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新视角下的新收获
（代序）

袁静芳

乐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社会群体，“专业贱民（罪民）乐人”是对这一群体概括性的定位，他们是中国封建社会礼乐制度的主要参订者和实施者，也是中国历史上多种音乐形态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在教坊筵宴俗乐中他们也是主体。乐户自北魏时起被列入另册的户籍制度延续了千百年，直至清代雍正年间被禁除，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以上的制度，必然形成体系化，其遗产也是相当丰厚的。认识到这一点，则可能将以往在不同层面研讨的问题统一到制度的层面来重新释解、重新认识。本书的意义在于对中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统一到制度的层面从整体上加以考量。

项阳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我建议他以山西为基地，以乐户后人的文化遗存作为切入点，努力发掘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被忽视和遗忘的东西，将课题做深做透。他多次赴山西进行实地考察，几乎走遍了山西省的全部县市，获得了极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他运用历史文献与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民族音乐学、民俗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念与方法，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广泛、最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在山西乐户的研究领域内，获得多项突破性的认识与理论研究成果，对当今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往我们对乐户这一群体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说起乐户、乐籍制度以及乐籍文化，许多圈内的学者也不甚了了。项阳从实地调查中敏感地注意到乐户后人承载着深厚的传统音乐文化，结合对文献的梳理和田野作业，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要关注的层面相当多，我们以往过多强调对音乐形态自身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音乐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项阳将本课题定位在“以制度与乐人及音乐本体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讨”，正如答辩委员会决议书中所指出的，这种研究方法尤为可取。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这是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新突破。俗语云：正确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突破口选准了，学问做扎实了，也便有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项阳的硕士研究生阶段是在厦门大学度过的，在那里他选修了多种人文学科的课程，综合大学的学科优势对知识结构的调整很有助益，他对学术研究是比较执著和努力的。为了《山西乐户研究》这个课题，他先后查阅了古代、近代文献以及学术期刊近300种，做了4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田野考察也做得扎实深入，这反映出他的学术积累和工作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开展的十大集成志书工程，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一次大检阅。在幅员辽阔、文化传统积淀厚重的中国，如果不是有着统一的规划，动用集体的力量，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是很难想象的，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所有这些，都带有抢救的性质与意味。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将这些资料保存下来，若干年后则很难看清楚中国的音乐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集成工程”已进入丰收的高峰期，这些依然在民间有着广泛遗存和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信息内涵丰富，集成志书所提供的脉络线索，促使我们对许多问题开始重新认识。与传统音乐文化相关的有民歌、器乐、戏曲、舞蹈等多种，视野的拓展使得我们以往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认识渐趋系统化、整体化。对乐户和乐籍制度的关注，是集成工程开展以来的巨大收获。山西的音乐工作者在普查中从民间艺人手中征集到许多珍贵的资料，并已经有相关的成果问世，这对认识和研究乐籍文化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正是对这些材料的整理归纳，乐籍制度的概念才逐渐显现出来，这是由量到质的转化过程。乐籍制度影响了封建中国千百年，并非仅限于山西，我们相信在“集成志书”为研究者所提供的翔实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封建社会乐籍制度的研究，定能够有更大的收获。

历史上，乐籍涵盖了宫廷、各级地方官府、军旅，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包括了寺庙中的乐人。正是乐籍制度的存在，才使得以上这多层面的乐人在音乐文化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绝非仅仅是山西有乐户。只是山西在现阶段乐户后人相对集中，所承载的与乐籍制度文化遗存相对完整、丰富。对乐户、乐籍制度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项阳的论著在为大家提供了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新视角的同时，也为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当大家对乐籍制度有了较为充分认识的时候，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研究的行列中来，根据各自的专业方向，对乐籍制度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的研讨，从而使得我们对传统音乐文化有更为明晰的认识。我同意答辩委员们的评价，他的论文具有较好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较强的学术敏感性，其论点和论证过程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这来自于他的学术积累。由此也显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学界的新发展，当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硕士、博士形成群体优势的时候，也正是中国音乐学的研究迈向更深层次的新起点。还要看到，音乐学是一门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学科，在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中，有淡泊名利、潜心研修学术的一群，这也正是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希望所在。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和秘书长徐天进先生决定以中心的名义资助本书的出版。作为项阳的论文指导教师，我在此谨致以衷心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