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考中进士后两年，朱熹又顺利地通过了铨试（吏部主持的考试），被任命为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不过，喜讯之后却又传来噩耗，道谦老师也去世了，朱熹的学问之路又一次失去了向导。他于是陷入了一种不知所从的迷惑。他在迷惑中又埋头读书、多方求索，就这样又过了一年，次年（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才赴同安任。这年他二十四岁。赴任途中，经过南剑州的延平。朱熹突然想到：父亲临终前说过，这里有一位李侗先生，是一位学问高明的“醇儒”。朱熹小时候也曾经见过李侗，但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印象已然很淡。今天经过，不能不见。

终于，朱熹在剑浦城南的樟林中找到了李侗的家。他的书斋有些清冷，飘着淡淡的茶香。李侗目光温和，话语并不多，却平和亲切。整个人就像沉静的海一样，微波下藏着深邃的力量。

简单的寒暄之后，李侗得知老友朱松已逝，不禁洒了一番热泪。好半天眼圈还是红红的。朱熹了解到李先生为人淡泊，一直不愿意出仕，在建州剑浦的山中已经生活了四十年。

当得知朱熹师从三先生后，李侗点了点头，说：

“刘、胡三先生也都是我的朋友，你且说说，在他们那里都学到了些什么。”

朱熹把三先生教授的《论》《孟》之学，以及二程理学说了一番，后来又把道谦传授给他的佛学道理大谈了一番，口头讲着，心里也有几分得意。他见李侗一开始认真地听着，微微点头。可听朱熹说起道谦的时候却皱起眉来，摇头说：“唉，儒佛怎可混为一谈？只是笼统，只是含糊。”

这话像给朱熹当头浇了一瓢凉水。朱熹陡然一惊。

李侗接着说：“你光顾着理会那些玄虚的道理，眼下事你又能理会得多少？不要好高骛远，要踏实务本，从寻常日用入手才更要紧。有机会你再下功夫读读《论语》吧！”

朱熹有些不服气：“晚辈早已熟读过《论语》。那《论语》的精义和禅理有何不同，请您明示。”

李侗摇摇头，说：“学问须入正路，你先找对了路再说吧。此后你如果想来，可以随时来找我。”

朱熹有些不快，心想：这位李先生不过是故作高深，说不定他根本就不懂禅。朱熹也不想多谈，便同李侗告别了。不过，他胸中的这丝不悦很快就被一腔豪情驱散了。这种豪情除了初出茅庐就要造福一方的志向，还有兼通儒佛的学问宏愿。于是他带着这样的豪情南下了。

绍兴二十三年七月，朱熹抵达同安。这是一座小城，为泉州的属县，号称“泉南佛国”。这里僧寺如云，钟磬远扬，空气中处处弥漫着香火气——那是从附近的梵天寺飘过来的，那是隋唐时期创建的佛刹，建有七十二庵，是他和几位好佛的朋友经常集会的地方。几十里外的泉州佛禅之风更盛，那里有唐代垂拱年间创建的开元寺，朱熹也曾多次光顾，并结交了许多禅僧，与他们交流佛法。

朱熹白天在同安县廨中埋头处理政务，到了晚上就在供他休息的西斋中发愤读书，天天如此，始终不倦。他觉得，读书能让他从烦冗的政务中暂时解脱，做一个思接千载、神交古人的高士。因此，他干脆把西斋改名为“高士轩”。他在轩中读儒家的书，也读佛经，而读得最多的就是《论语》。孔子的话平易隽永，又启人思智，渐渐地，他觉得这本书比佛书更亲切，能把他从佛禅的云雾中拉到地面上来，甚至成了他在同安为官处事的指南了。

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天，朱熹出差到了泉州的德化，住在剧头铺寺中。初春的寒夜里，他拥着被子，凑近如豆的灯光，继续读《论语》，读到如下一段：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和子夏辩论“洒扫应对”的事，子游认为学问应该探究根本道理，而不要像子夏的学生那样在洒扫应对的末节上浪费太多时间。但子夏却认为学问需要循序渐进，应先教以小事，后教以大道，圣人教学也不过如此。可谁说得对呢？似乎子夏正确，但学问务本不对么？他躺在微暖的被子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时，窗外传来一声杜鹃的叫声。一刹那朱熹似乎福至心灵，他突然想到：程颢曾说过“理无小大”，洒扫、应对、进退等，事情虽小，可“理”并没有大小啊。他又想到：李侗先生说学问应从日常入手，洒扫、应对皆不可废，不就是《论语》的精神吗？他霍地坐起来，把那段文字又反复读了几遍，像大梦初醒，就再睡不着了。李侗严厉的眼光又浮现出来。他想：李先生一定会教给我大的道理。我必须再去找他！

