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
(1290—1485)
拉尔夫·A. 格里菲思(Ralph A. Griffiths)
对当时的人们以及此后的众多历史学家来说，14世纪和15世纪似乎是一个危险、动荡和颓废的时代。英格兰的国内和国外战争(尤其是对苏格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代价更大，参战人数也是自维京时代以来最多的。在不列颠群岛内，尽管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英格兰人仍然对威尔士人不放心；以欧文·格兰道尔(Owain Glyndwr)叛乱(从1400年开始)为顶峰的起义此起彼伏，似乎既证明了这种不信任，也应验了威尔士要把英格兰人逐出去的预言。凯尔特人对英格兰人的偏见进一步加剧，充满了被征服者或被压迫者所具有的所有痛苦和怨恨。1442年，一位苏格兰人说：“英格兰人的暴政和残酷在全世界都是臭名昭著的，他们在与法国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邻近其他国家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把这些显露无遗。”15世纪初，饥荒、疾病和瘟疫(从1348年开始)让英格兰的人口可能锐减了一半，这严重扰乱了英格兰社会。接近15世纪末，法国政治家们对英国人废除和杀害他们国王和国王的子女的习惯(如1327年、1399年、1461年、1471年、1483年和1485年所发生的那样)表示不满，在西欧其他任何地方类似事件的发生都没有这样频繁。信仰上的不确定性和异端的传播，致使脾气暴躁的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博士(Dr. Thomas Gascoigne)认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教会已经腐朽，其主教们和神职人员也没有履行职责。一位颇受欢迎的诗人描述了1389年前后的情景，他认为这个看似腐朽的时代充分体现在奢华而不雅的服装上，如垫肩、紧身腰带、男士紧身裤和尖头皮鞋。
当然，依当时人的认识来评价那个时代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他们曾经历过特殊的紧张或动荡时期。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战争也可以有建设性的一面，也赋予英格兰人更加清晰的民族认同感；饥荒和疾病不一定完全摧毁社会，经济萎缩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萧条；异端的发展和对宗教机构的批评，可能会刺激人们的个人虔诚；与议会的演变一样，政治危机具有建设性的一面；最后，文学和艺术成就很少被民间骚乱或社会动荡所消灭。以20世纪后期的视角来看，中世纪后期是个动荡和复杂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以王室和内府为中心的国王和他的宫廷，是英国政府和政治的焦点，也是其支点。两者的核心是国王与其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男爵或权贵，还有那些经常渴望加入男爵行列的乡村骑士和乡绅、富有的商人、主教和有才气的教士，所有这些人都寻求王室给他们提供庇护、地位和晋升。成功的国王与所有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臣民建立和谐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治稳定、政府有效和国内和平。这不是简单或容易的任务。国王在其王国中至高无上的权威越来越得到强调，国王去世后王权要传给他的长子(从1216年)，同时通过国王的秘书和仆人组成的网络，扩张了王室的统治，这两条原则强化了王权，但是是以牺牲大地主的封建的、地方上的权利为代价的。然而，这种世袭君主制的原则，虽然降低了皇室亲属争夺王位的可能性，但却更有可能是让不合适的国王(由于他们的年轻、性格或无能)继承了王权。最重要的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持续战争，要求英格兰的国王要尽更重的义务。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开始，每个十年内都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岛内。中世纪后期的每一代英国人都知道战争的要求、压力和后果，而且比他们的祖先体会更深。
经历了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内战之后，英格兰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恢复了国内和平，国王和他的臣民也因此可以重新建立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适当地考虑到了双方的权利和愿望。新君主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精明强干、治国有方，决心强化他的君主权威。但他在岛内的所有领土上都不遗余力地主张自己的主权——即使是那些超越其王国边界的领土，于是开启了战火不断的时代。
在威尔士，他侵吞了最顽强、最独立的圭内斯王国；并且随着1282年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兹的去世，他成功地征服了威尔士(在经过200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后)。因此，爱德华一世扩大了其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的领土，形成了覆盖半个威尔士的公国；在1301年，这个公国被赐予国王的长子，使其成为英格兰出生的第一位威尔士亲王。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尽管代价高昂。战争所造成的物质破坏须得到弥补；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未来安全计划包括：建立十几个新的和重建五六个堡垒，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效忠国王的移民居住的、新的、带城墙的城镇；并为被征服的土地设计了一个常设政府。这个政府(在1284年的《罗德兰法令》中宣布成立)开始是一个军事机构，但很快通过英国创新和威尔士做法的巧妙结合，建立了和平与稳定。由于公平、怀柔、缓和而建立了稳固性，这是新总督与威尔士人之间关系的标志；1287年、1294至1295年和1316年的叛乱，并没有构成广泛或严重的威胁。然而，征服的代价是惊人的。英格兰的每个郡及其他地区都招募士兵和水手、建筑师、工匠和劳工，前往威尔士服役。仅在1277至1301年间(当时一名熟练的石匠每周收入不到2先令)就至少花费了75 000英镑建造城堡，而镇压1294至1295年那场反叛的成本约为55 000英镑。幸运的是，威尔士王室政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到了14世纪中叶，它为皇家财政带来了收入，同时威尔士的绅士阶层在与外来政权的合作中也逐渐富裕起来。
爱德华一世灭了卢埃林之后不久，就把目标转向依靠威尔士边区的领主(大多数都是英格兰权贵)，意图建立统治他们及其臣民的君主权威；他把威尔士教会和主教们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爱德华在征服的整个进程中，表现出了远远超出军事行动的想象力、决心以及对战略的把握。但是被征服者的教会和国家，被外国人的统治集团所统治——他们心中难以抹去痛苦的感受。如果英格兰人的统治充满压迫，如果稳定统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枯竭，或者本土和移民之间的关系恶化，都将会给英格兰带来严重问题，也会威胁到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殖民统治。
爱德华一世同样有意对苏格兰施加他高高在上的领导权威。这是一项异常野心勃勃的事业，因为苏格兰与威尔士不同，拥有自己的君主〔坎莫尔(Canmore)家族〕，而苏格兰人的独立情怀非常强烈，特别是在偏远的高地。但是，和威尔士的情况一样，1286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去世，4年后他的孙女兼继承人也去世了，这个时候爱德华看到了霸占苏格兰的机会。爱德华接受了苏格兰“王国守护者”的邀请前往解决苏格兰王权的继承问题，并利用这个“伟大的事业”(1291—1292)来确立自己为苏格兰的“领主”。苏格兰的抵抗和爱德华实现其主张的努力，开启了两国之间充满敌意的冷战时期，且一直持续到16世纪。苏格兰人寻求法国人的援助(1295年)和教皇的支持。他们在威廉·华莱士(1305年被处死)和国王罗伯特一世，1306—1329年在位)的领导下，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捍卫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在129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英格兰的二十几次入侵成功地在苏格兰低地建立了不稳固的军事和行政存在。但要在贫穷和充满敌意的国家维持这样的存在是困难的，维持所需要的资金必须主要来自英格兰。英格兰人也没有掌握北方海域或制服和控制苏格兰的北部和西部。因此，英格兰人在苏格兰没有取得像讨伐威尔士时的任何优势(或成功)，甚至在战斗(特别是在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中英格兰骑兵部队遭受了来自更加灵活机动的苏格兰人的重创，备感羞耻。《北安普敦条约》(1328年)承认了罗伯特国王，并放弃了英格兰人的霸权主张；但爱德华三世在1330年掌权后很快否认了该条约。此后英格兰-苏格兰关系是一连串令人悲伤的事件：入侵、边界突袭、英格兰对苏格兰南部郡的不稳定占领、强化法国-苏格兰“老同盟”(Auld Alliaunce)的协议，直至在1346年内维尔十字路口战役苏格兰的大卫二世国王被俘。当英格兰人的主权要求和野心被苏格兰人坚定而团结的抵抗挫败之后，苏格兰成了英格兰持久的、耗资巨大的头疼事。
在班诺克本战役之后，罗伯特一世试图通过利用爱尔兰的局势来阻止英格兰对苏格兰的进一步行动。1315至1818年间，他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Edward Bruce)获得了英格兰-爱尔兰权贵和盖尔人首领们的支持，并于1316年被宣布为爱尔兰的高级国王。此后不久，罗伯特亲自访问了爱尔兰，这可能是为了掀起一场反对英格兰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在位)的“泛凯尔特人”运动。苏格兰对爱尔兰的这一干预，对英格兰政府造成了严重冲击，也暴露了其政权在都柏林的弱点。1210至1394年间，没有一位英国国王访问爱尔兰，甚至连号称“威尔士征服者”和“苏格兰人之锤”的爱德华一世也没有去过。相反，爱德华一世无情地掠夺了这个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资资源，尤其是为了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和城堡建设。严酷的剥削和缺席统治，很快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秩序的衰退，英格兰-爱尔兰的权贵和盖尔人首领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国王的官员们掌管着日益衰弱和被忽视的政府，而盖尔人的政治和文化复兴已经在13世纪扎根。这有助于爱德华·布鲁斯的成功。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在他当政期间，爱尔兰“变成了一股汹涌的浪潮”。英格兰的领主地位从未恢复，因此无法在整个岛上强加其权威。爱尔兰不是财政资源，而是成为一项财政负资产。1318年后，来自爱尔兰的财政收入是爱德华一世时期的1/3，因此不足以维持英格兰在这里的统治。由次要人物领导的定期远征，对恢复国王的权威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直接统治下的地区因此缩小为都柏林周围的“派尔”(the Pale)。当政府通过包括《基尔肯尼法案》(Statutes of Kilkenny， 1366年)在内的一系列法令，强化种族和文化隔离，甚至施加迫害手段时，这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爱尔兰之主”在中世纪后期已经是徒有其名了，这种主权代价高昂、无法可依；爱尔兰人对英格兰人的统治充满敌意，并且苏格兰人、法国人甚至威尔士叛乱分子都会利用这一点。
数代英格兰君主要求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但遭到了加斯科涅的法国国王的拒绝。这些英格兰国王在加斯科涅的身份是阿基坦公爵，自1204年以后，一直是法国王室的封建王侯。无论在所谓的百年战争(1337—1453)之前还是期间，加斯科涅都是英格兰和法国关系的核心：它取代了诺曼底和安茹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爱德华一世登基后，这个产葡萄酒的富裕省份是英格兰唯一剩下的法国领土。这里产的没有甜味的葡萄酒出口到英格兰，英格兰的布匹和玉米通过海路运到波尔多和巴约讷，双向的贸易加强了加斯科涅和英格兰的政治纽带：1306至1307年，公国的财政收入大约为17 000英镑，非常值得为之开战。就加斯科涅边境和当地居民的权利问题，英格兰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摩擦逐渐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有关国家和主权的问题。具有自我意识、坚定自信的法国，一心要加强对其各省和王侯(包括有阿基坦公爵身份的英格兰君主)的控制。而爱德华一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不愿意看到法国王权在加斯科涅得到加强或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结果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和平会议、“局部”战争(法国军队攻入加斯科涅，公国经常被占领)、英格兰的远征，甚至爱德华一世亲自造访了此地(1286—1289)。
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因素，英格兰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可能继续以这种方式恶化。英格兰政府对法国-苏格兰同盟(自1295年)表示不满。爱德华三世入侵苏格兰之后，法国人(1334年)向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提供的避难，令英格兰恼怒。更具有争议的是，法国王室卡佩家族的成年男性子嗣即将灭绝的后果。1314至1328年间，四位法国国王连续死亡，每次新王登基都需要加斯科涅宣誓表示效忠——这令人恼火。但1328年最后一位卡佩家族成员的死亡，引发了法国王位继承的问题。在那时，新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无法通过他的法国母亲伊莎贝拉宣称自己的权力要求；但在1337年，当加斯科涅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时，他就这样做了。他的行动可能主要是战术性的，希望让新的法国瓦卢瓦王朝君主腓力六世难堪，尽管英格兰国王成为法国国王将具有无可否认的好处，即立即解决棘手的加斯科涅问题：加斯科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会得到保障。因此，1337年，当英格兰人在诺曼海岸发现一支法国舰队正在前往苏格兰的路上(英格兰人认为是这样)，英法战争爆发了，而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即“百年战争”)。
