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本书的选题既源于对研究对象价值的体认，又出于对研究方法路径的思索。今天的研究者是幸运的，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空前的便利，古今中西的资料和信息可以信手拈来;今天的研究者又是不幸的，我们的思维和认识也因此常常被纷繁的材料所淹没，古今中西的矛盾和问题似乎也都集中到我们这里。当然，对古今中西的所有问题笔者自然是无力回答的，但有关学术研究中古今中西的矛盾，又是每个古代文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也应该思索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百年大话题。从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1]的崇高境界，到当今学人关于“失语症”的觉悟和“现代转换”的呼吁，似乎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仅在规模、气魄方面有所缩小，境界也有所倒退了，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才能真正有所体悟。
与王国维先生之提倡相发明，钱锺书先生也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之说。两位先生所倡之所以至今仍让我们神往不已，不仅在于其中所蕴含的融汇古今中西的学术规模和气魄，还在于溢于言表的学术终极精神和境界的展示与追求。“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自然只有“学”自身，才能消除“东海西海”、“南学北学”之差异而达于代表人类终极价值的“心理”或“道术”，这是“求是”之学的价值指向和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我们可以向往，可以追求，但要真正、彻底地实现也不太可能。因为对立和统一是相伴而相生的，彻底的统一是不存在的。如果“学”真正地、完全地达于“道”，“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学术之路恐怕也只能是寻寻觅觅、曲曲折折的。因而，笔者认为，清人章学诚关于学术的“持世救偏”之说，似乎更实际地描绘出学术发展的历程。章太炎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3]。实际上，王国维先生学术境界的体悟和提倡也是导源于现实生活，有所实指的。近代以来，清朝政府走向衰败，各种社会矛盾弊端丛生，加之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随之而来的西学东渐的文化方面的影响，刺激、震撼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开始思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反思、更新乃至转换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晚清学界出现了今古文之争、中西学之争、致用和求是之争，学派林立，众说纷纭。本来学术争鸣对文化发展来说应该是件好事，但是弊端也因此而生。争论各方往往各持己见，故步自封，甚至出现党同伐异，为政治服务的倾向。这又阻碍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先生秉持“无偏无党”的态度提出学之“三无”之说，体现了一代学人关于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建立现代新学术的愿望，自有其价值和合理性。
但王国维先生的提倡并没能阻止中国学术发展之偏颇。中国知识分子在落后挨打、专制腐败的现实刺激下，发愤图强，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他们越来越信奉和追寻西方的民主和科学。1917年，中国知识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确立了20世纪“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拿来主义”文化策略，自此中国学术走向了“西化”的道路。传统文化也开始一蹶不振，其间虽有国粹派和稍后新儒家等提倡国学，但终归势单力薄，而且也必须打着“中西会通”、“中西互为体用”的旗帜。五四期间，“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整理国故”的行为，就引起同仁的不满。他只得强调自己钻进“烂纸堆”，是为了“捉妖”“打鬼”[4]。当时风气可见一斑。这种学风和研究倾向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界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其成绩和贡献自然不会泯灭。不过，到了20世纪末，一些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突然觉悟，我们失语了。“我们不是用别人的文学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被迫用别人的话语来言说自己的生活，理论家言洋人之所言，想洋人之所想，中国大地成了各种外国理论武器大比武的场地，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却消失了。……一旦我们离开别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5]这就是所谓的“失语症”，曹顺庆先生的观点是否客观姑且不论，实际上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但其观点一出，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引起广泛的讨论。90年代后期，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一个最富有学者参与而又影响广泛的学术话题。学术界召开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专门研讨会，《文学评论》组织了持续两年之久的专栏讨论，这一话题的影响可见一斑。至今，它仍是一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
