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乱世：鼎革之际的“困顿”与“艰贞”
明清之际，特殊的时代环境，必然会产生特殊的人生境遇。本章结合明清之际“乱世”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叙述张履祥“困顿”的一生，以及如何以其独特的“艰贞”渡过危难、成就自我。他的人生，恰好因为明清鼎革而分为两个阶段，即明末孤、困的求学阶段，清初贫、病的治学阶段。孤、困、贫、病，也造成了张履祥生前的凄凉，与身后的萧条。不过，张履祥自己对这一切，也早就看得十分清楚，对于特殊“时世”、特殊“人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评价，从而成就了他的“穷通俟命，出处时义”。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社会与文化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乱世，特别是张履祥所生活的那几十年，即使在富庶的江南地区，也是忧患不断，民生多艰。一生孤困贫病的张履祥，生于乱世却不怨不尤，毕生从事处馆与农耕，在遗世独立之中实现其艰难清贞的治生。作为一名儒者，他又致力于学术，以学术反思自己人生，也反思明末清初的乱世，最终成就其学术而成为清初理学的传道人物。
张履祥生活于明清之际，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到清康熙十三年（1674），六十四年间经历了明代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和清代顺治、康熙二朝，此外还有农民军的大顺、大西政权和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三朝以及郑成功割据台湾等，可以说这是一个政权更替频繁而复杂，战乱纷纷、游民纷纷、清议纷纷的时代，张履祥曾比之于五胡十六国与五代十国时期。
大明王朝进入到万历后期，内忧外患接连不断。长城之内，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分化日益剧烈，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市民暴动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终由农民起义而兴起的明朝又由农民起义而灭亡。长城之外，民族矛盾也日趋突出，在与后金（清）连年征战中，明朝消耗大量军费，越打越衰弱；后金（清）却是越打越强盛，最终能够轻易与明朝抗衡，明亡之际又以“剿灭流寇”名义入主中原。不过，在清初的顺治与康熙年间，因为薙发令等造成种种文化冲突，从而引发的反清起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外还有平定三藩与收复台湾等征战，可以说战乱是明清之际六十多年之中最主要的问题。
明代晚期，文化专制有所缓解，民间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不过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化潮流，受到了明清鼎革的冲击而发生转变。到了清初则又开始新的文化专制，从顺治到康熙都奉行“崇儒重道”的政策，尊崇孔子和推崇程朱理学，很快恢复和充实儒学教育体系。另外，清政府在文化上也有反复，满族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抵制汉文化的势力也很强。比如所谓的顺治帝十四条遗诏[1]，应该就是满族守旧派否定汉化改革的表现。在整个清代，对汉族士人进行的文化高压也是影响其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文化高压在清初就已经开始，比如禁止文人结社，还有就是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张履祥作为一个士人，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始终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这是一个末世或乱世。