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史学科各分支学科的内涵

一 经济史学科中的第一个分支学科——经济史学

关于“经济史学”，以往有两种解释。第一，1947年，罗仲言在《经济史学原论》和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中都使用了“经济史学”这个概念。罗仲言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王亚南则与广义经济学做对比。王亚南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广义经济学所着重的是原理，是各个别历史社会的经济法则，而经济史学所着重的则宁是史实及各（个）别历史社会相续转变的经济法则”，二者都有助于对落后社会的经济形态的研究，只是经济史学“已经成功为一种较完整科学”。[6]王亚南的说法被多数人接受。朱伯康认为：“经济史是宏观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是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边缘学科，是在时间上研究经济变化和发展的科学，亦可说是经济范围内的历史科学。它所研究的是经济如何变化和发展，……再进一步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决定者要发展本国的经济，如何应用发展规律？吸取哪些经验教训？避免那（哪）些错误，才能制定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切合实际而有成效的政策？要发展经济有那（哪）些需要配合的因素和条件？在什么环境下才能影响和促进经济发展达到成功？怎样才能达到目的？这些都是经济史学研究的范围和任务。经济史学的实用性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它明确指出经济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及其因果关系和发展的连锁性，提供现代人在长途行程中一枚指针。”[7]在此文中，“经济史学”和“经济史”是同一个意思，“经济史”成了“经济史学”的简称，这是将科学术语与日常的习惯用语（习惯的称谓或通俗的称呼）混同的一例。

第二，陈绍闻在《中国经济史学之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写道：“中国经济史学包括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8]他始终没有用文字说明为什么要将这两门学科称为中国经济史学，也没有说明过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

本书同意第一种解释，并认为经济史学包括经济史实和经济史理论两个分支学科。下面分别说明两个分支学科的内涵。

第一，关于经济史实（简称经济史），经济史实以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演变过程为对象，着重揭示它的变迁的过程和状态，即以说明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主要任务。它是用实证的方法弄清研究对象是怎样演变的，在演变的各个阶段上处于何种状态，进而考究引起这种变迁的环境、原因（包括必然的因素与偶然的因素）等具体因素。经济史实着重于弄清史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它称为“经济史实”。在习惯用语上，人们往往将它简称为“经济史”。

经济史实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主要遵循历史逻辑。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结合上，主要采用叙述方法。经济史实论著一般是按事实发展的过程，以时间为经，按时序叙述经济生活（或其中的某个方面）演变的具体时间、地点、表现、数量等，从史实中概括出就事而论的结论（论从史出）。经济史实是事实形态，属于事实性经济史学研究。

可以把事实性经济史学论著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弄清史实的论著，说明某种经济现象“是什么”。论著的体裁是叙述性的，用的方法是考证与考释。第二层次，解释史实的论著，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某种史实，在说明“是什么”的同时，也做分析。论著的体裁是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第三层次，从分析经济史实中得出新的理论结论。论著的体裁是论从史出，它得出的理论结论是论点形态，而不是理论体系。如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等著作中，通过分析具体经济史实，得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多元结构论”“明清社会变迁论”等重要的理论结论，具有浓重的理论色彩。集许许多多的这种个别理论观点，可以构成一个理论体系。任何一种经济史论的理论体系，都是以上述几种论著所阐释的情况、过程和所得出的论点为基础的。以上三个层次的论著，在表述上的共同点都是按时序的。

第二，关于经济史理论（简称经济史论），自我们提出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之后，同行提出如下问题：什么是经济史理论？哪些论著属于经济史理论范畴？经济史理论有哪些类型？经济史理论包括哪些层次？下面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首先，什么是经济史理论？

“经济史理论”这个概念被中外学者广泛使用。希克斯把它作为书名，吴承明先生去世后，刘兰兮在编吴承明先生的一个文集时，起的书名是《经济史理论与实证》。至今没有人把经济史理论作为经济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来讨论过。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的理论形态。理论是从具体事实（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系统性知识。理论的功能是一种解释系统。每种理论都有自己特定的逻辑。因此，第一，经济史理论必然是抽象的形态。这使它与描述具体形态或过程的论著相区别，从而也与实证的经济史实论著相区别。第二，经济史理论必须是系统的。这使它与个别的理论观点相区别，也区别于只得出个别理论观点的分析性经济史实论著。第三，经济史理论有自己特定的、能自圆其说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理论逻辑。因此，经济史理论论著的叙述形式是理论逻辑。第四，经济史理论是可以被检验的。经济史上的现象不可能完全重演，经济史理论的正确与否，不能通过实验的办法去检验，但可以通过后来的实践，特别是类似事件去检验，还可以检验它的逻辑推理是否严密。这一点使它与按时间逻辑、按时序叙述的经济史实不同。第五，经济史理论能用于解释条件类似的经济史现象。经济史理论是从经济史实中抽象出来的带规律性的知识，因而这种知识既可以被用于解释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也可以被用于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理论解释范围的大小区分经济史理论的层次。解释的范围越广泛，它的层次越高；解释的范围越窄，它的层次越低。这一点使它与所得理论观点只能说明研究对象本身的分析性经济史实不同。

