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文论视野中的史诗与叙事诗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现代学术机制逐渐取代了传统“经学”学术机制而占据主流地位，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科学主义的方法论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参照，西方学术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的权威和解释框架。将叙事诗视为中国诗歌的一种类型正是这种学术大转换背景下的产物，是中国学者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比较而衍生出来的学术问题。中国古典诗学中并没有专门列出叙事诗这一诗歌类型进行论述，所有的诗歌理论和批评论域几近都是围绕着抒情诗这一诗歌类型展开，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47]《毛诗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48]陆机的“诗缘情”[49]以及刘勰的“诗者，持也，持人情性”,[50]到唐代皎然的“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51]与宋代严羽的“诗者，吟咏情性也”,[52]再到明代焦竑的“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53]以及清代袁枚的“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的“性灵说”,[54]无不如此。因此可以说，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主要是抒情诗的诗学，这与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有着莫大的关联，因为从《诗经》起，抒情诗就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传统，甚至除了散文外，它就是唯一的类型。[55]
不过，“叙事”“长诗”“长篇叙事”等与“叙事”相关的诗论也不时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和批评者的论域语境中出现。胡应麟评价《北征》和《述怀》曰：“皆长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汉人遗意，平者遂为元白滥觞。”[56]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里论述《孔雀东南飞》曰：“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57]刘熙载在《艺概》中云：“长篇以叙事，短篇以写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诵’。此皆题实司之，非人所能与。”[58]这些诗论以不同角度和层面阐述了诗性叙事的体式和技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效果。另外，贺贻孙、刘大勤、沈德潜、乔亿、方东树等都在各自的诗文评中，从评鉴诗歌作品的角度出发对诗歌中的叙事在文体特征和美学价值上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和说明。虽然这些批评话语在审美趣味和形式结构上已洞悉了叙事诗的本质，而且非常精当，但是与抒情诗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批评实践中地位和得到的重视程度相比，这些理论与批评的话语就显得单薄和零碎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轻视叙事诗，如王士祯在《师友诗传续录》说：“至于议论叙事，自别是一体。”[59]李东阳在《麓堂诗话》里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60]这些都与中国古代学者在诗歌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没有把叙事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来研究有着密切关联，而且这些批评更多是一种直觉，一种随意的评论、赞叹和对话，而不是一种严密的考察与研究，更多的是对诗歌描绘的事件所承载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时代的意义展开历史的评判和价值判断，[61]而更少那种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的自觉。
20世纪初，叙事诗的概念在西学的冲击和影响下开始凸显出来，王国维当属其中最具影响和贡献的学者。他按照西方文学的惯例，将中国文学分为抒情的文学和叙事的文学，把中国诗歌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赞扬中国抒情传统的荣耀和伟大，认为中国的叙事文学还处在“幼稚”阶段，没有能够与西欧匹敌的叙事文学作品。[62]毋庸置疑，王国维虽然没有对叙事诗做出具体的学术性界定和阐述，但是他站在现代学术文学分类的立场上提出了叙事诗这一诗歌类型。这一提法足以说明他为中国学术界叙事诗的批评和理论确立了新的诗学基点，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叙事诗研究的开始。另外，也应该看到叙事诗是王国维在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的背景下标举出来的文类概念，因此他的叙事诗概念更多具有西方史诗的文类特征。在王国维之后，许多中国学者开始强调叙事诗作为一种文类所固有的相对独立性，研究它的文体形式和艺术特征，追溯它在漫长的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的形成和研究过程。
如何界定叙事诗以及探求它的起源是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研究叙事诗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也是不容易解决的两个问题。不容易解决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学术界的叙事诗理论薄弱，主要以西方学术为参照框架，而要寻找中国叙事诗起源又不得不落实到中国文学。换句话说，在西方文学史上谈论叙事诗的起源必论到史诗，这已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公例，而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寻找西方史诗这一样式的诗歌又不可能。如果硬要寻找，可能会陷入用西方学术裁制中国诗歌的陷阱。原因之二是，何谓叙事诗？以何种叙事方式呈现的诗歌才能称之为叙事诗？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需要具备何种条件？这些问题都直接指向叙事诗的核心和本质，是界定叙事诗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首次提出“叙事诗”概念的王国维也没有给出回答，事实上把这些问题放在当代学术界讨论，也无法简单地给出答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初包括王国维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在界定叙事诗和寻索叙事诗起源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史诗概念的影响。
