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黄河河工银制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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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岁修经费

至迟在顺治中期,清廷河务部门对“岁修”和“大工”已经有了明确的功能区别和经费管理区别,顺治九年(1652)正月二十八日吴景道朱源决口甚大揭帖:顺治九年正月十三日准总督河臣杨方兴会稿,据管河道方大猷呈决口工程遵旨查议……题请照岁修钱粮原止供每岁修补之用,若有大工必须另请钱粮,此从来旧例也……[43]而此时距“岁修”开始才过去了四年,以此观之,顺治时期的河务经费管理制度的建设速度不可谓不快。

雍正二年至七年(1724—1729),河道总督先分为总河、副总河,再改为江南河道总督与河东河道总督,将黄河下游大体分为河南—山东段与江苏段,“东河”“南河”之名遂生。由于南河与大运河多有重合与联通,这一段黄河的变化直接影响漕运,自然会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样就造成了“重南河而轻东河”的局面。但从顺治时期38次“岁修”所耗经费格局来看,清代“重南河而轻东河”的现象在顺治时期就已经非常明显。

虽然大多数劳动力无偿使用,但顺治时期的“岁修”工程依旧要耗费大量白银。河工耗银主要包括购买和制作物料,临时征调船只、车辆等工具、人员食宿等。从已经整理的档案来看,东河与南河在经费来源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南河主要靠淮库提供岁修银两,比如宿迁县在顺治五年(1648)、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1657—1658)的岁修,就从淮库支取了总计约一万五千两白银。河南境内工程款项来源则主要在于地方,在顺治初年,河南沿黄州县已经有了库存河银制度,而且每年还会征收河银,如顺治五年河内县有见征河银的现象,顺治五年的岁修,阳武、兰阳、封丘、祥符共耗费白银一万四千九百九十六两。[44]其中封丘县库储河银共支付了四千六百两四钱,是这一年度“岁修”工程的最重要财源。顺治七年(1650)祥符县时和驿堤工“岁修”时,封丘县库储河银支付了六千三百零八两九钱二分七厘,占整个工程用款六千九百六十三两七钱的90.6%。[45]杞县县库也是重要的河银来源,顺治十年(1653)原武县赵家庄旧堤“岁修”所用四百一十五两白银全部由杞县县库提供。[46]

清代有专门的河库和河库道台管理黄河岁修经费。顺治时期,黄河岁修所用经费由沿河州县提供,比如顺治五年黄河宿迁段河堤修补所用银七千六百九十两七钱二分五厘,就是在淮库河银内开支。[47]而宿迁县董口一工所用的二百五十九两五钱六分五厘白银则是用宿迁县库储顺治三年、四年(1646、1647)的岁修存剩银。而河南境内的岁修经费则主要来源于封丘、祥符和杞县,这三县提供了河南境内岁修的绝大多数经费。从档案记录中来看,这三县当时已经有了库储岁修河银的做法。

河南在明清鼎革时期是明军、闯军的重要战场,双方从崇祯十四年到十七年(1641—1644)在河南府、归德府、开封府多有攻守。清军入山海关之后,闯军也把河南和山西作为防御清军的主要战场。清军的政治军事力量渗入河南不会早于顺治二年(1645)六月,因为这一年六月初清廷派遣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同年七月,清廷开始向河南选派官员,建立行政秩序;八月之后在怀庆府、卫辉府设置了总兵,派兵驻防。这也就是说,顺治二年清政府才开始在河南建立统治秩序,过了五六年,当地就有县政府具有了岁修河工银的积储。

在顺治五年的汴口工程中,吴景道就计划调用河南库储的岁修河银一万两,另从山东河银内调用了八千七百五十余两。[48]顺治九年(1652)的祥符大王庙工程中,岁修河银支付了部分的工程款,大王庙堵口原估计用银规模为三十三万余两,其中河南开封、杞县、封丘三库支出了两万七千八百余两,而山清、扬州、徐属、大名四库承担了十一万六千三百余两。但当时承担河工银任务的州县毕竟有限,且征收和管理可能都还不顺畅,如潘威曾经指出顺治初年各地对上交河工银存在着拖延现象。[49]而在顺治时期,河工部门为应对经费不足,也存在援引明代做法的现象,如顺治十四年(1657),杨方兴在封丘大王庙堤工中就对明代潘季驯和万恭治河期间从兵部、工部临时筹款用来建设大工的做法也会加以援引。[50]

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杨方兴乞休,上念其劳,以原官加太子太保致仕。[51]同年,朱之锡接任河道总督一职。朱之锡是在当年上任的第二任清廷河道总督,此时,顺治初年黄河下游流路散乱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河务部门的运作也较为顺畅,黄河治理需要更加制度化、体系化,特别是经费筹集需要尽快结束较为无序和混乱的状况。顺治十五年(1658),朱之锡对埽的规格做出了明确规定,大埽不过一丈,套埽不过八尺,并发前朝修防埽个文册互相参酌。这一做法看似简单,实际对“岁修”制度化的落实非常重要。埽是清代河务中大量使用的护岸工具,朱之锡不仅对埽的规格进行了规定,对埽料的来源也进行了规定“各县十六年分岁修合用埽料听该道行令开封府查照所属州县离河远近熟地多寡酌量分派”。[52]

康熙十五年靳辅治河之前黄河下游虽然疏于治理,但顺治时期毕竟建立起了一些河务成例,在人员、物资和经费调用上为康熙时期的靳辅治河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