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童书出版业回溯

俗话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童书出版则承载着儿童教育的部分功能，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师曾志在《现代出版学》中对“出版”的定义是“将文字、图画、声音、图像、数字或符号等信息知识记录在一定介质上，并进行复制、向公众传播的行为”，中国童书出版历经百年沧桑风雨，在新时期焕发着强大生命力，而回溯其发展的过程，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中国童书出版的发展脉络和发展逻辑，为中国童书出版史的建构提供可供参考的现实材料。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新的社会思潮涌动，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现代童书出版出现萌芽，一大批有为之士投入童书出版事业中，以期重新塑造国民性，观照祖国未来。囿于当时国情孱弱、民智未开的社会现状和经济水平的低下，童书出版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举步维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经历了重大变革，给文化事业的繁荣带来了契机，也为中国童书出版业带来了发展的春天。在百废待兴的大环境下，20世纪50年代我国先后成立了两家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促成了新中国童书出版的新格局，在随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童书出版业进入了暂时的低潮期，但仍然继续为中国少儿的教育养成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1978年以来，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童书出版业也再次迎来了新纪元，进入飞速发展的新时期。20世纪末，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加之国际环境的好转，中国的童书出版行业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演变。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中国的童书出版更是乘着发展的春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几十年沧桑巨变，中国童书出版业的发展也是对新中国文化变迁的伟大印证。

一 中国现代童书出版的萌芽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伟大的文学功绩便是肯定了文学的启蒙意义，看到了其在塑造国民性进程中的强大生命力。新文学的先驱们以文学为旗帜，揭露社会现实，以引起国人的觉醒。同时他们主张重新发现儿童，树立儿童本位观，以塑造新儿童而达成培养崇尚民主、科学的社会建设者之目的，鲁迅、茅盾等作家先后投身于儿童文学创作，对儿童群体的健康成长赋予深刻观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补充内容，五四时期的童书出版推动了中国对于儿童教育的认知，意味着中国对于新生命的思考有了一个更积极的视角，从这个维度讲，五四时期的童书出版，无论是对于国民思想的开蒙，还是国民阅读文化的重新建构，都是功勋卓著的。

中国的童书出版在五四时期具备鲜明的特点。一方面，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自觉而非商业利益行为，非功利性的特点非常显著。当时的国情是社会积弱贫困，列强虎视眈眈，国民文化素质整体偏低，在一大批仁人志士的身体力行下，才开创了中国童书出版的新纪元。当时的童书出版多是民间行为，官方力量并没有多加参与，这种文化自觉性反映出当时的文化圈更多地将童书出版视为救国图存、保国保种的自救手段，童书出版发展的内因是基于民族生存的压力，而不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基于这种特点，中国童书出版在当时肩负着社会责任，有着社会公益的色彩。正是由于当时的童书出版完全依靠出版人去争取市场和读者，囿于社会购买力的整体低下和对儿童地位的认知局限，才导致出版市场狭小，生存艰难。但我们无法忽视当时的童书出版行业所作的历史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童书出版这种非功利性的色彩与五四时期救亡运动的兴起是紧密相连的，五四运动的旗帜是“民主”和“科学”，它致力于破除旧思想给人的桎梏，主张用新视角、新思维重新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应该看到，在五四运动前的儿童文学，对儿童的个体价值缺乏认识，也没有深刻审视儿童阶段身心发展的独特性，在这种思想下主导的儿童文学实践，便很难逃脱“儿童刊物成人化”的弊端。当时的儿童刊物如《儿童教育画》《中华童子界》虽开风气之先，却难以掌握儿童刊物的出版特点，以致刊物充斥着帝王将相的故事形象，有失儿童刊物的专业性。五四文化运动对旧思想进行深刻的否定，促使社会对“儿童”重新进行科学的认识，这种思维的转变也深刻影响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自然也促使了儿童文学出版出现新内容、新特点。例如五四运动之后，各大书局争相出版儿童文学丛书作品，如商务印书馆出版小学生文库500册、幼童文库200册；中华书局出版小朋友文库450册；大东书局出版新儿童基本文库340册[1]；等等，这种出版现象的发生反映出当时的出版单位已经形成了专为儿童创作或改编的出版意识。

