。《全唐诗·凡例》：“六朝人诗误收入全唐者，如陈昭及沈氏、卫敬瑜妻、吴兴神女之类并应刊正。”又“六朝人诗原集误收，如吴均妾《安所居》、刘孝胜《武陵深行》误作曹邺诗，薛道衡《昔昔盐》误作刘长卿诗之类，并应刊正”。[31]造成误收的情况很多，《全唐诗·凡例》中的这两条，前者是因为作者情况失考，误为唐人；后者是因为诗人本集讹误。
造成诗文总集误收的还有其他原因。《四库全书总目》考订宋陈仁子编《文选补遗》40卷部分讹误，是由编者造成的。
律以正宗之法，皆为自乱其例，亦非能恪守真氏者，至于宋王《微咏赋》，讹为宋玉《微咏赋》，则姓名时代并讹；引佛经横陈之说以注《讽赋》，则庞杂已甚；荆轲《易水歌》与《文选》重出，亦为不检。[32]
《文选补遗》讹误错乱，有形讹作者、补遗重出等种种不足，其中讹宋王《微咏赋》为宋玉《微咏赋》，朝代、姓名并误，是典型的作品误收。
文献来源导致误收：
东坡集中，有《申王画马图》诗，即天启作，气格有类东坡，世因误收入。其后姑苏屠世英家刊东坡前后集，遂删去。[33]
学识不足导致补遗误收：
唐诗大集之有后人补遗者，固多误收，正集亦有，如杜之《洗兵马》，王荆公以为伪是也。愚见并《杜鹃行》伪，平拖曼衍，中才所能。若《西川有杜鹃》一首，则是中有波致。又如韩之《和李相公两事》两篇皆伪，以李汉之为诸胥者，尚且误编；而《嘲鼾睡》之五言两篇，又不知其真而不编。各集多有，往往批在本书。新刻《施注苏诗》，顾侠君补遗，其误收者不可枚举，多在北宋人集，何以竟未经目？[34]
同姓名导致误收：
论庸人御驽马至人马相得，五十五字。案此乃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中语，选者因姓名相同误收，今仍其旧。[35]
别集误收：
按二诗见于《孟东野集》此误收，但各本俱同，姑仍其旧。[36]
《再赠常州报恩寺长老》刊本脱寺字，据施注本增；《过岭寄子由》三首，按《山林瘴雾》一首，见于《栾城集》，系子由和诗，此误收卷三十一。[37]
《李贺集》固是教外别传，即其集而观之，却体体皆佳。第四卷多误收。大抵学长吉而不得其幽深孤秀者，所为遂堕恶道。义山多学之，亦皆恶。宋、元学者，又无不恶。长吉之才，佶然以生，瞿然以清，谓之为鬼不必辞，袭之以人却不得，直是造物异撰。余恒思玉楼之召，初非谩语，不然科名试帖中无处著，尘寰唱和中亦无处著，杜牧一序，义山一传，长爪生可凌云一笑矣。杜牧序中引昌黎诸比拟语，足以为呕出心肝者慰。[38]
选集误收：
碧山道人宗衍。宗衍字道原，吴郡人。元末居石湖宝积院，洪武初住持海盐当湖镇德藏寺，吴下诸名士咸赋诗送之。有《碧山集》，危太仆为序，诗家称其清丽幽茂，取喻托兴得风人之旨。选本误收《野鸡毛羽好》一首乃温州陈氏女作，今削去。[39]
诗话中指出的误收：
苕溪渔隐曰：“‘夜凉江海近，天阔斗牛微’，张右史集中佳句也，《备成集》中亦有之，盖误收入，非东坡所作。”[40]
综前所述，重出误收似简实繁，有多种情况，正是术语定称的歧异，模糊了科学的眼光。本课题“诗歌重出”特指《全宋诗》中重复收录的作品。本课题“诗歌误收”特指《全宋诗》不应收录而被误为宋诗掺杂进《全宋诗》的诗歌，包括作品误收、作者误收，以及空间误收、地域误收等情况。
二 诗歌重出误收研究的学术进程
前一小节从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解释了重出误收的一般含义和作为学科术语的范畴意蕴，本小节从诗歌文献整理的角度，考察重出误收现象的起源，溯源及流，探究在诗歌文献整理中诗歌重出误收的实际情况和学术研究成果。
（一）诗歌重出误收研究的漫长积累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远古就有诗乐舞合一的传统，文字产生以前，原始歌谣就在口头流传。早期的文学，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一半是中国诗歌的历史。从诗歌文献整理中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诗歌重出误收做纵向的勾勒与描述，由于材料的零散，此处采用分阶段与典型例证相结合的方式，静态、客观地描述各历史阶段的典型特征。
先秦阶段：从《诗经》《楚辞》的编纂，考订诗歌重出误收研究的早期情况。
中古阶段：起秦汉，终五代。以刘氏遍校群书、别集的兴盛、类书的编纂、总集的整合，演绎重出误收研究的缓慢发展。由于此部分材料与上小节重复，此处略而不论。
近古阶段：起宋元，终民国。以《文苑英华》《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兼及其他类书、诗话、目录著作。展示宋后学者对重出误收的实际操作和理论贡献。