其次，哪些论著属于经济史理论范畴？

人类的知识主要有两种产生途径，一是采用演绎的方法进行思考而得出，二是采用归纳的方法从历史经验中得出。凡是建立在历史经验的归纳基础之上的经济学论著，都是经济史理论论著。国外学者所撰写的经济史理论论著主要有：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编），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三卷），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斯·韦伯的《经济通史》和《韦伯：人类社会经济史》，布罗代尔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论丛》，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奇波拉的《世界人口经济史》，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经济增长过程》《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诺思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于尔根·库钦斯基的《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理论和对比》，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安格斯·迪顿的《逃离不平等》、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9]、卡尔·瑞斯金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自1949年对发展的追求》，罗纳德·哈里·科斯和王宁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国内学者撰写的经济史理论论著主要有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傅筑夫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10]，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李文治和江太新的《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方行的《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刘玉峰的《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以所有权结构为中心》，许涤新的《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11]，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和《中国的经济制度》，林毅夫、蔡昉、李周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再次，经济史理论有哪些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经济史理论进行不同的分类。按理论的内涵，经济史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种类型，对经济史过程（纵断面）做抽象，如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期。有马克思的三分法和五分法，希克斯的三分法，罗斯托夫的四分法，还有六分法、七分法等其他多种分法。第二种类型，对经济史中的运行机制、绩效（横断面）做抽象，如马克思的《资本论》、诺思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同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做理论分析，傅筑夫、李文治、江太新是做纵向分析，胡如雷、方行是做横断面分析。第三种类型，对经济在社会发展史中的作用与地位做抽象，如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唯物史观）。

最后，经济史理论包括哪些层次？

根据理论的表达方式，可以把经济史理论划分为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理论逻辑为主线，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结合的；第二层次是纯理论逻辑的。

经济史论著都采用理论体裁，按某一理论本身的逻辑展开，但展开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理论按时序展开，以此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结合。此类理论论著较多，如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傅筑夫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李文治和江太新的《中国地主制经济论》，赵德馨的小文《中国历史上的城与市》。第二种，理论不按时序展开，只引征经济史实做论据或证明。历史逻辑隐藏在理论逻辑的背后，因而成了纯理论形态。此类理论论著主要有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马克斯·韦伯的《经济通史》、王亚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笔者团队的《近代中西关系与中国社会》，赵德馨的小文《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前提的特殊性——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分析》。这类论著大都是分析经济演变机制与原理的，对某个国家的经济史（通史）或其中的某个长时段、某种社会经济形态、某个经济领域的经济结构、运行机制、经济增长动因做理论的分析与概括，提出关于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增长动因一类的概念。

根据理论的适用性范围，可以将经济史理论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特殊性理论，第二层次是普遍性理论。某种理论如果只适用于解释特定国家、地区、部门的经济，则是特殊性理论。如果某种理论能适用于解释多个或所有国家、地区、部门的经济，则是普适性理论。我们要注意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普适性理论的特殊性，第二种情况是特殊性理论的普适性。

先看普适性理论的特殊性。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理论，人们普遍认为它带有普适性，但是马克思很严谨，他认为他的这个理论只适用于欧洲。马克思在给俄国学者的信中严肃地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2]再看特殊性理论的普适性。经济史理论中另有一种理论具有特殊性，这种理论只适用于某些国家、某些地区或者某些特殊现象。例如，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的理论，主要适用于俄国，但某些论点，如社会分工、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带有普适性。又如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抽象，所以带有特殊性。若对它再进一步抽象，如从多种经济成分的相互关系可以抽象出互补论，就带有普适性。

普适性的理论与特殊性的理论并不是绝对的，有些普适性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一切国家，有些特殊性的理论中寓有某些普适性或可以提升为普适性理论。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经济现象，因而是特殊的。得出的结论可以是特殊性的。因为事物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因而也可以从中抽象出共性理论。至于能否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这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典型度和理论抽象的高度。研究中国经济史，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中国特点，很容易使研究对象成为特例，得出的结论只有特殊性，很难得出有一般性的结论。在抽象过程中，只有尽可能地舍弃中国特点的具体性，摆脱中国特例的这种束缚，使结论在没有这些特点时也能适用，才会具有一般性理论的品格。这是从中国具体理论到一般理论的过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中国问题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中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