另一方面，当时的出版从业者整体素质较高。简言之，这是当时的社会精英进行的一场救国尝试，是用文学这项工具着手进行国民性改造。大部分出版人不仅有专业的出版知识，本身也具备极强的儿童文学创作功底。这个群体能够深刻认识到儿童群体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能够付诸行动投身文学创作实践。例如郑振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认识到中国社会没有一本专门的儿童刊物，他便着手出版《儿童世界》这一刊物。1922年，他主编的《儿童世界》在上海问世。这本刊物是当时第一本真正尊重儿童心理和阅读习惯的刊物，它图文并茂，编排合理，还运用了当时少见的彩色封面，并精心挑选儿童故事，郑振铎不仅负责刊物的编排出版，同时也积极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撰写的《小人国》《花架之下》都尤其精彩。以《儿童世界》为文学阵地，一大批优秀作家如叶圣陶、许地山不断创作、译介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很快，《儿童世界》不仅在内地读者里深受欢迎，而且风靡中国港澳、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此外，当时的童书出版家多有新文化运动干将背景，本身对于文学的重要功用，对于当时社会的积弊都有独特认识，这种认识也指导了他们的童书出版实践。许多出版家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像叶圣陶，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也是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和出版家，在之后的儿童文学实践中，他不断加深了对儿童情感世界和思维特点的认知，不断掌握儿童教育的规律，更是成为儿童教育家。

五四时期的童书出版不仅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也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一方面是影响力有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未能以点带面，深入发散至全中国，在促成中国童书出版新格局方面作用有限，并且当时的童书出版始终未能获得官方认可，取得官方扶持，因此也限制了童书出版空间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是当时的童书出版形式有限，品类单一，主要集中在儿童文学作品类，以故事集、童话为主要形式，缺乏儿童科普、连环卡通、儿童百科等在国外风行已久的作品，不利于开拓读者群体。这与当时中国童书出版正处于萌芽期有很大原因，而国外此时童书出版的进程已逾百年。

今天我们肯定五四童书出版的历史地位更多的是强调它的启蒙意义和首创意义，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年代，它是一场致力于用儿童文学改变中国儿童的伟大文学实践。不可否认的是，它所进行的一系列出版实践活动告诉了后人一个朴素的真理：任何童书出版活动都应该是以儿童本位观为指导的文化实践活动，都不能忽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并且，不能一味追逐商业利益，应该认知到童书出版对于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从五四到今天，童书出版走过百年风雨，正是沿着五四文化先驱者开创的这条正确道路，才有了蓬勃发展的今天。

二 “十七年”间的中国童书出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府认识到出版行业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文化事业，也翻开了中国童书出版新的篇章。“十七年”（1949—1966）童书出版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童书出版实践，有着独特的历史印记和文化逻辑，给中国童书带来了新的出版内容、出版思想以及出版格局。

新政府深刻理解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话语逻辑，尝试执行“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一思想，深刻洞察文学与体制的对话特点、文学的政治功用等关键问题，从而指导新中国文学实践。在此期间的童书出版与新中国文学发展自然有一致性，也受到了新中国的热切关注和大力支持。1949年11月，新中国立即成立出版总署，统筹出版行业全局发展，展示了新中国重视文化出版的高效与决心。1952年12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是新中国第一家以孩童为受众的专业出版社。1956年，在北京由团中央创办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壮大了我国童书出版力量，形成了“南有上少，北有中少”的少儿出版新格局。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私营少儿出版社的改造工作也顺利完成，规范了童书出版的各种乱象，增加了新版再版的童书数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的童书出版环境是不容乐观的。1950年全国出版的少儿读物仅有466种，总印数573万册，其中种数的70%、印数的59%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全国有一亿多儿童，但人均书本持有量才0.06本，相当于十七个小孩才有一本少儿读物，“书荒”非常严重。到1965年，历经十多年的建设，全国累计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600余种，其中新版10700余种，总印数6.71亿册，总印张10.48亿张，新中国童书出版事业得到初步发展，广大少年儿童的“书荒”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发展特点来看，以1960年为分野，前后呈现出不一样的阶段特点。50年代新中国为童书出版提供了较好的出版环境，有国家层面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支持，有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以及全体从业者对童书出版的艺术追求和辛勤劳动，总体上看“50年代儿童文学的基本精神是健康的、向上的，50年代儿童文学的写作姿态是认真的、严肃的”[2]，代表着这一时期的童书出版的走向也是基本合理的。

进入1960年，随着日渐紧张的政治氛围，儿童文学脱离“儿童本位创作观”的倾向愈加明显，儿童文学创作“公式化”“扁平化”的弊端日益明显，大量的作品忽视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标准，充斥着单一的故事塑造和过多的政治说教，影响了童书出版的健康发展。1960年，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林枫向大会作了《大搞文化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报告，会议也特别强调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提到新的高度，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文化革命新高潮。童书出版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一些老艺术家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倾向，如茅盾就撰写长文《六零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呼吁尊重儿童的身心不同发展阶段来进行创作。