依据材料特点，内在逻辑上采用前述三段模式，实际写作采用中心材料叙述模式。
在作为“兴观群怨”的政教工具，作为“多识鸟兽虫鱼”的知识读物，作为外交辞令的敲门砖，作为咏志抒情的精神家园，历代社会精英层对诗歌创作、整理投入了大量精力，其中对《诗经》的整理，可以说无论是整理范式还是整理意义，都具有后无来者的创建之功和难以企及的光辉。
1.《诗经》的整合与剔重
重出误收相伴文献的产生而产生，对诗歌重出误收现象的重视，由来已久，在《诗经》的编纂成书过程中，就引起了编者的注意。《国语·周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41]
此事又见《诗经·商颂·那》的小序：
《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42]
孔颖达《毛诗正义·商颂谱疏》解释此事：
今诗是孔子所定，《商颂》止有五篇，明是孔子录《诗》之时已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43]
以上材料我们往往从文献校勘的角度，去追溯其史料价值。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做出新的解读，正由于不同文献的差异，颂歌存在文字错乱，宋戴公的大夫，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需要到周天子的太师处，校订文字，剔除重误。到孔子删订《商颂》之后，《诗》存商颂只有五篇，我们通常认为是其中七篇亡佚，但也可能这十二篇颂歌，本身就有重复。
《史记·孔子世家》卷四七载：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44]
对于诗经的编订成型，历来有“采诗说”“删诗说”“献诗说”，其实三者之间并不矛盾，“采诗说”“献诗说”是《诗经》整理编纂的文献来源，“删诗说”是《诗经》整理编纂的方法手段。《诗经》中的诗，大多是古代歌谣，那是一个歌、乐、舞三者合一的时代，歌谣的数量应该远远不止三千，此处古诗三千余篇，应该指的是编纂《诗经》的文献数量。其中关键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及至孔子去其重”，编订的《诗经》只有原始素材的十分之一，可见其中重出者，数量相当可观。可惜这些数量庞大的古代歌谣，消散在历史的云烟中，大多无存，《诗经》之外，只有《弹歌》《候人歌》《帝力歌》以及《易》等古籍中的片段，去领略那古朴悠远的历史回响。有人考订说孔子“删诗说”不成立，不管删诗者是否为孔子，还是孔子之前的某个人，都不影响我们对初始诗歌文献重出现象的理解。
2.《楚辞》编订与作者疑误
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25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共24篇。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其实除了《离骚》《天问》《九章》的部分篇章之外，其他多篇的作者都引起过争论。从文章结体特征来看，《大招》模拟《招魂》，《远游》中采用后世之典，应该是汉人作品。《卜居》《渔父》追述屈原事迹，也应当是后人作。另《九章》中的《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也不是没有问题。另《招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王逸归在宋玉名下。王逸对《楚辞》的作者大多语焉不详，对其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叙述相当随便。《招魂》订为屈原的言志之作，似乎更有道理，但文献失考，难成定谳。收录谁的名下，都有可能是误收。
《楚辞》的编订，离所收录的并不久远，但有些作家作品的情况，编者已经弄不清楚，误收在所难免，可见诗文集编纂整理、考订真伪之难。
3.《文苑英华》编纂中对重出误收的处理