[2]作为末世，则是从甲申之变前就已经渐渐显露其端倪。作为乱世，则可以说是从甲申之变开始，一直到张履祥去世，其乱未休。所以他说：“国变卒作，天地崩坠，中兴事业，佐理无闻。将来之乱，恐未有已。”[3]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张履祥有很精辟的一个描述：“今日寇盗遍天下，朋党亦遍天下，名士遍天下，饥民亦遍天下，贪官遍天下，狐狸亦遍天下。秀才夸妄，动谓饥溺己任，睹此岂能全不动念？甚者乃益之重势乎？”[4]首先表现为寇盗横行，即义军四起而天下大乱，这是在野。在朝则表现为吏治腐败，与之紧密相关是士风、学风败坏，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越来越严重，最终“神州离析，宗社播惊”[5]，无法收拾。
张履祥从程朱理学出发，具体分析其中原因，认为其中的关键是礼教不张：“国家三百年，礼乐二字全阙。乐毋论已，礼亦不出秦、汉之间，三代之风邈矣。”[6]他还说：
礼制轻而风俗败矣，科目行而人才失矣，资格重而官方替矣，著述多而学术乱矣。不特此也，坐论废而致君难，近侍横而士气沮，官冗禄薄而廉耻丧，兵多饷少而精锐减，生徒众教养失而学政弊。若乃游民众盛，水利不讲，屯军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内虚耗，则又本根之病也。[7]
明朝近三百年之中，对礼乐、礼制重视不够，甚至士人都不知道纲常伦理为何物，就导致了人心败坏：“目前流辈，努力为恶，三纲九法，既不知其为何物，而远近有志于学之士，要多各成其所是，复不能逊心求夫大中至正之矩。”[8]既然人人心中都没有一个标准，那么就很容易陷入异端、邪说：“况此人情险恶，风俗败坏之日，苟非识礼义，知古今，别情伪，有以自立，则一经侵侮，一蹈机阱，数亩者能保有不失乎？若更进于数亩，其不为匹夫之璧者几何矣！”[9]在这样的时代，身家性命难免不失，亡家灭国也属难免。
对于礼教不张需要负其主要责任的，在张履祥看来还是学术，“三百年中，儒者之学遂已不如古人”[10]。学术的问题有二，一是不知学：“今日自上及下，竟不知道学为何事，岂只不切身而已，反若大为身害者。”二是所学不正：“近世士人，所习无非诐淫邪遁之言，所存无非蔽陷离穷之心，天下国家安得不蒙其祸？”[11]这两个问题是从明代中期开始，到明末愈演愈烈，最后遭遇变故，全然崩溃。张履祥总结说：
方今天下多变，人心胥溺，君父之大尚非所知，其不夷狄禽兽者几希矣。原其始，皆由学术之不正。生平所志，惟有富贵利达一途，自己身心性命反以为迂而置之不求，是以一经变故，万事瓦裂也。[12]
最后，就由末世进入一个极端，即乱世。在乱世之中，“带甲之士几满天地，生民涂炭之至极”[13]。不但战乱连年，而且“世道败坏，风俗恶薄”，到最后士人之中“无论人品不成人品，即文字亦不成文字”[14]。一切都乱坏到极点，然后才能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先是士人反思，反思的开始先是反思学术。
张履祥反思自己的人生，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儒者的责任：“艰难守正，以续坠绪之茫茫，非吾人之责而谁责耶？”[15]反思自己的学术，最后以坚守程朱之学为己任。
第二节 张履祥的人生境遇
明崇祯十七年（1644），即清顺治元年，发生了甲申之变。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出生的张履祥在明末经历了孤困的三十四年求学为主的人生，又在清初经历了贫病的三十年治学为主的人生，清康熙十三年（1674）逝世。孤、困、贫、病的一生，也造成了张履祥身前的凄凉，与身后的萧条。不过，他又以自己的一点“迂拙”，做到“穷通俟命，出处时义”。
一、孤困的求学阶段
