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旅游中的性别研究

2.1.1 旅游性别研究的概念框架

旅游业的发展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和社会实践的具体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旅游业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人们闲暇时间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旅游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国内、国际旅游随之发展。在性别和发展研究渐趋成熟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将旅游业作为性别研究的对象。

Tourism：A Gender Analysis是最早的一本关于旅游性别话题的论文集，其编撰者为金纳德（Vivian Kinnaird）和 毫尔（Derek Hall）。书中学者们将旅游作为现代消费主义的一个主要方面展开讨论（金纳德等，1994），试图启发读者思考旅游业中性别关系的建构和变化，以及性别关系如何影响和控制着不平等等深层次的问题。综合金纳德和毫尔的观点，本书认为，旅游性别研究的概念框架主要包括三大因素：①旅游业是在由性别关系决定的性构社会（gendered society）中产生和构建的（金纳德等，1995）；②长期以来，性别关系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政治等旅游业发展因素相互影响；③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种族关系、阶层关系、性别关系反映了社会中的平等、权力与控制因素。

2.1.2 旅游性别研究的四个方面

纵观现有的旅游性别研究文献，旅游性别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四大方面。

（1）性别化的旅游者（gendered tourist）

这主要指从旅游者角度出发的性别研究成果，如安德逊、利特尔（Anderson，Littrell，1995）对中青年女性旅游者的购物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青年女性常会购买购物计划中没有列出的旅游纪念品给自己的子女，中年女性则通常会按照购物计划给丈夫、朋友购买礼品，并指出业界应该根据不同女性群体采取不同的营销方式；弗茹、肖（Frew，Shaw，1999）的研究指出，旅游者的个性、性别与旅游行为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卡尔（Carr，1999，2001）分别对伦敦青年游客在旅游行为、安全感知方面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比较，指出青年男女在旅游行为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安全感知上，男女青年游客表现出较大差异；普鲁特、拉方特（Pruitt，LaFont，1995）、赫罗尔德等（Herold等，2001）、鲍尔（Bauer，2009）分别就女性旅游者与目的地男性（沙滩男孩等）之间的关系从卫生健康、权力关系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德·埃布奎克、麦克尔罗伊（De Albuquerque，McElroy，2001）从旅游安全角度出发就女性旅游者在巴巴多斯岛的性骚扰问题进行了探讨；陈（Chen，2009）的研究指出，男女性体育旅游者在忠诚度、社会化、自我实现、志愿和男女平等五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等等。

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同性恋旅游者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对象，并迅速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Holcomb，Luongo，1996；Pritchard等，1998；Clift，Forrest，1999；Guaracino，2007；Visser，2009；等等）。

（2）性别化东道主研究（gendered host or employees）

一些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从旅游目的地的社区、东道主、旅游从业者、创业者等角度对旅游中的性别问题进行了研究。雷蒙（Ramon等，1995）认为农场旅游业是农村女性最好的就业途径，可以兼顾家务和农务，还可以增加收入；威尔金森、普拉提威（Wilkinson，Pratiwi，1995）对印度尼西亚渔村的研究则指出，农业旅游除了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外，几乎没有改善当地女性的生活质量；沛泽卡（Petrzelka，2005）指出，社区民众对乡村发展旅游业的态度存在一定的性别间、性别内差异；迈克吉等（McGehee等，2007）对弗吉尼亚农户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的女性成员在承担农场旅游管理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动机和热情等。

此外，少数学者对目的地女性旅游的主客关系（Scott，1995；Ryan，Kinder，1996；Oppermann，1999；Kingsbury，2005）、目的地女性与游客之间的关系（Ireland，1993；Smith，Graburn，1989）、旅游对目的地男女性的影响（Moore，1995）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3）性别化的旅游营销（gendered tourist marketing）

