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时的历险

后来有机会做了导演，我在一九九八年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二部电影——《洗澡》。这部电影最开始的概念是拍四个跟洗澡有关的故事，分别发生在北京、西藏、云南和陕北。但这种结构方式在《爱情麻辣烫》里已经用过了，我不想再重复自己，所以后来电影就集中发生在北京一个即将消失的破旧澡堂子里。而陕北和西藏的故事，对于电影的主题有另外一种复调升华的作用，所以还是决定用一种简略的方式呈现在电影里。

北京和陕北的部分都拍完后，已经到了十一月的中旬，我们匆忙赶到拉萨，筹备西藏部分的拍摄。由于时间很紧，经费也不足，所以去西藏拍摄的是一个特别小的分队：我和一个制片人，摄影师和录音组各两个人，又在拉萨找了个当地的制片人。

不幸的是，我一到拉萨就感冒了。在高原上感冒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就休息了三天，感觉像是好了，就赶紧往拍摄地纳木错湖进发。到了纳木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第一天定好演员，第二天就要去海拔五千一百九十米的那根拉垭口拍摄。十一月的西藏已经非常寒冷，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垭口的穿堂风更是凶猛，吹得人站立不稳，就算是本地人都不会在那里多待，但我们足足工作了一天。

中间有一次，我和摄影师想要上到一个六七米高的玛尼堆上，看能否换个机位。刚往上走了两三步，突然就眼冒金星，一阵眩晕，两人一下子都瘫倒在了坡上。躺地上缓了十几分钟，才稍微好了些。所以挪机位的事只能作罢，一身轻松都上不去，更遑论把机器搬上去了，就老老实实在下边拍吧。

晚上的时候，大家住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是那种破旧的民房，平时不住人的，所以就会比一般的民居更冷。我们把那些板子并在一起，晚上就挤在上面睡大通铺。

夜里实在冻得不行，只好起床烧牛粪饼取暖，但一烧起来氧气就更少了，又不能开窗通风，那样会更冷，就只好在两难中痛苦地挨着。我半夜里头疼得不行，像要爆炸了一样，不得不靠吸氧缓解。我也清楚一旦吸了氧气就会产生依赖性，但这时候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吸完之后还是睡不着，就这么睁着眼睛撑到了天亮。

早上起床后，自己感觉清醒了一些。旁边的工作人员还开玩笑说我胖了，因为我的头部比平时足足大了有三分之一。

从房间里出来，车子就在十几米外。刚走了五六步，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头也嗡嗡地叫，我赶忙找个人扶着。缓了一会儿之后，慢慢能看到东西了，就再往前走，可几步之后又是失明。重复了几次之后，大家赶快把我扶进房间，我这时已经手脚发麻、浑身哆嗦。有大概一刻钟的时间，我都已经有了濒临死亡的体验。心想完蛋了，这次可能真的要为艺术献身了。

旁边的人赶紧给我吸氧，我就抓住头脑还算清醒的片刻安排“后事”，当时真的就是给摄影师和制片人留遗嘱的感觉：告诉他们还有两天的东西要拍，哪些镜头是非常关键的，要仔细拍；哪些镜头虽然不重要，但为了剪辑的流畅，是一定要拍到的；机位大概怎么架，光线要追求什么效果，演员的调度如何如何……

吸了一会儿氧气之后，身上的症状倒是缓解了一些，也恢复了一点儿力气。我想自己可能是得了肺水肿，高原上最危险的就是肺水肿和脑水肿，这两种病在三四个小时内如果得不到急救，基本上就死定了。（有很多大车司机在路上困了睡个觉，不知不觉中感冒了，由此引发肺水肿，可能来不及将车开到山下，人就死掉了。）我们一个录音师，第一天到这里时就不行了，头晕得没法工作。所以就决定留下他们五个人工作，让司机开越野车送我和录音师回拉萨。