胡适是继王国维之后较早讨论中国叙事诗与史诗关系的学者之一。他所谓的“故事诗（Epic）”与其说是“史诗”，还不如说是放宽了西方史诗定义的叙事诗，而且从他把汉乐府的《日出东南隅》《孔雀东南飞》、左延年的《秦女休行》、傅玄的《秦女休行》、蔡琰的《悲愤诗》等都当作故事诗的范例来看，“故事诗”在学理上更接近于叙事诗。换句话说，胡适取用了史诗定义中“完整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民间的”“长篇的”和“说故事”等几个核心要素，撇开了“长篇”“宏大”“英雄和神祇”“民族历史”等一些要素，把叙事诗与史诗等同起来。胡适这种做法很值得玩索，他把Epic汉译为“故事诗”的做法不仅仅是语词的输入和译介的问题，而是直接关涉胡适翻译“Epic”时采取的立场和持有的心理。很可能是胡适在中国文学的古典诗歌中找不到与西方史诗完全对应的叙事诗，内心很难接受这种现实，于是把内涵和外延都比较宽泛的“故事诗”等同于内涵和外延比较而言相对狭小的“Epic”，从而不仅让中国叙事诗符合了世界文学的公例，而且找到了中国叙事诗起源，即汉乐府的民歌，呼应了他说的“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63]而不是“没有”的说法。当然，这种做法明显表露了胡适在这两个定义之间摇摆，甚至可以说故事诗的定义是他基于自身学术目的的需要对“Ep-ic”定义做出的改造。
在叙事诗的认识上受到史诗影响的学者还有许多，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陆侃如、冯沅君。他们放宽史诗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抛弃了“长篇的”“民间口头的”等一些史诗的核心要素，把《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诸篇当成“周的史诗”，连带把《菘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等五篇也视为史诗片断的佳构，而且认为这十篇作品都是较为成功的叙事诗。当然，陆侃如、冯沅君与胡适等诸多学者一样在对叙事诗的认识上没有摆脱与西方史诗对比的窠臼，都在有意或无意地以不完全的史诗定义寻索中国叙事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史诗和叙事诗混杂在一起，使史诗和叙事诗两者在名和实两个层面上显得混乱，甚至有错植和误解西方史诗的观念之嫌。但是，他们的做法真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下的诸多学者所普遍具有的寻找中国史诗的心理。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大雅》中《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不是纯粹的叙事诗，刘大杰的观点是其中最具有影响的观点之一。他承认它们可以称作民族史诗的代表作，[64]但是认为，它们只是记载民族英雄的传说与历史，只是略具叙事诗的规模。[65]他对《生民》诸五篇做出的后半部分论断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它们与后世的叙事诗相当接近，但是没有后世叙事诗那样动人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66]余冠英依据严格的叙事诗定义直接否定《诗经·国风》中有叙事诗。[67]20世纪80年代后，否定《生民》诸五篇是史诗和叙事诗这一主流话语在中国学界逐渐被肯定观点所压倒，一些学者还将《野有死麋》《静女》《女曰鸡鸣》《野有蔓草》《鸡鸣》《日月》《终风》《谷风》《行露》等划入叙事诗的范畴。[68]
20世纪80年代后那种不妄自比附西方文学和回归本土诗歌传统的强烈意识直接促使许多中国学者把《生民》诸五篇视为史诗，乃至扩大叙事诗的范围。他们立足中国古典文献，如《尔雅》《说文解字》《周礼》《大戴礼》《易经》《文心雕龙》《史通》和其他许多诗文评理论，历时性地考察和整理“叙事”与“叙事诗”这两个词语的含义和演变。当然，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参照西方的史诗和叙事诗论。事实上，在厘清中国叙事诗的定义、题材、特色，考定中国叙事诗的渊源、产生和成熟，建立中国固有的叙事诗传统等过程中，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比较与参照了西方史诗和叙事诗的相关理论。只不过他们不再强行使中国叙事诗吻合西方史诗和叙事诗，而是以中国古典诗文理论和叙事诗论为基点研究中国叙事诗和建构叙事诗理论。王荣曾对中国现代叙事诗诗学理论的建构做出过如下结论：“中国现代叙事诗理论与批评的滥觞和文体类型意识的自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及其审美趣味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及文学现象。‘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成长与‘民族文学’的想像及期待，使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被视为‘文学之最上乘’，并直接构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中心地位的颠覆。”[69]另一个原因是叙事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后，逐步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课题。它直接使得中国学者对叙事诗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随着叙事的概念扩大而变得宽泛了。[70]这两个原因让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西方史诗和叙事诗为参照考察中国诗歌的囿限。但是，应该看到他们把在中国古典诗歌批评理论中，已经确认为抒情诗的诗歌纳入叙事诗的范畴，一方面拓宽了叙事诗的疆域，拨正了“议论叙事，自别是一体”的古代诗论，使得叙事诗能够与抒情诗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把一些长期以来已经被认定为抒情诗的作品拣择入叙事诗范畴的做法又致使叙事诗的边界过泛、过宽，一定程度上是在通过消解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来重构叙事诗理论。中国古典抒情诗都或多或少地借助事、景、物、境来抒情，几乎没有那种纯粹的自我心灵的描写和刻画。叙事以言情，借物以见情以及抒情不能与事、物、景、境分离的观点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种主流话语。但是，不能因为抒情诗中有了事、物、景、境就把它们划入叙事诗。任何一首抒情诗的抒情都是因为人的心灵与事、物、景、境相遇而产生的，所以把情感诉诸文字时自然会或多或少地具有叙事的成分。虽然，抒情诗中包含了一定的叙事成分，但是它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从属于抒情，它们几乎没有展开整个事件的过程，即使有时描绘的事件相对完整，也仍然为抒情诗中的抒情成分所统摄和制约，甚至抒情能够随时阻断所要讲述的事件。故而不管是《将仲子》《静女》和《溱洧》，还是《七月》和《氓》，它们描绘的事件都不具备完整的叙事轮廓，而都只是某一个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断，或生活中的一个场景。这种叙事方式目的在于使得诗人能够更灵活便捷地由叙事转向抒情，叙事只是特定时刻的情感和意志的外化形式。
