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代文明在空间中展延的特点：论中国古代文明的统一性

文明在时间中的纵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它在空间中展延的情况有关。就单个的文明来说，一个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常常伴随有自身在空间中的一定的展延；反之，如果一个文明由于某些原因而在空间中逐渐缩小以致消失，那么它也就要失去自己在时间中的连续性。再就文明之间的关系来看，不同的文明由于在空间中的展延而有接触，可能在交流中互相起了促进发展连续的作用，也可能一个文明在空间中的展延造成了其他文明在时间中发展的中断。所以，在考察了中国古代文明在时间中发展的特点以后，我们有必要来考察它在空间中展延的特点。

从世界历史的一般情况来看，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统一相关联的，文明在最初发生的时候都有一个由部落共同体联合为国家的过程。在古代希腊，人们把这种“统一”叫作“塞诺西辛”（synokismos）。经过这样统一过程形成的还只是一种以某一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的邦。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地区性的经济联系的出现，小邦又往往合并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随着各地区文明之间联系的出现，在古代中期（约公元前15世纪）以后，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许多跨地区的帝国。从城市国家性的邦到地区性的王国，从地区性的王国到跨地区性的帝国，这是在古代世界史上可以见到的文明在空间中展延的三个层次，或者说，文明统一的三个层次。但是，从具体的古代国家来说，其中有些只经历了第一个层次，有些经历了两个层次，有些经历了三个层次，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是世界史上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它们都经历过小邦分立的时期。埃及统一较早，公元前三千年代前期已开始形成地区性的王国；两河流域统一稍晚，公元前三千年代后半期也开始形成统一的地区性的王国。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也有过自己的帝国时期。埃及的帝国出现于公元前两千年代后半期，两河流域真正的帝国则出现于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这两个文明在经历了帝国时期以后都转向衰落，结果被波斯所征服。印度河流域文明大概处于小邦分立阶段，还未统一就灭亡了。以后在南亚次大陆出现的文明，经过小邦分立时期，然后形成地区性的王国。孔雀帝国（Maurya Empire）是古代南亚最大的帝国，不过存在的时间很短。古代叙利亚地区长期处于小邦分立状态，未及统一就成了邻近大国反复争夺的对象。古代伊朗地区，早期有过一些小邦；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先出现了米底王国（Media），然后又出现了版图包括广大西亚、北非古老文明地区的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出现曾经使许多古老的文明中断，而它自身在被灭亡后也经历过文明中断。后来以伊朗地区为中心又先后出现过安息帝国（Parthian Empire）和萨珊帝国（Sassanian Empire）。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诸小邦未及统一就灭亡了，以后出现的希腊诸城邦（Polis）也没有统一就陷入马其顿、罗马统治之下。马其顿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迅速地由一个小邦变为一个地区性的王国，经过亚历山大的征服，又迅速地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不过，这个帝国又迅速地分裂了。罗马最初只是一个小邦，后来发展成地区性的共和国，然后又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帝国。罗马帝国历时较长，但是在它灭亡后出现的仍是分裂局面。

总之，大多数古代文明在空间中的展延没有超过地区性王国的范围，一些形成帝国的古代文明又没有在历史上巩固它们的统一。严格地说，许多古代帝国只是一个强国征服了其他国家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的有其民族和经济的必然条件的统一。