英格兰的战争目标既不恒定，也不严格坚持。特别是在14世纪，其战争外交主要围绕一系列眼前的问题，例如，如何在加斯科涅维持独立统治，以及如何阻止苏格兰在北部边境发动支持法国人的袭击。即使在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宣布自己才是法国国王之后，他也准备利用在普瓦捷(Poitier， 1356年)战役中擒获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索要赎金；并在《布勒丁尼和约》(Treaty of Brétigny， 1360年)中放弃了对法国王冠的主张，以换取法方做出实际的让步。然而，王朝关系、商业和战略方面的考虑，甚至对于从1308到1378年设在阿维尼翁的教皇的不同态度，将英法冲突扩展到低地国家，波及卡斯提尔(Castile)和葡萄牙，以及苏格兰、爱尔兰，甚至威尔士。首先，这些战争(因为这是一系列不连贯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战争)是在1338至1340年间在法国北部进行的包围战。然后在1341至1347年，在法国布列塔尼省、加斯科涅省和诺曼底省发起了更为激烈的钳形攻势(英军在克雷西获胜，并夺取了加来)。接下来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黑太子”爱德华，1355至1356年从加斯科涅出发，发动了大胆的骑兵大战(chevauchees，以普瓦捷会战大捷告终)，以及国王本人于1359年也占领了法国国王传统加冕地兰斯(Rheims)。1367年战火在卡斯提尔复燃，随后一段时期在葡萄牙、佛兰德斯和法国本土展开了间歇性的、更为温和的战争，双方逐渐被消耗得筋疲力尽。
战争初期，英格兰占据优势，因为其更加团结、组织更加严密。英格兰的财富(特别是基于羊毛生产)以及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经验，是其在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宝贵基础。法国各省份的高度独立，决定了英国的战略。爱德华三世在1338至1340年在低地国家开展的战争，依赖于佛兰德斯的织布业城市的支持——这些城市虽然隶属法国国王，但与英格兰有着重要的商业联系。14世纪40年代，布列塔尼的继承纠纷，为英军进行干预提供了借口，甚至进而在一些城堡驻军；虽然加斯科涅远在南方，却是直接进入法国中部的通道。
不列颠群岛内部的战争，为英格兰政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开发出招募大批士兵的新方法。由签订契约的队长招募的、新的雇佣军，补充并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军队。他们比组织松散、行动迟缓的法军规模更小、纪律更严，更可靠，也更灵活。英格兰的重骑兵和弓箭手在战斗中善于使用长弓和防御战术，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在战争的最初几十年，面对所有不利条件，英军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尤其是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海上战争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当时的海军战术没有什么新奇或想象力。通常14世纪的指挥官还不能进行海战，斯鲁伊斯海战(Sluys， 1340年，英格兰人获胜)对爱德华三世远征佛兰德斯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英国人从不常备一支舰队。但是瓦卢瓦人从他们的卡斯提尔盟友那里学会了海战的专业知识，后来在鲁昂建造了船坞，及时确立了他们在海上的优势(他们在1372年的拉罗谢尔海战中获胜)。
英国在对法国战争中的投资之大前所未有。远征军的组织非常正规，偶尔规模很大(例如，1346至1347年超过1万人)。只要取得胜利，巨大的财政支出都是可以容忍的；但随着1369年英格兰军事优势的减弱，政府采取了更新、更冒险的权宜之计，包括征收人头税。单凭传统的南部五港联盟(Cinque Ports)不能为防御和远征提供全部的海运工作，因此数百艘商船(例如1334年围攻加来时征用了735艘)被政府强征，从而退出了正常的商业运营。1369年之后变得更加大胆自信的法国人和卡斯提尔人开始袭击英格兰的海岸；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沿海郡县开始组织防御，同时有内陆其他郡县的支持。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温切尔西(Winchelsea， 1360年)、拉伊(Rye， 1377年)和其他港口的陷落。战争的代价确实很高昂。确实，许多幸运的士兵占有了被征服的法国庄园，而且在胜仗连连的年代，赎金的收入也不菲(单单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的赎金就高达50万英镑)。但成千上万的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生活和职业都因战时服役而遭破坏；食品、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被转用于完全具有破坏性的战争；羊毛和葡萄酒贸易受到重创。非同寻常的是，英格兰在海外战事不断的几十年里，国内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或社会紧张，同时还守住了与苏格兰的边界，稳住了威尔士，以及避免了爱尔兰人的起义。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的鼓舞、表率和领导力，他们都体现了贵族们所宣扬并受全社会敬仰的骑士风范。法国编年史作家让·弗鲁瓦萨尔(Jean Froissart)认识他们父子俩，并且记录了他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侠义壮举。在他看来，国王展示出“自从亚瑟王时代以来就没见过的英勇和高贵”。他的儿子也是“一位最英勇的男子和最侠义的王子”。他死于1376年，也就是爱德华三世去世前一年，“‘黑太子’因为他的高贵品质而备极哀荣”。爱德华三世主持的英格兰政权不像爱德华一世那么严苛，而且其雄才大略远胜于爱德华二世。
这些战争是英格兰社会变革、宪政发展和政治冲突的催化剂——否则这些进程将发生得更慢。此外，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14世纪经历了人口和经济波动，增加了社会紧张和不确定性，结果引发了一系列危机，体现了国王与其臣民(特别是权贵们，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整个“王国的大众”)之间关系的微妙平衡，以及国王本人对个人君主制的重要性。虽然爱德华一世和他的顾问们一直精明能干、意志坚定，甚至具有远见卓识，但国王的顽固和专制的性质，使他与有影响力的大臣的关系十分紧张。在1290至1297年之间，有产阶级、商人，特别是神职人员为了满足国王在法国和岛内的战争所需，承受了非常沉重的新税负(是爱德华统治前半期的四倍)。也出现过抵制，但是1297年的财产税只比预期减少了一小部分(35 000英镑)。此外，国王召集军队在境外长期服役。爱德华试图压制反对之声，这使神职人员感到震惊，并使商人们感到愤怒。主要权贵(包括威尔士边区的领主，他们憎恨爱德华入侵他们珍爱的领地)的反应是，恢复他们历史悠久的、自我指定的王国发言人的角色，并在1297年和1300年分别向国王表达了不满。他们利用《大宪章》作为反对不经纳税人同意而征税的旗帜，反对压迫性的、前所未有的苛捐杂税。1307年，爱德华一世发动了对苏格兰的第六次征讨，7月7日，在即将穿越索尔韦湾时，在布鲁夫(Burgh-by-Sands)死于侍从的怀抱——而战时的问题仍然存在。他遗留给儿子和继任者爱德华二世的，是一场耗资巨大、远未取得胜利的北方战争；同时，因君民之间的信任削弱，英格兰内部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政治稳定和战争这两项当务之急主导着政府事务，对王国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及其经济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国王将需要特殊的机制才能避免进一步的权威危机。
老练并不是爱德华二世的卓越品质。他的童年缺少父母的爱，青春时期被父亲冷落，并且在登基后要面对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爱德华二世向彼得·加瓦斯顿(Peter Gavaston)和休·德斯宾塞(Hugh Despenser)等怀有野心的弄臣寻求建议、友谊，甚至亲情。但他们其实不值得国王信任，许多权贵也憎恨这些人的势力。这些事实，以及权贵们决心(在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领导下)从爱德华二世这里获得爱德华一世一直不愿做的让步和改革，把统治英格兰的艰巨任务(英格兰当时在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法国问题上正面临挫折)转化成一场政治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斗争。一份冗长的、更具体的加冕誓言(1308年)，实质上更加严格地要求新国王遵守英格兰的法律和习俗；1311年权贵们制定了旨在限制王权的条例；这些条例在议会宣布，以获得广泛支持和批准。爱德华二世拥有他父亲的所有固执(虽然没有他的能力)，同时，加瓦斯顿的被杀(1312年)将这种品质转化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即不被他朋友的凶手所支配。与此同时，他的战争和保护臣民的负担一点也不比爱德华一世征服时期轻。而且，在1315至1322年期间，一系列灾难(庄稼歉收和牲畜疾病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贫困。内战(1321—1322)和国王的被废黜(1326—1327)是国王和权贵未达成互利合作的决定性后果。爱德华在1322年再次在议会(在约克)声讨这些法令，并于同年在博罗布里奇(Boroughbridge)击败反对者后，处死了兰开斯特。到了1326年，取代这个导致内乱的卑鄙、压迫性和失败的政权的唯一选择就是废黜爱德华，拥立他的同名儿子和继承人为王。废黜国王得到了伊莎贝拉王后的纵容、爱德华王子的默许，以及在议会中大批权贵和其他人的支持，此大胆之举史无前例：自从诺曼征服以来，没有英国国王被罢免过。因此，在1327年，政府尽一切努力隐瞒真相，为这不正当的事做辩护。在威逼之下，这位可怜的国王泪流满面、在半晕状态下被迫同意退位。事后举行了一场议会会议，来尽可能广泛地分担逼宫的责任。虽然爱德华的儿子的继位确保了王权世袭原则保持不变，但王权神授的不可侵犯性已经被破坏。
1327年继位的爱德华三世只有15岁，很快他就做了父亲，并且证明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他的父亲，对权贵的态度和愿望也比他父亲更敏感——事实上，他与他们同甘共苦，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以及在承担一个贵族社会的骑士义务方面。与此同时，新国王在对法国的宏伟和受欢迎的计划中，引发了类似于爱德华一世在不列颠群岛和加斯科涅的事业中所引发的问题。若这些计划最终失败，那么对英格兰的影响可能与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影响相似。1337年，漫长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税收增加的幅度甚至高于爱德华一世晚年的水平；且爱德华三世对商人、银行家和地主表现出跟爱德华一世同样的冷酷无情。此外，在国王和权贵们所热衷的战争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国王却不在战场——这给通常在国王个人领导下运作的复杂政府提出了难题。爱德华发回的有关治理英格兰的法令〔1338年在泰晤士河畔华尔顿(Walton-on-Thames)发布〕导致了国王和他在法国北部的顾问们与留在英国的议员们之间的摩擦。有些人甚至担心，如果战争取得成功，英格兰在爱德华的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没有法兰西王国重要了。因此，1339至1343年间，又出现了另一场危机，权贵、商人和下议院(此时已经是王室要求征税的论坛)向国王提出抗议。有人劝说爱德华要对他的权贵、神职人员和普通百姓更加谨慎和体贴。最终的和解和重建对国王的信任(自13世纪90年代以来很难做到了)是可实现的，因为爱德华三世是一个明智、务实的君主，充满自信心，但不会让它膨胀成傲慢。他任命了他的权贵们可以接受的大臣，顺从了议会对自身重要性的呼吁，并且与他的大臣们建立了非凡的融洽关系，这使他在英国的统治和在法国的野心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英格兰参与了最重大的战争，但避免了进一步的危机。
14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与8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生活在当时的英格兰人来说，在持续的对法国战争(从1369年开始)以及爱尔兰和苏格兰边境的破坏性小冲突中所遭受的挫败令人不安；英格兰享受了10年的战争获利和税收暂停之后，重新纳税遭人怨恨。南海岸港口经常遭到袭击；海军未能完全控制英吉利海峡，危及了贸易和商人的利益；在法国发动的、代价高昂的骑兵大扫荡，偶尔也惊天动地，但几乎无利可图。然而，1375年英方政策突然发生逆转，与法国签订了羞辱性停战协议，还向不可信的教皇支付了一笔巨款——这只会令英格兰人感到羞辱和恼怒。此外，在模范王后菲利帕死后(1369年)，爱德华三世慢慢陷入了衰老，健康衰减、神志不清。“黑太子”的身体也受到了长期戎马生涯的影响；事实上，他在1376年6月先于他父亲去世。然而，英格兰人民承担的财政、人力和其他负担却没有得到减轻。人们，特别是议会下议院，开始质疑国王的顾问们和官员们的诚实和能力。在教皇和教会的声誉受到严重玷污的时代，一股反教皇主义的浪潮开始兴起，这种强烈抗议于1371年使爱德华三世的神职大臣遭解职，其他人被指控腐败，甚至叛国。另一场政治危机已经出现。在1376年举行的、迄今为止最长和最具戏剧性的大会“优良议会”(good parliament)上，腐败无能的大臣(甚至包括老国王的有影响力的情人爱丽丝·佩雷斯)被下议院指控，并以一套新颖、高效的程序(弹劾)在上议院受审。从此以后，位高权重人士必须公开解释他们的公共行为。
当爱德华三世于1377年6月去世时，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黑太子”唯一幸存的儿子和继承人理查二世(1377—1399年在位)继位，当时才10岁。英格兰有了自1066年以来的第二个和自1216年以来的第一个未成年君主。1216年，年仅9岁的亨利三世即位后，出现了一段政治动荡时期；1377年之后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并在英格兰东部和东南发生了农民起义(1381年)。1377至1380年间，政府为了资助战争而征收了一系列人头税。这些税率高于平常税率，1379年的人头税则通常被称为“邪恶补贴”。人头税在东盎格利亚激发了针对征税人员和法官的暴力事件，因为他们试图强迫百姓遵守纳税要求。但是，这些愤怒最终演变成普遍反叛的原因，是战败造成国内的满目疮痍、瘟疫的复发，以及当时的反教皇主义情绪。反叛者把补救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理查国王身上——结果是徒劳，尽管他在1381年夏天面对伦敦反叛者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
