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本书以口译中译语连贯的构建这一现象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业者的行为表现发现口译的理想质量标准与现实质量之间存在着矛盾。笔者以业者行为表现的观察为起点，继续从口译理论和语言学相关理论的层面进行思考，为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理论依据的选择奠定基础。

1.1.1　业者行为表现

口译质量评估一直是口译实践者、口译教师和口译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早期关于口译质量标准的论述多数来自口译从业人员的经验总结和主观感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针对口译质量，以口译用户、讲话者、听众、译员等为对象开展调查，以便了解他们所看重的质量评价指标及其权重。这些调查发现，调查对象最看重的指标包括：忠实于源语内容且保持完整、逻辑衔接和连贯，以及术语准确（Bühler，1986；Kurz，1993；Kopczynski，1994；Moser-Mercer，1996；Chiaro and Nocella，2004；张威，2008）。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可知，连贯是衡量译语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常听到一些并不连贯的译语。换言之，在口译的过程中，译员并未忠实于或遵从源语的连贯特征，在构建连贯的译语时出现了失误。笔者通过进一步的业者行为表现发现，即使是经过了专业的会议口译培训的职业译员有时也会出现失误。由此可见，听众期待的“理想标准”与译员产出的“实际译语”之间存在着矛盾。

为了进一步探索导致上述矛盾产生的原因，笔者对以往关于口译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研读。笔者发现这些研究大多数关注源语语速（Gerver，1969/2002）、源语复杂程度（Hild，2015）等因素对于口译质量的影响。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口译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困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以外，还存在其他与语篇特征密切相关的因素，比如主述位、信息结构、衔接等。

此外，在交传和同传的不同工作方式中，译员构建连贯译语的表现也存在差异。通过观察业者行为的表现不难发现，交传译员在保证译语连贯方面拥有更多机会和自主权。这是因为交传译员能够预先听取较为完整的语篇信息，并且有足够的时间利用各种衔接手段构建出连贯的译语。但是，在同传的特殊工作方式中，译员听取的信息常常是不完整的，因为同传要求译员在听源语的同时将源语的信息用目标语译出（柴明颎，2007a：49）。在这种情况下，同传译员如何把握源语语篇的发展脉络，如何进行推理和预判，如何构建连贯的译语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以上观察中，尽管连贯是口译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研究界对于“译员如何构建连贯译语”“哪些因素会影响衔接和连贯”等问题仍未做出解答。而且以往研究还忽视了另外两个影响口译质量的重要因素：一是与连贯紧密相关的衔接；二是同传工作方式的特殊性。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有必要从语篇特征和译员的信息处理过程中去探索规律。同传的特殊性在于，译员是在一句一信息的方式下建构译语信息的，译员可以通过位于句首的引介成分以及位于句尾的信息焦点，串连起前后信息的逻辑或关联性意义（杨承淑，2010：162）。笔者注意到杨承淑提到的“句首的引介成分”实际上包含了位于句首的连词和话语标记。基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将研究同传译员可利用的语篇信息和线索作为切入点，探讨译员是如何处理源语信息并用目标语言表达信息的。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译员对于源语语篇特征的把握，就能以此推断出译员构建连贯译语的表现。

众所周知，语篇、连贯、衔接等均属于语言学理论中的概念，这些概念本身是用于研究单语交际的，并不以口译为研究对象。然而，口译是涉及双语的交际活动。因此，这里首先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语言学理论和概念能否适用于解释口译现象。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面的第1.1.2小节中展开详细讨论。笔者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为本书研究问题的解答奠定理论基础。

1.1.2　理论思考

除了观察业者行为表现以外，在口译研究中还有大量的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研究。在口译研究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曾经产生了很多学派、理论和思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释意理论和Gile的同传精力分配模型。

1.1.2.1　释意理论

法国释意理论（the Interpretive Theory，简称“释意理论”）是Seleskovitch和Lederer等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SIT，简称“巴黎高翻”）的学者们创立的。释意理论是“第一个将语言思维关系进行系统说明的口译理论”（高彬、柴明颎，2009b：75）。在对大量成功的会议口译实践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巴黎高翻的一批学者们以心理学为框架，围绕语言和思维的问题提出了脱离源语语言外壳（以下简称“脱壳”）的概念。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释意学派提出了口译过程的三角模型（见图1-1）。