20世纪末的学人为什么热衷于探讨这一话题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只要我们翻翻当时的论文就会发现，这一话题虽以讨论中国文论的建构为中心，但话题范围却绝不仅限于此，它指向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甚至更多。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提出“失语症”的曹顺庆先生在《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上的论文题目就是《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他认为“失语症”的成因就在于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选择，在于我们为了图强求新而实行的“拿来主义”的世纪策略。其起因是因为觉得自己传统的东西不能支持民族的自强，而其结果则是自强梦里的自我其实已经不全是本来的自我。[6]既然把问题指向了“世纪性”的“拿来主义”，那就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问题，它关涉到整个学术文化，乃至包含了关于指导民族自强的精神信仰和思想理念方面的内容。不仅是曹先生如此，参与那次讨论的学者几乎都具有这种倾向，例子太多，不一一枚举。可见，“失语症”话题的意义是不局限于中国文论建构的，如果放入学术发展进程中去审视这一话题，它也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20世纪末学者们的那次讨论，不仅仅是关注中国文论建构本身，深层次中是在思索中国学术自身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意识到中国学术发展的偏弊，力图为21世纪中国学术的研究和发展指出一条康庄大道。
之所以拈出这个百年大话题，是因为希望通过学术发展史的回顾，为笔者自身的研究实践寻找方向感和思路。解决研究实践中的疑团和消除对研究本身的困惑，回顾历史、吸取经验无疑是一种好的方式。方向似乎不难把握，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西化”，这也是“失语症”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但具体如何操作以推动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其实，笔者并不同意“失语症”的提法，因为它本身有点问题。但笔者认为，它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就中国学术的发展而言，其意义在于提醒人们重新审视学术研究中的古今中西问题。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人的学术研究除历代必须面对的古、今矛盾之外，又增添了新的中、西矛盾，任何研究者都必须在古今中西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和张力。特别是新出现的中、西矛盾，从晚清至今，一直是中国学人的一块心病。“失语症”提醒我们，中国学术的发展在中、西矛盾处理方面出问题了，我们太西化了，失去了“中国的声音”[7]。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先看看那次讨论所形成的共识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大家的共识是，我国古代文论必将成为新的文论建设的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因此应该充分继承古代文化优秀传统，不应再重蹈过去覆辙。”[8]这样的共识实在有点让人失望。不过，仔细研读还是能看出点问题的。首先，旗帜是鲜明的，“不应再重蹈过去覆辙”，也就是我们不能再这样“西化”下去了。其次，对待传统也有个基本的态度，即传统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第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至于第二点，恐怕就有点疑问了。仅仅是“组成部分”吗，为什么不能是全部呢，仅仅只能成为“资源”吗，为什么不是“理论本身”呢?我们不是要“中化”吗?
有关这一问题，蔡钟翔先生指出：“难点就在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不仅是文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今天要把这条断裂的线索再连接起来是有很大的难度的，而这种现象在西方文化发展中却没有发生。因此，我们不可能重走王国维那样不离传统、吸收西学、创造新学语的道路，如今谁要用道啊、气啊、意啊、象啊这一套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艺学，就会象突然穿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一样令人无法接受。历史已演进到这个地步，是不可能倒转回去的。”[9]以蔡先生的意见，我们不要说传统回不去了，就连像王国维先生那样，都不可能了。这实在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却是事实。严格说来，任何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自产生之日起，就只能成为“资源”被别人运用。完全回复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回复”只能是当下式的。这一点，中唐、明代的复古运动可以证明。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已演进到这个地步”的时代和那个要“回复”的时代不一样了。一句话，古、今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的古代文学理论是与我们的古代文化血肉相连的，而古代文化又是古人生活方式的写照。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古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完全使用古人的话语或理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失语”是永恒的，“失语症”的提出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看，我们所有的研究只能是当下的。传统也只能成为“资源”，成为“组成部分”，无论它多么辉煌，我们多么舍不得，毕竟时代变了。不过，“若无新变，不能代雄”[10]，“变则通，通则久”。一代也自有一代之研究，我们大可释然，而不必悲观。
