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临安

一

朱熹十多年来一直没走出过福建的山中，但并没有因埋头书斋而忘怀世事。李侗也不是一味死读书的腐儒，论学之余，他们也经常谈论朝廷时政。李侗摊开地图，师生的目光便齐聚在淮河彼岸的金朝，想象着北方百姓的苦难。他们也常谈论那个“中兴”的宋高宗，和被奸相秦桧杀害的岳飞。虽然秦桧已死，但是朝中又出了一个新的主和派汤思退，他打击主战派的狠劲儿一点也不亚于秦桧。当朝虽有一位著名的抗金领袖张浚，却备受压制。朱熹早知张浚的大名，因为刘子羽伯伯曾经做过张浚的幕僚，这位英雄的事迹，朱熹早已十分熟悉。朱熹心中早被父亲埋下了抗金的种子，而李先生的教导让这爱国的根苗越发茁壮。

“不共戴天，不共戴天！”李侗一字一顿地说了两遍：“你要把这四个字贴在头上，把金人之仇时刻记在心上！堂堂中国怎能没有英雄！”

李侗这话不假。就在去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起兵五十万，大举南下攻宋，被一位名叫虞允文的英雄率兵击败于采石矶。完颜亮也为其部下所杀。金兵北退了。那位号称“逃跑皇帝”的宋高宗现在虽然用不着逃跑了，可仍像怕老虎一样害怕金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退位，住进德寿宫养老，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昚，史称宋孝宗。孝宗登基时已三十六岁，他志向远大，对高宗的苟且度日一向不满。甫一即位，他就给岳飞平反昭雪，又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开始为北伐做准备；这年的六月，又下诏求直言。时任福建安抚使的汪应辰是朱熹的远房表叔，向吏部侍郎陈俊卿推荐了朱熹。朝中宰相陈康伯、凌景夏也都向皇帝说过：朱熹是民间的著名学者，见识超群，希望皇帝听听朱熹的高论。于是隆兴元年（1163）三月，朝廷下诏命朱熹北上入朝。

朱熹却有些畏缩了：虽然高宗已退，但事情并不乐观，孝宗刚即位就准备北伐，可朝廷里主和、主战派之间争执不休，如何会有胜算？现在形势不明就贸然入都，又有何益！他想先放慢脚步，了解一下朝廷的态势再进京不迟。

真让朱熹猜对了。就在当年的四月，宋孝宗力排众议，把顽固的主和派史浩逐出了朝廷，任命主战派领袖张浚为枢密使，五月就毅然派张浚率六万大军出征。但这次出征显然准备不足。张浚的两位先锋李显忠、邵宏渊闹了矛盾，尤其是那个不争气的邵宏渊，刚占了宿州，就以为金兵太好对付，进了城就开始喝酒玩乐，提前庆祝成功。没想到金帅纥石烈志宁很快反守为攻，李显忠拼命苦战，邵宏渊并不发一兵一卒支援。最终宿州被弃，符离被围，李、邵二人一败涂地，虽然他们两人都活着回来了，但是六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下可被主和派逮住了理。张浚被降职为江淮东路宣抚使，一大批主战派都迫于舆论压力，离开了朝廷，除了胡铨、陈康伯还坚持抗金外，其他的主战派都动摇了。显然，符离之败对皇帝的打击很大，他的热情开始冷却了。压垮他的复仇信念的还有太上皇。孝宗每天都要到太上皇的德寿宫中去问安，有一次跟太上皇说起收复中原的计划，高宗淡淡地说：“等我百年之后再谈这事，可好？”

孝宗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每次朝堂集议，他都要面对激烈的和战之辩，朝堂上的高声辩论久久回荡。尤其是主和派的宰相汤思退和主战派的胡铨，连续几次上朝都唇枪舌剑，争论不休，要不是他呵止，双方简直要挥拳相向了。孝宗一开始还端坐在龙椅上耐着性子听，没多久就头疼欲裂，只得宣布退朝。不过他知道：主和派占了绝对上风，他有些支撑不住了。

朱熹虽然不在朝中，可朝廷里发生的一切他都一清二楚。八月初的时候，他听说金国使者已经带来了议和书，条件十分苛刻：一、宋要向金称臣；二、宋要割让唐、邓、海、泗四州之地给金；三、宋要向金缴纳岁币；四、须遣还北方归附南宋的臣民。金已向宋朝皇帝下了最后通牒。朱熹简直要气炸了！正赶上这时朝廷要任汪应辰为敷文阁待制，汪应辰上奏说，愿意将这个职位让给朱熹。朝廷又催促朱熹入朝奏事，朱熹便不再推辞。他一定要试试，阻挡住这一股屈辱求和的逆流，哪怕螳臂当车，他也一定要给昏了头的新皇帝提个醒，让他知道战才能生存，和则是死路一条。