图1-1为释意学派的学者认为在口译的理解和表达之间存在着一个脱壳的过程。他们强调成功的口译应是以传递意义而非字词为目标的。根据释意理论，翻译是译“意义”（sens）而非字词。听取意义是所有类型（形式的）口译的关键（Seleskovitch and Lederer，1989/1995：2）。脱壳是释意理论的核心。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出现术语、数字、专有名词时需要立刻处理，直接转换成译语，因此并不伴有“得意忘言”的过程（塞莱斯科维奇、勒代雷，2007：310）。

此外，释意理论还强调“认知补充”（complément cognitif）的作用。认知补充是指理解讲话者的意思所需的语言之外的其他知识（塞莱斯科维奇、勒代雷，2007：89）。主题知识、百科知识、讲话者和听众的背景、会议相关背景等都属于认知补充。因此，译员在口译过程中需要结合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对源语信息和讲话意图进行听辨理解。

释意理论的提出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重要贡献，将翻译研究从静态的、语言层面的思考引入了动态的、认知层面的研究（刘和平，2006：25）。至今，释意理论在口译教学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其核心理念仍被广泛应用于口译教学中。然而，释意理论也引发了一些质疑。例如，释意学派缺少与其他学派的交流，且限于内省式的理论推演，因而在后期实证研究的转向中失去了主导地位（李德超、唐芳，2012：22）。

脱壳的概念没有考虑到不同口译工作方式的特殊性。在交传过程中，译员可以听完整个语段，因而有充分的时间能把握较为完整的语篇意义，并摆脱源语语言形式的干扰，用符合目标语规范的语言将源语信息和意图传达出来。然而，同传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大多以单词、词组、句子等为单位，所以译员无论是在语速的自主权、句子结构的自由度乃至于话语的内容、段落的重构等方面都不具备组织话语的主动权（杨承淑，2010：144）。因此，同传译员很难做到完全脱离源语的语言形式。换言之，他们难于在脱壳的基础上，以完全独立于语言对等的方式进行理想的意义翻译（张吉良，2003：34）。由此可见，释意理论强调的脱壳和意义翻译与现实中的同传的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理想境界似乎很难在同传这种工作方式中得以完全实现。

尽管意义是一种意识状态，并具有非语言的特点（塞莱斯科维奇、勒代雷，2007：310），但是意义不可能完全脱离于语言而存在。正如Gile（2009：252）所指出的，释意理论提到了完成口译所需的资源，如语言水平和语言外知识，但并未太多提及相关的制约（constraints），包括口译中的时间制约和认知压力的制约等。释意理论假设职业译员能控制好注意力，认为出现失误并非因为协调能力不足，而是因为语言水平不足或缺乏背景知识（Setton，1999：49）。

但是，除了认知补充的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译员能否最大化地利用现有的源语语篇资源并将之转化为连贯的译语（梁颖，2015：6）。这里的语篇资源应包括构成语篇的所有特征，如衔接、主述位结构、语调、信息结构等。与一般的听力理解和听众的理解不同，在口译过程中译员必须完整、快速地听辨和分析所有信息并且完整地传递信息，而不是选择性地听取。因此，对于译员来说如何把握语篇中的成分与成分之间、信息与信息之间的联系，抓住一切有助于识别和确认信息之间逻辑关系的语境化线索便显得尤为重要。在有限的已呈现的信息中，译员需充分调动可利用的知识进行推理和预判以便即时产出译语。同传的推理和预判可以在语篇层面展开。不仅如此，在同传过程中，译员还会不断地经历一个“预期—调整预期—再预期”的循环（姚斌，2017：15）。也就是说，译员根据已有信息做出预判，再根据后续信息不断确认或否认这些预判，并再次做出新的预判。

实际上，释意理论并未完全忽视语篇线索在交传中的作用，但是对于其在同传中作用的论述却并不清晰。在谈及交传时，释意学派的学者们认为认知补充这一概念中的上下文同样有助于理解，其作用在于不仅可以避免词汇理解上的错误，而且还可以避免由此而导致的逻辑关系上的错误（塞莱斯科维奇、勒代雷，2007：99）。他们认为这是交传中的常用方法。但是，释意学派的学者们在论及同传时对于译员借助这些语篇线索进行理解和译语构建的描述却十分模糊。这可能是因为交传译员能够听取完整的源语，并且有足够的时间弥补理解的不足并重组译语。换言之，利用语篇上下文线索进行理解并构建连贯译语的过程在同传中并不像在交传中那样清晰可见。因此，语篇内相关因素和线索在同传理解中的作用常被忽视。