《楚辞》之后，刘氏父子考订群集，著为目录，他们对诗歌辞赋等韵文的整理刊定的情况，已不能确考。两汉别集，东京所创。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别聚为集。年代迁徙，亦颇遗散。现存汉代诗集寥寥，其诗歌的编订情况、重出误收的处理情况都不能清晰地再现。魏晋以来，《文选》《玉台新咏》《初学记》《艺文类聚》《才调集》等诗歌文献的编辑，以及大量的诗文别集，其间或有重出，如前文所举《艺文类聚》三例，但或零散，或偶误，缺乏理论性的论述、创见和典型事例，可略而不论。及至天水两宋，其情形发生了很大改变。文教立国的基本国策，经济的繁荣，印刷术的发展，不仅刺激了宋人编订本朝诗集的兴趣，也推动了对前朝诗歌文献的整理，现存宋前诗集，几乎都经过宋人的重新整理编订。而在编辑大型文献上，宋人也有很多创见。其对重出误收的实际重视和理论研究，都超越了前人。
宋四大书之一的《文苑英华》上继《文选》，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选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其编纂中，十分重视对重出误收现象的处理。特别是在文献资料不完备的情况下，对异文和重出误收的处理方式，给后世文献编纂提供了很好的标示作用。
此赋全篇第四十九卷重出，今已削去，颇有异同，注为一作。[45]
此表六百十卷重出，今削去。[46]
此诗本卷中《秋月门》重出今已削去，注异同为一作。[47]
其后彭叔夏作《文苑英华辩证》，以更审慎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修正了不少《文苑英华》中的重出误收错误。
《贺赦表》六首类表以为李吉甫作，而《文苑》以为李邕，按邕天宝初卒，而此六表乃作代宗、徳宗、宪宗时，况《文苑》于五百五十九卷有重出一表，题云：“李吉甫乎”。又第二表末云：“谨遣当州军事衙前虞侯王国清奉表陈贺以闻。”正与吉甫郴州谢上表末语同，则非邕作也。[48]
彭叔夏辨析《贺赦表》的作者，从作者生卒、作品用语辨析重出误收，其甄别结论、甄别思路和甄别方法，都可信从，以资借鉴。
陈留郡文宣王庙碑，《文苑》总目既题作独孤及，而两卷重出并作陈兼。按此篇载独孤及集中，梁肃作集后叙云：“述圣德以扬儒风，则陈留郡文宣王庙碑八百十四卷，八百四十六卷。”肃出及门，必不误书，然碑末乃云：“命客卿前封丘县丞泗上陈兼志之。”岂及命兼代作，或及自作以兼为名乎？[49]
彭叔夏此处辨析“文宣王庙碑”两卷重出，给出自己的结论，摆明自己的疑虑，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吴均《雪诗》：“雪逐春风来，过集巫山野。澜漫虽可爱，翻扬讵堪把。问君何所思，思昔同心者。坐湏风雪霁，相期洛城下。”此篇与《类聚》同，而一百五十六卷重出，乃作云诗，以雪逐为云，逐风雪为风云，误矣。按《类聚》自有吴均云诗二首，其一：“飘飘上碧虚，霭霭隐青林。芬氲如有意，萦郁讵无心。”其二：“白云苍梧来，过拂章华台。
河散复卷，经风合且开。”张籍《送边使》《安西将》各是一诗，二百九十七卷既有《送边使》诗，而三百卷《安西将》又以《送边使》诗充之。温庭筠《重题端正树》《望苑驿》各是一诗，二百九十八卷既有《望苑驿》诗，而三百二十六卷《重题端正树》又以《望苑驿》诗充之，今各用集本厘正。[50]
彭叔夏此处以类书、本集刊正《文苑英华》多处诗歌文字异同，以及重出诗歌。
凡诗赋杂文等多重出，而颇有异同。盖编《文苑》时非出一手故也，又二百六十一卷，诸本并有两卷，其篇数虽合总目，而诗多重复。或全异者如周贺十二首，重者三。温庭筠十五首，重者五。杜牧九首皆不同。许浑十四首前卷阙其九。今合为一卷，去其重复，注异同为一作。按：杨文公作杨徽之行状云：“受诏与诸公编《文苑英华》，以公专精风骚特，命编诗为二百卷。”则诗出一人之手，不知何故重复如此。[51]
彭叔夏考校《文苑英华》收录篇目的重出误收，考核精密。或承讹当改，或云一作，或两处并存。用意谨严，不轻易点窜古书。在实际勘改中，归纳义例，可以说是第一位对诗歌重出误收有重大贡献的文献学家。
4.《苏诗补注》的成果
现存宋人注宋集，主要有王集、苏集、黄集，都是注本中的精品，由于注者去作者不远，能够见到更多的材料，也更熟悉当时的史实。这些注者对作者作品的收录，细大不捐，务求穷尽。同时，对有疑问作品多闻阙疑，考辨精审。
本集诗与他集互见者，凡九十余篇，皆施氏原本所无也。新刻本收入续补上下卷，王氏本散见于分类中，赝作极多。颍滨及苏门六君子作，率皆混杂。至有割截他集半首误为全篇者。如：《答晁以道索书》，则陈后山五律前半首也；《寄欧叔弼七言绝句》则子由《赠刘道士》七律后半首也。唐人诗甚且有阑入者。若概行削去，时俗恐以为疑。故另为二卷，每首后附注此诗亦见某集，令览者有考焉。至施注新刻，内有本集重出者。如：《归自道场何山遇大风憇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烛写风竹题诗》云云，即《游道场何山》五古全首中之四句也。《睡起》一首，即《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首之一也。《赠