张履祥童年时代家境还算不错，也可以算是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张晦庵（？—1630）宅心仁厚而且好成人之美，不习举业却酷好读书，对经史传记、医卜杂家，无不博览。父亲张明俊（1582—1618），号九芝，明万历邑增广生，生性至孝，室中长挂一联：“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张履祥五岁时，他父亲就教授《孝经》，七岁入塾，从余姚孙台衡先生就学，父亲给他命名为履祥，并且对人说：“欲其异日学金仁山先生也。”[16]元代理学家金履祥（1232—1303），号仁山，是金华朱学的代表人物，这一命名激励着幼年的张履祥“志希圣贤”。
九岁时，父亲去世，张履祥痛哭哀伤如同成年人，母亲沈孺人教导说：“孔子、孟子亦是两家无父之子，只因有志向上，便做到大圣大贤。汝若不肯学好，便流落无底。”从此更加自勉自爱，发奋攻读。十一岁时，到钱店渡外祖家从陆时雍（字昭仲，号澹我，桐乡人，撰有《诗镜总论》等）先生就学，次年开始学习《易经》。十五岁时，到甑山钱氏鹤堂，从诸董威（字叔明，桐乡人）先生就学，并且在当年应童子试，补县学弟子员。后来，在他二十九岁那年，他兄长张履祯（1608—1677），字正叟，也成为邑庠生，邑中人公举沈孺人节孝，旌表门闾。县令卢国柱赠额“邹国遗风”。十八岁时，行冠礼，改字考夫（十五岁时前辈字其为吉人）。娶妻诸氏，即诸叔明先生兄长的女儿。[17]
关于张履祥求学，还应该提到的是黄道周（1585—1646）与刘宗周（1578—1645）。三十二岁时，张履祥赴杭州参加乡试，遇黄道周，黄以淡泊守志、勿图近名相劝，张履祥铭记终生。[18]三十四岁时，与好友钱寅一起到山阴（今浙江绍兴）蕺山，拜著名理学家刘宗周为师。张履祥选择其札记《愿学记》的部分向刘请教，得到刘的批点，回去后录成《问目》；又以刘的《人谱》《证人社约》等书教示门人，后来从刘先生遗书中摘录近于程朱之学的纯正条目，编为《刘子粹言》。[19]
回顾张履祥前半生，因为父亲的早逝，家境早就已经陷入贫困。到了他二十岁和二十一岁，祖父与母亲又相继去世，家境就越来越差，田产也因添置葬地而逐渐卖完了。为了生计，二十三岁的张履祥就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处馆生涯。[20]
二、贫病的治学阶段
明崇祯十七年（1644），即清顺治元年，张履祥三十四岁，这是明清两朝的分界线，也是张履祥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是甲申年，到了五月，张履祥才听说李自成的农民军于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大明王朝灭亡，崇祯帝自缢煤山，他身着缟素，茶饭不食，携带书籍步行回杨园村。第二年，清军南下，五月攻克南京，六月攻克杭州，他带着全家避乱吴兴。闰六月，张履祥的老师刘宗周绝食二十三日而卒，他听说后痛哭多日。[21]不过，因为贫困与战乱，张履祥没有去参加丧事，直到七年后，应好友兼同学陈确、吴蕃昌之约，到山阴祭刘宗周，并携肖像而归，作有《告先师文》。[22]
在甲申之变后几年，官府苛敛，盗匪蜂起。张履祥在与好友何汝霖（商隐）的书信里说：“昼则催科之吏如虎，夜则弄兵之子如狼，生人至此，真弗堪为命矣。”[23]影响张履祥生活更大的是连年盗匪横行。与亲友书信里多有记述：“五月初，虏骑经过，骚劫殊苦。敝里幸不大掠，然室无居人者十数日而复。”[24]“盗势日炽，百里以内往往沮隔，不敢出门。前月十八之夜，敝里受劫，十家而九，弟亦不免。”[25]而且为害的不只是盗匪，还有官兵：“初以盗警，继以擒盗之兵为害复甚于盗。”[26]不过，即使如此，张履祥还是坚持一边处馆，一边治学。另外他还是少数特别重视农耕的理学家之一，他在处馆、治学之余亲自从事农耕活动，不过因为他体弱多病，农耕只能适可而止，他留下的《补农书》却为当地农业生产与经营的经验作了很好的总结。处馆则“寒士不失职一也，蒙养以端一也，教人居学之半一也”[27]。他后来对处馆有多方论辩，指出处馆虽然不失为士人治生的良策，但也有种种弊端，因为没有别的治生之法，所以处馆讲学还是其主要的职业。