那么，当下所谓的中国学术的“失语症”现象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笔者认为，要解决“失语症”问题，首先要弄清“失语症”的实质是什么。我之所以不同意“失语症”的提法，除了上文所谈到的严格意义上“失语症”是永恒的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提法把中国学术国际“失声”的问题和国内“西化”的偏弊纠缠在一起，混为一谈了，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这恐怕也是当时存在“失语”和“未失语”之争的问题所在。笔者绝不是凿空乱道，任意曲解“失语症”提出者的本意。我们只要换一思路来考虑，这一问题就很清楚了。中国文论为什么要“复语”，难道只是为了“复语”而“复语”吗?如果是这样，这一话题就只剩下民族主义的成分了，而不再是学术问题了。显然，中国学术“复语”的目的是“发声”，发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的声音”[11]。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刺激曹先生提出“失语症”问题的中国学界的现状中得到印证。曹顺庆先生在描述“失语症”时引用了季羡林和黄维梁二位先生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能发现问题。季羡林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12]而黄维梁先生也说：“在当今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13]实际上，两位先生的感慨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文论界“失声”的现状。“失声”和“失语”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问题。我们再回忆一下20世纪末中国上下兴起的“创新”思潮。它几乎和“失语症”问题的提出是同步的，这也绝不是偶然现象。其实，那场世纪末讨论中也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造成中国当代文论‘失语’更重要、更内在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当代文论及当代哲学、美学缺少原创精神。”[14]可见，“失语症”背后隐含着中国学术创新的要求和中华民族自强的意识。
至于中国学术如何创新，那只有在处理好古今中西矛盾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质量了。这实际上也是自王国维那代起甚至更早，直到现在的中国几代学人的共同愿望和努力方向。就文学理论而言，我们的成绩也是很显著的，那就是建立了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谁要说这个传统完全是西方的，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我们只要翻开现在的文学理论看看，就会知道从概念、范畴到理论框架，无不是不古不西、亦古亦西的，是地地道道的现代的、中国的。其中渗透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理想等的“中国特色”是明摆着的。即使被“失语症”指责的话语方式和运思方式，中国特色也依然是很明显的。实际上，话语方式和运思方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话语是思维的外壳，归根到底还是思维方式问题。这方面“中国特色”也是很明显的。中国的经验主义——感悟、内省、归纳、直觉、类比等方法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思维始终停留在纯粹抽象概念的世界，纯熟地运用西式的逻辑推论来结构全篇的文章、著作不能说没有，但绝非多数。这一点，我们会有明显的感觉。读中国的文章会有亲切感，因为其中有个活生生的言说者在，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而西方的文章似乎只有冷冰冰的逻辑与概念，言说者深藏其下。懂不懂还在其次，先就没有了亲切感。所以说，中国的现代文论与传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虽然它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确是地地道道现代的、中国的，我们是可以也应该“接着说”下去的。虽然它现在可能比较简单、幼稚，不足以“发声”，但我们不能抛弃它，也抛弃不了，因为它和我们血脉相连。发展它、培养它，让它在世界上发出声音，正是我们今天学人的历史责任。
虽然，“失语症”的提法混淆了中国学术国际“失声”和国内“西化”的问题，有把“失声”原因简单地归结于“西化”的嫌疑。但它的提出也绝不是毫无道理。中国现代学术存在着“西化”偏弊，这是很明显的。就中国文论而言，自五四时期确立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拿来主义”文化策略后，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推动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介入，人们开始检讨五四时期引入的英美式文学观，一种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科学的文艺论”逐步形成。4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占据了主导。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奉行“一边倒”政策，文学研究也主要学习借鉴苏联文论。直到70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才再次打开。人们突然发现了一种亟待弥补的文化差距，于是外国的各种文艺思潮被介绍进来，一拥而入，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的文学研究也经历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语言论转向”和现在正在勃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等。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我们仿佛经历了国外文学研究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学习、借鉴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们认为必要的学习、借鉴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忽视了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本地实际的检验和结合，那么必然会导致“中国声音”的缺失，乃至学术创新能力的衰退。这就是“失语症”得到学界普遍关注和广泛探讨的原因。“失语症”提出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要注重吸收和利用传统资源。这绝不仅是个民族问题，更是出于学术自身的考虑。学术发展道路上的一边倒或一元化是很可怕的，它会导致学术走向偏弊。学术的本质要求是在差异比较中辨伪存真，不断向前发展。差异的存在和多元的制衡是保障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今天的学者过于迷信西方所谓“科学”的、“逻辑”的、“精确”的理论，不注重传统资源的吸收和消化，更缺乏自己的创新，实在是学界的一大偏弊。