一些学者从旅游营销中的女性角色、形象以及业界针对男女性不同的营销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尼克松（Nixon，1997）曾指出，广告业几乎全是由男性主导的，所制作的广告反映的是男性的眼光，虽然旅游市场是多元化的，但媒体传递的只是西方白种人、男性、异性恋的观点（Richter，1995），迎合他们的需求（Anderson，1996；Duncan，1996；Morgan，Pritchard，1998；Rose，1993）。韦斯特伍德等（Westwood等，2000）的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商务女性被访者表示航空公司完全没有考虑女乘客的需求，航空公司的营销还停留在中性、无性别的营销阶段（gender-neutral or gender-blind marketing）；斯拉卡亚、松梅茨（Sirakaya，Sonmez，2000）指出，旅游宣传资料中的女性通常被刻画为传统刻板的顺从、屈服、依赖等形象；金姆（Kim等，2007）则指出，网络旅游营销应根据男女性在旅游信息收集渠道、网站偏好和旅游决策方面的差异，作出一些调整；李（Lee等，2009）在分析中国、韩国、美国女性游客在T恤、围巾、手工饰品、皮革制品等物品的购买行为基础上，提出女性游客比较注重这些产品的颜色和款式，这对于韩国旅游购物营销具有重要的意义。

（4）性别化的旅游景观、旅游活动（gendered landscapes and activities）

夏普（Sharp，1996）曾指出，旅游以风俗迥异的地域性世俗吸引为主，因此，不仅目的地东道主被性特征化，目的地及其景观也被性特征化。

景观的性别化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Dubinsky，1994）。国际政治系统中存在大量的女性化景观案例，如自由女神、瑞士母亲等都是女性特征的象征（Anderson，1996；Schaffer，1995；Sharpe，1996）。在这个国际系统中，女性是祖国的母亲，是脆弱的需要保护的对象，而男性则被塑造为解救和保护女性的形象（Sharp，1996）。瓦伦丁（Valentine，1993）、唐肯（Duncan，1996）、普理查德（Pritchard等，1998）指出，女性化地区是男性关注（gaze）的对象，地理学家用女性化的、华丽的语言来描述景观，从而迎合男性的需求；克罗德里（Kolodny，1994）在研究18、19世纪的美国时，也常把一个未知地域描述为“宽容的母亲”形象，赋予其性别色彩，一旦经过初步发掘发现该地域没有什么危险，就会将其描述为“诱人的处女”，给人与性相关的想象。因此，自然和景观的女性化是为迎合男性的“关注”而产生的，男性游客的主动凝视和景观的被动开发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关注”被认为是技术的、科学的和理智的，而女性则是非理智的、野性的和诱人的（Wernick，1991）。

性别化和性特征化的旅游景观是西方对性别和种族在空间内交织的观念的延伸，这种观念是在殖民和旅行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复杂的权利关系推动了空间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由此可见，旅游的语言是父权的，女性的需求和欲望被归属于男性的需求和欲望中，正如纳什所言，女性要么是作为与被观赏者一样被观赏，要么就是站在男性的位置去观赏被观赏的女性。

此外，除女性主义研究、发展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学科领域对旅游中的性别问题进行研究外，休闲与游憩学者也将性别理论应用到了旅游研究中（Smith，Godlbey，1991）。卡拉·亨德森（Karla Henderson，1994）在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专门编撰了一期女性与休闲特刊，还就休闲中的性别问题研究进行了归纳与展望。她将性别界定为“社会通过人们的行为创造和再造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并指出性别分析是男女性及其行为研究的潜在分析框架，她认为女性主义是性别关系研究所揭露的女性从属地位的世界观的表达，也反映了女性在权力、劣势等方面的差异性与多元化特征。

2.1.3 旅游性别研究的五个阶段

从th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3-2008）的索引中可以看出，旅游中的性别研究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

（1）无女性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

第一阶段为“无女性研究阶段”（“male scholarship ” or “invisible/women-less scholarship”phase）。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学者关注旅游中的女性，无论是关于目的地东道主、旅游从业者还是对旅游者的研究都没有考虑其中的性别问题。