释意理论提出的“翻译是译意思而不是译词”的理念适用于交传和同传。同样，逻辑衔接和连贯也是针对交传和同传质量而提出的共同的标准和要求。如上所述，笔者根据业者的行为表现提出疑问，即同传译员如何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把握语篇意义，进而构建连贯的译语？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在释意理论的框架下无法得到确切的解答。通过上述理论思考，本书发现同传译员利用语篇线索进行推理和预判从而紧跟讲话者思路和语篇发展脉络的需求可能比交传译员更紧迫，因为把握语篇意义是构建连贯译语的前提条件。然而，释意理论却不曾谈及译员在传递意义的同时如何给予源语语言形式应有的关注，使其有助于意义的传达（董艳，2012：104）。因此，即使是在同传过程中，译员完全抛开语言形式和语篇结构机制的做法并非完全可行。鉴于此，要探讨译员构建连贯译语的过程就需要回到语篇意义产生的语篇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译员利用和处理语篇线索的方式反观译员构建连贯译语的过程。

1.1.2.2　Gile的同传精力分配模型

释意理论中关于释意的定义受到了质疑。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观察口译的现状，发现可以从其他视角对口译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就是Gile，他认为释意学派的研究意识不够，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于是，Gile尝试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运用更加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吸收释意理论相关理念的基础上，关注口译的认知处理过程。通过对译员口译失误的分析，Gile提出了同传精力分配模型。

Gile（1995）提出的同传精力分配模型（An Effort Model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中涉及同传过程的四项精力（Effort），分别是“听和分析精力”（Listening and Analysis Effort L）、“短期记忆精力”（Short-term memory Effort M）和“产出精力”（Speech production Effort P），再加上“协调精力”（Coodination Effort C）。该模型可以用等式表示为：SI=L+P+M+C（Gile，1995：169）（SI表示“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由于上述这四项精力在同传中是同时进行的，或部分是同时进行的，因此Gile（1995：170-171）进一步指出同传中的信息处理容量问题，介绍了六个等式和不等式：

（1）TR=LR+MR+PR+CR

　　LR　capacity requirements for L

　　MR　capacity requirements for M

　　PR　capacity requirements for P

　　CR　capacity requirements for C

（2）TR＜TA

　　TA　total available processing capacity

（3）LR＜LA

　　LA　capacity available for L

（4）MR＜MA

　　MA　capacity available for M

（5）PR＜PA

　　PA　capacity available for P

（6）CR＜CA

　　CA　capacity available for C

这些等式表明了同传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要求，即为了同传的顺利进行，必须满足（2）到（6）这五个不等式的条件。其中，TR表示“信息处理容量的总需求”（total processing capacity requirements），TA表示“译员可用的信息处理容量”（interpreter's total available processing capacity）。这表明，在同传这一涉及多项任务的复杂活动中，信息处理容量的总需求不应超过译员可用的信息处理容量，而且每一项精力的总需求也不应超过译员可用的信息处理容量。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则容易产生资源饱和，进而导致认知负荷过大。尤其是当源语语速过快或信息密度过大时，口译失误常常发生。

同传精力分配模型是建立在认知概念基础上的，即大脑是一个容量有限的信息处理渠道（肖晓燕，2001：34）。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完成涉及信息加工的认知活动时常常受到认知资源和处理容量的限制。因此，只有当任务所需的认知资源总和不超过认知的总资源时，精力分配才是合理和协调的。同传精力分配模型提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用于解释口译困难（Gile，2009：159），对于口译中的失误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Gile提出这一模型强调了精力分配的重要性。由于同传过程涉及多项任务同时发生，因此必然存在对于有限的认知资源的相互竞争。但是，精力分配模型是关于操作制约的模型，而不是结构模型，也不是心理结构和信息加工的流程图（Gile，1999b：154）。

Gile还提出了口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诱因”（problem triggers），如语速快、数字、口音、讲话逻辑不清等。根据精力分配模型，这些问题诱因与不断增加的处理容量的需求有关，这种需求可能会超过译员可用的容量或导致注意力管理问题。当精力分配不合理时，这些问题诱因极易导致一系列的失误（failure sequence）。针对失误，Gile提出了应对策略（coping tactics）。但是，笔者认为因为精力分配不协调而产生的超负荷可能只是导致口译失误的众多原因中的一种。Gile的研究缺少排除他因的研究，因而无法让我们全面理解同传中的错误现象（高彬，2008：80）。