毫无疑问，“十七年”间的童书出版，承载了建构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部分功能，是新中国文化战线建设重要的一环，是革命时期文艺思想逻辑在童书出版业的延续，新中国将其纳入了革命建设的范畴，从国家层面进行扶持，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点，逐渐使中国童书出版体制化、成熟化，为改革开放后童书出版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当然，在这个进程中，童书出版不可避免地深受政治层面的影响，某些作品过多地强调政治目的，而忽略了艺术的审美性。

三 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童书出版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爆发，此后十年，一场由意识形态批判发展而来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在中国肆虐，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事业，在此期间童书出版基本也陷入了停滞状态。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中国在诸多领域“拨乱反正”，百业待兴，沉疴顿愈，中国童书出版行业迎来了复兴的契机。虽然“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事业带来的伤害，不仅是数量上，更是思想观念上的，但历史的书卷已经翻过这沉重的一页，童书出版的春天正缓缓到来。从改革开放到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的这二十多年时间，中国童书出版行业稳扎稳打，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不断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取得新突破。

1978年，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教育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各省市出版社代表及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童书出版业的明天。会议深刻指出了反革命集团对全国少儿出版事业带来的危害，旗帜鲜明地传达了中央对少儿出版的重视以及解除少儿出版桎梏的决心，各代表就如何为下一代出版更多优秀作品争相进言，讨论并修改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并在会上对今后出版工作的思路进行了商议。与会代表对当时少儿读物出版的现状普遍忧心忡忡，1978年全国仅有2家专业童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童书不足200种，全国仅有200位儿童文学编辑、20位左右专业儿童文学作家，中国的下一代面临着严重的“书荒”，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此次大会顺时而行，契合了创作界、出版界和全国读者的心愿，使得这次大会空前成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随后，国家进一步执行“拨乱反正”的方针，大刀阔斧地改革童书出版业弊端，1979年国家出版局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确立“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促进了地方专业出版社的诞生进程，童书出版的形势进一步好转。

到1985年，全国已经有25家专业童书出版社，形成了基本覆盖全国的出版格局，此外，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了总体提高的趋势。1978年全国仅出版少儿读物1062种，印数仅255万册，至1985年，全国全年共出版儿童读物4192种，印数917万册[3]。其中，《365夜》 《世界五千年》等科普作品累计发行超过百万册，填补了童书出版市场的空白，开拓了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表明了“去政治化”的出版诉求，中国童书出版事业开始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奋力开创新格局。

在经历了1978—1985年宝贵的八年恢复期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方针的确立，奠定了中国发展的新基调。1992年，党的十四大统一了认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目标，从思想上指明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开始了市场经济的伟大探索。经过十年的发展，到十六大召开时，我国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童书出版业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一是国家良好的经济形势和基于庞大人口基数的童书市场发展保障。国家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语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愈加深入人心，破除了计划经济带来的巨大弊端，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逐渐凸显。从1985年至2002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人口从10.5亿增长到12.8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意味着家长有更多的教育资金投入儿童教育之中，庞大的儿童人口基数也保障了童书出版的市场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少儿读物出版从1986年的3448种猛增到2002年的7393种。

机遇二是出版行业的学术性建设及人才培养工作也开始起步。1985年，北京成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致力于为出版管理机关、出版单位提供出版理论、出版政策、出版科学等方面的支持，普及出版政策、出版法规，总结出版经济规律、出版企业经营与管理经验。从1985年起，该研究所连续组织多届全国出版科学学术研究会，给全国的出版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此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出版研究会、出版学会等学术研究组织，出版行业的学术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此外，专业的出版学术期刊也开始公开发行，《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等刊物为广大出版行业者提供了理论交流平台。最后，国家的出版人才体系建设也逐渐健全，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出版专业教育，培养出版专业人才，从专科生到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梯次逐渐完善起来。

