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攻袭海盗巢穴

在海上猎捕海盗是个不小的挑战：海盗的数量总是比海盗猎人多。另外，海盗的主要据点数量有限——海盗们在这些据点里享受“快乐生活”，还可以销赃，补充饮食和武器、弹药，以及修补船只。因此，打击海盗的合理做法是攻打他们的巢穴，而不是猎杀单只海盗船——只要海盗猎人的实力强大到足以做到这一点，并且海盗造成的危害足够严重，这样昂贵的冒险才是值得的。在很多情况下，例如海盗据点位于敌人的势力范围之内，那么想要攻打它，就需要跟其他有同样想法的国家联合起来，才有机会成功。

罗马帝国和早期的拜占庭帝国手里都握着这样的好牌：它们有能力控制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但在7世纪后半叶阿拉伯帝国崛起后，这种情况便不复存在了，政治控制力不断受到挑战。这就意味着，想要端掉海盗的巢穴或真正的大型避风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后者需要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通常要动用数百艘舰船和数万名士兵。比如说，1249年，时值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一支基督徒舰队短暂控制了埃及城市杜姆亚特（Damietta），这是撒拉森海盗的大本营。一支小型舰队奉命外出侦察敌军实力，结果与敌军遭遇，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此打响。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回忆道：

于是，我们向他们猛力发射箭矢和石头……我们还把装满石灰的小瓶子……扔向敌人。我们的箭矢射穿了那些海盗的身躯……而石头把他们砸成肉泥，石灰则从破碎的瓶子里扬了出来，弄瞎了他们的眼睛。【119】

敌人的很多舰船沉没了，数百名撒拉森人战死。城市很快被攻占，但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年后，作为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赎金的一部分，杜姆亚特被归还给了埃及马穆鲁克。路易九世在曼苏拉（Al Mansurah）战败被俘，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军队全军覆没。不消说，杜姆亚特很快便再次成了海盗和私掠海盗的主要据点。

奥斯曼帝国也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并借此明白了想要攻破私掠海盗或海盗的重要据点有多么困难。他们的麻烦来自罗得岛（Rhodes），这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海岸外的岛屿，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但实际上从1309年8月15日开始，罗得岛便落到了十字军组织医院骑士团手中。医院骑士团是伊斯兰世界的死敌，他们在大约20年前被逐出了圣地。【120】罗得岛居民“给他们的新统治者提供上好的船只和优秀的水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医院骑士团开始了他们的海上十字军之旅，很快就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私掠海盗团体。【121】医院骑士团的海上巡航，或者说“行商”（caravan），不光对于穆斯林商船来说是个坏消息，他们持续不断的劫掠“被看作是对基督教世界和土耳其人之间尚存的脆弱和平条约的威胁”【122】。在1437年和1454年，医院骑士团大团长两度承诺要将罗得岛一带的私掠海盗和海盗驱逐出去，但这诺言从未实现。于是，奥斯曼帝国决定用武力拔除这一“肉中芒刺”。【123】

第一次对罗得岛堡垒的强攻发生在1480年5月23日到8月17日之间。尽管奥斯曼拥有约7万名士兵和160艘舰船，远超骑士团的300名骑士、300名士官和3000—4000名士兵，但是入侵者仍然遭到顽强抵抗，不得不撤退。防备严密的守军只损失了几十人，而奥斯曼帝国有9000名士兵阵亡、1.5万人受伤。四十年后，1522年6月24日，奥斯曼帝国卷土重来——这次他们的军力更加强大，达到20万人。他们仍然没能轻松获胜，围城六个多月之后，人数远远处于劣势的骑士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终于投降了。由于守军在这场艰苦围城中的英勇表现，苏丹苏莱曼一世允许幸存的骑士团成员和5000名当地居民自由离开——这是非常慷慨的姿态，因为苏丹的军队这次也受到了重创。【124】但这并不是医院骑士团的终局：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将马耳他岛交给他们统治。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马耳他岛迅速发展成为比罗得岛还要易守难攻的海盗据点。【125】