越野车上只有一罐氧气，所以大家非常担心氧气不够，我和录音师两个人就轮流着吸。冬天的河床里结满了冰，车开过去的时候十分危险。就在快到那根拉垭口时，我们的车子陷到了冰河里，用尽各种办法都出不来，车子越陷越深。那里的海拔是四千九百多米，我们的高原反应都还很厉害。司机说完蛋了，真可能要死这了，因为在冬天，这个垭口可能一星期也过不了一辆车，我们的氧气最多撑到晚上，没车经过的话肯定就是个死。

大家回也回不去，往前走就更不可能了，那时候手机也没信号，根本联系不上任何救援人员。其实就算能联系上救援队，等到救援队赶到的时候估计也只能替我们收尸了。我们就只能在原地等着，听天由命。

万幸的是，大概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看到一辆东风车从那根拉垭口远远地开了下来。当时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知道这是上天眷顾，送了一根救命稻草过来。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人们会自发地团结起来对抗艰难，遇到危险都会互相帮助。东风车司机很爽快地答应把我们的越野车拉出来，我们自然对他千恩万谢。告别东风车司机之后，大家就一方面倍加小心，一方面又加快速度往拉萨赶。

等车开到海拔三千多米的时候，我和录音师才慢慢缓了过来，身体状况逐渐平稳，大家总算都没出事，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后来每次在银幕上看到《洗澡》的这个片段，我就会想到拍摄时候的“出生入死”，那些场景仍历历在目。

其实高原反应的根本原因就是高度问题，但每个人的反应却不一样。一九九一年去拉萨的时候，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姐姐在拉萨大学支教，所以那个姐姐还安排我在学校宿舍里住过几天。我到那儿的第一天下午，就跟一帮同学打篮球去了，累得气喘吁吁也没事，没有高原反应。毕业后拍纪录片时，也从没出过什么大碍，以至于我一度觉得自己在高原上是没有问题的，心里有些大意，这次却是教训深刻，几乎是用生命挑战了高原生存的极限。

后来又遇到过几次类似的险情。二〇〇七年的时候我们一行人沿青藏线进藏。在翻越海拔五千二百三十一米的唐古拉山垭口时，同行的刘芸就发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手脚像鸡爪子一样僵硬、发麻，整个人快要昏厥了。我赶忙给她吸上氧气。大家本来计划在那曲住一晚，但看到这种情况，我果断决定继续往前开。在连续开了二十二个小时之后，终于在深夜赶到了拉萨，刘芸才慢慢恢复正常。

二〇一五年三月份，我要去芒康补录声音。之前刚在西藏待完一年，一直都很谨慎，没出过什么大事，这次就两三天的工作，心里就没有太在意。头一天没睡好就直接上了高原，在连续两天高强度的工作之后，最后在一个小山坡上补录时，我上下跑了两趟，忽然就感觉不行了：头晕，不停地干咳，肺部不断有气泡声冒出来。我判断应该是肺水肿，按道理说非常危险，必须马上走，但工作没完，我只能在车上忍受着痛苦坐镇指挥，具体工作交给录音师们去完成。

两小时后终于录完了，我跑去县城医院拍片子，果然就是肺水肿。医生看完片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还待在这干吗？还不赶紧往下跑！因为县医院里没有高压氧舱，对这种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也只能一路吸着氧气连夜往下赶。一直降到海拔两千多米的时候，人才算没事了。

高原病就是这样，不会因为你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而得病的高度，上次是五千米，这次可能就是四千米。也可能待一年都没事，但多待一天就有反应了。没什么固定的规律，防不胜防。

但是，换个角度说，一九九八年的亲身历险，就好像让我有了一把测量高原反应的量尺。一方面，我会更加谨慎、小心地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以后再来这片土地拍摄电影，自己或者剧组成员中有人得了高原病，我也能准确、迅速地做出判断，在第一时间把可能出现的危险降到最低。

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拍摄一部真正和这里有关的电影，而那时候所缺的，就是剧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