二 经济史学中的第二个分支学科——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探讨经济史学科的基本问题，诸如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研究对象、研究工作程序与规范、研究方法、指导理论、分期标准、体裁与体例、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经济史学者的素养构成与形成路径。具体一点讲，经济史学理论就是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经济史学？二是怎样研究经济史学？

由于缺乏对经济史学科结构的全面认识，经济史学理论常被忽视。经济史学科之所以存在所谓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经济史学界缺乏对经济史学理论的深刻认识。要深入研究经济史学，必须深入研究经济史学理论。正因为如此，中外一些经济史学家已经充分注意到经济史学理论的重要性。

在国内，1947年罗仲言出版了《经济史学原论》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经济史学理论著作。[13]罗仲言曾游学德国，在他看来，科学的经济史研究本起源于欧洲，而尤盛于德国。[14]他在书中罗列了多部有名的有关著作。

1947年之后，德国经济史学家的相关著作亦多。其中有的被译成日文。如Ludwig Beutin教授的经济史学专著Einführung in die Wirtschaftsgeschichte，Böhlau于1958年问世。日本学者大岩信太郎和林达共同翻译了该书，日文名为《经济史学概论》，于1962年出版。该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史料学和方法论；第二部分介绍了经济史中自然、空间、人口、技术、社会、国家等个性问题；第三部分阐述了经济史及其关联的叙述形式、时代区分的构想、经济史学史、研究课题等要素。该书涉及经济史学的多方面内容，原作者独特的经济史观贯穿其中。1977年，神户大学西洋经济史研究室的研究者翻译了德国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赫尔曼·克伦伯恩茨（Hermann Kellenbenz）出版的专著《经济史学之路》（Historiographie der Wirtschaftsgeschichte）。该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经济史学的摇篮期，介绍了从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到重商主义者和百科全书学派；第二部分为新经济史方法的探索时期；第三部分介绍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经济史研究；第四部分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史研究。同时期，日本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在努力进行独特的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代表作为1970年伊藤幸一出版的专著《经济史学的方法》。该书分为绪论、基础篇和经济发展概要篇的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系统地介绍了经济史学的内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理论体系；第二部分介绍了东洋经济史的发展和地位、亚洲经济史的发展和地位；第三部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介绍了东洋经济、亚洲经济、西欧经济的发展状况。

1982年，陈振汉先生在北京大学给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开设“经济史学概论”课程，内容主要涉及经济史学史、经济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等问题。陈振汉的授课内容被学生整理成文稿，收入《步履集》一书之中。1984年，赵德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给经济史学专业研究生讲授“经济史学概论”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发展历史、社会历史观、研究任务、与相关学科关系、分期、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学术流派。[15]严中平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16]、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的经济史论部分、傅衣凌的《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等，都属于经济史学理论。

三 “经济史学”与“经济史”

“经济史学”与“经济史”这两个术语各有自己的内涵。1984年，赵德馨在《关于经济史学历史问题的一点补充意见》一文中写道：“经济史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过程。研究这个过程的经济学科称为‘经济史学’（Economic History）。”[17]“经济史”是经济发展史的简称，经济发展史是客观事物。“经济史学”是研究这个客观事物所获得的认识，属于主观范畴。“经济史学”与“经济史”这两个术语内涵的区分是十分明确的。

上文说过，在经济史学论著中有一种术语混同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有关经济史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的称谓上，还出现在经济史学科和它的认识对象上。朱伯康在《经济史问答》[18]一文中说，“经济史学”和“经济史”是同一个意思，而“经济史学”是一门学科。这样，“经济史”、“经济史学”和“经济史学科”三个术语的内涵就没有什么区别，类似的情况很普遍。一些经济史学大师的著作也未能幸免。中国经济史学会首任会长严中平著有《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一书。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二任会长吴承明著有《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书。如若按照上文我们关于“经济史学”与“经济史”这两个术语内涵的理解和该书的内容，书名中的“经济史”三个字之后加上一个“学”字，是否会更准确一点？因为作为客观事物的经济史，是无所谓研究方法论和价值观问题的。作为研究经济史这个客观事物的经济史学，一定会有研究方法论与价值观。必须再次强调的是，笔者的小作中也有没有对经济史与经济史学做严格区分的情形。我们反复思考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下：一是学科发展不成熟时期必然出现的暂时现象，二是出于同行中约定俗成的习惯。语言文字本来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产物。在约定俗成的环境里，只要读者明白一个术语所指的内涵就可以了。因此，对过去发生这类现象，可以理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学科内各分支学科分化日益明显的今天和今后，在行文中注意这些学科术语内涵的区分，对读者和学科发展可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