（2）将女性纳入研究视角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

第二阶段为将女性视角纳入研究阶段（“compensatory scholarship” or “add women and stir scholarship” phase）。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游频率逐渐增加的女性游客开始进入少数学者的视野，并出现了一些关于女性游客的研究，如史密斯（Smith，1979）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研究纪事》）上发表了题为“Women，The Taste Makers”的学术论文，对已婚女性在夫妇度假中的决策过程、效果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这是《旅游研究纪事》中首篇有关女性的研究成果。到80年代，性旅游（sex tourism）逐渐开始在一些地区或国家出现，随后有一些学者对性旅游中的权力、社会影响、健康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科恩（Cohen）是最早关注性旅游的学者，其1982年在Annals第9卷第2期发表了题为“Thai girls and Farang men the edge of ambiguity”的论文，对泰国曼谷女性性服务人员与外地游客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这份工作给这些女性带来经济、工作地点、情感的不稳定等消极影响，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经济状况。此后，詹姆斯（James，1983）、布莱恩、罗伯特、纳什（Nash，1984）、琳达（Linda，1984）、梅达（Meda，1986）、艾莱丽（Elery，1987）分别从民族学、人类学、休闲学等视角间接对性旅游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3）二元性别差异描述性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第三阶段为强调二元性别差异的描述性研究阶段（“bifocal scholarship” or dichotomous/sex differences phase）。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旅游中的女性与性别问题逐渐引起较多不同背景学者的关注，学者对旅游中“性”（Sex）、“女性”（women，also female）的关注转为对“性别”（gender）的关注，旅游中的性别研究在90年代中期达到了小高潮。1994年，金纳德和毫尔编写了第一本关于旅游性别研究的著作《性别研究视角下的旅游业》（Tourism：A Gender Analysis）。斯温（Swain） 则在Annals1995年第22卷第2期负责编撰了旅游性别研究特刊Special Issue：Gender in Tourism，18篇论文分别探讨旅游中不同的性别问题。

由此可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性别问题已经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性别问题成为旅游研究的焦点之一，旅游性别研究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

（4）女性主义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

第四阶段为女性主义研究阶段或以女性为中心的研究阶段（“feminist scholarship” or “woman-centered scholarship” phase）。这一阶段，一些学者注意到女性旅游者的需求被忽略、女性旅游从业者被边缘化等现象，于是着重探讨女性面临的困境、约束、不平等等负面因素。赫罗尔德（Herold等，2001）对女性旅游者与沙滩男孩之间到底应该称“性旅游”（sex tourism）还是“浪漫旅游”（romance tourism）进行了探讨；李、康（Lee，kang，1998）运用基尼相关系数和洛仑兹曲线对旅游业工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检验；斯莫尔（Small，1999）在分析记忆方法（memory-work）、女性旅游体验特征等基础上，提出记忆是很适合研究女性旅游体验的一种研究方法；韦斯特伍德（westwood等，2000）从商务女性需求角度出发，探讨了航空公司对女性游客及其需求的忽略，指出航空公司的营销是无性别的营销（gender-blind marketing）等。

（5）真正的性别研究阶段（21世纪以后）

第五阶段为真正的性别研究阶段（“new scholarship” or “gender scholarship”）。该阶段的研究在前四阶段的基础上，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更为多元和深入，学者开始将旅游业放在一个性构的社会中去考虑，挖掘性别对旅游业中男女性工作、生活、家庭、个人等方面的影响及作用。例如：斯科尔波（Skalpe，2007）、泰纳（Thrane，2008）、穆尼奥斯·博伦（Muñoz-Bullón，2009）等学者就旅游业中的性别工资差异（或差距）的产生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多因素剖析，指出性别工资差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金姆（Kim，2007）等则对男女性旅游者在相关信息收集上的异同进行了分析；迈克尔吉（McGehee等，2007）对性别与农业旅游管理者的动机关系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