到理查14岁时，统治圈中的贵族之间仍在继续角力，尤其是在国王的叔叔们之间。这一点以及在法国缺少进一步的军事胜利，使以理查的名义统治英格兰的顾问们的声誉下降，甚至影响了国王在其臣民眼中的地位。理查也是一位刚愎自用的君主，他的不安全感导致他依赖于不值得信赖的宠臣，类似于爱德华二世的情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然希望将他的随从和顾问人员扩大到超过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他的朋友和幕僚中，有些人是贵族阶层中的新面孔。国王没收了失宠者(包括他的叔叔格洛斯特)的领地，然后把它们慷慨地馈赠给他的朋友和幕僚。议会和一些权贵于1386年攻击了理查最亲密的幕僚，甚至威胁到国王本人。具有金雀花王朝所有君主的固执的理查，拒绝屈服。这导致他的顾问们被五位主要的“上诉人”贵族(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诺丁汉伯爵和国王的堂弟德比伯爵)进一步起诉或上诉。1387年12月，在拉多科桥(Radcot Bridge)爆发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国王最亲密的朋友牛津伯爵被击溃。在至关重要的“无情议会”(1388年)上，国王被迫服从贵族们对他的惩戒——如果这一举措得以持续下去，将会显著改变英国君主制的性质。但是，战争的压力、个人统治造成的紧张局势，以及英格兰权贵的野心，再一次造成了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经过一个世纪以及更多此类危机之后，世袭君主制的体制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害，但对国王顾问们的批评达到了新的效果，更广泛的意见对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这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变革和个人因素改变了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财富、人口和社会变革
英国在中世纪后期的财富就是它的土地。利用土地的人，大多是英格兰人：种植玉米、生产乳制品和饲养牲畜。英格兰最重要的工业纺织业，就间接地以土地为基础——这块土地上通常放牧着大群的绵羊，生产欧洲最细的羊毛。位于格洛斯特的圣彼得修道院到1300年拥有超过10 000只羊，当时英格兰绵羊的总数已经在1500万到1800万之间。最富裕的地区是低地及中部和南部郡的平缓丘陵地带，再延伸到威尔士边境和南部沿海地区。其他行业在创造财富和雇用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性较低，但康沃尔的锡矿业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其生产的锡出口到欧洲大陆。虽然来自泰恩河谷和斯旺西附近的煤炭被沿着海岸线销售，反映了其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工业用途，但铅、铁和煤炭开采相当有限。至于金融和商业服务，在现代已经成为英国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而在当时对经济的贡献甚微。意大利的国际银行家在伦敦开设分行，尽管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在向这些意大利公司偿还战争贷款时很慢，仍然很少有英格兰商人〔赫尔的威廉·德拉波罗(William de la Pole)是例外〕能够与他们相竞争。除了沿海水域外，英国的商业海运通常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航运；但加斯科涅出口到低地国家的葡萄酒和羊毛，的确越来越多地由英国商人和船只来承运。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点缀着数以千计的农贸市场和集市(1350年时比过去更多)，主要服务于半径在十几英里左右内的当地社区。大多数这些小城镇和村庄(比如蒙茅斯、伍斯特和斯特拉特福德等)都与它们的农村腹地融为一体；农村的富裕居民经常参与城镇生活、加入行会、购买或租用城镇住宅，以及在城里上班。少数规模更大的城镇，包括一些港口，商业活动范围更广：15世纪，什鲁斯伯里的商人定期前往伦敦；来自首都和加来(1347年以后)的商人来到威尔士边境，寻找细质羊毛。布里斯托尔因其与波尔多的重要联系，迅速成为中世纪后期塞文区(Severnside)的转口港；同时，约克、考文垂，特别是伦敦，更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这些财富带来了个人、机构和王室的繁荣。最大的地主是世俗的权贵(人数不多，好比“平原上的摩天大楼”)、主教、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在1300年，他们仍然受益于上个世纪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市场繁荣。价格上涨，来自土地的收入大幅增加：格洛斯特伯爵在班诺克本战役中(1314年)去世后，他的地产收益估计每年6000英镑多一点；而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小修道院(Christchurch Priory)的地产，在1331年的岁入超过了2540英镑。因此，土地所有者都热衷于开发他们的地产，并对它们的有效管理充满兴趣。他们尽可能地坚持自己的权利，从租户那里压榨出更高的租金；并在庄园法庭中仔细记录与租借地相关的租地者义务。这种来自土地的财富，是贵族阶层在政治、行政和社会上产生影响力的基础。其中许多人在好几个郡，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都拥有地产：例如，汉弗莱、赫里福德和埃塞克斯的伯爵，继承了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亨廷顿郡、赫特福德郡和白金汉郡的财产，同时还拥有威尔士边境地区的布雷肯、海伊、亨廷顿和卡迪科特的地产。土地同样是绅士阶层的财富基础，尽管只是在更加本地的郡一级；土地给教会的土地所有者带来了世俗的权威，增加了他们对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控制力。这种财富可以让一个人在国家舞台上更加自负、更具野心，就像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一样，他是当时英格兰最富有的伯爵。
1300年的农民，生活在一个土地稀缺的世界，他们提升经济实力的机会，受限于土地所有者的严密控制。物价很高(1270年之后的小麦价格一直高于该世纪早期的价格)，而且农民只有购买食品、衣服和设备的能力。劳动力过剩导致工资很低，这样降低了熟练和非熟练技术人员的购买力：木匠一天挣3便士(不包括食物)；劳工一天挣1便士或1.5便士。牢骚、抱怨和暴力都是冲着地主和官员的，也经常发生抗租罢工和拒绝执行法定劳役的情况。
1300年前后，随着从波罗的海到西班牙、葡萄牙的市场的扩大，商人(尤其是羊毛出口商和葡萄酒进口商)的业务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从地中海到意大利北部的海路开通之后。1304至1311年间，羊毛出口平均每年有39 500包(每包至少有250只羊身上剪下的毛)；这些货物中只有30%～40%由外国人运送。英格兰贸易中，对外国商人越来越排斥，反映了本土(或归化)商人的自信。爱德华一世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专门立法(13世纪80年代)，特别是保障了依法追讨债务，这对扩大贸易至关重要。但是，当战争来临时，商人率先抵制重税(特别是1294年的恶意税，或称“邪恶税”)和强征他们的船只。
国王是所有人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甚至早在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获得公国并且兰开斯特家族的庄园于1399年与王室的合并之前。爱德华一世及其继承人的国家税收增长，使得王室还能够从富有的私人地主和商人那里获取财富。甚至农民也逃脱不了缴税，那些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唱着流行哀歌“牧人之歌”的人，对此深有体会。然后，在1327年，所有拥有价值至少10先令商品的人都必须缴1先令8便士的税——毫无疑问，这个负担会间接地转嫁给不太富裕的人。战争的投入，使国王严重依赖于他的臣民的财富和忍耐。如果这种财富不再增长，或者个人和机构的繁荣被打破，那么国王夸下的海口可能最终无法兑现，臣民的忍耐力会降到危险的程度。
到了14世纪中叶，“高收益农业”(high farming)的繁荣时期几乎已经结束。物价下跌，使得为农贸市场的种植活动利润降低。工资上涨，农业劳工的工资比手艺人的增长更多，而且雇用女工并没有优势，因为她们的薪酬与男性看齐——实际上，在纵狗逗熊的游戏中，她们得到的报酬更高!大规模农业失去一些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结束了——相反，人口数在全速下降。随着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工资开始上涨；随着人口下降，对食品和其他物资供应的需求也随之下降，价格也随之下跌。
在13世纪末，英格兰的人口达到了顶峰，可能超过了400万。那时，没有足够的耕地以确保所有农民家庭都有足够的生计。人口多和生活水平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贫困、饥荒和疾病；死亡率上升使人口增长停滞下来。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人的境况，因一系列自然灾害而更加恶化，很多自然灾害跟土地过度耕种以及14世纪头几十年里极端恶劣的天气有关。对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存设施的社会来说，收成不佳是灾难性的：吃不饱，也没有钱购买现在更贵的东西。1315年、1316年、1320年和1321年的收成异常糟糕；1319年和1321年，牛羊的瘟病特别普遍。拉姆齐修道院(剑桥郡)的庄园过了20年才恢复过来；1324至1326年，英格兰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水，在肯特郡淹死了数千只绵羊。饥荒和疾病蔓延，在黑尔斯欧文庄园(Halesowen Manor，伍斯特郡)， 15%的男性在1315至1317年间死亡。农业混乱普遍存在，粮食价格飙升(1315至1316年，黑尔斯欧文镇的粮食价格从每夸脱5先令7.25便士，涨到26先令8便士)，羊毛出口萎缩。然而，这是一场暂时性的灾难，英格兰在14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恢复；但是，穷人的脆弱性已经显露无遗。
鼠疫造成的影响更持久、更深远。这场瘟疫，在当时被称为“大死亡”，自16世纪后期才被称为“黑死病”。首轮疫情于1348年在英格兰南部暴发；到1349年底，已经向北蔓延到苏格兰中部。同时代的牛津郡神父杰弗里·勒·贝克(Geoffrey le Baker)描述了疫情从港口开始蔓延的过程；传染病是通过孳生老鼠的船只来到英国的，人们无法诊断其原因，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其后果。
起初，瘟疫几乎毁灭了多塞特郡海港的所有居民；然后是那些居住在内陆的人，从多塞特郡开始席卷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甚至传到达布里斯托尔；然后格洛斯特人拒绝布里斯托尔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人人都认为生活在疫区的人的呼吸具有传染性。但最后疫情还是袭击了格洛斯特；还有牛津和伦敦；最后整个英格兰都遭到蹂躏，不论男女，只有不到1/10的人幸存。由于墓地不够用，人们选择用耕地来埋葬死人……无数的普通人和众多的修士、修女和神父都死了——死人到底有多少，只有上帝知道。瘟疫主要袭击的是青壮年……这场大规模的传染病于8月15日传到布里斯托尔，9月29日左右开始在伦敦蔓延；它在英格兰肆虐了整整一年，疫情无比严重，以至于许多村庄完全绝户了。
这场大灾难对英格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苏格兰人幸灾乐祸地认为英格兰人罪有应得……但幸灾乐祸之后，悲伤接踵而至，上帝的愤怒之剑离开了英格兰人，而使苏格兰人陷入疯狂……第二年，瘟疫除了继续蹂躏英格兰和苏格兰，也开始蹂躏威尔士人；最后，瘟神扬帆来到爱尔兰，夺去了大批生活在那里的英格兰人的生命，但几乎没有触及住在山区和高地的纯爱尔兰人。但是到了1357年，疫情出人意料地袭击了生活在各个角落的爱尔兰人。
黑死病一下子将英格兰的人口减少了大约1/3。到了1350年，因为致命的瘟疫和战争时期的各种其他逆境，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处于严重的财政困境中；同时卡莱尔(Carlisle)也由于较晚传入的致命瘟疫和苏格兰人的频繁攻击而荒废，变得异常萧条。据报道，锡福德(Seaford，萨塞克斯郡)在1356年“因瘟疫和战争而变得荒无人烟，居民又少又穷，以至于缴纳不起税赋，也无力保卫城镇”。塔斯莫尔(Tusmore，牛津郡)是瘟疫的另一个受害区：1358年获准将其田地变成公园，因为所有农奴都死了，村里不再有任何纳税人。然而，黑死病的灾难性影响不是立即出现的，也不是永久性的。生活在里辛(Ruthin)的一个威尔士人的行为具有代表性：他“因为贫困而在瘟疫期间离开了他的土地”；但到了1354年他又回来了，“并且得到了领主的接纳，继续租种原来的土地，支付同样的租金”。无论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总算有人替代死去的租户，并且在未来20年内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了不到10%。正是因为瘟疫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再次暴发(特别是1360至1362年，1369年和1375年)才产生持久影响，即使这几次暴发更多的是局部的，集中在城市。到15世纪中叶，人口稳步下降到大约250万甚至更少。
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来说，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生活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悲惨。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成了一个充满机遇、雄心和富裕的时代：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描绘的朝圣者怀着愉快、乐观的心情，而不是笼罩在忧郁、沮丧的氛围中。在较小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民通常能够摆脱几个世纪的被动无能，现在可以要求调低租金、坚持提高工资；随着物价的下跌，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提升了。更成功更有野心的农民出租新地产，把余钱贷给其他农民；而且在历史上农民第一次建造了大量的石头房屋，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地区。