在讨论史诗与叙事诗、故事诗之间的关系以及叙事诗的起源和定义时，有一个领域不但不能忽略，而且还一定要谈到，那便是民间文学领域。自胡适起，在界定叙事诗和寻索叙事诗起源时，民间性就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立场。不管是胡适、陆侃如，还是郑振铎、刘大杰，乃至现代和当代的学者，也无论他们是把《诗经》当作叙事诗的起源，还是把《弹歌》《击壤歌》和《士女歌》当作叙事诗的起源，他们都承认汉乐府是叙事诗的成熟期，都肯定中国叙事诗在民间文学领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都一致强调叙事诗的民间性立场。这种民间立场的文学史观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起，整个民国初期就没有间断过。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被陆续发现和挖掘，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苗族的《苗族古歌》、彝族的《勒俄特依》和《梅葛》、布努瑶的《密洛陀》、纳西族的《创世纪》等。不少的民间长诗也被挖掘和整理出来，如汉族的《郭丁香》《双合莲》，东南地区的吴歌《白杨村山歌》《五姑娘》《薛六郎》《魏二郎》等，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曼》，傣族的《娥并与桑洛》《召树屯》《线秀》等，蒙古族的《嘎达梅林》，苗族的《张秀眉之歌》等。这些丰富的民间叙事资源不仅彻底消除了以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为代表的民国初期新知识分子在找不到西方式的史诗和叙事诗所面对的窘境，而且给中国叙事诗的民间立场注入了一股新的动力，使得民间文学成为中国叙事诗研究的一块重要阵地和将来的一种走向。既然在民间文学找到了史诗和叙事诗，那么如何界定两者以及两者的关系如何？这些成为民间文学研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民间文学领域，民间叙事诗有“叙事诗”“叙事歌”“故事诗”“民间长诗”“故事歌”等多种叫法，定义也因民间叙事诗各有各的传统而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定义都或多或少地与史诗发生关系。这里胪列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进行分析。乌丙安在《民间文学概论》中认为，民间叙事诗是“以口头诗歌的语言形式描述具有一定人物、情节的故事为内容特点的歌谣作品”,[71]把“史诗”列为民间叙事诗范畴中的一种类型，把那些缺乏情节、人物形象的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剔除在民间叙事诗之外。张紫晨在《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中认为，民间叙事诗的特点是以韵文诗的形式叙述完整的故事，篇幅较长，有人物有情节。他也关注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的区别，倾向把史诗从民间叙事诗单列出来。[72]这种倾向在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更为突出，他指出，史诗和民间叙事诗“一般都有较长的篇幅、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有人物形象的塑造”,[73]但他将民间叙事诗主要用来专指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产生和发展的叙事体长诗。他的《民间文学概论》对叙事诗和史诗的界定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因为他在民间文学领域中的地位而很快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流衍甚广。当然也存在着与此不同的界定，如王松在《傣族诗歌发展初探》里说：“凡是以诗的形式叙述某一事件的过程，都应该说是叙事诗。”[74]这是一种较为宽泛的叙事诗定义，它把史诗、颂歌、祭歌、气候歌、生产歌、习俗歌等都纳入了叙事诗的范畴。不过，这种界定在民间文学领域，乃至整个中国学界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通过对这些年来民间文学领域给出的叙事诗定义的列举和分析，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民间叙事诗和史诗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硬性把它们区分开来，它们共同具有的一些得到普遍认可的核心要素——长篇的韵文体、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都是民间叙事诗、史诗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以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学者对民间叙事诗的界定没有受到史诗定义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和民间叙事诗大量的发现和整理，给中国学者界定史诗和叙事诗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而其间把史诗的定义放大来界定民间叙事诗也成为屡见不鲜的学术现象。这样，史诗自然成了民间叙事诗下的一个亚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从属关系。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和姜彬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把史诗和民间叙事诗并列的处理方法值得商榷。1998年，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对以前的观点给予修正，该书把史诗作为民间叙事诗的一个亚类进行细分，列出与史诗并列的亚类世俗生活叙事诗。[75]而且，该书对史诗和民间叙事诗其他亚类的特征、内容以及它们关系做出相应的阐述。随后，仁钦道尔吉和郎樱曾在《〈中国史诗研究〉前言》指出了两者的差异：（1）史诗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叙事诗可以产生于不同时代；（2）史诗描绘的是关涉民族乃至人类事业和命运的重大事件，具有神圣性和宏大性，而其他一般的民间叙事诗则无；（3）史诗的内容和文化底蕴丰富，是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而一般的叙事诗则无。[76]这些界定和阐述继承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史诗与叙事诗的关系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自此，把史诗划入叙事诗的范畴已经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77]