早在五十岁前，张履祥将田地租于佃户耕种的收入，加上自己处馆的收入，也难免负债。到了五十岁后，人丁的增加，疾病的困扰，就更是债务连连。在与弟子的书信里说：“己亥以前，农桑所入，佐以馆谷，差足终岁支吾，然已不免债负。年来多故，贫困已甚。”[28]好在有几位好友与弟子相助，特别是何汝霖，“承仁兄惠米，不受则妻子饥困，受之又内疚于心”[29]。还有就是吕留良（用晦），“十日前，无贰特来馈金，使数亩得以及时耕耨，以冀有秋”[30]。无贰是指吕留良的儿子吕时中。在弟子中，帮助张履祥较多的是张嘉玲（佩葱）与其弟张嘉瑾（宣城），“承宣城令弟假米二石五斗”[31]。在张履祥六十一岁时，吕留良、何汝霖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不宜再开课授徒，提出两家共同出资，让他优游书册，安度晚年。但是，张履祥感觉内心不安，在与好友凌渝安的书信中说：“来年之席，弟所以辗转不宁者，云兄之德厚于祥，晦兄之才大于祥，而云相资，何资之有也？兼金之惠，谓之周乏则可；授餐之雅，谓之养老则可，匪是则于义未安。”[32]所以，在他人生最后的四年里，来往于语溪与半逻，督促吕留良与何汝霖两家的子弟读书，也继续着整理、刊刻程朱等先儒遗书，批点王阳明《传习录》，“尊朱辟王”，努力传道。
对于张履祥个人来说，不幸的除了贫困，还有多病。当然，这也与甲申前后的多灾多难有关系，他自己后来总结说：“实以壮岁遭逢多难，不能善养，至于多病早衰。”[33]这多病最初缘于他三十二岁时，有盗贼焚烧张履祥家，殃及停放先人灵柩的室，听说变故后痛不欲生，七天七夜，不饮不食。这一事件不但影响了他的健康，而且成为一生弘扬孝道的张履祥内心最大的隐痛，他说：“先人埋葬一节，夙夜哀痛，未尝不以情事未申，天地间一罪人为疚为惕。……每一念及，如不欲生。”[34]张履祥九岁就成为孤儿，对于父亲的欲养不得又欲葬不得，他极为感叹：“至于今日，不特无以为养，竟欲养而不可得，不特无以为葬，竟欲葬而不可得。”[35]到了四十三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再过几年因为大女儿被夫家鸩死一案而奔波劳累，身体越来越差。对这两件事，张履祥回忆说，“癸巳一病，几死而不死；己亥颠沛，亦几死而不死。”[36]四十七岁开始，一到暑期就犯病：“往时恒苦暑气作病，今年尤甚。三伏以来，书册不能亲，酬应极厌倦，一日之中，卧多于坐。自知根本之衰，非特时令之感也。”[37]到了晚年，疾病更是连年不断，与弟子的书信中说：“某无日不在病中，无日不在闷中，有病不能使愈，有闷不能使去。此志衰气眊不复自进于学之效也，又谁咎焉？”[38]
张履祥人生的不幸，除了上代亲人过早离世，还有下代儿女的不幸。他的原配夫人诸氏生有二子都很早夭折，两个女儿中大女儿出嫁后五年被毒死，二女儿出嫁后不久丈夫病逝，留下孤儿寡母要靠他抚养。更令张履祥伤心的就是他哥哥唯一的儿子长到十九岁不幸夭折，“犹子之痛，方寸摧裂”[39]，传宗接代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张履祥遵循礼教，四十岁后为生子而娶妾，却又生一女，一直到他四十七岁才生了第一个儿子。又过了八年，五十五岁时，第二个儿子出生。晚年得子的张履祥心情还很沉重，他说：“每见世之迟暮得子，多至失教，以覆坠厥世，贻笑于人。”[40]“仆举子迟暮，望儿子成立得继先人，真不啻如河之清矣。”[41]他既担心儿子不能长大成人，又担心不能得到好的教育。不过，张履祥还是在六十四岁那年，为长子娶妻：“不佞举子迟暮，不意及见新妇之入门也。”[42]也算是给了他的人生一个安慰。
可惜的是，除了身前的凄凉，张履祥还有身后的萧条。长子张维恭婚后不久去世，未留下子嗣；次子张与敬未及娶妻又夭折，“继孙亦早夭，再继曾孙不审几传，而今无主其祀者”[43]。虽然子嗣的不继已经是张履祥离世之后的事情，但还是他人生的一个遗憾。
三、张履祥对人生的回顾
回顾自己人生，张履祥认为“遭离患难，已极人世之无有，所未及者一死而已”[44]。将死而未死，唯一耿耿于怀的还是学之未成。分析其原因：“弟之不得力学者三故，幼失先人，一也；生于穷乡，二也；长困衣食，三也。”[45]在特别重视父兄教导的张履祥看来，缺失先人的指引是人生很大的一个遗憾；而穷困则是人生成败更重要的因素：“吾人为人轻侮，总缘贫穷不克自振。平生馆谷，不免口腹累人，小大事来，即将告急亲友，又不能以时相偿，故往往隐疚在心。”[46]所以，张履祥后来特别重视“治生”。还有疾病使他从中年到晚年，“血气就衰，只深悲叹”[47]。然而“以为贫之故，而不尽由于贫；以为病之故，而不尽由于病。……康斋生于平世，吾辈生于乱世，恐难以同日语也”[48]。张履祥一生常将自己与康斋先生吴与弼（1391—1469）相比，那么因为生于乱世而多贫多病，是他人生悲剧的关键。不过，对于乱世，他绝对没有任何怨尤，他说：