另一方面，地主们正面临严重困难。小麦、羊毛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市场利润较低，导致英格兰的耕地面积缩小，农业投资缩减。工资和其他成本攀升，更可取的做法是放弃“高收益农业”，转而把土地租给有进取心的农民。许多社区整个被遗弃(英格兰“失落的村庄”)，其中原因是，人口危机和长期战争的双重困境。英格兰地区“失落的村庄”数量最多的，是靠近苏格兰边境的诺森伯兰郡和掠夺者垂涎的怀特岛。直到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15世纪60年代从东盎格利亚开始)，英格兰的人口才开始显著上升，直到17世纪才再次达到了1300年的水平。
英国的经济在14世纪晚期显著萎缩，但并非普遍萧条。人们在心理上逐渐适应瘟疫的冲击后，社会做出了出色的调整——尽管并非没有动荡。土地所有者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了最痛苦的调整——当然并非所有方式都是出于维护国内和平的考虑。一些人，包括思想更加保守的教会地主(如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采取高压措施，甚至压迫和勒索他们剩余的佃户。为了维持他们的收入，一些庄园主无情地压榨佃农；像莫蒂默家族这样的权贵，在威尔士拥有大片地产，他们对佃农的严厉态度可能引发了威尔士亲王欧文·格兰道尔(Owain Glyndŵr)领导的暴动(1400年)。其他人，例如15世纪后期的白金汉公爵，采用了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提高其庄园的盈利能力。还有一些人认为，把用于放牧和耕种的田地和公有土地圈占起来成本较低，是支撑不稳定租金的另一种方式；在15世纪晚期，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圈地运动步伐加快了。大小土地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都开始采取行动，以“遏制雇工的恶意，他们游手好闲，在瘟疫之后，没有高工资就不愿意提供劳动”。爱德华三世颁布了旨在恢复鼠疫前的工资水平、阻止被解放的劳动力的流动的法令(1349年)，并很快转化成议会法规(1351年)。此外，地位显赫的权贵或绅士有额外的财富来源：以授予土地、金钱和官职的形式获得的、来自王室的恩赐(正如后来亨利六世的博福特亲戚所熟知的那样)；家庭遗产使约克公爵理查(约1460年)成为他这个时代最富有的贵族；或者有幸与一位继承了丰厚遗产的女继承人或富有的寡妇结婚。其他人凭借为国王效力而发迹，尤其是在战争中。亨利五世在征服法国的过程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他的手下利用捕获的俘虏索要赎金，并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庄园。在1448年之前，白金汉公爵每年从法国的佩尔什省(Perche)获得的收入超过530英镑。15世纪中叶，一些人把从为国王效力和战争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到最宏伟的计划中，即建造雄伟而优雅的城堡，例如约翰·法斯特夫爵士在卡斯特(诺福克郡)的城堡，赫尔伯特在拉格伦(格温特郡)的巨大堡垒宫殿，拉尔夫·博特勒爵士在格洛斯特郡苏德利的城堡。这些手段和资源，催生出了新兴贵族，这些贵族在各方面都与前几个世纪的贵族不相上下，而且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地区立场，如北部的内维尔家族(Nevilles)和珀西家族(Percies)，以及西部的斯塔福德家族(Staffords)和莫蒂默家族。
英格兰的城镇和贸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生产羊毛仍然是牧区的主导产业，但其产业模式在14世纪发生了转变。部分原因是战争及其对佛拉芒工业的破坏，部分原因是英格兰人品位和需求的变化，毛织品生产消化了越来越多以前用于出口的羊毛；许多从事羊毛出口贸易的港口开始衰落，如英格兰东部的波士顿和林恩。斯坦福德和林肯等领先的毛纺织生产中心，被一批位于村庄和城镇的新中心所取代——这些村庄和城镇靠近快速流动的小溪和河流，水流动力能带动缩绒机。约克被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拉德福德所取代；南部地区、东盎格利亚、西部乡村，甚至威尔士，也开始大力发展纺织业；而布里斯托尔是西部布料的主要出口港口。伦敦独树一帜：它是14世纪晚期唯一的人口可能超过5万的中世纪英格兰城镇。伦敦是王国的转口港，是波罗的海、北海和地中海贸易的终点站；它吸引了来自国内各个郡和东盎格利亚的移民，尤其是来自东米德兰(East Midlands)的移民；它的郊区正在沿着泰晤士河上游向威斯敏斯特延伸。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乡村，而且使一些城镇的生活变得不稳定，城镇里的实权派们正努力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控制权。英格兰的土地所有者努力应对经济危机，但它的代价往往是使得日益自信的农民和已建立的城市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在14世纪的英格兰，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紧张的累积效应最明显地暴露在瓦特·泰勒的农民起义(1381年)中。这轮暴动的强度、时间长度和广泛的号召力，都是空前绝后的；但它的根本性质与随后几年的其他阴谋和造反一致。1381年爆发的普遍暴力反抗是由另一种人头税引发的。这一次的税率是一个人头1先令，3倍于1377年和1379年的标准。人们的反应是逃税、对征税者和进行调查的法官实施暴力，并最终在1381年6月演化成起义。来自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工人的起义队伍迎来了城镇居民和伦敦人的加盟；东盎格利亚生产粮食和羊毛的乡村，已经感受到经济紧缩和混乱的全面影响，以及日益过时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此外，起义者对14世纪70年代的政治管理不善以及最近在法国战争的惨败感到失望，他们担心敌人会袭击英格兰的沿海地区。尽管异教徒在反叛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对英国教会的学说和组织的激进批评，使许多人倾向于谴责一个似乎没有履行职责的机构。
对政府施压、向新国王呼吁(“支持理查国王和忠实的平民”是叛乱分子的口号)为不满的人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同时伦敦的民众当中有一大批潜在的起义同情者。于是，起义者从埃塞克斯和肯特前往伦敦会师(在这里，瓦特·泰勒和神职起义煽动者约翰·鲍尔成为领袖)。他们打开监狱大门、砸烂了国王的大臣们的府邸、洗劫了伦敦塔，并试图恫吓理查二世做出重大让步——如果这些得以实施，它们将打破农奴制的残余束缚，彻底改变教会和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但是，起义的策划和组织都很糟糕，更像是挫折感的本能大爆发。到6月15日，起义者已经纷纷散去，各自回家了。
仍然处于战争状态(1390—1490)
1389年，当理查二世22岁时，他宣称：“我的年龄足以统治我的王宫、我的内臣和我的王国。我现在所处的状况，应该比王国中条件最差的人更糟糕，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公平的。”1386至1388年间，上诉的领主试图左右国王的盟友和大臣的选择，并规范国王的政治行为——这一系列事件已经破坏了冷酷的国王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领主当中包括一些国内最显赫的权贵，他们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庄园规模，加起来可以与位于威尔士、柴郡(Cheshire)和康沃尔郡的较偏远的皇家封地相媲美。然而，在1389年之后，理查谨慎地宣称自己是英格兰国王，并且凭借他的智慧和勇气，试图解决上个世纪前几任国王的野心和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相对政治平静的时期，理查小心翼翼地依托他的内臣和偏远的封地，特别是柴郡和北威尔士，建立了一个忠于他的集团。从阿伦德尔伯爵那里没收来的土地，提高了国王在威尔士边区的王室权威——在那里，贵族阶层的领主是最具独立性的。理查二世在1394至1395年间对爱尔兰发动了耗资巨大的大规模远征，这是自1210年以来英格兰国王发动的首次爱尔兰远征。该活动重振了英格兰在爱尔兰的统治，并通过坚定又柔和的手段，使盖尔人领主和英格兰-爱尔兰领主臣服；理查甚至可能有完全征服这个长期没有被征服的岛屿的想法。这项冒险无疑增强了他在另一个领地的权力，并展示了他的内府机构和资源可以实现的目标——尽管是暂时的。关于苏格兰问题，英格兰在奥特本战役(Otterburn， 1388年)失败之后，理查采取了更为传统的方式，鼓动持不同政见的苏格兰权贵，并策划军事行动；但在14世纪90年代，他开始意识到和平更为有益。1396年与法国达成的条约，以及理查与瓦卢瓦的伊莎贝拉的婚姻，停止了一场更能削弱国力的战争；如果停火协议能够按照预期的进程(至1426年)得以履行，将在整个百年战争中创造最长的和平时期。在国内，国王能够集中精力恢复王室在1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因个人和政治弱点而受到的严重破坏。为此，王室创造性地利用仪式和视觉象征主义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
理查具有想象力、精明、专横。作为国王，他的其他特性不可取。他的成长和青少年经历，孕育了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他过度自信、缺乏分寸、肆意妄为。他对朋友极其慷慨，但对他的敌人反复无常、神神秘秘、冷酷无情：1397至1398年间，他流放了沃里克伯爵，处死了阿伦德尔伯爵，谋害了格洛斯特伯爵，然后流放了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他无情地挥舞着君主的权柄(“他打倒了任何侵犯王室特权的人”是他为自己题写的墓志铭)，他的最后两年，被称为“暴虐”——这么评价是公正的。教皇被诱导，发出威胁，要把任何“企图损害我们的王权、我们的君主或我们的自由，或恶意诽谤我们的人”逐出教会；理查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得到了法方的承诺，如果需要，法国将援助他镇压自己的臣民。他于1399年5月第二次出征爱尔兰时，给德比伯爵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现任的赫里福德和兰开斯特公爵)提供了返回英格兰的机会，他攻入英格兰，恢复自己的地位，并收复他父亲的庄园——最近被理查没收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国王的处事方法，背离了英国的法律和惯例，也超过了地位较高的大臣的容忍度。他于1399年9月29日被废黜，结束了迄今为止最一贯的努力——让英格兰人解除战争的负担。
废黜理查二世是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有1327年的先例，但1399年的情况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自“狮心王”理查一世去世以来，英格兰国王第一次在没有儿子和继承人的情况下被结束了统治——现在国家可能面临着有争议的王位继承问题。自1216年以来的习俗，继承权被授予最年长男性子嗣——尽管这可能意味着一位儿童国王(如亨利三世和理查二世本人的情况)。但是，如果没有年长男性继位人了怎么办，当时还没有公认的继承规则。1399年，根据血统，继承人应该在两个人之间选择：一位是七岁的马奇伯爵(earl of March)，他的祖母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二个儿子莱昂内尔(Lionel)的女儿；另一位是33岁的亨利·博林布鲁克，他是爱德华国王的第三个儿子约翰的儿子。博林布鲁克在得到被理查疏远的珀西家族的支持后获得王冠。但是，在理查二世被罢免和监禁所造成的特殊情况下，无论是马奇还是博林布鲁克，都没有更明显的王权继承正当性。无论博林布鲁克如何歪曲、隐瞒和辩解，都无法掩盖这是一场政变。因此，如在12世纪的情况一样，英格兰的政治中注入了一个王朝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了国内动荡，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招致了外国的阴谋和干预。
与此同时，英格兰无法摆脱早先企图征服不列颠群岛“凯尔特人”的后果。在理查二世富有想象力的政策失败之后，需要一个更稳定的关系来确保王国的安全，因为王国显然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征服和殖民了。在实际做法中，英格兰的历任国王放弃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实现其霸权的所有想法。在15世纪，英格兰对苏格兰人处于防御状态，部分原因在于与法国的战争再次爆发；部分原因是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1399—1413)和1450年之后英格兰的内部困难。1419年，苏格兰人甚至派出大量援军来援助法国人。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曾短暂地(1406—1424)被囚禁在英格兰，阻止了跨越国界的重大敌对行动。但此后苏格兰人变得更加大胆，希望能够夺回罗克斯堡城堡(Roxburgh Castle)和贝里克(Berwick)，并在1460至1461年实施了计划。突袭、海上冲突和海盗活动，以及无效的停战协议——共同造成了无休止的“冷战”状态。只有在百年战争结束后(1453年)，以及英格兰的约克派政权(1461年)执政之后，才能真正有目的地寻求与苏格兰的更稳定关系。双方在1475年签订了一份条约，并在1502年实现了“永久和平”——尽管法国仍心存疑虑，且英格兰偶尔在苏格兰采取战争行动，如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于1482年占领贝里克。但协议标志着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改变，虽然边境地区继续依靠抢劫而繁荣，互相骚扰已成了生存之道。
英格兰对与爱尔兰关系达到平衡颇为不满，而盖尔人和英裔爱尔兰贵族倒很喜欢如此。理查二世对爱尔兰的大胆主权要求落空了，而且在中世纪再没有其他英格兰国王这么做过。国王对爱尔兰的统治，尽管得到了英格兰的大量资助，却始终非常脆弱：盖尔人享有独立和相对繁荣，而英裔爱尔兰人也珍惜自己的权力并与盖尔人和睦相处。英格兰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安全问题(15世纪30年代有人说过，“爱尔兰是英格兰大厦的一个基座和支柱”)，只有在威尔士叛乱(1400—1409)和15世纪50年代，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让英格兰更多关注爱尔兰事务。其结果是爱尔兰内部出现了政治分裂，脱离了英格兰。为了维持其在爱尔兰的统治表象，英格兰政府可以依赖的唯一权力来源是较大的英裔爱尔兰权贵——大多数英格兰人甚至不愿去爱尔兰。从都柏林进行统治不可能有效，而要发动征服战争，又没有资源。15世纪爱尔兰的真正统治者是奥蒙德伯爵(earl of Ormond)和基尔代尔(Kildare)伯爵等大贵族；即使政府想驱逐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英格兰-爱尔兰的关系取得了一个平衡，但代价是英格兰放弃了对爱尔兰的有效控制。
在威尔士，完全征服遗留下来一些问题，特别是在14世纪后期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在英格兰化的自治市镇明显存在怨恨情绪——这种情绪针对的是教会和国家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英格兰边境郡，甚至更远的地方)。这种怨恨，反映在从欧文·格兰道尔于1400年领导的暴动。在这场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大多数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也怀着疑虑和恐惧。一位同时代人提醒道：