机遇三来自不断丰富的出版文化交流及合作形式。一是兼顾交流合作与书本销售的大型书展开始出现。1986年，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图书展览会，开风气之先，有300多家出版社参加，参展刊物达35000余种[4]。此外，较早的还有全国书市，后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1989年在北京召开，此后，分别在广州、成都、武汉、深圳、长沙等城市举办，至2019年已经举办了29届；国际上的出版文化交流也很快进行，1986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创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至2019年已举办了26届，它秉持着“把世界优秀图书引进中国，让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发展宗旨，以扩大中外合作出版和版权贸易、发展图书进出口贸易为经济诉求，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童书出版的发展建设。1978年以来，我国少儿出版界先后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伴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苏醒，一种强大的无形的调控力量也在深深影响着童书出版行业，这只“看不见的手”便是市场。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确立，意味着中国童书出版行业社会环境将急剧变化，市场意识导向下的出版文化日益解构着一贯的由政治力量助推的童书出版格局。不同于政令的威严决断，市场因素的力量是无形的，难以捉摸的，但一样也深远影响着商品化时代的童书出版。以市场为导向的行业意识逐渐苏醒，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童书写作的审美追求，市场与艺术、作者与读者，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在这个出版场域相互融合和碰撞，中国童书出版行业在这历史转型期进入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一个巨大的挑战来自行业自身观念转变不及时及应对转型的反馈滞后。对于刚刚结束“文革”语境的童书出版业，习惯了国家指令和官方扶持，必须得从以往的出版模式，即一门心思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过渡到一个要考虑艺术与市场、读者与接受等新命题的阶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的提出之后，童书出版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便是“利润”，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利润，成为关系到出版社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在纯粹的儿童文学出版和市场利益追求两者之间，出版社在追求一种平衡。但市场经济时代的力量是如此迅猛，快速、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思维和经济环境，对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保护的童书出版业来说，暴露出一些应对不及时的局限性。1993年，我国的出版社增长到540余家，出版品种达到10万种，相较1978年增长了85000种，但是出版实物量却没有显著提高，相较1984年的数据差别不大，分析原因，正如学者阎晓宏所说：“以扩大生产要素为主要手段来实现增长，这是比较典型的粗放型经营的特征。”[5]面对日益激烈的童书竞争，出版社虽然暴露出一些生产机制的粗放问题，但随着行业经验的不断累积，也顺利完成了童书出版的商业转型，稳步步入高速发展的新时期。

四 新时期背景下的童书出版

进入21世纪，以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为内部动因，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外部契机，中国童书出版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深化。

这个阶段的出版社体制改革，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重要契机。这个报告首次肯定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认可；随后，2003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出版业的改制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出版社逐渐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参与市场经营，国家同时支持出版社重组、兼并，以集团化企业参与对境外版权的竞争。这个阶段的出版社改制工作顺应了市场经济潮流，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使得出版社能够以更加完善的形态参与市场竞争。

外部因素中，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重要节点，开始了境外版权抢占国内市场的进程，国外资本争先进入中国市场，与本土出版社共同竞争。自那以后，国外优秀版权的强大竞争力便开始展露，直至今日，境外引进版权已经成为童书销售额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优秀版权的进入带给中国童书市场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童书出版市场的格局。

一方面，优秀版权的引进推动了国内童书市场火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具备商品属性和艺术属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作品的艺术属性能够贴合读者的审美习惯，获得受众的审美认可，自然会带动读者的购买行为，作品的商品属性也便实现了。以经典的境外作品《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为例，自该书中文版在中国销售以来，以耳目一新的巫师题材、神奇的艺术想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宣扬爱与救赎的思想内核，在21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哈利热”,“哈利·波特”系列引进中国至今，共销售了2000多万册，并直接导致魔幻题材类童书在中国市场掀起出版热潮。作为最成功的引进作品之一，哈利·波特故事书的流行促进了国内童书市场的火爆，影响了儿童阅读文化建构，带动了魔幻题材童书的拓展，从这一维度说，这些优秀的引进作品，对国内童书出版市场是有促进作用的。

另一方面，境外版权作品激发了国内出版社的危机意识和商机意识，强化了市场竞争。危机意识促使童书出版加快转变粗放发展模式的步伐，争创精品、优品，努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出版社不再盲目追求出版物数量，而是努力打造畅销书，树立品牌效应；此外，出版社迫于国外优秀版权的压力，也在积极打造本土优秀童书作品，积极扶持本土新锐儿童文学作家，此外，出版社迫于国外优秀版权的压力，也在积极打造本土优秀童书作品，积极扶持本土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如郑渊洁因为《皮皮鲁与鲁西西》《舒克贝塔传》等系列畅销书被称为“童话大王”；杨红樱创作的《淘气包马小跳》《女生日记》等文学作品使她拥有了许多“小樱桃”书迷的拥趸；曹文轩凭借《草房子》《青铜葵花》拿下了多个国内国际大奖，开始走进国际视野。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诸多知名作家及具有品牌效应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为后续中国童书出版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童书出版加速发展，无论是市场规模、码洋总额，还是出版读物的品种、数量，都展示了迅猛发展的势头。这十年，也是数字出版深刻影响童书出版的十年，大量数字少儿产品应运而生，以手机、平板、Kindle等为代表的数字阅读形式不断深入中国家庭，在这样的数字化环境中成长的少年儿童，培养出了新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文化。在这场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出版大变局中，出版社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丰富的数字出版产品以满足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