州慈云鉴老》一首，已载第四十卷中，复载续补遗下卷。《复官北归再次前韵》二首，郭功父作也，既附三十九卷注中补遗下卷，何以再见？此类径从删例。[52]
《苏诗补注》卷一九：
慎按：更将掀舞势四句，诸刻本另作五言绝句一首，明属重出，今移原题作四句注脚，以正向来之讹。[53]
《苏诗补注》卷二七：
《菩萨泉记》中王氏本此诗，改换题目，于分类中重出，今削去附识于此。[54]
《苏诗补注》刊正本集讹误，剔除重复，指明误收，并归纳出“割截他集半首误为全篇”“唐人诗甚且有阑入”“内有本集重出者”等义例。对诗集重出误收现象的关注及整理实绩，对诗集的笺注、校订、考证，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考。
5.选本、诗话对重出误收的重视
王珪《金陵怀古二首》其一（《全宋诗》册9卷493页5968），又见王安石《和金陵怀古》（《全宋诗》册10卷575页6765）。重出互注。
王珪作出《华阳集》卷三，又见《两宋名贤小集》卷四〇、《瀛奎律髓》卷三、《宋艺圃集》卷一、《石仓历代诗选》卷一四五、《宋元诗会》卷一二。王安石作见《景定建康志》卷三七、《王荆公诗注》卷三七。
《瀛奎律髓》卷三：“此诗误刊荆公集中，今以岐公集为正。”[55]方回此言可从，当为王珪诗。
《瀛奎律髓》卷二三收项斯《早春题湖上顾氏新居》：“近得水云看，门长侵早开。到时微有雪，行处已无苔。劝酒客初醉，留茶僧未来。每逢晴暖日，唯见乞花裁。门不当官道，行人到亦稀。故从餐后出，方至夜深归。开箧拣书卷，扫床移褐衣。几时同买宅，相近有柴扉。”其后有方回编按：“蜀本贾岛集误收此诗。贾诗更觉苦硬，而此觉宽慢。然此亦新美可喜也。”[56]从作家风格上，考订讹误。
相比选本，笔记、诗话类著作中有更多考订诗歌重出误收的内容，如：邵雍《仁者吟》（《全宋诗》册7卷366页4505），又见陈瓘《寄觉范漳水》（《全宋诗》册20卷1191页13469）。重出失注。
邵雍作出《击壤集》卷六，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三〇、《宋文鉴》卷二五。陈瓘作出《冷斋夜话》卷七，《石门文字禅》卷二七、《字溪集》卷九、《诗话总龟》后集卷四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六、《全闽诗话》卷三并同。
《冷斋夜话》卷十“作诗准食肉例”条：“明年，予还自朱崖，馆于高安大愚。莹中自台州载其家来漳浦，过九江，爱庐山，因家焉。督予兼程来，予以三日至湓城。莹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诗，无益于事。’予曰：‘敬奉教。然予儿时好食肉，母使持斋，予叩头乞先饫食肉一日，母许之。今亦当准食肉例，先吟两诗，喜吾二人死而复生，如何？’莹中许之，予诗曰：‘雁荡天台看得足，尽般儿女寄蓬窗。径来漳水谋二顷，偶爱庐山家九江。名节逼真如醉白，生涯领略似襄庞。向来万事都休理，且听栖钟一夜撞。’‘与公灵鹫曾听法，游戏人间知几生。夏口瓮中藏画像，孤山月下认歌声。翳消已觉华无蒂，矿尽方知珠自明。数抹夕阳残雨外，一番飞絮满江城。’莹中喜而谓曰：‘此诗如岐下猪肉也，虽美，无多食。’后三年，予客漳水，见莹中侄胜柔自九江来，出诗示予曰：‘仁者虽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妨。争先世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可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伤。与其病后求良药，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谓胜柔曰：‘公痴叔诗如食鲫鱼，唯恐遭骨刺耳。与岐下猪肉，不可同日而语也。’”[57]陈瓘（1057—1124），字莹中，号了翁，南剑州沙县人，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此处“出诗示予”并未言其诗为陈瓘作。
《石门文字禅》卷二七“跋了翁诗”条：“‘仁者虽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妨。争先世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可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伤。与其病后求良药，不若病前能自防。’后了翁送其侄刚胜柔诗，胜柔过南昌，出以为示曰：‘伯氏祝。曰：傥见觉范，使为汝说破。’予曰：‘翁欲汝知，口只好吃饭耳。’”[58]前引可知惠洪以此诗为陈瓘作。