吾人生于乱世，饥寒劳瘁，乃为正命，不则鳏寡孤独，疲癃残疾之类，亦所不免。六极之中，惟“恶”之一字，可得自绝不为而已。弟自念平生不欲为恶，及今衰老，转觉人情难处。始焉见病于一二友朋，今兹家庭骨肉之间，日见乖张。此由德薄不能弥缝，非独贫困之故。语云：“女德无极”，乃衣冠男子，德亦无极；又云：“妇怨无终”，乃须眉丈夫，怨亦无终。岂天运使然？抑人事诚不易言也。反己自求，只不能惩忿之病，然未应遂至于此。[49]
面对一切的世态炎凉，张履祥只是“反己自求”之“德薄”。“顾自贱疾以来，每念修己不力，迟暮无闻，若一旦溘先朝露，长与草木同萎矣”[50]。人之逝去，如同草木之凋零，唯一遗憾就是遭逢乱世而又贫病，学术未成：
自大乱以来，播迁窜越，岁无宁处，旧业荒于寇戎，精志摧于愁困，颠沛横生，疾疢继作，倏忽岁之再周，而齿发遂衰矣。奄息至今，徒以秉彝之良未甘自弃，故于往哲发明指趣，犹笃信而勉求之。然于斯道，仍若涉巨川之茫无津涯，若履春冰之危靡措趾，夙夜辗转，惧无一得以慰平生也。[51]
最后只能感叹：“道远马无力，抚剑心惕然。”[52]“长途望不极，白日亟西驰。”[53]或者自我安慰：“吾人自顾何如人，岂真有所谓继往圣而开来学者？不过末俗易高视污世之人，略觉迂拙而已。”[54]张履祥能够做到“穷通俟命，出处时义”，也就是因为有着与众不同的一点“迂拙”而已。
为此，张履祥提出“守义”与“安命”，这也就是“艰贞”之道。他说：“士人所守者义，所安者命，凡义之所在即命也。不知义命，枉为小人。”[55]其中“守义”，即坚守正义，也就是“守贞”或“艰贞”的意思。他说：
人欲守其贞，非艰不能。贤人处乱世，当永言“艰贞”之义。[56]
“艰贞”二字，不可一日忘。
艰难之际而能守正不渝，斯云君子矣。[57]
“艰贞”，即处境危难而能守正不移，保持名节。张履祥认为人要守正，必须经历危难，并且将“艰贞”作为检验一名儒者、君子的重要标准。张履祥还说：“吾人生于乱世，正如草木之遇秋冬，贫贱忧辱义无所辞，但当刻厉自求，使志气不为摧落。”[58]即使由于时世艰难，“贫贱忧辱义无所辞”，只要自己能够守正而不为摧落。
他所说的“守”其实包括两方面，一是要“刚中柔外”：“刚中而柔外，虽处乱世可以无患。但当以‘妄悦’为戒，故利贞”[59]，另一是要“内省不疚”：“颠沛之来，固由天命，然亦当思‘内省不疚’之义。内省而疚，只是自取之也。在理为小人悖之凶，何可怨咎于人乎？”[60]“刚中柔外”，要坚守心中之义，以“妄悦”为戒，不为外物所诱、轻易满足；“内省不疚”，要使得自己的言行顺乎理、合乎义，即使环境恶劣、生存艰难，也应当坦然处之。当然做到“守义”，只是个人修为上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什么现实，乱世之中真正的决定因素还是天命。
他所说的“义”，则是指儒者所能自行把握的待人处事准则；而“命”则是天命，不能自行把握只能“安命”，即安于天命，类似的表述还有“知命”“俟命”等。“当为者义，当安者命”[61]二者是一个可为与不可为的关系，不可为则安之，顺应之。“守义”，即“刚中柔外”与“内省不疚”，坚守自己所能够把握的正义；而“安命”，即“以身殉道”，顺应自己所不能把握的天命。在张履祥看来学术是儒者的使命、是道之所在，儒者在乱世：“只是随本分，求尽其所当为。守义安命，身心岂不泰然？”[62]儒者要恪守自己的本分尽力去做学术，又要守于正义、安于天命，从而不怨不尤、身心坦然。在宋明理学中，天命是外在的必然性，张履祥在这点上认可朱子的说法：
天者，理而已矣。朱子注《孟子》“斯二者天也”，则云：“理势之当然。”其注《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则云：“知其理势如是，而处之以道。”言理兼言势，当是得力于《中庸》来也。[63]