谨防威尔士，基督耶稣必须保佑我们，
不让我们子孙后代哭泣，
也不让我们哭泣，如果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不够警觉；多年以来，
人们一直害怕那里的叛逆……
当时的威尔士对英格兰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迫在眉睫。威尔士不仅为英格兰的海外敌人提供了登陆地(在格兰道尔领导的暴动处于高潮时期出现过，在玫瑰战争期间也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是一块被恶政和混乱所破坏的土地。亨利五世在镇压暴动之后，对威尔士人采取怀柔政策，软化了以往的强硬手段，并且命令威尔士边区的领主照顾他们的领地。但是后来，无论是王室还是边区领主，都没有能力维持有力的统治；而且威尔士乡绅(英格兰绅士阶层的战斗伙伴)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少。然而，王室和边区领主都需要这些威尔士乡绅来治理威尔士，因为王室深陷内战。到了15世纪，少数领主因收入下降和威尔士人的敌意，再也不愿意在他们的威尔士领地生活了。威尔士在1449年之前“劣治与日俱增”，因此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出现了秩序(同时也是安全)问题。从亨利六世到亨利七世，连续几届英格兰政权都试图保持威尔士的和平，提高治理的质量，并控制当地乡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对边区和王国稳定的威胁。在15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宗旨是依靠王室官员和边区领主履行其职责，来加强现有的执法机制。最终采取了更激进和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特别是爱德华四世，他在15世纪70年代把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安置在勒德洛(Ludlow)，拥有对威尔士公国、威尔士边区和英格兰边境各郡的监督权。这项大胆的分权举动，授予了未来的亲王在整个威尔士的责任。
英格兰权贵(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按地位升序排列)拥有的领土权力，对于王国的和平和王家政府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在15世纪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界定的世袭群体，几乎等同于坐在上议院的议会成员。君主可以“制造”贵族(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都这么做过)，也可以将现有的贵族提升到更高的爵位；而国王的恩赐，对维持贵族的财富和影响力至关重要。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君主，冒着与他们的贵族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付出了代价才明白了这一点)。虽然贵族数量不多(最多60个家庭，几十年内战后也许只剩下一半)，但至关重要，不仅因为他们中的一些在威尔士边境地区拥有独立的领地(且北方的内维尔家族和珀西家族占据主导地位)，也因为他们对英格兰各省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力。对王室来说，他们是比王室自己的官僚机构和行政部门更加有效的支撑力量。特别在15世纪，三个朝代均以武力夺取王权并在国内外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贵族们都做出了显著贡献。在法国遭受的耻辱性败战和领土的丧失，直接冲击了贵族的利益——这是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后来努力避免的事情。
这些权贵与英格兰绅士阶层有着共同的利益。绅士、乡绅和骑士的人数约在6000到9000之间，他们希冀的是权贵们“好的领主统治”，而自己则提供“忠诚的服务”作为回报。权贵们为绅士提供资金、土地和职位，而绅士给权贵提供建议、支持和军事援助：1454年，白金汉公爵将他的徽章授予他的2000名门客。城镇和城镇居民是这种共同利益和服务关系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们毫不夸张地称之为“卑鄙的封建主义”。权贵与绅士、城镇居民，在两个不同的议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行为，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反映。
权贵和他们的门客的合作，对15世纪的篡位王朝尤为重要。亨利四世继承了他父亲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创造的、兰开斯特家族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圈。冈特岁入12 000英镑，是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他广阔的庄园和大量的门客，现在传给了当上英格兰国王(兰开斯特王朝，1399—1461年)的他的后代。约克家族(约克王朝，1461—1485年)的继承人马奇伯爵，在1399年是王权继承的另一位候选人。他们除了拥有威尔士边区的领地外，远不如兰开斯特家族那般富有。在约克王朝存续的二十多年里，未能获得大多数权贵的支持是它的一个严重弱点。亨利七世不仅继承了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地产、领土影响和门客，还继承了内维尔、博福特和内战中其他伤亡惨重的家族的遗产，从而确立了对所有英格兰权贵和绅士的强有力控制权。
第一个篡位者亨利四世有取代理查二世的优势；理查二世已经众叛亲离，失去了他的贵族同情者对他的信任。亨利的干劲、坚韧和和解的力量——更不用说他的慷慨——以及他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关系，使他能够击败任何英格兰国王面临的最令人生畏的敌人的联合出击。理查二世的顽固支持者策划在温莎城堡刺杀亨利及他的几个儿子，阴谋被挫败，这些叛乱分子被捕，并在赛伦塞斯特被处死(1399年12月)。不久之后，这些“理查死党”的威胁，导致了理查本人在庞特弗雷特城堡(Pontefract Castle)神秘死亡。来自珀西家族的诺森伯兰伯爵和伍斯特伯爵，是1399年实际的国王“缔造者”，但是国王的目标是赢得各方好感，到1403年，他们对国王的幻想破灭，于是策划了几次叛乱。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急躁者”亨利·珀西(Henry Percy the Hotspur)在前往参与威尔士叛乱的路上被击败，并在什鲁斯伯里附近被杀。珀西家族与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Scrope)的结盟，加强了他们在英格兰北部的力量；但亨利再次迅速出击，并于1405年处死了主教。在苏格兰的援助下，诺森伯兰伯爵发起最后一次反击，但在布拉默姆沼泽战役(Battle of Bramham Moor)中溃败；伯爵被杀(1408年)。
1400年的威尔士暴动，在殖民社会的土壤中有更深层次的根源。瘟疫缠身的人们所经历的痛苦，醉心于维持自己收入的外来土地所有者对威尔士人的压迫，有抱负的威尔士人被排除于机会之外，威尔士人对理查二世被废的不满——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叛乱。各种不同的反叛动机和威尔士社会的分裂，意味着这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爱国起义。然而，这是亨利四世不得不面对的最严重的威胁，镇压的代价也最高。欧文·格兰道尔从他在威尔士东北部的庄园出发，一路破坏了众多城堡和英格兰化的城镇。他和他的游击队利用山地地形来骚扰和消耗敌人，然后消失在“岩石和洞穴中”。叛乱持续的时间长度、没有决定性的战役以及皇家远征的无果，表明暴动的成功。格兰道尔偶尔可以召集到约8000名士兵，还向法国(1403年)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同胞寻求援助(1401年)。在1404年和1405年的“议会”中，他为一个独立的威尔士制订了宏伟的计划：威尔士将拥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和大学(这些目标在随后的4个世纪都没有完全实现)；同时，他与珀西家族的联盟，想吹响瓦解亨利四世王国的前奏。
英军在国王和他的长子亨利王子(后亨利五世)的领导下，发动了几次威尔士战役(1400—1405)。其战略类似于在法国采取的战略：采用包夹战术、破坏性骑兵大扫荡，以及通过陆路和海路提供军需补给。战争的重负主要落在边区各郡和西米德兰地区，国王一次又一次命令这些地区招募人马去威尔士服役。军队的规模不小，有4000多人。有人回忆说，派往法国作战的军队也只不过5000～6000人。但是在威尔士的服役，并不像在法国的青翠田野里作战那样受欢迎；也很难筹集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并且，1403年9月，亨利四世被告知：“你找不到一位愿意在你所说的国家停留的绅士。”
尽管欧文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一般都很安全，但是他也有招募人马、物资供应和资金来源的问题。并且，1405年在伍斯特郡进军的失败，导致他的运势渐衰。他失去了苏格兰盟友(1406年)，因为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落入了英格兰人手中；而且英格兰和法国在1407年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样他又失去了法国的支持。
到了1408年，亨利四世的最大危险已经过去了：通过坚韧、果断，以及接受马背上的生活，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远至爱丁堡追杀他的敌人，并把他们统统制服。通过和解，他获得了议会的支持；同时，并没有交出王权的任何重要部分；而且他的四个儿子——亨利、托马斯、约翰和汉弗莱，都是他日益成熟的“资产”。在他于1413年去世后，王朝只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威胁。第二年，当某些朝臣的反教权主义转向异端时，亨利五世毫不犹豫地镇压了他的老朋友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 John Oldcastle)领导的密谋。1450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叛乱，与1399年的篡权有关(1415年，支持马奇伯爵)，但在亨利五世率军远征法国之前被镇压。亨利四世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为王朝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与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布列塔尼和勃艮第人的佛兰德斯结盟，英格兰赢得了国际地位。
亨利五世继承了一个和平、忠诚、团结的王国，足以让他在法国(从1415年开始)广泛开展战争活动，并在接下来的七年中的一半时间都在国外度过。凭借作为威尔士亲王期间积累的战争和政治治理经验，他展示了自己是一位能干、无畏、专制的君主，他放弃了父亲的谨慎方式。即使在离开英国、前往法国作战期间，他的王权也是稳固且充满活力的，使他能够发起一场与爱德华三世早期战役一样受欢迎的战争。他的统治是兰开斯特英格兰的鼎盛时期。
亨利通过安抚幸存的理查二世的支持者和重新建立外国联盟来为战争做准备。此时的法国国王患有精神病，贵族之间也是争吵不断，法国的情况助长了亨利的征服梦想。到1415年，他觉得能够要求对爱德华三世当年的愿景以外的领土拥有完全的主权，甚至要恢复爱德华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亨利的野心与他的臣民的期望相吻合。在热烈的权贵和骑士的带动下，他招募了大规模的军队；王国频繁地投票通过税收政策，大幅提高税率，国王公开阐释他的目标，以获取支持。他甚至组建了一支海军来控制海峡。这种热情，在他去世之前几乎从没有消失——尽管下议院表达了(1420年)对英国最终征服法国的计划将产生的后果的不安，他们的前辈也曾对爱德华三世表达过同样的顾虑。
亨利五世采取了与爱德华同样的策略：与法国贵族结盟，利用他们的分裂，推进自己的王朝主张。在整个战争期间，对英格兰人的成功来说，勃艮第的支持至关重要。然而，很快，入侵者的目标就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征服和殖民化。1415年的远征是试水，在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的胜利，极大地证明了传统的英国战术的有效性。因此，1417至1420年，亨利开始征服诺曼底，以及附近的省份；诺曼底是亨利统治期间和之后，双方的主要战场。亨利与法王查理六世签订的《特鲁瓦条约》(1420年)使他成为法国的摄政王，并取代法国王太子，成为瓦卢瓦王位继承人。这项非同寻常的条约所确定的英法关系，延续了超过一代人之久。虽然亨利五世从未成为法国国王(他于1422年早于查理六世去世)，但他幼小的儿子(英格兰的亨利六世，法国人眼中的亲英派亨利二世)继承了双重君主地位。但维持它需要不懈的努力。
亨利五世和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亨利五世的弟弟以及英军在法国的继任军事指挥官)于1417至1429年间，将诺曼边境向东部和南部推进。他们先后在阿金库尔(1415年)，克拉万特(1423年)和维尔纳叶(1424年)击败法军。这是英国权力在法国所能达到的巅峰。在贝德福德的统治下，“坚定与和解的建设性平衡”来使被征服的土地能够负担进一步的战争(向南部的安茹和曼恩)军费。但是，圣女贞德激励下的法国复兴和查理七世在兰斯的加冕(1429年)挫败了这一计划。英军的进攻在帕泰(Patay)战役失败后停止了。此后，诺曼底在外国人的统治下变得焦躁不安，英格兰在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盟友开始动摇，英格兰议会不得不为在法国北部的战争寻求更多资金，那里的驻军和野战军队成为越来越重的负担。英国人处于军事和金融陷阱之中，而且没有亨利五世的天才来指挥他们。
在15世纪30年代，寻求和平变得更加紧迫，特别是英格兰一方。阿拉斯大会(1435年)和格拉沃利讷会议(1439年)的讨论都无果，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内部在和平的愿望和重大让步之间的分歧还没有解决。但查理七世财力的恢复、英国在保卫已占法国领土上的成本不断增加、贝德福德公爵于1435年去世，特别是勃艮第的叛变——都是决定性因素。英格兰政府释放了奥尔良公爵(自阿金库尔战役以后一直被囚禁在英格兰)，让他去游说其他法国王子们(1440年)接受英方的和平请求——但他没有取得多大成功。1445年，亨利六世与法国王后的侄女(安茹的玛格丽特)结婚，但即便如此，也只是求得停战；虽然有人提议两国国王举行会晤，但始终未能实现。最终，亨利六世承诺交还来之不易的在曼恩的领土，以代表他个人求和的诚意。此举未能赢得他的臣民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曾在法国有土地并在战斗中充当先锋的权贵和绅士)，恼怒的法国人在1449年袭击了诺曼底。在炮兵的支援下，法国的猛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又在鲁昂(Rouen)和福尔米尼(Formigny)击败了英国人，并在1450年8月底迅速把英国人清除出公国。一位法国编年史家报道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击败，民众和军人的损失都甚微，杀人少，对农村的破坏也很小。”
