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同物理学的“运动惯性定律”一样，人类社会的运动演进，也有其“历史的惯性”——群体性的行为与思维方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国家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等等。而以“制度”为标志和里程碑的人类社会文明之演进，不仅有“外力”的作用，更富于“内在”的推动力。例如，“民以食为天”就犹如一条“经济红线”，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变法”到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从“亚圣”孟子的“仁政”到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2500余年的社会政治思想领域。

就“礼乐文明”而言，从周代职掌“邦礼”的春官“大宗伯”，到汉代以降历朝主管“礼乐”的太常寺“三卿”，可谓制度沿革一脉相承。从姬周初年的雅乐《大武》，到李唐贞观的《破阵乐》、《庆善乐》，有一条贯穿乐舞艺术的“政治红线”灿然可见——歌颂领袖和祝福国家。今谓之曰“时代的主旋律”。

众所周知，自近、现代以来，世界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等制度，都是通过立法形式来制定和规范的。“制度”概念的基本内涵有二：一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二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体系。广义的“国家制度”，包括历代王朝沿袭的政治伦理、礼仪规程、法令条规，以及世代传承的风俗习惯等，是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刚性制约，是维持社会生产正常运转、生活秩序安全稳定的基本保障。

而“国家制度”的贯彻落实，必须通过稳定的组织性“配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权力机关、各类社会事务管理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等的“操控运作”，才能达成。由此可见，从“上层建筑”审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就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各类事务机构的建置及其调整改革，就是法令条规的制定和社会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就是社会形态的革旧改新和可持续发展。

古代中华社会的国家施政理念、原则和具体的制度架构、政策措置等，是无数先民及其领袖人物在漫长而艰辛的农耕、畜牧生产和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实践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既具有朴素唯物的理性光辉，也明显带有“天人感应”的神秘和迷信色彩。这是中华民族的（乃至世界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珍视保护，“实事求是”地加以批判清理，扬弃糟粕，传承精华，弘扬光大其“正能量”，以丰富全体国民的精神生活。也体现历史研究“有用于世”的科学价值。

由此以观，考察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中央太常寺、宫廷乐舞机构的调整、“用乐”制度的沿革损益，才能更好地把握其承前启后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地位。而对于盛唐乐舞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种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还需要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