天命就是天理，而且是“理势”的必然，儒者只能“处之于道”顺应天命而行事。张履祥说：“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唯有学古、修身以俟之。”[64]就天命而言，身处乱世也是必然，就更要知命：“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岩墙处处有之，不必登高临深，即饮食寝兴失其当然，无非岩墙也。古人集木临谷，所以无时不然。”[65]这里发挥《孟子·尽心上》的观点：“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知命，就应正命而不能非命，正与非的关键在于“道”，不合乎道的危难就是“岩墙”，在乱世中“岩墙”处处有，“饮食寝兴”等日常生活如果处之不当也就是“岩墙”，所以更要“俟命”，即“以身殉道”。他说：“以身殉道，正吾人今日事。一息尚存，守经俟命，日慎一日而已。”[66]在艰难的时世之中，儒者要以自身去践履道，一切都遵循经义，顺应天命。
身前凄凉、身后萧条的张履祥，他的弟子与地方士绅还是会记得他，敬仰他的人格，传播他的学术。对于张履祥的尊崇在之后的二百多年之中不断升温，最终使得他由一介布衣而成为孔门圣贤。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学使雷鋐为其立碑，称他为“理学真儒”；嘉庆十六年（1811），立张履祥主祀于青镇分水书院；道光五年（1825），入祀乡贤祠；同治三年（1864），闽浙总督左宗棠亲自题碑“大儒杨园张子墓”；同治十年（1871），张履祥终于获得了从祀孔庙这一儒者的最高荣耀。[67]张履祥“由凡入圣”，一方面是因为晚清理学发展与地方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他的学术实现了“继往圣而开来学”，确实也是清初理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传道人物之一。简言之，除开他自身的学术成就以及清季政治形势之巨变外，则与浙西、闽中、桐城、湖湘四个区域诸学人之推扬大有关系。浙西为其故乡，姑无论；闽中、桐城俱重朱子学，也可不论；至于湖湘学人唐鉴、曾国藩、左宗棠之推重张履祥，或与他们表彰王夫之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张、王二人同在清初，都有从王学而转向朱学，以及具有张载关学的规模，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本书第三章也略有涉及。
注释
[1]《清实录》卷一百四十四《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5页。
[2]据查《杨园先生全集》中提及“末世”有：《备忘一》，第1047页；《备忘录遗》，第1215页等。提及“乱世”有：《答友人》，第269页；《与吴裒仲五》，第288页；《备忘一》，第1050页；《备忘四》，第1168页等。
[3]张履祥：《答吴文生》，《杨园先生全集》卷9，第263页。
[4]张履祥：《与李石友一》，《杨园先生全集》卷9，第249页。
[5]张履祥：《答徐文匠》，《杨园先生全集》卷9，第262页。
[6]张履祥：《备忘一》，《杨园先生全集》卷39，第1070页。
[7]张履祥：《备忘二》，《杨园先生全集》卷40，第1097页。
[8]张履祥：《答吴仲木九》，《杨园先生全集》卷3，第56页。
[9]张履祥：《与周鸣皋》，《杨园先生全集》卷7，第188页。
[10]张履祥：《备忘三》，《杨园先生全集》卷41，第1146页。
[11]张履祥：《备忘二》，《杨园先生全集》卷40，第1101—1102页。
[12]张履祥：《与俞赓之》，《杨园先生全集》卷2，第26页。
[13]张履祥：《与徐文匠》，《杨园先生全集》卷9，第261页。
[14]张履祥：《与姚大也二》，《杨园先生全集》卷13，第376页。
[15]张履祥：《答凌渝安一》，《杨园先生全集》卷6，第175页。
[16]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杨园先生全集》附录，第1489页。
[17]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杨园先生全集》附录，第1490—1493页。
[18]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杨园先生全集》附录，第1494页。
[19]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杨园先生全集》附录，第1496页。
