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篇

布衣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安徽凤阳）人，明朝的创立者。自幼家贫，曾经当过和尚。元朝末年，投靠反元义军郭子兴部。郭子兴去世后，朱元璋继为首领，在一班文武亲信的支持下，力量逐渐壮大，割据一方，并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明玉珍等几股势力，击败了元朝的军队。1368年，基本上控制了全国局势的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庙号太祖）。

明太祖出身贫寒，具有强烈的小农意识。他将自己的十几个儿子和一个侄孙分封到各地去当“王”，以示自己打下来的江山理当由自己的子孙来享受。这些“王”的行动虽然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允许干预国政，但他们“子生孙，孙生子”，到了明代中后期，王室人口急剧膨胀，霸占的土地也越来越多，终成一大祸害，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太祖当上皇帝后，对别人总不放心，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所有的大权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干了几件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事。一是创设由皇帝亲自控制的锦衣卫，监视大臣甚至自己亲人的行动。锦衣卫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并被赋予缉察、刑狱之权，开创了有明一代“特务”政治的先例。第二件大事是废除丞相制度。丞相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能起到辅佐皇帝、替皇帝分忧的作用，但同时也“分享”了一部分权力。为了将丞相的大权收到自己的手中，太祖找了一些借口处死了当朝丞相胡惟庸，进而废除了丞相制度。此外，他还亲自审订律法，独揽司法大权。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还将军队的调动权和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了控制臣下，他还制定了严密的监察制度，赋予下级监察上级、拥有监察权的人互相监察的权力……总之，在太祖的治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太祖起于微贱，对民间的疾苦颇为体恤。他有选择地继承发展了儒家的以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的理想，希冀以此根除因不守教化而产生的“乱萌”。鉴于自己早期有过刻骨铭心的“饥饿”体验，深悉最下层民众免受欺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情感要求，他苦心孤诣地设计了一系列旨在长治久安、可为万世师法的成熟制度，试图建立一个有法可依、有例可循、上下长幼尊卑有序、贫富强弱基本平衡（“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鳏寡孤独能得到帮助的理想社会。为了构建这样一个社会，首先就要澄清吏治，去除奸贪，为下层民众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朱元璋大肆杀戮勋臣，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他的子孙后代能够坐稳江山而提前削去“棘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约束、节制和防范勋贵、豪强、官吏为非作歹的需要——应该说，在明朝建立初期，太祖对帮助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臣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一些勋臣的确存在居功自傲、鱼肉百姓的暴发户心态。太祖实行严刑峻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使官民畏法而不犯法，以保证他所设计的制度得以推行。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病逝。太祖之孙、即前太子朱标之子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皇帝。建文帝一改太祖严苛的治国方略，主张以仁德治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但同时他又具有“仁柔少断”的弱点，许多割据一方的藩王——建文帝的叔叔们不满于明太祖将大位传给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的安排，纷纷窥视着皇帝的宝座。其中，以年长势大的燕王朱棣野心最大，最终以“清君侧”为名，进行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夺得了皇位。

明成祖朱棣

燕王朱棣夺得帝位后，改建文四年（1402）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次年为永乐元年。

朱棣登基后不久，为了牢固地控制政权，并有效地抵御蒙古部落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将都城从南京迁往他的“龙兴之地”北京，由此将明朝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并完成了三项举世闻名的工程：一是修运河，以解决京都的漕粮问题；二是修建长城，以解决北方蒙古部落的侵扰问题；三是修建皇帝陵墓，使驾崩之后的帝后有安身之地。

朱棣积极经营东北、西北和西南边疆。在东北，他设立了奴儿干都司, 并多次派亦失哈巡视黑龙江流域，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实施有效的管辖。在西北，三次派陈诚通好西域，并在洪武时设立的安定卫等四卫的基础上继续向西发展，又增设三个卫。尤其是哈密卫的设立，使之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他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设立了贵州行省，加强了当地和中原地区各方面的联系。他还积极对南海诸岛进行勘察和经营，并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今称巨港）设立了宣慰使。