出发之前，他还将事先写好的三封奏札寄给老师李侗看。李侗回信说：“一定要详论复仇大义，切记！”朱熹遵照老师所说的，把论奏复仇大义的第二封奏札重又修改了一番，才于九月十八日，迎着秋天的冷风慷慨入都了。

等他到了临安，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和金人讲和的事，还听说朝廷派了一位名叫卢仲贤的使者去金朝谈判，临行前，孝宗嘱咐：决不可答应给金人四州，其他三项也要据理力争。可卢仲贤听了汤思退的指使，又受到金帅朴散忠义的惊吓，一见面就把和约的四项条件全部接受了。朱熹走到街上，听见人们的叹息和痛骂：“丧权辱国啊！这罪该万死的卢仲贤！”

隆兴二年（1164）的一月六日，朱熹入对。孝宗在垂拱殿面见了朱熹。这是接见文武百官议事的外朝正殿，并不算宏大，但清净又不失威严。

朱熹施礼后暗暗打量了一下孝宗，见他坐在龙椅上，神情庄重，又有些憔悴。孝宗见朱熹温醇儒雅，举止从容，知道是位饱学之士，先有了几分好感。他缓缓地说：“多次听臣僚提起你。听说你尊奉《大学》的格致诚正之学，对帝王之道也有独到的见解，今日朕想听听高论。”

朱熹展开奏札：“陛下，臣的学问以《大学》一书为根本，而《大学》以修身为本，自天子至于百姓，其立身处世，皆应该从修身开始啊。修身并不是空泛的道理，应该从格物致知入手。格物致知也并不玄妙，也就是要从寻常事物、日常活动中探寻道理，一一明白于心——这是‘随事观理’。将此道理运用到天下事务当中去，当为则必为，不当为则必止，就能一切措置适当——这是‘即理应事’。如能做到这两条，治国平天下没有不成功的。可是秦汉以来的学者花了大力气专门研究字词的训诂，唐代以来学者们又好钻研佛教、道教的学问，太玄虚而不切实际。这两种学问或者太高，或者太低，共同的毛病都是脱离了实际。陛下您为人勤俭，清心寡欲，天下无人不知，可您君临天下以来，治国并没有明显成效。大概是陛下受字词训诂和佛道玄学的影响太多，而不能随事观理、即理应事的缘故啊。”

孝宗听了，并没有恼怒，而是神情泰然，说：“你接着说下去。”

朱熹展开第二份札子：“陛下，我要说的第二个是国家存亡大计。如今人们所论不外乎战、守、和三种。战为进取，而不可冒进；守可以自保，但难于持久；唯独讲和，最为下策！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既然生而为人，定要遵守仁义之道。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我们和金人的君父之仇，真是不共戴天啊！与敌人讲和，天理难容！这样敌人的气焰会更加嚣张，人心会逐渐离散，届时国将不国了！看看徽宗时代吧，不也和金人讲和吗？结果如何呢？望陛下莫忘复仇雪耻啊！”

孝宗听完，心里咯噔了一下子，脸色也变了。朱熹这番话就像刀子，字字扎在心上。

“陛下，”朱熹似乎有些激动，接着展开第三份奏札：“从历史上看，国运衰而复兴者并不在少数。大概说来，君主忧勤则国兴，逸乐则国衰。

西周的盛衰、中兴不就是如此吗？军事固然欲其强盛，而根本在于德业；边境固然欲其稳固，而根本在于朝廷；兵粮固然欲其丰足，而根本在于纪纲。而从我朝现状来看，德业还不算修，朝廷还不算正，纪纲还不算立。这是下臣我所忧虑的啊。所以请陛下勇于纳谏，屏斥小人，远离谗佞，这才是安邦立国之本啊。”

孝宗听完，面色凝重，颇有些不快。他很少听到这么犀利的奏对。许久，才说了一句：

“你且出去候命吧。”

朱熹退了出来。孝宗表情的微妙变化他察觉到了。他从皇帝的语气中听到了冷漠和抵触。他对孝宗的了解虽少，但眼前的皇帝显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一腔热血、从谏如流的君王形象。他不知道，此时的孝宗像个钟摆一样，在和与战之间晃来晃去。这个钟摆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那就是太上皇赵构。孝宗想拒绝和约，与敌人再战，高宗就把他扭到相反的方向。

第二天，朱熹的除任令下来了，朝廷任命他为武学博士，而且他还要待次，也就是在家候阙。这简直莫名其妙！自己一个学者，如何去担任“精通兵书、弓马、武术”的武学博士！朱熹摇摇头，叹了口气，他心里凉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