《荆溪林下偶谈》卷二“冷斋误载邵尧夫诗”条：“《冷斋夜话》云：余客漳水，见莹中侄胜柔，自九江来，出诗示余曰：‘仁者虽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妨。争先世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可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伤。与其病后求良药，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谓胜柔曰：‘公痴叔诗如食鲫鱼，惟恐遭骨刺。’此诗邵尧夫作，而冷斋误以为莹中，或者莹中手书此诗，冷斋不知为尧夫作欤。”[59]
《荆溪林下偶谈》作者所言甚是，另此诗载《击壤集》，邵雍诗无疑。
《升庵诗话》卷八“唐诗人郑仲贤”条：“余弟姚安太守未庵慥，字用能，酒边诵一绝句云：‘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主恨过江南。’兄以为何人诗？余曰：按《宋文鉴》，则张文潜（云按张耒字文潜）诗也。未庵取《草堂诗馀》，周美成《尉迟杯》注云：‘唐郑仲贤诗。’余因叹唐之诗人，姓名隐而不传者何限？或张文潜爱而书之，遂以为文潜之作耳。”[60]可见此诗为郑文宝作。
《陶庐杂录》记载汪钝翁《题高季迪槎轩集》云：“《姑苏杂咏》一卷，诗一百二十三首，内惟五首重出。”[61]汪钝翁考辨高启诗各集，发现其中交错重出五首，而散佚颇重。汪氏去高氏不远，且高启诸集尚存，漏误几多，可见存诗之难，文献考订整理之重大。
《三妇评〈牡丹亭〉杂记》：“唐人诗集，以及《类苑》《纪事》《万首绝句》诸本，篇章重出，名字互异，不一而足。钱偶有所注，注漏实多，它如‘来鹄’或云‘来鹏’，‘崔鲁’一作‘崔橹’。‘谁能谭笑解重围’皇甫冉句也，伪刻刘长卿。‘微香冉冉泪涓涓’李商隐诗也，谬为孙逖。不胜枚举，皆不复置辨，览者无深摭掎焉。”[62]综辑诗歌，篇章疏漏，误属作者，历代不绝。
《老生常谈》：“《晋雨征君诗钞》，于傅青主五律，误收工部《秦州杂诗》一首，殊不成事，何怪海内人之笑话山西人也。”[63]《晋雨征君诗钞》即《傅征君霜红龛诗钞》，有乾隆三十二年河东刘贽止轩刻本，不分卷，现藏南京图书馆。另一卷本，有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本。其中误收杜甫诗。
6.《四库全书总目》的贡献
目录类著作考正讹、订重误，可追溯到刘向《叙录》，后代目录间有考辨，如《直斋书录解题》“唐太宗集”条记载：“《宣纪》论复重出，其他亦多有非太宗文者杂厕其中，非善本也。”以石刻文献证传世文献，考订《唐太宗集》的重出、误收、遗漏，令人信服。但此类著作对重出误收的考辨，大多语焉不详，或寥寥数语，或首尾不明。而《四库全书总目》考订精审，赅洽完备。如果说彭叔夏是古代学者考订重出误收的翘楚，《总目》对诗歌重出误收的考订，绝对可以说是集大成的殿军，从重误原因的探讨和重误考辨、重误处置两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从作家作品风格入手甄辨重出误收
明冯惟讷编《古诗纪》，以其（指王令）《于忽操》三章误收入古逸诗中，以为庞德公作。岂非其气格遒上，几与古人相乱，故惟讷不能辨欤。[64]
周必大序觌（孙觌）《鸿庆集》，称中多误收汝文（翟汝文）所作。亦足见其体格之相近矣。[65]
卷末增载《见妇人》《偶兴》二首，鄙俚秽亵，必委巷附会之说。元礼不知而误收之，其为谬陋，不止《谢康乐集》载东阳《溪中赠答》也。[66]
《总目》编者，考辨王令《于忽操》三首，在《古诗纪》中，误收庞德公名下，从古诗气格，分析误收原因。周必大以孙觌、翟汝文体格相近而误收。考订元贡奎《云林集》所录《见妇人》《偶兴》二首，以风格考订作品为误收。这三处都是从文学批评着眼，或气格，或体格，或风格。虽然都不是确证，应和其他证据结合使用，但给我们研究重出误收原因提供了新思路——风格相近而误收。
《总目》元虞集《道园遗稿》提要：
集中《题花鸟图》一首，《元诗体要》作揭徯斯诗。今观其格意，于揭为近。或堪一时误收，亦未可知。然《元音》及《乾坤清气集》均载是诗，又题集作。此当从互见之例，疑以传疑，不足以为是书病也。[67]
《总目》编者，考辨从多部文献记载与作家作品风格入手，既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又指明了不同的可能性及处置办法。
