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依照古代王朝国家的“五礼（吉、嘉、宾、军、凶礼）制度”，在不同的典礼仪式场合，其“用乐”有明确的等级、乐类区分（如雅乐用于“庙堂”祭祀，燕乐用于朝会宴飨，鼓吹乐用于卤簿仪仗和军乐）、相应的乐章和演奏程式等。与此相对应的乐工伎艺，也有明确的专业类别和分工。

唐代太常、宫廷、地方州县官府和军营乐舞机构的男女乐伎，大多数是衣食仰靠国家（“吃官饭”）的专业艺人，按照规定“上番”（轮换供役）。他（她）们与私家蓄养的乐伎（“私伎”）相对称，属于“官伎”，其人身簿籍、教习与服役、生活待遇（如“上番”给公粮、官奴婢给四季衣粮等）、婚丧、疾病等方面的管理，是由乐舞机构、刑部都官等职能部门共同负责。

在伎艺教习和传承上，依据乐舞类别区分，官伎的学习内容、考核标准、业成之后的服役形式和期限，以及低级乐官（助教、乐师、博士等）的职责考评、职位升降等等，皆有具体的规章细则。

从社会地位上看，官伎属于“贱民”阶级。其群体内部还有更细的“名色”（阶层）差别，如官奴婢、乐户、太常音声人等，皆不能私自改变身份。从法律权利上比较，官伎与平民在户籍、受田、职业、婚姻、功赏、犯罪量刑等方面，皆有明显的区别；而不同“名色”的乐伎，在服役期限、纳资代役、身份放免（解放）等方面，亦有不同的律令细则。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在“礼制”和法律上，人有贵贱尊卑，官有品级高低。而唐代的社会等级秩序，在“官伎”（也包括“私伎”）群体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