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失语症”的提出更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失语症”问题实际上涉及学术研究中的古今中西矛盾特别是中西矛盾问题。笔者认为，“失语症”提出的意义不在于引导我们放弃西方学术资源，转向中国的传统资源以建构我们的现代学术，而在于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学术研究中的古今中西矛盾问题。今天我们学术研究中所面临的古今中西矛盾与王国维那代学人所面临的古今中西矛盾比较类似，王国维先生提倡的融会中西的学术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今天仍是适用的，那代学人开创的现代文论传统也是可以“接着说”下去的。但今天学人面临的古今中西与王国维那代学人所面临的又不尽相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我们的学术出现了“西化”的偏弊，我们忽视了对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今天的研究者必须高度警惕和努力改变的。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偏弊，解决“失语症”问题。由此看来，今天学人提出的“失语症”的呼声虽然在气魄、规模和境界方面似乎比不上前人，但它更实际，更有针对性，自有其价值和合理性。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才安然地选择了“叙事诗”研究以及相应的研究范式。
笔者把自己的选题和一个学术研究的百年大话题扯在一起，绝无拉大旗作虎皮、抬高自家身价之意。因为这一问题确实关涉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上面所谈也确是笔者切切实实的亲身感受和思索。当然，这种去除枝枝叶叶的顺向叙述自然无甚惊奇之处，而其中逆向寻觅的曲折艰辛恐怕只有笔者自己心里清楚。
其实，笔者选择近代叙事诗研究的最初动机还是源于对其学术价值的体认。清诗研究权威钱仲联先生认为，叙事纪史是清代诗歌的一大特色，所谓“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成为有清一代诗坛总的风气，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之水平”。这一特征也是清代诗歌“超元越明，上追唐宋”[15]的关键所在。可见，清代叙事诗的研究对清诗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清代叙事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两头，即清初和近代，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高永年先生认为：“明、清易代之交……沉寂了许多年的叙事诗创作，亦昂然崛起，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16]又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叙事诗创作亦呈现出新的面貌……”[17]清初叙事诗虽然从整体、宏观方面加以研究整理的成果也不多，但因大家吴伟业叙事诗的存在，已经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而近代的叙事诗研究，除几篇有关黄遵宪、姚燮、金和等人的文章外，基本上还是不毛之地，更没人从宏观的、整体的视角去整理研究。而且，笔者对近代文学研究也一直比较感兴趣，因为近代是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捩所在。近代诗歌的研究也因此别具意义，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诗歌是中国人文学活动中最重要和自觉的东西。然而在近时的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研究似已稍稍被忽略了，在近代诗歌方面尤其感到如此。……中国诗的发展变迁的状态极为微妙，既难以捕捉，也难以叙述。但我确信由于勇敢地排除这种困难，对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化史就能达到较完全的认识。”[18]这么一个充满价值而又无人问津的题目怎能不让笔者怦然心动?于是我毅然选择了这一课题。
然而一入手，问题就来了。中国古代并没有“叙事诗”之说，只有“纪事诗”的称谓，“叙事诗”的概念源于现代文论。而中国现代文论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文论的影响。我用这个近乎西方的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会不会被别人指为不地道或不纯粹呢，特别是处于学界正在反思“失语症”的今天。这倒还是其次，我真正担心的是，自己是不是在用一个近乎西方的东西来裁剪中国古代文学。毕竟现代文论和古代文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说起来比较复杂，不过，文学观念是文学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它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比较易于说明问题。我们可以略作比较。
中国传统观念中“文”的含义远远超出了“文章”的界限，甚至也超出了“著于书帛”的范围，它依附于礼乐制度的概念，它的价值取决于它在整个礼乐制度中的作用和位置。故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9]即便“文”的含义集中于“文章”之后，其功能依然是对原始之“文”的延续，“文以载道”的思路根深蒂固，而“别材别趣”之说始终没有占据主流地位。用现代通行的话语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一种泛文学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产生“纪事诗”的称谓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称谓突出诗歌的“史”的性质，传统文学观念注重的是诗与史的相通性。实际上，纪实性也是中国叙事诗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而且中国也有自己关于诗、事关系的研究——“诗本事”。这种研究范式从晚唐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自成系统。它最初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诗歌，内容非常驳杂，近似文化笔记。后期这种研究与“诗史”思想合流，多搜罗一代文献，述而不作，大有存人纪史的意味在里面。显然这种研究范式也是传统泛文学观的产物。是不是这种研究范式更适合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呢?
