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太常“乐部”制度

所谓“乐部”，狭义指太常乐工的伎艺组织单位（乐队）；广义则包括乐工、乐器、乐曲、专用服饰（乐器工衣）和音乐风格等诸多成分。隋唐两代太常乐署的“雅乐之部”、“鼓吹之部”和“燕乐之部”等，都是标名分立、“著于乐令”的“乐部”。但盛唐宫廷教坊与“皇帝梨园”的乐部制度，因为史料简略，今已难得尽知其详。从事理逻辑上推测，应与太常乐署制度相仿佛。

（一）唐前期的“乐部”

自远古以来，各地、各民族的乐舞，就因地理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风俗以及乐器等不同因素，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风格和主题。古代国家的乐舞分类观念和体制，可溯源至周代（如雅乐、夷乐、郑卫之声等）。如此一来，遂使“部”字成为涵盖广泛的音乐概念。自南北朝至隋唐以来，以“部”为单位，或指乐队（如“鼓吹一部”）；或指一套完整的乐器（如“宫悬乐器，唯有一部”）；或指乐曲、乐章（如“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凡八部”）；或指不同地域、民族和外邦的乐舞（如唐贞观“十部乐”中，有西凉乐、龟兹乐、安国乐、高丽乐等）。

而建立“乐部”首先要有“专人专业”。沈冬指出，在古代无电子器材、无精密记谱方式，故而采集搜罗音乐的方式，主要是掌握乐工队伍；即使缺乏乐器，亦无妨鸠工另制；相反，有乐器但缺乏乐人工匠，仍难成曲调。古代王朝皆以掌握乐工来保有和传承音乐，若遇战乱动荡，尤其如此。可知立在官署的音乐，是以乐工为主的。这种“专人专业”的制度，早在汉代就已经成熟了。

唐代长安的国家乐舞机构之规模，以玄宗朝最为庞大。太常乐伎数以万计，二乐署下“乐部”分立，伎艺有别；宫廷教坊的乐伎有男有女，凡音乐歌舞、杂技幻术等，名类繁杂，总称“百戏”。为了便于理清头绪，先将“安史之乱”前太常乐署的“乐部”等伎艺单位，列为示意图表（附盛唐宫廷乐舞系统，以便比较）。

（二）盛唐“太常四部乐”

有关唐前期“太常四部乐”的记载，不见于唐史音乐志。据《册府元龟》卷一一〇《帝王部·宴享第二》：

玄宗先天元年（712）八月己酉（十二日），吐蕃遣使朝贺。帝宴蕃使于［西内太极宫］武德殿，设太常四部乐于庭。

按：唐玄宗于是年八月庚子日（初三）即位。而宴待吐蕃使者（“宾礼”仪式）使用“太常四部乐”，则说明其性质为唐朝“国家级”政治礼仪音乐。在现存唐史载籍中，未见玄宗之前使用此“四部乐”。由此推测，其“乐部体制”之确定就在玄宗即位前后。其存续使用情况，在中唐以后仍有记载，凡“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为当时“旧例”。据《唐会要》卷六五《太常寺》（又见两《唐书·崔邠传》）：

［宪宗］元和十年（815）正月，赠故太常卿崔邠吏部尚书。初，邠为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太乐署，观者咸纵观焉。

但是，对于盛唐“太常四部乐”的具体情形，却只能依据间接记载来了解。在唐德宗朝，曾发生南诏国与骠国“称臣献乐”的政治事件。贞元十年（794）六月，唐朝派遣使臣册封南诏王异牟寻，赐其银窠金印“贞元册南诏印”；异牟寻为唐使者盛设宴会，告曰：先君（凤迦异，早逝）曾于天宝中赴京宿卫，归国时获赐“胡部、龟兹音声二列”，今唯剩笛工、歌女各一人，皆白发垂老。

至贞元十六年（800）正月，南诏王又作《奉圣乐舞》，遣使来献，因西川节度使、押云南八国使韦皋以进。同时，给唐朝进贡来一个庞大的乐团：乐器30种，乐工196人，分为四部：龟兹部、大鼓部、胡部和军乐部。以下列为简表。