史诗和叙事诗的关系是中国古典诗学规范和审美趣味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重构和转移的结果，标志着中国古典叙事性的诗论向现代叙事诗论的演进。20世纪50年代以前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或以史诗为参照框架界定叙事诗，或放宽史诗的定义界定叙事诗，以此把叙事诗的起源定在《诗经·雅》上。20世纪50年代后，特别是80年代后，中国学者开始有了摆脱比附西方叙事诗论的意识，逐渐希冀站在中国叙事传统立场上建构中国的叙事诗学。于是，根据中国古典材料做出的中国式的叙事诗定义也出现了，对叙事诗起源的探讨也呈现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沿袭民国初期的学者的观点，把它定在《诗经·雅》；另一种是扩大范围，把《国风》也纳入叙事诗起源的范畴。前者固然还有史诗的痕迹；但是后者把在古典诗学传统上早已认定是抒情诗的诗篇都当作叙事诗来讨论，把那些明显含有一定叙事因素而以抒情为主的抒情诗放入叙事诗的范畴，而且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引进，这种学术现象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直接导致了抒情诗和叙事诗边界的含糊，问题由原来史诗与叙事诗的含糊不清转向现在的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含糊不清。不过，随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和民间叙事诗其他亚类的诗歌陆续被发掘，中国史诗和叙事诗的研究得到许多前人所未有的材料，民间文学领域中的史诗和叙事诗研究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叙事诗理论和批评的一个重镇。
[1]朝戈金：《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朝戈金：《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尹虎彬：《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3期。
[4]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5]钟敬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6]李连荣：《中国〈格萨尔〉史诗学的形成与发展（1959—1996）》，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
[7]陈岗龙：《20世纪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学术史思考》，载《“21世纪民族文学发展研讨会”纪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通讯》总第31期。
[8]陈岗龙：《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的学术史观照》,《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9]斯钦巴图：《新时期蒙古史诗研究回顾与展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0]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玛纳斯〉国内外研究综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黄中祥：《哈萨克英雄史诗研究概况》,《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3期。
[1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13]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2页。
[14]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508页。
[15]陈平原：《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学术史丛书”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6]口头诗学理论以口头诗歌为研究对象，它对史诗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古典学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则是西方古典诗学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突破。详细论述可参见［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匈］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页。
[18]［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1—142页。
[19]［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20]［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2页。
[21]［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22]［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23]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18—319页。
[24]［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25]［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5页。
[26]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19—424页。
[27]［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282页。
[28]［德］歌德：《歌德文集》（第十卷），范大灿、安书祉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5页。译者把这一篇短文汉译为《论叙事文学与戏剧文学》。
[29]［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30]［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4页。
[31]［德］黑格尔：《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9页。
[32]［德］黑格尔：《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9—100页。
[33]［德］黑格尔：《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0页。
[34]［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407页。