（2）从作者仕历交往入手甄辨重出误收
考订元唐元撰《筠轩集》13卷：
元以乡校终身，未尝一官台阁，而集中有《扈从滦阳清暑》四诗，又有《玉堂夜直诗》，及《察罕淖尔》《李陵台》诸诗，未喻其故，或误收他人之作欤？[68]
从唐元没有居官台阁的经历，定《扈从滦阳清暑》四诗、《玉堂夜直诗》《察罕淖尔》《李陵台》等诗，非唐元作。
《总目》元释英《白云集》提要：
其《赠赵孟若》七言律诗，亦见张羽《静居集》中。然附载赵孟若和诗，而卷端又有《孟若序》。则二人倡和，于事理为近。《张集》盖偶尔误收。[69]
甄辨《赠赵孟若》一首，从诗题入手，兼及孟序，考辨二人渊源，定该诗误收《静居集》，证据确凿，推理严谨，其说令人信服。
（3）从本集编纂特征出发分析重出误收的原因
别集的编纂目的、编纂方式、编纂过程、编者水平、编者态度等都会影响结集质量，如《总目》考订元卢琦《圭峰集》之重出、误收、讹误原因：
此本为元陈诚中所编，明万历初邑人朱一龙、福州董应举序而刻之。在庄本之前，然已多窜入他作。如五言古诗《春日思远游》，则在陈旅集中。又五言古诗中《过岭至崇安》《送吴甫至扬州》《题焦山方丈壁》《秋日池上》《度闽关》《宿台山寺绝顶》《早发黄河》等篇，七言古诗中《有事居庸关》《走笔赠孟礼》《乐陵台望月》《夜泊钓台》《江南乐》《江南怨》《雪山辞》《崔镇阻风》《游吴山驼峰》《紫阳菴》《江上闻笛》《别友》《寒夜闻笛》《黯淡滩歌》《清湖曲》《海棠曲》《儒有萨氏子》等篇，七言律诗中《高邮城楼晚望》《燕将军出猎》《寄鹤林长老》《和王维学海南还韵》《三衢守索题烂柯石桥》《登镇阳龙兴寺阁》《寄参政许可用》《送佥宪王君实》《金陵道中》《再过钟山万寿寺》等篇，共三十二首，皆在萨都剌集中。至于萨都剌《溪行中秋玩月》一篇，《自序》称“余乃萨氏子”云云，班班可考。此集乃改题曰《儒有萨氏子》，《序》末又删其“至元丁丑仲秋书”一句。尤为显然作伪。不得谓之误收。盖编缉之时，务盈卷帙，以夸搜采之富，故真赝溷淆如此也。琦官虽不高，而列名良吏，可不藉诗而传。即以诗论，其清词雅韵，亦不在陈旅、萨都剌下。编录者移甲为乙，亦非无因矣。集又载赋三篇、记六篇、志铭二篇、祭文一篇、启三篇、杂著九篇，则确出琦作，非由假借。今删其诗之妄录者，并其文录之，以存琦之真焉。[70]
考订清王士祯撰《唐贤三昧集》三卷：
又阎若璩《潜邱札记》有《与赵执信书》，诋此集所录。如张旭四绝句，本宋蔡襄诗，而误收。又诋其祖咏诗，误以京水为泾水；孟浩然诗，误以涔阳为浔阳；王维诗，误以御亭为卸亭、蔡洲为蔡州；高适《燕歌行》，误以渝关为榆关。全不讲于地理之学。引据精详，皆切中其病。然士祯自品诗格，原不精于考证。若璩所云，不必为是集讳，亦不必为是集病也。[71]
考订元郑元祐《侨吴集》的重出，是因为编纂材料来源繁芜复杂。
今此本后有弘治丙辰《张习跋》，乃称元祐本有《遂昌山人集》，与《侨吴集》多繁芜重出。因通录之，得诗文之精纯者，并为十二卷，仍名《侨吴集》，用梓以传。[72]
考订金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二妙集》八卷，段氏兄弟诗歌在本集及《河汾诸老诗集》中的收录情况，误收原因。
又此集成己《冬夜无寐》一首，《中秋》二首，《云中暮雨》一首，《河汾诸老诗集》皆题为克己作。此集出自段氏家藏，编次必无舛错，当属房祺误收，今姑各仍其旧，而特识其同异于此焉。[73]
考订清尤侗撰《宫闺小名录》四卷，后录一卷：
则门目颠倒，紫云一人，既入仙鬼，又入补遗。隔六页而两见；赵娟一人，既附王韫秀，又别为一条，越一卷而重出；则排纂多疏。以锦瑟为令狐楚之青衣，犹据《刘攽诗话》；至于段文昌家之膳祖，犹夜来之称针神；鲍生之四弦，犹苏轼之胡琴婢；皆以艺称，非其名字。一概列入，乖谬殊深。甚至同时妇女，连篇累牍，益无体例矣。[74]
考订无名氏《搜玉小集》，编次参差，重出迭见，乃编者乱其次第，既不以人叙，又不以体分，不可复考。
郑樵《通志》已载之，则其来旧矣。旧目题凡三十七人，诗六十三首；此本但三十四人，诗六十二首。盖毛晋重刊所厘定，所注考证颇详；然胡鹄等三人，有录无诗，晋并删其姓氏，已非阙疑存旧之意。又人阙其三，而诗仅阙其二。不足分配三人，必有一人之诗溷于他人名下矣。则所订亦未确也，其次第为晋所乱，不可复考。既不以人叙，又不以体分，编次参差，重出叠见，莫能得其体例，徒以源出唐人，聊存旧本云尔。[75]
（4）误写手为作者
考订明刘鸿撰《七星诗文存》十二卷
五言绝句中《西州词》第一首，乃全录《西州古词》四句，殊不可解。疑或手书是诗，其后人不考而误收也。[76]
（5）来源不一、考辨不清造成的重出误收
考证清厉鹗撰《宋诗纪事》一百卷：
