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盛唐宫廷系统乐舞机构

唐代的国家乐舞机构，分为中央太常系统和皇帝宫廷系统——以玄宗朝最为典型。这两个系统的职官隶属、乐伎名色、乐舞种类（性质和功能）不同，适用的典礼仪式等也不同。太常乐舞主要配合国家“五礼”仪制，其演奏程式规范性强；而宫廷乐舞的“观众”，首先为皇帝、后妃，次及于王公贵族，再次为京城的高级官员（五品以上），其演奏程式相对比较灵活。

从职官制度来看，宫廷乐舞机构由内侍省大宦官职掌（设云韶使、教坊使和梨园使等）。“皇帝”是国家元首和象征（“朕即国家”），宫廷乐舞机构属于“国家制度”范畴，可谓名正言顺。宫廷系统的男、女乐伎供奉乐舞，其“劳动性质”与太常乐工一样，都属于国家劳役。而庶民社会的“倡家”、官属乐伎业余的受邀“鬻伎”，则是具有商业性质的娱乐服务。

盛唐时期的宫廷乐舞机构，规模庞大，有“云韶院”（即唐初以来的“内教坊”）、内教坊（容纳散乐百戏）、宜春院（歌舞妓）、外教坊（左、右教坊，容纳散乐杂戏）和“皇帝梨园”（演习玄宗嗜好的“法曲乐章”等）。其机构组织系统可图示如下。

而考察隋唐两代宫廷乐舞的历史渊源、社会环境和时代风尚等因素，则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对俗乐（百戏）的酷爱；“风流天子”唐明皇精湛的音乐艺术造诣，以天下至尊而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无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提条件之一（在“皇权”国家政治体制之下，皇帝个人的嗜好一旦放肆泛滥，就会“扩散”为国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