中国古代文明在空间中展延的情况，有与外国相似之处，也有自己的明显特点。中国古代文明在政治方面、民族方面都具有稳定的统一趋势。

从政治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文明经历了持久的统一过程。正如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最初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部落，然后由部落联合为许多小邦。根据古代传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到周武王准备伐纣的时候，诸侯到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省）赴会的就有八百之多（《史记·周本纪》）。周灭商以后，分封诸侯，“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晋书·地理志上》）我们知道，春秋以前的传说数字未必可靠，但是，三代时期曾有很多小邦，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当时的小邦在政治上实际都是独立的。周武王伐纣，在牧野誓师，称同盟各邦首领为“友邦冢君”（《尚书·牧誓》）；周公东征武庚，仍然称诸侯为“友邦君”（《尚书·大诰》）；在《尚书·周书》里，周王朝还称诸侯国为“庶邦”，并且把“庶邦”是当作“兄弟”看待的（《尚书·梓材》）。不过，就是在这样小邦林立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有一个各邦共同承认的中心。夏、商、周三个王朝是依次出现的三个中心。如果把夏、商、周三代等同于秦、汉以后的王朝，那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夏、商、周三个王朝对于其他小邦显然在名义上居于支配地位。商汤在代夏桀的时候曾说：“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汤想灭夏，又怕人说他叛乱，所以自称是受了天命。从他的话可以看出，商对夏原来是有一定的从属关系的。在《尚书·周书》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的确有商代替夏、周代替商的三代相承的观念。周人承认，商曾经是“大国殷”“天邑商”“大商”（《诗经·大雅·大明》）。在岐山发现的周人的甲骨中也有“方伯”（H11，82；H11，84）的记载，这更可以证明，传统文献说周文王是从属于商的西伯，这是有根据的。《诗经·商颂·玄鸟》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这就是说，商作为一个大邦，它的人民所居住的地区只有千里，但是作为各邦共同拥戴的王朝，它又领有四海。《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就是说，周作为一个小邦是很古老的，但是作为一个王朝却是新的。所以，夏、商、周三代既有小邦林立的一个方面，又有以王朝为标志的统一的一个方面。当然，在古代苏美尔诸邦中也是有“王权”（Kingship）的，而且这个王权也是在一些邦之间转移的。这一点和古代中国的情况很是相似。不过，二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中国的周王朝曾经分封诸侯。虽然对于许多小邦来说，周王的分封只不过是给原有的君主加了一个头衔，例如楚国的君主从周王朝得到的就是一个头衔，但是，周王朝确实也派人外出新建了很多邦，例如后来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齐、晋、鲁等国家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第二，除了分封诸侯以外，周王朝还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用同宗的关系加强周王和同姓诸侯的联系，同时又用婚姻的关系加固周王和异姓诸侯的联系。因此，周王虽然还不是高居于诸侯之上的专制君主（absolute monarch），但是也不是纯粹名义上的首脑。在周王身上已经存在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性，这一点在古代各文明中看来是很突出的。

到春秋和战国时期，周王朝由削弱而最终消亡。这时诸侯的力量强大起来，他们不断发动战争，互相吞并，周王朝对他们越来越无力干预。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分裂的趋势，实际上也有人持这种见解。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正是在春秋和战国时期，中国政治史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小邦逐渐合并成地区性的王国；一是封建制（分封诸侯和附庸的制度）逐渐改变为郡县制（由国家任命的官吏代替受封的诸侯或附庸）。前者表明，国家的领土范围在扩展；后者表明，国家的政权在集中。这两者显然不是分裂的趋势，而是统一的趋势。

正是在春秋和战国时期打下的基础上，连续四百余年统一的秦、汉帝国出现了。两汉（西汉和东汉）帝国为中国以后进一步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领土面积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上大体相当，同时各有自己的地方行政系统。但是，在罗马帝国的行省里长期保存着城市自治制度，这也许可以说是先前城邦制度的残余；汉帝国的早期也曾在郡县以外封了一些王国和侯国，这也可以说是先前分封制度的残余。不过汉帝国内的封国不久就名存实亡，最后不再存在。郡县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的持久统一准备了条件，这是学者们基本一致的认识。

东汉以后，出现了约60年的三国鼎立局面。西晋以后，出现了两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不过，魏、蜀、吴三国都是在克服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它们也都在为统一全国作准备。就是在西晋灭亡以后的一个较长的分裂时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种统一的趋势。前秦苻坚（357—385）曾经一度统一北方。他在统一北方以后，对部下说：“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晋书·载记·苻坚下》）苻坚和东晋是对立的，但是双方又有一致性，就是都谋求统一全国。在淝水之战（383年）中苻坚失败了，北方重新陷于分裂。但是在439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589年，隋重新统一中国。经过南北朝分裂以后出现的隋、唐统一帝国，是中国统一的进一步发展。罗马灭亡以后根本没有这种现象。

