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的历史回顾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78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受到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长期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军事威胁，只能通过充分利用当时国际格局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改善国家安全环境。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安全观以传统安全为主，核心是维护政权的稳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安全形势严峻。美苏陷入冷战，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介入，威胁我国东北的安全。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国际矛盾更是体现为社会制度竞争，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也成为战争的根源所在。毛泽东认为：“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2]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安全环境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国人民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祖国的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所霸占，这是对于我国安全的一个最大的威胁。”[3]因此，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了以维护政权稳定为核心、以军事安全为手段的传统安全观。受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影响，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军事威胁，保卫新生政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当时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4]毛泽东宣布“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5]，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6]他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件大事，强调“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7]。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积极支援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建设，在国际关系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官方强调“要准备打仗”“保卫祖国”“加强战备”等，来维护与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我国（的）安全”“祖国的安全”“边境的安全”。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安全观中主要具有传统安全的色彩。

对于新生的政权而言，维护“安全”，保障政权的稳定是核心。因考虑到当时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对政治安全的威胁主要是外部的军事入侵和内部的反对势力，国家安全的主要目标是预防来自外部的军事入侵，保证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政权稳定。因而军事安全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手段，其他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服从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基于增强军事安全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在国内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力量的安全威胁，中国不仅始终重视军事力量建设，还在应对美国威慑（特别是核威慑）时实施“三线”建设、研制核武器。军事力量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了财政的大力支持。在武器研制方面，原子弹和氢弹的相继问世也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利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受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以政治安全为目标，以军事安全为手段，主要是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

二 转型期（1978～2012年）

从改革开放起，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党中央对世界战争危险迫近的看法逐渐改变。1985年6月，邓小平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8]。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问题。基于国际形势及对其判断的变化，党中央相应地调整了国家安全方针。在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后，国家安全观也逐渐从传统安全观向维护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转变。

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中国来讲，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9]，于是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自此，国家安全工作重点不止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防止被侵略和被颠覆，对反间谍、反对和平演变以及包括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在内的其他各方面的安全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从世界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美苏两极格局结束，“一超多强”局面形成，国际格局开始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方面，美国一家独大，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中的影响逐渐增大，同时受民族宗教矛盾、贫困、失业、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影响，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全球气候变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显现，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扩大。顺应这一形势，中国在1983年成立专门的国家安全机关——国家安全部及下属系统的基础上，于2000年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有关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与外事、国家安全工作相关机构负责人组成，履行国家安全领域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协调职责。[10]这一时期持续逾30年，延续着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之路破浪前行。在不同时期，有一些偶发事件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冲击，但并未改变党中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知。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和其影响的不断增强，则促使中国国家安全观正在从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逐渐转变。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安全内容认知方面实现了从“政治安全”为核心向“经济安全”为主的重大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1]此后，经济发展作为新时期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国防、外交等逐渐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不过其前提条件是国家主权和安全得到基本维护。[12]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均明确提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安全环境的判断方面，认为世界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国际格局的大势没有改变。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但也不能忽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于和平与发展的威胁。在安全内容认知方面，中国更加注重包括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到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增加。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国家安全问题除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此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中国还顺应时代形势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各国应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胡锦涛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加速调整，中国逐渐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也在国际上产生了“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在此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动了新安全观的发展。首先，在安全环境的判断上依然肯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保持警惕，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13]其次，在安全内容认知方面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显著增加，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安全等不断进入中国安全的视野。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14]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强调，是中国政府对于安全内容的深刻认识。最后，在安全手段方面，胡锦涛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将新安全观中的“合作”改为“协作”，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安全的底线所在。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我国经历了和平发展的30年。这30年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以维护政权稳定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逐渐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在确保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的前提下，更加关注诸如经济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我国的国家安全观开始逐步扩展。

三 初步形成期（2012～2018年）

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4年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这也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观理论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的主题实际上已经从“和平与发展”扩展为“安全与发展”，“安全”既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也包括应对和平状态下非传统安全威胁，即谋求可持续安全。[15]与此同时，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先后提出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中国周边领土海洋权益争端日趋复杂，朝韩等地区性敏感问题也对周边安全环境构成挑战。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矛盾新旧叠加，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16]

在此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目标变为维护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各种类型、各个层次、各个要素的安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国家安全理论，主要包括强调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建设文化强国、网络强国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搭建强有力的国家安全工作统筹平台。

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8]201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了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外层空间及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领域的重点任务，并提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利益的需要，不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19]。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新时代我国安全体系和安全观念的高度概括，其形成也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特殊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站在统领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把握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至此，我国的国家安全观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再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发展。

四 逐步完善期（2018年至今）

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有关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其重要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2018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和工作机制，对单位或者个人将其境内知识产权转让给外国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组织。2018年4月17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确把握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牢靠安全保障。[20]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21]

习近平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2]“大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23]

习近平的讲话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情况和内、外部环境作出的全面研判，是对今后一个时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整体部署，也突出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防范思维、处置思维和底线思维。

2020年初以后，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和全国疫情防控战争的阶段性胜利。疫情防控突出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指挥协调能力，也体现了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然而，此次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和不足，尤其是在生物安全领域。鉴于疫情形势和未来公共卫生体系和能力的建设，党和政府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高度出发，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必须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要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环境、形势和面临的挑战、风险，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的基本状况和基础条件，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24]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到人民的生命和身体健康，而以传染病疫情造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最大。传染病本身具有突发性、传播性，发生区域内的所有人员都可能受到威胁和损害。随着交通条件日益改善、全球化趋势快速发展，传染病疫情突发事件也日趋国际化，其负外部性亦随之凸显。因此，传染病疫情的应急处置成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重要任务。

经过疫情的考验，面对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巨大威胁，党中央从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出发，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这是国家安全观在新时代的发展，也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由此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非故步自封、一成不变的思想理论，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与国内外安全形势变化不断调整、丰富和完善的战略思想体系。我国未来的安全局面、风险挑战和发展难题仍然严峻，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体系也必将适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