鹗此书裒辑诗话，亦以纪事为名。而多收无事之诗，全如总集；旁涉无诗之事，竟类说家。未免失于断限。又采摭既繁，抵牾不免。如四卷赵复《送晏集贤南归诗》，隔三卷而重出。七十二卷李珏题《湖山类稿》绝句，隔两卷而重出。九十一卷僧惠涣《送王山人归隐》诗，隔一卷而重出。四十五卷尤袤《淮民谣》，隔一页而重出。二卷杨徽之《寒食诗》二句，至隔半页而重出。他如西昆体、江西派既已别编，而月泉吟社乃分析于各卷，而不改其前题字。以致八十一卷之姚潼翔于周暕《送僧归蜀诗》后标前题字，八十五卷之赵必范于赵必象《避地惠阳诗》后标前题字，皆不免于粗疏。又三十三卷载陈师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颍州教授陈复常，竟未一检《后山集》及《东坡集》订复字为履字之讹。四十七卷载郑伯熊，三十一卷已先出一郑景望，竟未一检《止斋集》证景望即伯熊之字。五十九卷据《齐东野语》载曹豳《竿伎诗》，作刺赵南仲，九十六卷又载作无名子刺贾似道。八十四卷花蕊夫人《奉诏诗》，不以勾延庆《锦里耆旧传》互勘。八十六卷李煜《归宋渡江诗》，不以马令《南唐书》参证。八十七卷《永安驿题柱诗》，不引《后山集》本序，而称“名媛玑囊”。又《华春娘寄外诗》，不知为唐薛涛《十离》之一。陆放翁《妾诗》，不知为《剑南集》七律之半。英州《司寇女》诗，不知为录其父作。皆失于考证。[77]
清厉鹗《宋诗纪事》是宋代诗歌资料汇集，100卷，录宋诗人3812家，各系以小传。以事存诗，以诗存人，作者对有疑问的篇目，于诗后加按语说明，历20年方成。《总目》编者从收无事之诗、采摭抵牾重出互见、分合标准不一、误一人为二人、误考失考等方面指明此书疏漏。
总之，历代大型诗文总集、类书、丛书、合集的编纂，编者多注意重出误收现象，然很多情况下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给后人研究重出误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笔者在使用《诗渊》《永乐大典》辑本、《锦绣万花谷》等文献时，发现了大量误收现象，有些讹误令人咋舌。
（二）诗歌重出误收研究的高峰——《全唐诗》重出误收研究
清初编纂的《全唐诗》，收诗49403首，又1055句则，作者2576人，总900卷，可谓工程浩大。但修纂时间不足两年，编纂人员仅有十人，以如此人力、时日，编辑如此浩大工程，存在着不少讹舛疏漏之处，前人已指出清编《全唐诗》在五个方面存在较大问题，[78]其中尤以漏收、误收最为突出。至于以此人诗误作彼人诗，以后人诗误为唐人诗，以赋体误入诗体的情况，比比皆是。
清末光绪三十四年，刘师培于《国粹学报》上发表《读〈全唐诗〉发微》，揭开了《全唐诗》重出误收现象的研究。
杜牧《闻开江相国宋下世》诗，八函七，与许浑之作同，八函八。而书中并未注明一作某诗，此书于二诗互见者如李峰《西河郡太原守张夫人挽歌》注云：一作李岑诗，朱彬《丹阳作》注云：一作陈存诗，此三诗则否。此则辑者之疏也。自此以外，如裴度《凉风亭睡觉》诸诗，五函九。均似丁谓所为，不必定为晋公之作。又钟模《代京妓越宾答徐铉》诗，十一函六。张乔《杨花落》诗，十函一。孙光宪《采莲》诗，十一函六。薛涛《寄茗》诗，十一函十。均与他人之作重出，虽未能定其孰为误收，然考核之疏，即此可见。况唐宋名家之集，伪作实繁，如李翱《戏赠诗》，皇甫提《出世篇》，均六函四。均似后人依托，惜辑者之不知明辨也。[79]
此外，这一阶段较重要的《全唐诗》文献研究论文，还有刘师培的《读〈全唐诗〉书后》上下两篇（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左庵外集》卷一一），闻一多的《〈全唐诗〉校读法举例》（《文哲月刊》1—5，1936），1939年岑仲勉写成《读〈全唐诗〉札记》，1941年李嘉言发表《〈全唐诗〉校读法》（《国文月刊》）。这批文章主要指出《全唐诗》编得草率，考订未精，误收甚众，作者小传生平失实，校勘误字，作品张冠李戴等。其中岑仲勉的《读〈全唐诗〉札记》是对《全唐诗》文献讹误的一次全面梳理，岑氏指出“开卷之际，觉篇章复累，小传疏舛”。作者读全诗，择其大略，考订作者姓名，补苴小传事迹，甄辨重出误收，修正文字讹夺，考订精审，成果丰硕。
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对《全唐诗》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计划。1933年他在给友人饶孟侃的信中谈了近年来从事的学术项目，共有八项，四项与《全唐诗》有关。即：《〈全唐诗〉校勘记》（校正原书的误字），《〈全唐诗〉外编》（收罗《全唐诗》所漏收的唐诗。明已得诗一百余首，残句不计其数），《〈全唐诗〉小传补订》（《全唐诗》作家小传最了解。拟订其误，补其缺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可惜闻一多先生，以血荐轩辕，庞大的研究计划未能完成。