从民族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具有一种不断的融合和联合的趋势。古代各个文明都有民族的区别和矛盾的问题。古代希腊人把非希腊人称为“蛮族”（Barbaroi）；古代印度的雅利安人（Aryans）把非雅利安人称为“蔑戾车”（Mlecchas）；中国先秦时代的华夏族称非华夏族为夷狄。这些称呼里都含有重己轻人的意思。不过，在对待不同民族的态度上，中国与其他古国有所不同。古代希腊人认为，蛮族是天生的奴隶；古代印度雅利安人也认为，“蔑戾车”的子女被卖为奴隶是合法的。他们对于民族差异看得比较绝对，态度也很严厉。中国先秦时期也讲夷夏之防，不过其界限主要不在自然的血统上，因而也不很绝对化。“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第2725页）诸冯、负夏、鸣条大体在今山东省（具体地点难以确定），岐周、毕郢在今陕西省，早先就算是东夷、西夷的地区了。可是舜和周文王无疑又是华夏族的著名的“先王”，在历史上备受尊重。晋文公重耳的母亲是戎族（大戎狐姬），可是他是和齐桓公齐名的霸主，被认为是华夏诸邦的盟主。春秋时的杞国（在今山东省）本是夏朝的后裔，如依血统考虑，无疑属于华夏，而且是正统的华夏。可是《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杞，夷也。”为什么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杜预的注解说，杞“行夷礼”。于是，夷夏的区别主要建立在礼的不同上，血统的区分被文化的区分所代替。唐代的韩愈曾经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他的话是对的。这正是中国古代用以区分夷夏的基本标准。在古代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在文明出现以前，黄河中下游是一个多族共处的地区。有些前辈学者认为他们分为三大集团：西方有华夏族，东方有东夷族，南方有苗蛮族。这种说法大体是可靠的。他们之间有冲突，也有联合。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古代传说，黄帝曾经战胜蚩尤、炎帝，其结果大概是合并了，他又曾“北逐荤粥”（司马贞说是“匈奴别名”），其结果则是两族的分离。尧又曾“流共工于幽陵（《尚书·尧典》《大戴礼记·五帝德》作“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尚书》作“窜”，《大戴礼》作“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关于“变”，司马贞说是变得同化于夷狄，张守节说是使夷狄变得同化于华夏。在中原的斗争中失败以后，一些族被排斥到边远地区，实际上以上两方面的作用都起到了。到西周、春秋时期，所谓华夏族已经是多族融合的结果，而所谓蛮、夷、戎、狄也并非与华夏族没有关系。吴君是泰伯的后裔，在血统上和周王是同族，因到南方后随从当地风俗文身断发，被华夏诸邦视为蛮夷。楚君是祝融的后裔，本来也属于华夏族，因为长期和南方的苗蛮联合，又自称为蛮夷。齐、晋、秦诸大邦也都有与夷狄杂处和融合的现象。所以，到了春秋晚期，人们实际已经不可能以血统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余下的唯一可能就在于文化上的区别了。到战国晚期，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广大农业地区各国都成了华夏，夷狄主要指北方从事游牧的匈奴了。

中原融合成一个华夏族，这是战国能够走向统一的基础。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可见统一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秦并吞六国，遇到过抵抗，统一后不久，陈涉首先起义，六国贵族也随之而起。可是，秦遇到的不是民族性质的抵抗，陈涉起义的口号也只是“伐无道，诛暴秦”。（《史记》）秦亡于阶级斗争，而不是亡于民族斗争。因此，当汉帝国出现在世界历史上的时候，它具有其他任何古代帝国所不具有的统一的民族基础。历时四百年的两汉帝国，不仅巩固了已经形成的华夏族，而且加强了中原汉人（即汉代的人，现代汉民族是汉代人和许多兄弟民族的共同后裔）和边远地区民族的接触和联合。诚然，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曾经有过多次的战争，不过，汉代人并没有把匈奴当作外人。司马迁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近代学者对匈奴的民族性质有不同的见解，可以继续研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匈奴的祖先（荤粥、狁等，他们至少是匈奴族的源流之一）与华夏族有长期密切的往来；（2）匈奴族中已经吸收了华夏族的成分（正如华夏族也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一样）；（3）汉代人认为匈奴在血统上与自己本是亲族，而差别只在于历史中形成的礼俗不同。因此，汉与匈奴“和亲”，“汉与匈奴约为兄弟”（《史记》），这当然也就是一种很正常的事了。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北方一度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这种分裂局面，与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出现的日耳曼诸王国很有几分相似。但是，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又有着重大的不同。当时在中国北方起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有五个：匈奴（被认为是夏王朝的后裔）、鲜卑（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羯（被认为是匈奴的一支）、氐（被认为是曾经和夏禹的儿子启争夺过王位的有扈氏的后裔）、羌（被认为是舜的后裔。以上除匈奴外，都根据《晋书·载记》）。他们和汉人都有很深的历史关系。他们中的一些领袖实际是汉化程度很深的人物，有些精通汉人的传统文化，即使与汉族统治者中的杰出人物相比也毫不逊色。造成以后十六国局面的第一人刘渊就是这样的人物。刘渊是匈奴人，不过他的部族已经不再以夏朝的后裔为满足，而改姓“刘”了。姓刘的理由是：他们是汉朝公主的后代。从前的史学家有偏见，说他们是“冒姓刘”。其实他们从母系血统上说完全有理由姓刘，可以说是汉朝皇帝的真正后裔。公元304年（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建立政权，称汉王，并且发表了一篇文告。他在文告中称西汉高帝刘邦、东汉光武帝刘秀、蜀汉昭烈帝刘备为“三祖”，说曹氏的魏、司马氏的晋都是汉朝的篡夺者，他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恢复汉朝的政权。结果与刘渊的愿望相反，汉朝没有复兴，北方却分裂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杰出人物在谋求统一的过程中促进了民族间的联合和融合。苻坚和王猛大力提倡儒学，鼓励各族接受汉人文化，一度统一了北方；大约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同时，已经统一北方的北魏的孝文帝元宏又实行改革，推行汉化政策。所以，当西方在日耳曼化中分裂的时候，中国却在魏孝文帝等人推动的汉化中为以后的进一步统一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有华夷之间互相转化和同化的现象，在南北朝时期又有胡汉互相转化和同化的现象。陈寅恪教授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这种现象正是继承了先秦时期就有的以文化区分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这样的标准下，所谓汉化就是指少数民族接受了汉人的先进文化。同时，确实也有汉人胡化的另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在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先秦时期的华夏族由于一定程度的夷狄化（包括血统中加入夷狄成分和文化上接受夷狄的成分）而发展成汉代的汉民族，而汉代的汉民族也由于一定程度的胡化才发展为隋唐时期的汉民族。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实际上包括了汉化和胡化两个方面，而以汉化为主。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隋唐时期虎虎有生气的大统一的局面。