而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主要源于西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固然是其长期文学活动经验的总结，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成果，但其形成的更广阔背景却是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形成。十七八世纪以来，科学以其高度的实用性，冲垮了原来经院神学影响下的知识体系，并逐渐取得学科独立。科学的独立及其实用性的挤压又推动了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其它现代人文学科则首先以古典语文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史。”“克雷格认为从牛顿到达尔文到孔德，每次近代科学的发展中，文学研究都以跟科学遥遥对立来厘定本身的边界。科学研究物质性、追寻普遍定律和生产‘真理’;而文学研究则探索人类的灵魂、欣赏独一无二的杰作和变化气质。”[20]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标举其审美特征以与科学自异就不难理解了，情感、虚构和想象等因素也就成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其实，笔者也不完全同意这种文学观念，因为感觉它的西方成分还太多。把情感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笔者基本同意。至于把虚构和想象也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比如说，中国叙事诗的一大特征就是纪实性，而且它确确实实是诗，是美的，难道我们把它排除在文学之外吗?再说，中国文人历来推举“史迁之文”，而这种文章也是纪实的，你能说它没有文学性吗?虚构和想象大概是西方人根据“史诗”特征总结出来的，笔者感觉将其作为文学特征可以，作为本质特征则有点过。不过，作为当今的一名古代文学研究者(中国古代是不尊崇“专家”，而是崇尚“通人”的)，笔者还是基本相信文学是审美的。文学应该独立，它有自己的本质特征。至于其本质特征是什么，那是另外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叙事诗”概念自然是与这种文学观念相适应的，它也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文学观念的细微差别，它关系到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举个例子来说，晚清出现的考据诗，以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看，它自然没什么价值。但是如果把它放入泛文学观念中去考察，它又何尝不是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呢?
“叙事诗”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现代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从对概念的担忧发展到对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质疑，问题是越来越大了。于是我开始翻阅各种中西文论及学术发展史方面的书籍，开始了艰难的寻觅过程。最后才得出前文论述的“现代文论传统是可以接着说下去的”和“一代自有一代之研究”的粗浅道理。一代人自有一代人关于文学的看法，我们今天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难保不被后来人推翻和超越，就像我们今天自信地推翻前人的看法一样。我们大可不必、也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有了这样的认识，笔者才安心地选择了“叙事诗”研究。其实，这已经是一年后的事了，笔者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你可以嘲笑、指责笔者寻觅行为的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但你不能否认一个研究者“求是”的真诚、学术态度的严肃认真，以及试图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寻找最适合的研究范式而作出的努力，尽管它可能是非常蹩脚的。而且，笔者认为，自觉地选择和被动地接受，其间差别还是很大的。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一代自有一代之研究”的话，那么每代学人不是在自说自话吗?那么历史不就真的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吗?我们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上述的疑问似乎也不仅是笔者个人的，西方的历史哲学、哲学阐释学都有类似的观点。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的历史的“构造性”及“历史就是思想史”之说，到海德格尔的“前理解”、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与“视界融合”、利科尔的“间距化”与“解释框架”，再到海登·怀特的“喻说理论”，这些阐释观点都倾向于强调阐释的主观建构性，甚至文本的独立性，而对于是否存在历史的“本来面目”则表示怀疑。于是，中国一些研究者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开始放弃学术研究本真的追求，追求学术的“当代性”、“当代价值”、“理论建构”等。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学术研究又该何去何从呢?