[20]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杨园先生全集》附录，第1492页。
[21]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杨园先生全集》附录，第1497页。
[22]张履祥：《告先师文》，《杨园先生全集》卷22，第635页。
[23]张履祥：《与何商隐十二》，《杨园先生全集》卷5，第119页。
[24]张履祥：《与吴裒仲九》，《杨园先生全集》卷10，第293页。
[25]张履祥：《与吴裒仲十一》，《杨园先生全集》卷10，第296页。
[26]张履祥：《与吴裒仲十二》，《杨园先生全集》卷10，第297页。
[27]张履祥：《与胡次岩》，《杨园先生全集》卷12，第358页。
[28]张履祥：《与姚大也二十三》，《杨园先生全集》卷13，第386页。
[29]张履祥：《与何商隐四十六》，《杨园先生全集》卷5，第132页。
[30]张履祥：《与何商隐六十五》，《杨园先生全集》卷5，第144页。
[31]张履祥：《答张佩葱十九》，《杨园先生全集》卷11，第318页。
[32]张履祥：《与凌渝安六》，《杨园先生全集》卷6，第178页。
[33]张履祥：《答祝元佑》，《杨园先生全集》卷4，第102页。
[34]张履祥：《答陈乾初二》，《杨园先生全集》卷2，第32页。
[35]张履祥：《答王忱棐》，《杨园先生全集》卷9，第254页。
[36]张履祥：《答陈乾初三》，《杨园先生全集》卷2，第34页。
[37]张履祥：《答陈乾初一》，《杨园先生全集》卷2，第28页。
[38]张履祥：《与姚四夏四》，《杨园先生全集》卷12，第356页。
[39]张履祥：《答吴仲木七》，《杨园先生全集》卷3，第675页。
[40]张履祥：《答陈乾初一》，《杨园先生全集》卷2，第28页。
[41]张履祥：《与颜予重三》，《杨园先生全集》卷13，第388页。
[42]张履祥：《与姚大也二十三》，《杨园先生全集》卷13，第386页。
[43]苏淳元：《谒杨园先生墓记》，见《光绪桐乡县志》卷五《冢墓》，光绪十三年刻本，第8页。
[44]张履祥：《与许祥伯》，《杨园先生全集》卷9，第267页。
[45]张履祥：《答吴仲木八》，《杨园先生全集》卷3，第52页。
[46]张履祥：《与朱韫斯二》，《杨园先生全集》卷7，第191页。
[47]张履祥：《与孙商声》，《杨园先生全集》卷8，第243页。
[48]张履祥：《答吴仲木十六》，《杨园先生全集》卷3，第66—67页。
[49]张履祥：《答陆孝垂十九》，《杨园先生全集》卷6，第163页。
[50]张履祥：《答张岩贞三》，《杨园先生全集》卷8，第217页。
[51]张履祥：《答张佩葱一》，《杨园先生全集》卷11，第301—302页。
[52]张履祥：《和程巽隐先生惜日短诗》，《杨园先生全集》卷1，第6页。
[53]张履祥：《感遇二首》，《杨园先生全集》卷1，第10页。
[54]张履祥：《与何商隐四十四》，《杨园先生全集》卷5，第132页。
[55]张履祥：《答张佩葱三》，《杨园先生全集卷11》，第309页。
[56]张履祥：《备忘四》，《杨园先生全集》卷42，第1195页。
[57]张履祥：《备忘一》，《杨园先生全集》卷39，第1049页。
[58]张履祥：《初学备忘下》，《杨园先生全集》卷37，第1014页。
[59]张履祥：《备忘一》，《杨园先生全集》卷39，第1050页。
[60]张履祥：《备忘一》，《杨园先生全集》卷39，第1049—1050页。
[61]张履祥：《备忘一》，《杨园先生全集》卷39，第1057页。
[62]张履祥：《备忘三》，《杨园先生全集》卷42，第1142页。
[63]张履祥：《备忘一》，《杨园先生全集》卷39，第1077页。
[64]张履祥：《备忘二》，《杨园先生全集》卷40，第1112页。
[65]张履祥：《备忘一》，《杨园先生全集》卷39，第1054页。
[66]张履祥：《备忘三》，《杨园先生全集》卷42，第1149页。
[67]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杨园先生全集》附录，第1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