在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统治下，几乎没有经历过重大交战的加斯科涅，遭到了乘胜追击的法军的入侵；1453年7月17日，法军在卡斯蒂永(Castillon)获胜后，加斯科涅西南部的英格兰领土完全丧失。这是最令人震惊的一击：加斯科涅自12世纪以来一直是英格兰人的领土；这导致英格兰与法国西南部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和纺织品贸易受到严重破坏。在亨利五世的“帝国”中，现在只剩下加来了。吃了败仗的士兵回到英格兰，垂头丧气，他们认为自己的困境和失去亨利五世换来的东西，应该归咎于缺乏信誉的兰开斯特政府。在国内，亨利六世面临着战败的一切后果。
卡斯蒂永战役失利后的三个星期内，亨利六世精神和肉体上都近乎崩溃。这种状况持续了17个月，并且可能从未完全恢复。失去他的法国王国(亨利是唯一在法国加冕的英国国王)可能是他崩溃的原因，尽管到1453年他统治下的其他方面也令他十分忧虑。那些亨利所信赖的人，被证明不配他的信任，且遭到广泛憎恨，特别是萨福克公爵(1450年被谋杀)和萨默塞特公爵(1455年在圣奥尔本斯的战斗中丧生)。那些不被他宠信的人(包括约克公爵理查，以及内维尔家族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都感到愤愤不平、心生怨恨，国王和他的宫廷阻止了他们改善命运的努力。亨利的政权即将破产，其在各郡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权威正在陷入瘫痪状态。在1450年夏天，爆发了自1381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众起义。出身微贱但才华横溢的约翰·凯德(John Cade)领导了这场起义。他占领了伦敦几天，并强烈谴责国王的大臣们。其实，国王个人应当对英格兰的困境承担不可推卸的大部分责任。
亨利六世本是一个心怀善意的君王，在教育和宗教方面有着值得称赞的愿望；他寻求与法国建立和平，并希望奖励他的朋友和仆人。但是，没有一个中世纪的国王可以仅凭善意来统治。此外，亨利骄奢淫逸，对人对事都没有精明、理性的判断力。他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但他是最没有经验的国王，从未摆脱在少年时期那种对别人的依赖——这是他漫长的未成年期(1422—1436年，他在位的最初时期)的必然特质。无可否认，他的许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父亲为他创造了双重君主身份(1431年在巴黎加冕为法国国王)——而这种身份的要求，比对那些军事征服者(如爱德华三世或亨利五世)的要求更沉重、更复杂。他未成年时期依靠权贵来摄政统治，这期间培养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在国王成年后，也不容易放弃他们的利益——特别是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和他的叔祖父亨利·博福特，温彻斯特的红衣主教。此外，在格洛斯特于1447年去世后，亨利六世是亨利四世的男性子嗣中唯一幸存的后裔，这一事实导致他不信任约克公爵，因为后者是马奇伯爵的继承人(马奇于1399年被剥夺王位继承权)。那么，兰开斯特王朝晚期的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警惕，何况约克公爵理查是那些不满者的领袖。
尽管国王生病了，但是1453年10月，他脾气暴躁的王后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充实了兰开斯特王朝，但它几乎没有改善这个王国或约克公爵理查的状态。作为英格兰第一公爵和亨利的堂兄，约克在国王丧失掌控国家的能力期间(1454至1455年，1455至1456年)，两次被任命为王国的监护人。但正因如此，他引起了王后的强烈敌意。在布洛希思(Blore Heath)和路孚德桥(Ludford Bridge， 1459年9月至10月)的战役中，王后终于爆发了；随后在考文垂召开的议会上，约克、内维尔家族和他们的支持者遭到迫害。这个疏远了有权势的人的政权，在国内外留下灾难性的后果，导致约克于1460年10月提出了对王权的要求。不久之后，约克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去世；在沃里克伯爵的协助下，约克的儿子爱德华于1461年3月4日登基。爆发于15世纪50年代的王朝战争(即我们所熟知的“玫瑰战争”)走向“成熟”。
新登基的约克派君主爱德华四世，面临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被废的国王，他的王后和儿子仍在逃。因此，他们的存在为他们的追随者及苏格兰和法国的同情者提供了一个焦点——这些人一心想着让虚弱的英国政权出丑。亨利在北方被捕(1465年)之后，爱德华感到更加踏实——尽管这位前国王被囚禁在伦敦塔，他的王后和儿子在苏格兰、随后在法国接受了庇护。更为严重的是，爱德华未能获得英国权贵及其门客的广泛支持。此外，在15世纪60年代后期，他逐渐疏远了他的强大的“国王缔造者”，即沃里克伯爵，后者(像1399年后的诺森伯兰一样)对爱德华日益增长的独立性感到不满。爱德华无耻的兄弟乔治、克拉伦斯公爵也背弃了他。政敌利用这些不利因素，策划了叛乱(1469年)。在法国路易十一的鼓动下，爱德华于1470年7月与流亡的兰开斯特王后玛格丽特达成了一项令人忧虑的协议。沃里克、克拉伦斯、兰开斯特家族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约克派回到了英格兰，爱德华四世被迫逃到他的盟友勃艮第公爵那里。他们迅速恢复了(或“重新获得”了)亨利六世的王位，他是第一位中间有过中断的两次宣布执政的英格兰国王(1470—1471)。当亨利于1470年11月召开会议时，大法官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来开始他的布道，“叛逆的孩子们啊，回来吧，主说”，这不仅是在向威斯敏斯特呼吁，也是在向全国呼吁。
但被废的爱德华，就像他之前的亨利六世一样，处于自由状态，能够在勃艮第的帮助下组建一支军队。此外，亨利的复辟政权充斥着互相冲突的效忠者和互相排斥的利益集团。因此，当爱德华于1471年3月重返英格兰时，他能够在巴尼特击败并杀死沃里克，然后向西行进，在图尔克斯伯里彻底打败了刚刚从法国返回的兰开斯特王后和王子。最后，爱德华四世的王朝终于安全了：玛格丽特王后在图克斯伯里战役后被捕，她的儿子在战斗中被杀，并且当爱德华胜利回到伦敦(5月21日)的那个晚上，亨利六世在伦敦塔里死了，很可能是被谋杀的。主要的兰开斯特家族的血脉已经断绝。约克派持不同政见者要么被吓坏了，要么死了；而克拉伦斯虽然与他的兄弟和解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在1478年因为进一步的轻率行为而被处决。
爱德华在15世纪70年代享有的相对政治安全，使他能够进行一段时期的建设性统治。他试图通过与布列塔尼、勃艮第和苏格兰的联盟来修复英格兰在国外的声誉，并且还想步先王们的后尘、继续对法作战。他的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盟友反复无常，导致他1475年的远征差点变成一场灾难。但在《皮基奎涅条约》(the treaty of Picquigny)中，路易十一答应向他支付一笔不菲的补偿金，以换取爱德华承诺不谋求法国王位。爱德华试图重组政府的财政管理——这跟兰开斯特王朝的意图是一致的。如果他宣布他的统治不会增加特殊的税赋以取悦议会，同时奖励朋友和吸引政治支持者，这意味着他不能指望采取一项连续的税收计划来增加收入。他要讨好商人和伦敦人，吸引他们为自身利益参与贸易，并与佛兰德斯和德意志港口的汉萨同盟(Hanse League)保持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在位后期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几位能力出众、忠心耿耿的国家官员的持续服务。
那么，为什么玫瑰战争没有结束呢？为什么北威尔士除了乡绅，子孙后代都不知道都铎王朝？1483至1485年间，约克王朝派遭遇了两个最常见的、威胁君主制的危险：国王年幼；王室亲属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爱德华四世于1483年4月9日去世时，他的儿子兼继承人爱德华仅12岁。他的幼年执政期并没有太长时间，而且无论如何，英格兰已经有过以前几次幼王执政的情况，都没有出现太大的困难。但自15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环境已经恶化，特别是爱德华四世、沃里克和克拉伦斯经常采取武断、无情和非法的行动，使爱德华五世的继位暗藏危险。约克王朝拥有国王宝座的短暂时间内，约克家族的兄弟们，爱德华、克拉伦斯和格洛斯特似乎都无法摆脱对王权的贵族式渴望。爱德华四世依靠周边一圈权贵来扩展他在王国的权威，他们大部分与国王自己的家族或他妻子的伍德维尔家族有联系：北部的格洛斯特、威尔士的伍德维尔家族和中部的黑斯廷斯勋爵。当爱德华四世在世的时候，各派系保持相对的平衡；但他去世后，王权依赖几个钩心斗角的派系的危险浮出水面。不信任，尤其是格洛斯特和伍德维尔家族之间的不信任，破坏了统治圈的稳定——使得那些圈外人(尤其是北方的老牌珀西家族，以及威尔士和西米德兰的白金汉公爵)看到了他们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仅存的约克兄弟，即30岁的格洛斯特的理查，在其性格和野心的支配下，盘算着从年轻的侄子手中篡夺王权。他于6月26日篡夺了王位，囚禁(并可能谋杀)了爱德华五世和他的弟弟——他们俩就是史称的“塔中王子”。理查还处死了爱德华四世的王后的兄弟和黑斯廷斯勋爵。他对王位继承的惯例规定唯一肯做的让步就是，他卑鄙地宣称爱德华四世和他的儿子都是私生子；他也无视克拉伦斯的孩子们。理查三世的行动和粗暴处事方法，导致了王朝战争重新爆发。1483年10月，爱德华三世的第五个儿子托马斯的后裔白金汉公爵发动了叛乱。更成功的是，1485年8月亨利·都铎从法国率军在英格兰登陆——尽管他通过母亲的血统提出对王权的要求显得牵强；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的曾孙女；冈特的约翰是爱德华三世的第四个儿子；玛格丽特的祖父约翰·博福特是冈特的约翰和情妇凯瑟琳·斯温福(Katherine Swynford)的私生子。尽管如此，他于1485年8月22日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Bosworth Field)击败并杀死了理查三世国王。到那时，理查的王室血脉似乎断绝了：他的妻子和他唯一的儿子已经死了。
多个因素使得亨利七世能够在博斯沃思战役之后保住他的王冠。在15世纪的篡位者中，只有他很幸运地在战斗中杀死了没有子嗣的前任。他从幻想破灭的约克派那里获得的支持至关重要，特别是爱德华四世的王后。此外，英格兰的权贵们已经厌倦了战争：不同等级的贵族已经损伤了太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领土权力被削弱或被摧毁。因此，不认为亨利的胜利及其对王位的企图，在英格兰得不到多少支持。而且来自约克派的王权觊觎者〔如1487年的兰伯特·辛奈尔(Lambert Simnel)〕也未能使人信服。1455至1485年期间的实际战斗时间，加起来可能只有15个月，所涉及的军队规模可能不会很大；但战斗的重要性与参战或伤亡人数无关。“玫瑰战争”几乎摧毁了英国君主制的世袭基础，亨利·都铎夺得王权基本上与世袭制无关。亨利表面上扮演兰开斯特和约克的代表人物和继承人，但实际上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国王，并决心保持自己的王位。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英格兰国王在自己的王国中享有可能令法国君主羡慕的统治力，而王冠则象征着英格兰的统一。它的佩戴者与众不同。加冕仪式凸显了国王的半神性质——据说君主的触摸可以治愈淋巴结核这样的皮肤病。理查二世坚持要求靠近他的人应该屈膝，而“陛下”成为15世纪起对国王的尊称。
王室行政的触角(决策、税收和要实施的法律声明)延伸到了不列颠群岛的各个角落，除了北部和西部。达勒姆主教和切斯特伯爵的特许领地在英格兰郡的制度之外，具有特殊的独立性。但毫无疑问，他们无法超越国王权力的影响范围：达勒姆的主教几乎都是国王挑选的，就像安东尼·贝克(1311年)和托马斯·兰利(1437年)一样，且经常担任王室大法官；1301年之后，切斯特伯爵也是威尔士亲王和国王的长子，而且在中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国王亲自掌管着柴郡——因为那里没有成年伯爵。
国王的治国理政，需要各郡配合。在每个郡，郡长和新的和平法官，在贵族和当地绅士的帮助下发挥最佳作用，反过来，他们的利益又与君主有关——因为他是王国里最大的单一财富和恩赐来源。下议院的一些代表来自卡莱尔和康沃尔郡之间或什鲁斯伯里和萨福克郡之间的郡和城镇——这样的议会在中世纪晚期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战争和国内的动荡迫使国王在制定和实施影响整个王国的决策时，需要向他的臣民(当时人称之为“王国的百姓”)咨询，并征求他们的建议。除了世俗和宗教的贵族之外，还不时地邀请地方代表参加中央大会，即议会——这也是明智之举。政府不仅要挖掘贵族的财富，还希望挖掘城镇居民和较小的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在战争和政治危机中，需要他们提供物质援助和行动支持；但在法律或经济和社会安排中，遇到有争议或者新颖的变动时，举行代表性大会是可取的做法。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为议会设定了一个召开频率(1327至1437年间，平均每年召开一次)、与众不同的职能和既定程序；并且，从1337年开始，让下议院代表在其中发挥永久性作用。这个机构在中世纪欧洲议会中独一无二，它既讨论重大的商业问题，也讨论个人提出的小问题。它掌控着对英国人征税的垄断权，它是这片土地上的最高法院，它通过立法程序制定新法律并修改现行法律。甚至下议院代表也为自己赢得了特权，尤其是在议会会议期间他们拥有言论自由和免于被逮捕的权利。它基本上仍然是受国王支配的政府工具，但它有时会批评国王的政策和大臣(如在1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及在15世纪40年代)——尽管几乎从来没有批评过国王本人。当议会成立并鼓励其发展的实际需要消失时，开会的次数大幅减少：在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那一年)至1509年间，每三年召开一次。
当下议院代表回到他们各自选区的选民中时，必须提前告知、讨好和说服选民们，因为相当多的选民渴望了解有关事务的信息。毕竟，他们是纳税人，他们服役于战争和国防；并且政府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合作和顺从。因此，明智的政府会仔细权衡它将要传递给全国的消息，以及它希望国王的臣民所采取的态度。为此目的，政府使用了完善的通信和宣传手段。官方公告的前言可以有助于推广一项政策，并为一种做法辩护，如爱德华四世发布了反对被废黜的亨利六世的王后玛格丽特的公告，其内容令人想起了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这位约克大主教被亨利的祖父处死，并且从此戴上了烈士的光环。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宣传手段，以使臣民继续反对兰开斯特王朝。公告被发送到每个郡，供公众阅读和展示。歌曲和民谣也可以影响广大群众，一些由官方鼓励的歌谣，夸张地歌颂阿金库尔战役的荣耀。布道在塑造民意和动员支持方面同样有效：1443年，亨利六世要求向每个教区派出优秀的、有煽动力的牧师，通过布道，协助王室为下一场对法战争筹集资金。加冕礼、王室仪仗队，以及国王和王后进入约克、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以及伦敦)的正式入城仪式，都是官方大肆宣传王威的场合，也是充分利用神话、基督教和爱国主义做宣传的机会。1417年，亨利五世的一幅画像，描绘了他在伦敦的接待处欢迎从法国远征回来的基督十字军士兵。如果任何公民对他入侵法国的正义性持怀疑态度，就会被清除。