按：从“南诏献乐”到崔邠担任太常卿，前后仅10年时间。所以，崔邠所检阅的“四部乐”应该就是当年南诏的“贡品”——以盛唐“太常四部乐”为蓝本的“仿制品”。

（三）盛唐“胡部”新声

盛唐的“胡部”新声，与贞观十部乐之“西凉乐”皆来自陇右河西地区（参看第七章“西凉”乐部），但在时间上有先后。“胡部”多有新声（新曲），其立为太常正式乐部的时间虽晚，但其“乐队”早已有之。有关史载如下：

（1）又有新声自河西（盛唐的凉、甘、肃、沙、瓜、伊诸州）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甚为流行），诸乐咸为之少寝。（《通典·乐六·四方乐》）

（2）玄宗先天元年（712）八月，在太极宫（西内）武德殿宴待吐蕃使者，设“太常四部乐”（龟兹、胡部、大鼓、军乐）于庭。其性质属于太常礼仪音乐（是新的“乐部”组合体制。参见前文所述）。

（3）……倍四本属清乐，形类雅音，而曲出于胡部……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开元二十四年（736），升胡部于堂上（“坐奏”）。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即天宝十三载）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新唐书·礼乐志十二》）

（4）在天宝二年（743）三月举行的“广运潭”（长安城东郊）竣工典礼上，陕县（河南今地）县尉崔成甫带领陕县、灵宝两县的百余名“官使夫人”（地方州县乐妓），载歌载舞，其伴奏音乐就有“鼓笛、胡部以应之”。

（5）“胡部”名称亦见于唐人诗文。王昌龄（约689—756。开元十五年进士）《殿前曲》二首咏云：

贵人妆梳殿前催，香风吹入殿后来。

仗引笙歌殿前马，白莲花发照池台。

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

新声一段高楼月，圣主千秋乐未休。

（6）据中唐南卓《羯鼓录》:“诸曲调如太簇曲《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曲，玄宗所制。【其余徵、羽调曲，皆与胡部同，故不载。】”

按：羯鼓传自西域，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所谓羯鼓曲调还有若干“皆与胡部同”，也即是说“胡部”乐曲有很多。

（7）中唐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立部伎》诗句云：

胡部新声锦筵坐，中庭汉振高声播。

宋沇尝传天宝季，法曲胡音忽相和。……

（8）沈亚之（781—832。元和进士）《柘枝舞赋》序云：“……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惟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于态，诚足以赋其容也……”

（9）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云：“外国之乐，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754），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并，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宴乐。”

（10）“胡部”所用乐器，在唐朝前、后期不尽相同。如下表所示：

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的宫廷音乐，开元之前中外之声犹相抗；其后胡部新声益张，华夏旧声已绌，唯民间情况必仍有不同。燕乐极盛在玄宗朝，太常“十部乐”之外，宫廷有道调、法曲、胡部新声。《新唐书·礼乐志》云：高宗自以李氏乃老子之后，于是命乐工制道调；玄宗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制曲，立梨园法曲；开元中升胡部于堂上，天宝时诏道调、法曲与胡部合作。由此以推，玄宗酷好之法曲乃以清商为主，而参杂胡乐者，颇得中外调和之美；此与纯粹之胡乐仍是对立的。太乐署、教坊、梨园机构并立，各有所掌。而道调似多属太乐，故有“合作”之事耳。天宝新声不断献自边疆之地，边声裔乐更随之而泛滥。

按：“西凉乐”早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向东传播到代北、洛阳，浸淫于朝野上下。而“胡部新声”又“自河西至者”，是在何时？——这应是指入唐之后的情况。

唐初就开始大力经营河陇（河西走廊尤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瓶颈）、西域（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地区。（1）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王国（今新疆吐鲁番）。（2）自高宗中期以后至玄宗时，与逐渐崛起的吐蕃王国、西突厥势力反复争夺陇右、河西以及西域的军事控制权。（3）自高宗以后，河西地区的居民成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漠北回纥诸部落的迁入。

但是，“胡部”音声作为盛唐“太常四部乐”之一，与内涵丰富的“胡乐”是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盛唐的“胡部”乃是“丝竹管弦音乐”，而且有歌有舞，故而“胡部新声”能够与道调、法曲合作。但中唐以降的“胡部”又与盛唐时有所不同，不仅有歌舞，也分为坐部、立部（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

（四）唐后期的“乐部”

据晚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在唐朝后期，无论是太常系统乐署或宫廷系统乐舞机构的“乐部”组织体制，皆与唐前期有明显不同。以下亦列为简表，通过比较，可以从中看出“乐部”制度的传承与流变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