与释意理论不同，同传精力分配模型正是在观察口译失误的基础上提出的。该模型包含了同传过程涉及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主要包括听辨分析、理解、短期记忆、产出等。Gile认为这些环节都是非自动的，如果在一个环节上消耗过多的注意力资源，就会影响其他环节上可用的注意力资源，甚至可能因为注意力分配不合理而导致口译失误。然而，围绕本书的研究焦点，即同传译员是如何构建连贯译语的这一问题，同传精力分配模型并没有直接涉及源语信息的处理，即信息是如何被译员理解的、是如何被转换成连贯译语的。不仅如此，从业者行为表现可知，即使Gile提到的问题诱因存在，实践中经验丰富的译员也往往仍然能够克服口译困难，并能建构连贯的译语，并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诱因出现而产生口译失误。因此，口译质量高可能并不仅仅需要译员能够合理地分配注意力资源。但是Gile的同传精力分配模型并未解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尽管Gile针对上述问题诱因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但是几乎没有涉及同传译员如何利用语篇因素构建连贯译语的相关策略。

在现实中观察到译员产出译语不连贯的现象是否仅仅因为注意力资源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呢？除了Gile提到的问题诱因可能导致注意力资源分配失衡以外，他还忽视了其他因素，如译员利用语篇知识和逻辑线索的能力。毕竟，问题诱因不只是包括局部的数字、专名等，也不只是涉及讲话者的语速、口音等因素。源语语篇整体的、内部的因素或许更是译员需要努力把握的资源，可能需要耗费更多注意力的资源，因为这些因素往往是影响语篇信息脉络和逻辑关系的主要因素。

根据Gile提出的同传精力分配模型，如果要保证译语顺利产出，那么听辨和短期记忆环节所需的处理容量就不应超过译员可用的处理容量。同传译员如何在信息不完整和时间紧迫的双重制约之下利用有限的上下文线索准确、快速地理解源语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同传的听力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判断字词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和句法关系，并且将意义与文本和上下文之间联系起来，建立连贯的话语表达（张凌，2006：44）。据此，有理由假设同传的时间和信息制约可能限制了同传译员像交传译员那样在更大的语段单位寻找上下文语义的可能性。因此，句子和句子之间这一较小的语义层级之间的衔接应是译员可利用的主要语篇线索。实际上，语篇本身就有很多可利用的信息和线索。同传译员会更多地利用局部的语言手段，尤其是任何可以将逻辑关系或指称明示的手段（Setton，1999：274）。由于同传中句子或语段信息尚未完全展开，因此出现在句首表示时间或地点的引介性成分、连词、话语标记、代词等便有助于译员理解信息，因为这些成分发挥着标明逻辑关系、补充说明、话题转换、解释原因、形成对照等功能。

1.1.2.3　语言学相关理论

如前所述，释意理论和同传精力分配模型无法给予足够的理论支撑以解答本书关注的同传译员构建译语连贯的问题。通过上一节的理论思考，本书认为需要回归语篇连贯和口译任务本身加以分析。笔者希望借助语言学理论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实际上，释意学派的口译研究也深受语言学的影响。Seleskovitch反对的只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口译研究方法，拥抱的却是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体验观、语义观和百科观（张吉良，2008：135）。

如今，语言学早已不再是仅仅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其范围已经扩大至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研究者借鉴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开展的口译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关于语言转换和对等问题的讨论，而是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意义、功能、语境、语用、社会、职业、培训等各个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兴起了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语篇分析模式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模式（Munday，2001：89）。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Halliday在其老师Firth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趋于成熟，其标志是Halliday所著《功能语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的出版（张德禄，2004：57），这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黄国文，2000：15）。Halliday的理论比较全面，他在早期、中期和后期分别研究了语言形式、语言的意义和功能，以及语言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刘润清，1995：323）。其中，语言的意义和功能与翻译研究的关注点具有契合之处。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在实际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语言所发挥的功能作为语言研究的主要关怀（司显柱，2004：53）。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可知，语言的功能是交际。在语言的诸多功能中，语篇功能与语篇特征（texture）有关，主要由主述位系统、信息结构系统和衔接系统三部分组成（Halliday and Hasan，1976：26-27）。