用于通知、说服和辩解的信件的流通，等于出版前时代的出版，这些信件很快就进入了流行的编年史。通过这种方式，亨利五世向他的臣民报告了他的法国战役的进展情况。即便是当时的流行作家，也成了官方的宣传机器。在15世纪的作者，很少主动地创作他们的作品。托马斯·赫克莱夫(Thomas Hoccleve)是一位出身卑微的政府官僚，亨利五世花钱请他为阿金库尔战役和英军攻克了鲁昂(1419年)谱写赞美诗词。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亨利六世和他的宫廷的资助，他向百姓头脑里灌输沙文主义——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来自1436年英格兰成功地阻止了勃艮第对加来的攻击。
国王、他的法庭和他的大臣(这些宣传渠道的主要开发者)通常住在威斯敏斯特、伦敦或温莎。英格兰君主制的圣殿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通常在威斯敏斯特召开(1339至1371年间，所有31次议会都在这里召开，而且在1459年以后没有任何一届会议在其他地方开会)。政府部门逐渐在威斯敏斯特或伦敦设立了永久性办公室；伦敦是英格兰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在中世纪晚期，除了在宗教方面之外(坎特伯雷仍然是全英格兰大主教的所在地)，伦敦在各个领域都成为该王国无可争议的首都。威斯敏斯特和不断发展的泰晤士河滨郊区一带，使伦敦成为王国的行政、商业、文化和社会焦点。在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政府的规模有所增加，其复杂程度和运行节奏都提高了：征收和管理常规税赋、举行议会常会、设立海关服务、阻止战争和布置防务，以及监督整个王国的法律和秩序。结果是一个集中、协调和常驻的政府形成了。当14世纪头30年里与苏格兰的持续战争被规模更大的对法国的战争所取代后，约克也失去了与伦敦相竞争的另一中心的地位。此外，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经常在国外率军作战，而缺席国内事务的管理——这更凸显了需要建立一个固定的、集中的政府总部，该总部可以在没有国王本人参与的情况下运作。1339至1341年间爆发的危机，让爱德华三世认识到，他再也不能像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前任国王们那样，把他的政府机器“随身携带”。到了1340年，财政署回到了威斯敏斯特办公，从此以后没有搬离过。国王的文秘署(chancery)、财政署和法院等官僚机构，都在首都扩大其规模。官员们大多是雄心勃勃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也在邻近的郡扩张利益。权贵、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城市内或城市附近购买了住所或房屋；伦敦居民的姓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表明，许多地位卑微的人从王国的各个地方迁移到了首都，甚至包括从威尔士和爱尔兰来的人。
英格兰教会的英国特色，是中世纪晚期第二个重要且持久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英格兰教会与其他拉丁教会共同信奉天主教的信仰和教义。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由罗马教皇作为教父领导的普世教会，是一个由众多独立教会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治权。英格兰教会的英国特性，在中世纪后期变得更加明显，成为英国人国家意识在教会特色上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功于英语和英国人的独立经历；在更大程度上，跟英国的法律和习俗有关——英国人(包括神职人员)生活在这套法律和习俗框架下，国王也在这个框架下遵守他的加冕誓言。此外，英格兰国王、贵族、绅士和城镇居民建立、鼓励和资助了英格兰教会，使他们个人和家庭与某个教堂或某些神父建立了亲密的纽带。主教们是大地主(温彻斯特主教在15世纪中叶的年收入为3900英镑)，他们在议会有一席之地，是国王的议员之一。他们和地位次之的权贵都经常得到提拔，因为王室信任他们、认为他们有用，并且，他们可以在教会得到奖励，不需要国家财政掏腰包。当然，英国人能够控制其教会，并塑造其特点和神职人员，是有充分的实际原因的。在法国战争期间，有一点似乎更为紧迫。在1307年及以后，教皇在英国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中的作用，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甚至包括主教的任命。毕竟，14世纪的大多数教皇都是法国人出身，并且，在1308至1378年期间，他们生活在阿维尼翁，有成为法国人的傀儡的危险(或者人们普遍这么认为)。相比之下，只有一位教皇是英国人(在12世纪中叶)，并且没有一位教皇曾经访问过英格兰——直到1982年这个惯例才被打破。
通过几个方面可以说明英国教会的英国化趋势。基于早期神父制定的规范并通过教皇立法得以补充的《教会法》，被英格兰的教会法庭接受，并得到普遍运用，并且，教皇在教会事务中的最终司法权也得到了承认。但在实践中，《教会法》受到王权的制约，特别是当被指控犯罪的教士声称享有“教士豁免权”时。从爱德华一世时代开始，教皇向英国神职人员征税的权力受到严重限制；大多数教皇税收进入了国王的金库，而不是用来对敌斗争(许多人都这么认为)。更严重的是，从14世纪中期开始，以及在天主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期间(1378至1417年，当时有两位，有时三位教皇同时声称自己是正统)，教皇任命英格兰教会主教们和其他重要成员的权力受到限制，英格兰自己所支持的教皇又无立锥之地。于是，英格兰国王使用了反教皇的《空缺圣职继任者法》(Statute of Provisors， 1351年首次颁布，1390年重新颁布)和《侵犯王权罪法》(Statute of Praemunire， 1353颁布，1393年延续)，迫使教皇妥协，使得任命的主动权落在国王手里。因此，在15世纪之前，英国教会中很少有外国人被任命担任要职——除非他们得到了政府的特别批准；如亨利七世提名三位意大利主教时，就得到了这样的批准。
在英格兰，很少有神职人员对这种情况提出抗议。主教们没有这样做，这跟他们的本性以及被任命的方式有关。教会没有集体抗议，是因为担心教皇向他们征税。神职人员没有这样做，因为英格兰国王是反对异教徒的天主教保护者和回击反天主教攻击的支持者。1433年，即使是一位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也可以宣称“国王在这个王国至高无上”。
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体制性教会之外，有两股宗教热情极具英国特色：灵修，在神学中还可算是严格的正统；而受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启发的罗拉德运动(Lollard movement)，则是异端。14世纪兴起了对神秘和虔诚的著作的兴趣，其中大部分都是从该世纪后期开始用英语写作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公众。这些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教会的教义和做法，但他们更喜欢个人的、直觉式的宗教信仰，专注于收集在《黄金传说》(Golden Legend)里有关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圣徒生活的、苦难和死亡的故事。作家们经常是向读者宣扬静思生活的、独来独往的人物。当时，最受欢迎的灵修作品出自约克郡的隐士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以及后来的隐士诺威奇(Norwich)的朱莉娅女爵士(Dame Juliane)之手。《玛格丽·坎普之书》(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是林恩的一位市民的妻子的灵魂自传，它树立了世俗男女所追求的美德的典范，人们通过启示、想象和狂喜来拥有这些美德。像兰开斯特公爵亨利这样的平信徒(他在1354年用法语撰写了自己的灵修作品)，和像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一样虔诚的女性，选择这种强烈的精神生活，是对学者们枯燥无味的神学讨论的反动；虽然他们没有误入罗拉德派的非正统观念(罗拉德派的精神根源并不与之相同)。
罗拉德(源自中世纪荷兰语lollaer这个词，意思是一个说话含混不清的祈祷者)指威克利夫的追随者，是唯一一个席卷中世纪英格兰的重要异端运动；且威克利夫是中世纪异端邪说历史上唯一一位能够激发反对天主教会的广泛异端运动的大学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基本上在英格兰土生土长的思想体系，通过书籍和阅读影响了很多人。尽管威克利夫不太可能用英语写作，但他激励了一系列英语论战作品以及1396年第一次完整的《圣经》英译本。首先，他迎合了当时的反教权主义情绪；他批评天主教会对财富的贪婪，以及太多不必要的神职人员，并因此而赢得声誉，以及贵族、朝臣和学者们的支持。但他日益激进的神学思想，过度强调对《圣经》的信心，招致牛津大学的谴责和开除。当面对亨利四世的严酷的正统宗教手段时(1401年将火刑列入迫害异端邪说的手段)，有影响力的人对威克利夫的同情消退了。并且当罗拉德派与约翰·奥得卡梭(John Oldcastle)爵士的密谋发生牵连，对他的同情几乎荡然无存了。当罗拉德派失去了精神源泉和强大的保护者时，就成了生活在威尔士边境地区和米德兰兹工业城镇的手工艺者、工匠和贫穷牧师的支离的、无组织但顽固的运动。他们的信仰变得越来越异类、古怪，但他们对教会权威的基本敌意、对《圣经》的忠诚和对英文《圣经》的推崇，预示着随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并且成为后来英国新教的核心思想。
识字率的提高和英语语言的广泛使用，是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两大发展趋势。它们是英国人日益增强的公共事务意识的表现，也反映了爱国主义和国家意识的情怀。
说服大家相信这些变化比证明它们更容易。关于识字率增长的速度和广度，当时没有统计，我们也不可能用当时基本上还不懂算术的人提供的数据对其进行量化。如果把界定“神职人员豁免权”(他们是当时的识字阶层)的1351年和1499年法令进行比较，则可以得到其增长的粗略指数。1351年的法令规定，所有有阅读能力的平信徒，应该被赋予“神职人员豁免权”。150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世俗学者和圣职人员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这时候只有后者可以享受“神职人员豁免权”。也许识字阶层已经扩展到远远超过“神职人员”之外的范围，尽管1499年的法规将改变的必要性归因于神职人员滥用权力而不是识字率提高本身。
另一种普遍的做法就是比较中世纪后期的两次大规模的起义：瓦特·泰勒农民起义(1381年)和约翰·凯德叛乱(1450年)。1381年，来自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的农民向理查二世口头提出抗议，并且在起义期间与国王的所有联络似乎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在伦敦塔，理查二世不得不要求叛乱分子把他们的冤情都写下来让他考虑——因为塔外面的反叛者一直朝他咆哮。将此与1450年的起义相比较，当时同样来自肯特郡和东南部的凯德的追随者，从一开始就以书面形式提交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制作并传播了几个版本的书面要求。冗长的文件是用英语写成的，有时候很口语化，有一个合乎逻辑且全面的论点，即这个时期，出版手稿的业务正在蓬勃发展。众所周知，约翰·雪莉(约1456年)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租了四家店面来发展出版业务，制作“小歌谣、诉状和回旋曲”，用来出售或出租。20年后，海关账目记录了通过伦敦进口了大量手抄本的情况(仅1480至1481年度就超过了1300本)。
人们可能会谨慎地引入一些数字来表明中世纪晚期的识字人口不仅限于贵族、教士或政府阶层。凯德领导的起义军中，那些工匠和手工艺者很可能就具有读写能力。在1373年的法律诉讼中，28名证人中有11人将自己描述为有文化之人(或者能够懂拉丁文，并且我们可以假设他们也懂英语)；15世纪中叶，包括商人、牧民、裁缝和海员在内的证人中，识字率也和前述的例子差不多。毫无疑问，其他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不会梦想被聘请作为证人；但我们无可置疑地相信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爵士在16世纪初的乐观估计，即英格兰人的识字率超过了50%。
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放心地接受这些数字，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有文化的男性(很少有女性)在各种职业中工作。他们填补了迄今只为神职人员所保留的一些最高政治职位：从1381年开始，平信徒经常成为英格兰的财务大臣，这个职位对阅读和写作能力(如果不是数字能力)的要求是必不可少的。有文化的平信徒被聘为政府部门的职员，诗人托马斯·霍克莱夫(Thomas Hoccleve)就称心地当了35年的公务员。同样明确的是，在1380年之前，商人有记账单的习惯；不久之后，乡村自耕农可以书写私人信函(当然也能读)；即使在庄园里担任负责人的农民，也是在一个办公室中工作，越来越多的交易是在纸张和羊皮纸上完成的。到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一些工艺行会的规则和规定，坚持要求它们的学徒必须达到公认的识字标准。
至少，富裕的平信徒的阅读习惯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阅读编年史很流行，而且不仅仅在伦敦如此。单单保留至今的手抄本就有数百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5世纪里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手抄本，其中多数都是用英语写的。商人和其他人开始拥有“普通书籍”，包括诗集、预言、编年史，甚至食谱等，积累成他们个人的小型图书馆，供他们在空闲的时候翻阅。他们拥有书籍，并在遗嘱中小心处置它们——特别是宗教和灵修书籍。
英语得到越来越普遍的使用。在14世纪结束之前，说法语和懂法语(因此能读会写)的人显著下降；即使在政府和私人组织的官方和正式业务当中，英语的使用至少跟法语一样普遍。在这个世纪中间的几十年里，议会的讨论以英语进行——对此种情况的第一次书面记载，可以追溯到1362年。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用英文起草的房契是在1376年，最早的英文遗嘱出现在1387年，尽管这些只是粗略且原始的证据。到14世纪70年代，坎特伯雷正式大会的会议记录经常用英文；亨利四世于1399年用英语在议会发表讲话，并且讲话内容被详细记录下来。这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与法国的长期战争激发了爱国主义，罗拉德派的运动潮流储备了大量英文书籍和布道词，王室和贵族起了带头作用，当然还有，说英语的臣民更多、更广泛地参与到了王国的事务中，尤其是在议会中。书面英语取得了胜利。