2010年被称为数字出版元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文件中，对数字出版作出如下定义：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数字出版从2012年开始运用到童书出版领域，短短几年，已经发展了诸多少儿数字产品，当前流行于市场的主要产品有少儿 App、少儿点读笔、少儿网络社区、少儿语音玩具、AR 图书等。数字出版不仅影响了受众的阅读文化建构，同时也对出版社的出版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受众角度来说，数字时代极大地改变了受众与读物的交互体验。阅读交互是指受众和作品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在数字出版的大背景下，交互式幼儿阅读日益成为一种深刻影响儿童阅读习惯的行为方式。交互式幼儿阅读基于开发儿童主动性的立场，重视儿童对文本、作品的体验，以科技手段提供文本对受众的多维展示，促使儿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强调幼儿对故事情节、结构与角色等因素的创造性把握，是一种流行于当下的深度阅读模式，也被广大家长接受。

相较之下，传统阅读在增强受众体验这一块还是有些许局限性，一方面在传统阅读中文本是被动的，文本能够被受众理解多少单纯是依靠受众的阅读方式和习惯，因此缺乏手段建立更多与受众的联系；另一方面，传统阅读构建的阅读世界是静态的、平面的，图文是主要表达手段，而在数字阅读中，依托科技手段，受众能够从阅读中感知到一个立体多维、色彩丰富、视觉冲击强烈的感官世界，这也符合儿童喜爱玩耍热闹的天性，能够吸引他们更加投入地进入阅读空间。

以近年来在各大购书平台热销的AR童书为例，它将实体图书与手机/平板等网络设备结合，受众下载与图书配套使用的App或者小程序，通过扫描图书，便能在手机等终端设备中感知到栩栩如生的立体图像。例如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动起来吧！宇宙旅行》这本 AR 童书中，它提供了7个 AR 增强现实体验，能够立体展示行星画面，还能模拟宇宙飞行，让儿童乐在其中。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AR 技术在科普类童书中运用得相当广泛，市场反馈也非常出色。

数字阅读是对传统阅读方式的一种反叛，也是业界认为是更贴近儿童阅读习性的一种阅读方式。当然，有一些学者也对儿童舍弃传统阅读方式提出一些反思，认为传统阅读注重培养的是儿童的深度阅读思维和沉静务实的性格，在培养儿童逻辑水平方面也能发挥强大作用，而数字阅读则是当下快节奏社会强加给儿童的阅读体验，阅读的碎片化、娱乐化都反映出当下阅读功利性的一面。这种反思不无道理，我们的家长在今后的教育中，比较合理的是以数字阅读为引导，让孩子爱上阅读世界，但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平衡时间，鼓励儿童接触纸质书，保持传统阅读，让两种阅读方式都能在儿童的性格养成中发挥作用。

从出版社角度，数字出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出版社的产品营销模式。传统童书一般以线下书店和线上第三方销售平台为主要销售平台，而数字出版内容特点非常鲜明，能够在虚拟环境中实现产品的多点销售，做到零库存积压、资金回笼快等特点。常见的少儿数字出版产品销售渠道有多种，例如出版社会通过自行搭建小程序或App平台来实现数字产品的销售。以人民出版社搭建的App“人民读书”为例，里面上架了诸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如果想要阅读里边的童书，可以选择以358元/年的价格订阅，就可以享受阅读这个App所有书籍的权益。这种销售线上数字图书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出版企业清理存库的压力，同时，这类销售平台能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出版企业的主要资金投入集中在前期平台的搭建上，一旦App成功运行，不需要实体书籍便能实现销售行为，后期的运行成本也非常低。此外，一些大型出版社还选择搭建大型网站来销售自家的衍生产品，例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就打造了一个大型网购平台：“红袋鼠亲子网”，可以购买该出版社出品的婴幼儿画报、儿童文学作品、点读笔、玩具、文具等。以上两种方式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少儿数字出版产品直销渠道，能够直接面对受众销售自家产品，树立出版社形象，增强社会知名度，受众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中间渠道购买产品，而是直接获取出版企业的产品，与出版社的互动更加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