具体到翻译研究，蒋哲杰（2009：104）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体系较为完备的语言学理论，其各分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很好的理论资源，而且系统功能语言学立足于研究语言的使用，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言理论对于同样关注语言使用的翻译研究也就自然具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司显柱、陶阳，2014：99）。就本书关注的口译领域来说，口译是以交际为目的的。具体而言，口译中的语言使用是属于“真实生活”的，也是有“功能”的（刘敏华，1993：18）。口译中的源语讲话者正是在交际场景中使用语言以表达信息和意图，而其中扮演中间桥梁作用的译员正是利用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理解源语信息和讲话者的意图，并将其用目标语言表达以实现双方的交际目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为口译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

针对本书关注的译员构建连贯译语的问题，有必要从语篇特征入手进行分析，因为连贯是语篇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前所述，语篇的功能与语篇特征密切相关。因此，若要进行翻译中的语篇研究，就自然可以以主述位、信息结构和衔接系统作为切入点。其中，衔接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语篇意义的体现方式之一。然而，有必要注意的是，语篇、连贯和衔接等概念是语言学中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是用于解释单语环境下的日常交际，并不是为研究口译活动而提出的。单语交际中不涉及语言转换和时间压力等问题。因此，若要将这些概念移植到涉及双语转换的口译研究中，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些理论和概念在口译研究中的相关性、层次性和适存性（李运兴，2001：1）。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本书认为语篇、连贯和衔接的概念可以应用于口译研究。这一点可以从口译研究者的观点中得到佐证。

口译研究者认为，翻译的对象是语篇（勒代雷，2001：3），因为源语本身即是语篇。口译的产出也是一种口译话语（interpreted discourse/utterance）（王斌华，2013：56），或称为一种翻译文本（梁颖，2015：36）。可以看出，研究者分别使用了语篇（discourse）、话语（utterance）和文本（text）的概念。本书认为这些概念指的是同一事物，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本书采用“语篇”一词来定义源语和译语语篇。

既然源语和译语都被视为语篇，就应具备语篇的七个特征，即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意图（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景性（situational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de Beaugrande，Dressler，1981）。其中，衔接和连贯分别被置于语篇特征的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意味着读者和听者是通过衔接和连贯把握语篇的信息和意图的。可以说，衔接和连贯是语篇理解的前提。

在语言学中，衔接和连贯这两个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以说，衔接和连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李运兴，2001：162）。衔接是建立语篇连贯的一种重要的语法和词汇手段。衔接及其形式机制是语篇分析的重要方面，可以和连贯直接联系，是判断语篇是否连贯以及连贯程度（而非决定语篇连贯性）的主要方式（张德禄，2005：38）。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衔接是形成语篇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Halliday and Hason，1976：270）。此外，衔接在语篇的解读中具有中心作用（同上：301）。衔接提供了语篇中各个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意义的连贯性，使读者和听者可以通过使用衔接来处理语篇信息。

在翻译研究领域，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连贯和衔接在译者解读和表达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翻译实际上就是源语和译语之间衔接—连贯的映现（赵彦春，2002：23）。译者构建译语连贯体现了其理解源语信息的思维过程，体现了其对源语连贯特征的把握。衔接是连贯关系的表层表达，是显化概念关系的手段，能促进我们对于语义关系的解读（Baker，1992：218-219）。具体到口译研究，一些学者较早注意到衔接在同传中的作用以及同传译员处理衔接的方式。例如，Gallina（1992：69）认为衔接是同传和语篇加工的要素，衔接的类型和密度都会极大地影响同传。由于衔接体现了语篇的各成分之间的联系，因此有助于译员进行语篇式的理解，并且在语篇层面上进行预判。相反，如果译员在译语中没有表达这些联系，则会产生不连贯的译语，进而导致误解（Shlesinger，1995b：193）。

基于上述观点，译员作为源语信息的接收者也是通过把握源语的衔接和连贯来获取语篇信息和讲话意图的，并通过各种衔接手段保证译语语篇的连贯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译员的理解与一般听众的理解有所不同。与听众有所差异的是，译员不能仅仅关注对自己有价值或感兴趣的信息。相反，口译理解的深度体现在译员全面地把握源语要点和逻辑关系（鲍刚，2005：133）。由此可见，“全面地把握”是对译员的首要要求。但关键是如何做到“全面地把握”，尤其是在同传的工作方式中。鉴于衔接和连贯的密切关系，衔接为此项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本书旨在考察源语衔接在职业译员构建连贯译语过程中的作用，职业译员处理衔接的方式及其特征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