其实，这不仅关涉到学术研究中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古今矛盾问题，也关涉到个人的学术追求。关于学术研究中的古今矛盾，我们是有很多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中国自古就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不同研究方法，其中的是非曲直着实难以说清。就笔者个人看，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性质的研究，乃至不同的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也应有不同的要求，并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一概而论。就个人的研究实际而言，笔者把古代文学研究定位于以“求是”为目的的历史性研究，这也是笔者个人的学术追求。笔者坚信“历史真实”是存在的，它具有客观性。我们亲身经历的实实在在的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否定历史，否定昨天，也就是否定了现在，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其实，西方的历史哲学和哲学阐释学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只是认为历史实际上都是存在于文本中的，也是一种叙事，是话语的建构，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不是未曾存在，而是无法复现。可见，他们只是强调纯粹的客观阐释活动是不存在的，并非要否定“历史真实”的存在。而且，他们的观点也并非绝无道理。纯粹的客观研究活动也的确是不存在的，任何研究或阐释都难免带有主观性，也都很难完全恢复“历史真实”。但是，以“求是”为目的的研究还是能相对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失误，以尽可能保持研究的客观性。我们并不能因为完全的“历史真实”的难以复现而放弃自己的探求努力。尽可能地靠近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正是学术研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其实，阐释学并不否定阐释主体具有接近阐释对象的可能性，否则阐释活动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反对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建构，只是不太赞同当下研究活动中出现的对这种建构的刻意追求。陈寅恪先生所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21]就是这个道理。笔者认为，学术研究的理论建构应该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形成，应当法从例出。笔者不是要否认学术研究所具有的当下价值，只是不太赞同以当下价值为指归的研究活动。这种研究必然会造就浮躁的学风，最终导致学术研究独立性的丧失和学术自身价值的瓦解。章太炎先生认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22]与此说类似，王国维先生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真是至理名言，可谓道尽千古学人之心。学术应当以“求是”为目的，以达“道”为指归，追求的是“无用之用”[23]，而不仅是当下之用。
你千万不要以为笔者在自语式的梦呓，上述言论实在渗透着笔者对当今学界学风的反思，特别是对时下盛行的阐释学理论以及对当下中国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新历史主义阐释方法的反思。新历史主义又称文化诗学，中国今天盛行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显然接受了它的影响。当然，笔者不是要否定这种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实际上，笔者的研究实践也时常借鉴这种方法，并窃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不过，这种方法运用不当，也会带来穿凿附会、任意曲解研究对象的弊端，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而且这种阐释方法特别关注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而强调过度则有冲垮中国现有文学理论的危险。说白了，就是文学自身具不具有独立性的问题，就是文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那文学到底是什么呢?尚无终极圆满的回答，我们只能接受当今大体公认的说法。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可能要由我们今天和以后的研究者去寻觅了。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对前辈学人章学诚的话有更深的体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24]。只有真正的大“道”，才可以“持世而救偏”。
至此，笔者的研究思路总算勉强地过了自己这一关，难产般地“诞生”了。笔者的研究思路是这样的：广泛学习和借鉴中西一切合理的文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理论和思维。因为笔者认为它可能更适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基本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架构，锻造自己独立的学术眼光。这一步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它既是避免人云亦云的条件，又是进入下一步研究的基础。然后以这种独立的学术眼光去审视和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并不拘泥、迷信于这种眼光，而是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时时调整和发展自己的学术眼光，完善和纠正基本的理论架构和文学观念，力图如实地、客观地描绘研究对象的原貌。在此基础上，法从例出，希望能发现和形成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和科学实验有点类似，首先要做一个实验设计，这个实验设计就是研究者在基本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架构基础之上形成的学术眼光的体现。这一步是必需的，没有实验设计是不可能从事实验活动的。然后进行实验，整个实验过程遵循科学、客观的原则，在实验中调整、修改自己的实验设计，最后写出实验报告。笔者的研究思路大体如此。笔者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回到中国文学的实际，才有可能发出“中国的声音”。当然，笔者的研究活动也努力按照这一思路进行。至于笔者的研究实践是否真正，或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实施了这一思路，实现了笔者的目的和理想，那就得由读者来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