在此之前，必须面对一个重大问题：区域方言问题。只有解决了方言的问题，才能实现英语作为书面和口头语言的全部潜力。必须承认，在大约一个世纪中，流行的英语、古怪的康沃尔语、威尔士语，以及跟约克方言一样难懂的地方语言，都不能完全被吸收到一个共同的语言中；但融合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15世纪上半叶，政府规模的扩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的官方通信在王国内开发和推广了英语的使用。另一个因素是，在14世纪伦敦发展成王国的固定首都，约克作为辅助行政中心，布里斯托尔作为第二个商业大都市——每一个城市都演变出一种方言，别的地方的人必须理解它们各自的方言，于是它们逐渐融合成一个标准化的英语。这种方言主要是中部地区的英语，以牺牲城市语言为代价，取得了统一语言的胜利；因此，它更容易被各郡的乡村所采用。中部方言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4世纪和15世纪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大量人口迁移到了伦敦。罗拉德运动也起到了一部分作用，因为它在中部地区和西部乡村地区特别活跃，其大部分书面作品都是以中部地区的方言的变体书写的。这种方言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占领了伦敦，进而占领了整个王国。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对于他的作品是否会在整个英格兰被读懂存在严重的疑虑——并且他为一个有限的、对他的作品着迷的圈子写作。
而因为用英文和我们的方言写作
是如此多姿多样，
所以我向上帝祷告，每一种方言，
都不会把你写错，每一种韵律都跟随你的方向。
无论去向何方，你都要朗诵，或者吟唱，
我乞求每个人都能读懂上帝的“模样”。
在1426年的一宗法律案件中，法官声明，虽然单词的读音在英格兰的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但在法庭上同等有效。半个世纪之后，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可能会更加乐观地认为，来自不同郡的人都能读懂他印刷的几百本书。他意识到“在一个地方说的普通英语，与另一个地方的不同”；但是，通过使用“既不太粗鲁也不古怪的英语，且以上帝的恩典所理解的方式”，他预计不会遇到太大困难。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易于理解，对于沟通的有效性、观点的共同表达以及形成国家意识都至关重要。
英语已成为“一个征服民族而不是被征服民族的语言”。英语作家的自信，在天才的乔叟身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并吸引了来自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人的资助，包括国王、贵族、绅士和城镇居民。各种形式的英语诗歌，无论在质量还是受欢迎程度上，都远远超越了14世纪和15世纪的英语散文：抒情诗和浪漫诗歌、喜剧和悲剧、寓言和戏剧。这些诗歌大部分都根植于北欧传统。14世纪英格兰西北和中部地区的文学复兴，主要是押头韵、不押尾韵的诗文。但这轮复兴得到了当地绅士和诸如博恩斯家族(赫里福德伯爵)和莫蒂默家族(马奇伯爵)等权贵的赞助，并且可以创作具有相当想象力的作品，如《高文爵士和绿色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和《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在同一地区，以英国奇迹剧形式出现的基督教戏剧，是在14世纪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克、贝弗利、韦克菲尔德和切斯特等北部城镇大受欢迎。在这些地方，戏剧由城镇行会组织和演出。
与此同时，在南部和东部，出现了一种更新的韵文形式。这种形式更多地归功于法国和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文学的风格和内容。乔叟的一支妙笔，和他的朋友约翰·高尔(John Gower)的部分贡献，创造了英国文学不朽的杰作。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词汇的丰富程度、想象力和人类理解力的深度上，以及纯粹的艺术性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约在1380至1385年间写就的《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特别是反映英格兰社会全景的鸿篇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写于1386至1400年，但从未完成)，是英国文学成就的里程碑式作品。它们展示了作者的智慧、通俗性和创造力，以及对各种各样的当代英语谚语的熟练驾驭，这一切使乔叟成为中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
高尔是肯特郡人，先后分别由理查二世和亨利·波林勃洛克(Henry Bolingbroke)资助。乔叟出身于一个伦敦商人家庭，在贵族和王室社交圈长大，他是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非凡的创作天赋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达，并得到了同时代有影响力的人的认可。乔叟的弟子，霍克利夫(Hoccleve)和利德盖特(Lydgate)，与他们的老师相比似乎显得逊色不少，但，至少王室、宫廷和伦敦市给他们提供的资助，基本上确保了他们所代表的首都英语文学流派，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英格兰的建筑师和建筑工人，也得益于本地的财富和品位的“供养”。通过从欧洲大部分地区流行的哥特式风格(尖拱是哥特式的符号和最显著的特征)中汲取营养，他们创造了独特的英国建筑风格。自19世纪以来，这种风格被称为装饰式(Decorated，更准确地说是自由流动和曲线型)和垂直式(又可说是垂直式或直线型)。在英格兰的主教座堂、较大的教区教堂和大学建筑的窗户和拱形设计上，最能体现这种建筑风格。任何新的建筑发展，都可以精确地找到其渊源，人们认为，在13世纪末与埃及的穆斯林世界和波斯的蒙古世界重新建立的外交活动和十字军东征，把东方的建筑风格和技术传播到了西方。精美的窗花格和豪华的自然主义装饰图案是装饰式的特征，它们体现在三座幸存的埃莉诺十字架上；这些十字架是爱德华一世在13世纪90年代立的，用来作为他妻子的遗体从林肯运往威斯敏斯特墓地的旅程中的路标。圣玛丽红崖教堂(St. Mary Redcliffe)的六边形北门廊和门道，可以看到东方的痕迹，这座位于布里斯托尔的教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初。这些奢华精美的结构，即使在哥特式流行的欧洲，都是无与伦比的；已经被人们誉为“英国整个中世纪的建筑史上纯粹创造性的最辉煌体现”。仅仅半个世纪(1285至1335年)后，它更是引发了一股潮流。这种潮流创造了最具有英国特色的风格：垂直式。在这个时代，英格兰处于战争状态，于是这种风格很少在欧洲大陆被模仿。它的简洁、清晰的线条和更大、更轻的空间，可能最早出现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1834年被毁)的圣斯蒂芬皇家礼拜堂，或伦敦市的圣保罗大教堂(1666年焚毁)。无论哪种方式，以埋葬了爱德华二世的格洛斯特大教堂为代表，这种建筑风格很快便借助宫廷的影响力传播到英格兰的西部，至今仍然让人叹为观止，无论是格洛斯特大教堂的唱诗席(可追溯到14世纪30年代中期)，还是后来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建于1379年)和温彻斯特大教堂(建于1394年)的中殿。英式风格的装饰，现在主要集中在拱形屋顶，最典型的是赫里福德大教堂的会议厅(现已被毁)的扇形穹顶和格洛斯特大教堂的回廊(1351后建成)。
垂直式建筑风格最常见。最好的垂直式建筑，一般是英格兰较大的教区教堂，如在赛伦塞斯特、考文垂和赫尔的。无论是瘟疫还是战争(它们在15世纪导致大型建筑工程无法实施)，都未能阻止东盎格利亚和英格兰西部的服装商和地主慷慨解囊，用来建造体现英格兰品位和技艺的丰碑。垂直式建筑，在15世纪后期一些最著名的英国建筑上经历了强劲复苏，其中大部分都是王室出资建造的：伊顿公学，温莎城堡(始建于1474年)的圣乔治礼拜堂、剑桥的国王学院礼拜堂，以及威斯敏特大教堂的亨利二世礼拜堂等。这一时期，无疑是“英国中世纪建筑的小阳春”。
中世纪后期，教区教堂的垂直式塔楼最具英国特色，从雷克瑟姆的坚固的圣吉尔斯教堂，到波士顿的圣博托尔夫教堂(St. Botolph’s Church)的高塔，到布里斯托尔的圣斯蒂芬教堂，到卡迪夫德的圣约翰教堂。此外，14和15世纪的木雕屋顶也是英国特色。最早的木质拱顶结构是1291后修建的约克的教堂会议室；1322年伊利大教堂的塔楼倒塌，重修的是木质拱顶和灯笼塔。这种结构，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厅(1394至1400年)椽尾梁橡木屋顶达到了顶峰。威斯敏特大教堂是由理查二世委托修建的，被认为是“中世纪全欧洲最伟大的一件艺术品”。从13世纪开始，泥瓦匠、木匠、建筑师，都有国王、朝臣、贵族和其他人资助，他们不仅仅建造宗教建筑，还修建王室和私人的城堡和庄园。虽然这些手艺人主要在伦敦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并且与国王的工程紧密相联，但是他们也被分配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去完成工作任务。他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供贵族和主教们驱使，并由此创造了符合本国人品位的民族风格。
英格兰人的民族性意识和对自己的英国风格的认识始于何时，不容易判定。但他们有时会把自己与不同的民族(种族、语言、国家或文化和政治传统都不同)进行比较(或被别人比较)。在中世纪后期，英格兰与不列颠岛内和欧洲大陆的其他民族发生过频繁的剧烈对抗。这些对抗，是民族性和英国性自我意识形成的驱动力。这样的经历所激发的英格兰的情感，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性之本质、共性、共同的传统和历史。
只要英格兰由诺曼的公爵们或安茹的伯爵们统治着，并且盎格鲁-诺曼男爵们在海峡的两岸都拥有庄园，其他贵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有庄园，统治精英不可能会认为自己是纯粹的英格兰人。但是当法国人占领诺曼底和安茹，并于1259年正式将那里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后，跨海峡的贵族们不得不决定他们应该首先向哪一方表示忠诚——这时候的统治精英才会可能认为自己是纯粹的英格兰人。随着苏格兰王国的自我意识的日益加强，特别是当爱德华一世发动的战争使得在两边都拥有土地的情况成为过去，英格兰的统治精英同样会认为自己是纯粹的英格兰人。此后，环绕英格兰的大海也强化了英格兰的独立性。在15世纪30年代中期，一位小册子的作者建议：
被大海环绕的英格兰独一无二；
大海像圆形墙壁拱卫着英格兰；
如果把英格兰比作一个城市
环绕它的城墙便是无垠大海……
从哈罗德国王以来，爱德华一世以后的国王，在成长经历和观念上比其他时期的国王都更加英格兰化。事实上，亨利六世在他39年的统治时间里，从未到过苏格兰或爱尔兰；他只踏足过威尔士一次〔在蒙茅斯(Monmouth)度过了一天〕；除了在他九岁加冕后访问过法国，之后再也没有去过。
至于外国人，在13世纪，佛拉芒人和随后的意大利人，在英格兰的海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让英格兰人憎恨他们的商业成功。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据说英格兰人“对外国人很反感，并希望外国人永远不要来不列颠岛；他们觉得那些外国人来这里是想自己成为这个岛的主人，可以霸占他们的商品……”。毕竟，像法国修道院附属的外国小修道院一样，出生在与英格兰作战的国家的人，可能会资助英格兰人的敌人。比如亨利四世的王后(布列塔尼公爵夫人)的仆人，就充当法国的间谍。在百年战争开始阶段，国王的文书在王国的文件上潦草地写了一句“不要给外国人看!”——这么做并不是没有理由。
由地位卑微的弓箭手以及骑士和贵族参与的英格兰的战争，给各个等级的士兵带来了鼓舞人心的自信。一位知情的观察者在1373年说：“英格兰人对自己满怀信心，他们打赢了那么多大胜仗，使他们相信自己不会失败。在战斗中，他们是世界上最自信的民族。”他们对自己的胜利充满无限的自豪感，而国王正是丰功伟绩的象征。在爱德华三世统治之下，“英格兰王国得到高贵的修正，荣耀和富裕程度前所未有”，而亨利五世在臣民中的威望达到更高的高度。英格兰人的优越感(仅次于自豪感和自信心)即使在15世纪中叶仍然毫不动摇——那时候的英格兰已经远非黄金时代了。野蛮的盖尔人被当作“小爱尔兰人”；1436年，英格兰人仍毫不掩饰对佛拉芒人的鄙视：
现在请记住，佛拉芒人，真为你们感到羞耻；
当你们围攻加来，理应受到谴责；
想要好名声，就做英格兰人而不是佛拉芒人，
继承那绅士血脉，古老而高贵。
1500年左右，当英格兰几乎失去了所有在海外的“帝国”领土时，一位意大利游客仍品评道：“英格兰人热爱自己和属于自己的一切。在他们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只有英格兰，没有其他世界。而当他们看到一个帅气的老外，他们会说，‘他看起来像一个英格兰人’，或者说，‘很遗憾他不是一个英格兰人’。”优越感很容易变成蔑视甚至仇恨。经过几十年的与法国人的战争，仇法情绪很普遍——其程度与法国人的仇英情绪相当，法国人把英格兰人看作“被诅咒的民族”。对法国人的厌恶，在亨利五世时期最强烈。虽然他获得了法国王位，但在英格兰，他不鼓励政府和受教育的阶层使用法语。伦敦的酿酒商读懂了他们所崇敬的国王的意思，当他们用英文书写他们的条例，会备注这么几句，“我们的母语，英格兰方言，已经在现代社会得到光荣推广和修饰……而且我们最优秀的君王，国王亨利五世，已经把它的习惯用法……用书写来推广和颂扬。”
英国过去的不安全感，曾与英格兰国王(一直到爱德华一世，甚至爱德华三世)的活力和雄心一道驱使英格兰人进入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他们在融入这些地区方面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虽然他们也试图把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文化、语言和习惯英格兰化，但拥有这些附属领地的英格兰人在中世纪后期并未能与之达成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国家。参加康斯坦茨大公会议(1414—1417)的英国代表团宣称：
无论通过血缘关系、统一的习惯，或通过独特的语言(在神和人的法律中，语言是一个国家最牢靠、最积极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的本质)来划定一个国家，或者通俗地把一个民族理解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可以理解(理应如此)为与法兰西同等的领土——英格兰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但是，代表团的人还补充说，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也是英国的一部分——这样说，实际上破坏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