1941年李嘉言《〈全唐诗〉校读法》（《国文月刊》9，1941年7月），将《全唐诗》的错误及原因概括为七种程式：（1）甲集附载乙诗，其题下的署名遗漏，因而误为甲诗；（2）甲集里的诗，其诗意与甲的行事不相合，则此诗往往为乙诗误入；（3）甲集里的诗，其诗意与题意不相合，则此诗往往为乙诗误入；（4）多人同题，往往有误；（5）同诗异题，致多重出；（6）形近而误；（7）声近而误。指明了《全唐诗》重出误收的重要类型和重误因由。1956年李嘉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改编〈全唐诗〉草案》，指出《全唐诗》重出有以下五种情况：重出互注、重出单注、重出无注、注云重出而实未重出、注云一作某诗而无某集。
相比重出误收理论的探讨，今人在《全唐诗》重出误收的考辨甄别上，取得了更多的实实在在的成绩。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误收诗考》，稽考典籍，从唐以前作者因事迹失考而误作唐人收入者、唐以前作者诗误归唐人名下而收入者、隋唐之际作者在隋代所作诗、宋人因事迹失考而误入作唐人诗收录者、宋人姓名与唐人相同而误收其诗为唐人诗者五个方面，考订《全唐诗》中误收的非唐五代人诗626首，又38句则。
佟培基先生的《初唐诗重出甄辨》《盛唐诗重出甄辨》《晚唐诗重出甄辨》《刘长卿诗重出甄辨》《张籍诗重出甄辨》《薛据生平及其作品考辨》《贾岛诗重出甄辨》《李群玉诗重出甄辨》等一系列论文，把《全唐诗》重出误收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后佟培基先生又撰成《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可谓《全唐诗》重出误收研究的扛鼎之作，全书五十余万字，旨在考订《全唐诗》中一诗互见于两家或多家的重出作品，以及误收唐代以前、五代以后的诗作。考订《全唐诗》中，重出误收之作6858首，又178句，涉及古代诗人906家，甄辨歧互，删汰繁芜，去伪存真。是书规模浩大，体例严谨，获1996—1997年度河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此书自出版后在唐诗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全唐诗》重出误收问题是唐诗研究领域的难点和核心问题之一，而此书是对《全唐诗》一次全面深入的清理，代表了今人研究《全唐诗》重出误收问题的最高成就。陶敏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认为，此书既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又自出意见，追溯史源，考订丰赡，“堪称《全唐诗》辨重祛伪的集成之作”。张忠纲先生的《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认为：“实为有关《全唐诗》重出误收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凡研究和阅读《全唐诗》者，不可不读。……是研究者必备的重要工具书。”
以上对《全唐诗》重出误收的研究，从实践层面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从理论层面推动了研究方面的更新，为《全宋诗》重出误收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范式和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全宋诗》重误的研究现状
《全宋诗》重出误收情况相当严重，笔者发现共计9877首、4321组诗歌存在重出误收问题，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看，其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尚未解决。对其他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下节详细讨论，此处不多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