[35]［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
[36]［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382页。
[37]克罗齐是攻击古典诗学文类理论最为激烈和尖锐的突出代表，主张必须放弃而且可以放弃各种艺术的全部分类。详细论述可参见［法］克罗齐《朱光潜全集·美学原理》（第十一卷），朱光潜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54页。
[38]［瑞士］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陈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440页。
[39]C.M.Bowra,From Virgil to Milton,London:Macmillan,1945,p.1.
[40]Lauri Honko,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Helsinki,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1998,p.20.
[41]Lauri Honko,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Helsinki,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1998,p.27.
[42]Brenda E.F.Beck,Three Twins:The Telling of a South Indian Folk Epi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196.
[43]Lauri Honko,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Helsinki,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1998,p.28.
[44]朝戈金：《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45]John M.Foley,How to Read an Oral Poe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2；朝戈金：《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46]John M.Foley,How to Read an Oral Poe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2,pp.188-215.
[47]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8]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49]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50]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5页。
[51]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页。
[52]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8页。
[53]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54]（清）袁枚：《袁枚全集·小仓山房尺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5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十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56]（唐）杜甫：《杜诗详注》，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7页。
[57]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0页。
[58]（清）刘熙载：《艺概注稿》，袁津琥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75页。
[59]王士祯：《清诗话·师友诗传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60]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4—1375页。
[61]龚鹏程：《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327页。
[62]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文学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314页。
[63]胡适：《胡适文集·白话文学史》（第八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6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65]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66]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67]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68]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69]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70]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71]乌丙安：《民间文学概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72]张紫晨：《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95—108页。
[73]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81页。
[74]王松：《傣族诗歌发展初探》，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1983年版，第121页。
[75]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80页。
[76]仁钦道尔吉、郎樱：《〈江格尔〉论》前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77]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及其他许多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概论性质的著作都持这一观点，近年来许多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学术论文都采用此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