中国古代文明在政治上的统一趋势以及在民族上的融合和联合的趋势，是有其客观条件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面又有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屏蔽，不像某些古代文明那样处在民族迁移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有一个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环境。从中国内部来看，各地区之间有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断相互间的交通，而且就总体来说有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向中原辐辏的形势。在历史上，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最先繁荣起来的农业区，在这个区域里最早形成了华夏族。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农业区和南方农业区关系日益密切，到汉代形成了统一的汉族农业区。汉族农业区的北部（中原）以生产黍、稷、小麦、大麦为主，南方农业区以生产稻为主，南北各地还有其他物产的不同。从《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族农业区各地物产的差别，也可以看到各地区间商业的发展。大体从春秋时期开始，在农业地区先后开凿了许多运河，它们通常具有灌溉和交通的两重作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如春秋时开凿的鸿沟（连接淮河和黄河）、邗沟（连接淮河和长江），秦统一后开凿的灵渠（连接湘江和珠江，而湘江是长江重要支流之一）。这样，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几个水系就沟通了。在汉族农业区以北，是少数民族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在这两个地区之间也存在贸易的关系，汉族农业区向北方提供金属和丝织品等，少数民族畜牧区向南方提供驴马、裘皮等。汉朝和匈奴之间就经常保持这种互通关市的关系。在多方面的长期相互交往中，不少汉人进入了北方的畜牧业区，同时也有更多的少数民族进入了中原农业区。在西晋王朝统治者内部发生混乱以后，早已住在中原农业地区并且已经汉化了的少数民族联合北方畜牧区的少数民族统治了中原农业区。汉族政权则保留在南方农业区。在这样南北相持的局面中，中原在政治上和北方畜牧业区形成一体，不过在经济上却和南方的农业区是一致的。结果不是汉族北方农业区（中原）被畜牧业化，相反，是入居中原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农业化和汉化了。在先秦时期，中原曾经是一个烘炉，许多部落和民族在其中熔冶成一个华夏族；在西晋以后的两个多世纪里，中原再次作为一个烘炉，许多民族在其中熔冶成一个比先前汉人的成分更为广泛的汉族。所以，中国古代文明也有民族移动的问题，不过这种移动大体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而另一些古代文明的民族移动则往往是平流。不同形式的民族流动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后果。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统一不同于波斯帝国的统一：波斯帝国是包容多样性的统一，而中国则是抽象的统一。高善必也说，印度的文化有多样性，而中国则只有汉族的统一文化，缺乏多样性。在我看来，这些见解都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因而也是不足以说服人的。

我们不否认古代波斯帝国内部的多样性，也不否认印度文化的多样性。但是，我认为，首先，古代波斯帝国的统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波斯帝国承认或者容忍了帝国各部分的多样性，可是没有把多样的各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波斯帝国有一个以波斯人为核心的统治中心，可是波斯既不能成为帝国的经济中心，也不能成为帝国的文化中心。集合在一个最高统治者之下的诸部分，既未形成一个真实的中心，又未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这就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再则，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一个日益加强的整体，这不意味着多样性的必然消失。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层是汉族内部存在的多样性，这既包括不同地区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多样性，也包括汉族人民由于汲取各民族的文化成果而形成的多样性。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汉族由多民族融合而成，自然也就在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继承了多民族的文化成果。例如，变古代华夏的车兵为胡服骑射，在食物中出现胡饼，变席地而坐为采用桌椅等。第二层是在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也都存在着文化上的多样性。高善必承认中国的云南省有文化的多样性，其实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也很像是一个大的云南，云南也很像是一个小的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国，云南作为一省，都有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存。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不在于没有多样，而在于能将多样性容纳在统一之中。

总之，中国古代文明的统一性特点的形成，并非依靠它能排斥或者消除异己的因素，恰恰相反，完全依靠它能兼容并蓄，然后经过熔冶将不同的因素化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新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