在北方水域，1395年签订的法尔斯特布和约结束了波罗的海的战争，但没有结束海运受到的威胁：粮食兄弟会还在袭扰海上运输。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私掠者了，而是纯粹的海盗。不过他们仍然可以从波罗的海的个别区域得到支持：政治分化，以及王国、公国和港口城市之间持续的敌意，为海盗们提供了现成的避风港。更糟糕的是，就在战争结束之前，粮食兄弟会占据了哥得兰岛，包括城市维斯比（Visby），并将其变成了他们的据点。【126】1398年初，在与汉萨同盟进行了一系列毫无成果的谈判后，普鲁士决定有所动作。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康拉德·冯·荣金根（Konrad von Jungingen）调集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包括84艘舰船、5000名士兵、400匹马和50位条顿骑士。这支军队在3月21日成功登上哥得兰岛；在摧毁三座海盗城堡之后，他们包围了维斯比，守军很快投降了。【127】这座岛屿虽然不再是海盗据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兄弟会就此覆灭，不过他们已经元气大伤。在吕贝克外交使团的协助下，普鲁士依靠外交手腕逐渐扭转了局势：一个接一个的港口、国家和君主倒向了普鲁士。曾经无比强盛的粮食兄弟会，其规模已经锐减到400人左右。残余的粮食兄弟会成员还想做最后一搏，寻求一位赞助人来帮助他们东山再起。但是，当潜在的支持者斯德丁（Stettin，今波兰什切青）的贝尔宁公爵（Duke Bernim）稍微表露出一点兴趣时，汉萨同盟便迅速集结起一支舰队，封锁了斯德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在失去了波罗的海全部据点之后，粮食兄弟会只能退往北海。他们最初从弗里斯兰酋长们那里获得了支持，但是汉萨同盟在1400年发起的几次远征也将这些支持终结了。于是，粮食兄弟会——或者说均分者，这是他们后来的自称——很快便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在东方，也有类似的臭名昭著的海盗巢穴，是那些依赖于海上运输的沿海国家的“肉中芒刺”。其中最难以攻克的就是对马岛（Tsushima），这座岛屿卡在120海里宽的朝鲜海峡中间。朝鲜海峡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开，同时又将日本海和东海连接起来。谁控制了对马岛，谁就实际上钳制住了来往朝鲜海峡以及海峡沿岸的海上交通。以14世纪为例，日本海盗以此为据点，持续侵扰朝鲜沿海居民点。1389年，朝鲜国王李成桂[51]派出了一支以战船为主的强大舰队，对该岛实施打击报复。300艘倭寇舰船和数百栋房屋被付之一炬，并解救了10名朝鲜俘虏。【128】海盗们藏匿了起来，但是朝鲜王廷一旦把注意力从海上移开，他们便立即重新走上劫掠的老路。这些海盗后由日本大名宗氏领导，他们再次以对马岛为据点开展海盗活动，逐渐成为朝鲜的心腹大患。1419年6月19日，李氏朝鲜国王世宗派出一支包括200艘战船和1.7万名士兵的舰队，一举捣毁了臭名远扬的对马岛海盗据点，并占领了该岛。【129】