不过，和李先生毕竟五年未见了。为避免冒失，他先给李侗写去了一封信，述说自己学习儒家经典的心得，信里已没有一丝禅意。不久后他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

得知你为学的近况，足见近来笃志好学，甚慰甚慰！但需要常存此心，不要为外事所乱，繁杂和非分的念头就自然没有了。孟子认为，若能保持夜晚的清明之气，也便能葆有先天的良心。希望能够好好玩味。如此存养，才能修炼好自己的身心。希望与你共勉。

朱熹反复阅读了几遍，他觉得还要再读《论语》《孟子》才行。这次，他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把《论语》《孟子》分别作了注解，还找来了谢良佐的《论语解》作为参照。谢良佐是程颐、程颢的著名弟子，喜欢讲静中修养，说“近道莫如静”，也讲“就事上做工夫”，这和李先生很像。朱熹把他的书读了至少四遍，且用各色笔标抹，使那书看起来五色琳琅。下了这番功夫后，他发觉自己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时间到了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朱熹的同安主簿任期已满，二十九岁的他离开任职五年的同安，徒步往延平去见李侗，他坚信那位前辈会指给他学问的正路。走了许多天，他终于又一次敲开李侗家的门。

李先生没有丝毫惊讶，他显然满心欢喜，笑着说：“你确实是乐善好学之人。既然不忙，你且留下来吧。我也想和你好好谈谈。”

李侗说：“儒家学问广大浩博，关键是‘理一分殊’四个字。这话伊川先生（程颐）早就指出了。意思是说：世间只有一个总道理，具体到天下万物，又各有其道理，千差万别。佛教只讲一个道理，不讲分殊。他们认为世间万事皆空幻，不须管他。从根本上就错了。

“之所以多次让你读《论语》，是因为里面讲了这个道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正是‘理一’。《论语》里面讲的君臣、父母、朋友之道，以及言语行为、进退礼仪，强调的乃是‘分殊’。和‘理一’相比，‘分殊’更为基本和要紧。学者可以随事以观理，时时可以学，事事可以学，从不脱离实际，最终必然能够达到对‘一理’的融会贯通。

“因此学问贵在积累，研究学问贵在循序渐进，反复考究，钻研透了再去研究另一件。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贪多，只要坚持，总会对天下的道理融会贯通，就像春冰融化，就像盐溶于水，来得没有痕迹。

“所以，无论研究学问还是处事，都要需要专心一意，把心管好。心不在焉乃是学问的大忌。只有‘静’才能收住心。《中庸》说的‘未发’即是‘静’的状态。学者要善于观‘未发时的气象’。

“所以，为学不但要从分殊处用功，也要从静处用功。”

这些话在朱熹听来，可谓振聋发聩。他后悔自己五年前没有听到这番议论，就自命不凡地离开了。如今可不能失去这个好机会。他每天向李先生请教、交流心得，两个月后才又返回崇安五夫里，一面奉养自己的老母，一面建家塾，开始授徒讲学。期间，他和李先生频繁通信，虚心请教，李侗也把儒学的要旨和解答逐一写到信中。几年下来，往返问学的信札也已厚厚一沓了。李侗为朱熹的颖悟和进步感到惊喜，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既是弟子，也是自己论学的朋友，而且如今他脱胎换骨，学问已没有一点佛禅气。

朱熹也开始明白：学问可不是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似差不多的表述，内里却有着天壤之别。自己以前总是认为儒佛殊途同归，甚至以兼通儒佛而洋洋自得，现在想来真是荒唐，佛学的自心清净、一了百了，和儒学的经世济民显然针锋相对。儒学的“一理”和“万殊”，构成一个坚实的塔形结构，学者的为学路径也如登塔般笃实可循。自己以前好佛，好高骛远，希望“一朝悟罢正法眼”，实在是空中楼阁般的学问。

朱熹从此幡然醒悟佛禅思想的虚无，开始弃佛归儒。他感到庆幸，因为在困惑时遇到了能为自己指点迷津的人。他又想起德化那晚的杜鹃声，似乎是冥冥中对自己的提醒。他也早已懂得：考试、当官与真正的学问无关，读经、背诵也只是表面功夫，世间还有大学问等待他用一生探索。原来他所热衷的诗文写作也被渐渐冷落，他一心投入到理学问题的思考上来。

不过，对于李先生所说，他并不能完全领悟：又要静坐观心，又要眼睛向外，逐一研究事事物物的道理，内外之间如何统一，他仍旧有些无所适从。他也试着像老师那样静坐观心，想悟到些什么“理”，但都是徒劳。因此，朱熹仍旧有些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