这次行动——在朝鲜历史上称作“己亥东征”（Gihae Eastern Expedition），日本史书则称其为“应永外寇”（õei Invasion）——最初是成功的。由于大多数海盗船都在海上，朝鲜人很轻易地占领了对马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135名海盗被杀或被俘、129艘舰船被烧毁、约2000栋房屋被毁坏。此外，还有131名俘虏和21名奴隶被释放。战争进入第四个星期，就在战事看起来即将结束时，朝鲜军队在一场遭遇战中被日本军队伏击，后者的指挥官是对马岛的实际统治者、海盗首领宗贞盛，这场战役被称为糠岳之战（battle of Nukadake）。在这场短暂但惨烈的战斗中，朝鲜人损失了150人，他们决定及时止损。与宗氏达成协议后，朝鲜人于1419年7月3日撤离对马岛，他们很可能相信了宗贞盛的说辞——他说一场超强台风就要到来。【130】在短暂的平静之后，海盗袭击再起波澜。最终，消灭海盗活动靠的不是军事征服，而是外交手段。1443年，李氏朝鲜赐予宗氏大量的贸易特权，并“达成协定，他们将努力清除海盗活动，制止在朝鲜港口贸易的日本船只使用伪造的文件或仿制的印章”【131】。允许宗氏依靠合法贸易手段聚拢财富，同时让他们负责朝鲜和日本之间海域的维和工作，以根除海盗活动和非法走私，这确实是长久之计。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海盗活动不仅与浪漫主义和冒险活动有关，还与贪婪和怨愤有关，再混杂着一定程度的信条或宗教。本质上说，个人走上海盗这条路，其实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考量的因素包括当前的生活条件、海盗活动的预期回报以及摆脱海盗的可能性等。在这个过程中，腐败的官员、“不多管闲事”的港口和默许海盗行为的政府形成的社会认同或者说有利环境，肯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个人或者整个群体选择成为海盗的过程中，宗教信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这是上帝（或安拉）的旨意，那么下海做一名海上十字军战士或者圣战战士就不是一项罪行，而是神圣的职责；于是，掠得的战利品也就可以看作是上帝对海盗以武力展示出的虔诚的奖赏——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死敌，医院骑士团在这一方面就是个绝佳的例子。这条理由让私掠海盗活动存在了数个世纪，尽管真正的宗教狂热在这段时期内，似乎有所起伏。

还有一点也很明显：海盗活动并不是像小说和电影里经常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发生在海上的船与船之间的交火。就像维京人和倭寇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大规模袭掠过程中，可能会有数十艘舰船和成百上千名海盗对沿海村庄和城镇发动攻击。这种事情才是所有海盗袭击中最暴力、最残忍的：在彻底的奸淫掳掠过程中，海盗们享受着“滥杀无辜和肆意抢掠的狂欢”【132】，居民点被洗劫、掠夺、烧毁，大批居民被残忍地杀害，幸存者则被掳走为奴。想要制止这种大规模袭掠，靠的是受害国的资源和决心——出于各种原因，这两个条件经常会欠缺。内战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权力分散在几个较小的公国手中，如果它们联合起来，便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大多数时候，由于没有海军，小国只能采取被动的防御措施，而没有能力主动出击。当受害的国家既有能力组织起足够的海军，又有拔除海盗据点的政治意志，那么清剿海盗的行动便会在对海岸的猛攻和对要塞的两栖作战当中达到高潮。这一过程常常会导致沿海村落的大规模破坏，进攻方全然不顾其居民是否是海盗的同党，这跟海盗袭掠的典型模式完全相同，是一场“滥杀无辜和肆意抢掠的狂欢”。

最后，由于海盗活动产生的根源相同，逃不出艰苦的生活条件、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和局部战乱等范畴，因而海盗活动在上述三片海域（地中海、北方海域和东方海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都非常相似，尽管在这个时期三个海盗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彼此之间几乎相互隔绝。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有一些地中海私掠者，比如唐·佩罗·尼尼奥，偶尔也会离开他的主要活动范围，来到北海进行袭掠；而维京船队有时候也会离开北方，深入地中海兴风作浪。不过，所有海盗活动的可能形式都是分别从各自海域独立发展出来的，无论是临时起意的兼职海盗（他们平常维持着捕鱼一类的营生，偶尔会袭击那些比自己的船只更弱的船），还是有组织的海盗舰队（比如地中海的撒拉森人、北方的维京人和东方的倭寇）。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说海盗活动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但它确实是起源于多个地区的。在讨论下一个时代，即1500—1914年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在这一时期，我们会看到海盗活动——特别是西方的海盗活动——蔓延到了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