朱棣还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积极发展对外交往。他即位后就马上恢复了被明太祖废掉的三处市舶司，大大放宽了海禁，各国贡使来者不拒，行“厚往薄来”，对外国贡使多有优待。恢复了中断达二十余年的对日交往，使中日之间建立起正常的朝贡贸易关系，明初的倭寇问题也暂时得到了解决（中日这种正常交往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嘉靖初年，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还多次派使节前往各地。除了六次派郑和“下西洋”外，还派侯显出使榜葛刺、尼八剌等地。永乐年间，来华的外国国王和使臣“络绎于道”，其中有两个国王（渤尼国王、苏禄国王）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佳话。

朱棣是明代比较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为了展示自己的文韬武略，在南征北战之余，他很注意笼络知识分子，重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其中最大的功劳首数广延文士编纂了《永乐大典》。另外，还组织编纂了《性理大全》《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等史籍，也都颇有价值。这些文化工程为永乐盛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此外，永乐朝的内政也大有可观，开创了内阁制度，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朱棣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治国能人，使永乐朝不论是行政效率还是吏治清明，都不让洪武朝。

在改善民生方面，朱棣也是很有成就的。他比较注意民间疾苦，采取了多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明代经济在经过短暂的战乱后迅速恢复了元气，进入了长达二百多年的相对安定的“盛世”。正如明末李贽所说：“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姚广孝）之力也。”

但朱棣夺位后在诛戮建文诸臣，特别是诛杀方孝孺十族等问题上过于残暴，其增设东厂、扩大特务统治、设置镇守内臣等，对永乐朝以后的政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其出兵安南并对其进行直接统治（设交趾布政使司）也是不明智的。其发动夺位之战，虽说是“皇帝家事”，但由此引发的战乱，使百姓深受其害，也是难辞其咎的。

仁宗和宣宗

明成祖去世后，其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年号洪熙）。仁宗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改变了永乐时期的扩张和开拓国策，转向收缩和稳定，停止了北征蒙古和远航西洋的活动，并计划从安南撤军；全力恢复因南征北战和大兴土木而受到损害的农业经济，并开始着手处理南方的重赋问题；完善了内阁制度，重用一批永乐旧臣和受打击的朝臣；实行“平恕”的司法政策，大大缓和了洪永时期因大狱迭兴而造成的恐怖局面，恢复了方孝孺等人的荣誉。仁宗本人以“勉于修德”进行自我约束，对臣下也“励于忠贞”，以达到“君臣一体，上下相须”的境界。屡次下诏求言，措辞恳切，并建立了一套密疏制度，赐亲信老臣“绳愈纠缪”印章，以便于他们密封言事。老臣杨士奇等人在仁宗的鼓励下，开始敢于直谏言事，仁宗也“从善转圜，改过不吝”。因此，在仁宗在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言路已经大为开放，明朝政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宁的新时期。

但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即去世，由他开创的“仁治”只能由宣宗（年号宣德）来继续完成。宣宗即位之初，首先平定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进一步采取了削弱和限制各藩王权势的措施。还有意纵容和鼓励边镇和内地的卫所抽调王府卫队备边或服役，使王府的护卫能力大大削弱，无法构成对中央皇权的军事威胁。同时，严格限制各地藩王的违法行为，惩治了几个行为越轨的藩王，对王府内婚配嫁娶、选用仆婢、造册建房等具体事务也都做了适当的规定，使藩王的地位和待遇比洪永时期大为降低，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威胁皇权的藩王问题。至此，自建文帝开其端的削藩活动告一段落。

在内政方面，宣宗完善了内阁制度，设立了巡抚制度，对监察和司法活动也进行了整顿和加强，同时适当改革了漕运和科举制度。

宣宗还加强了对监察的整顿，惩治了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监察御史，同时任用了一批称职、无私的御史，并通过制定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措施和制度，来保证御史发挥正常的作用。同时改善了司法制度，力求断案公正，判刑从宽，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

宣宗继承了仁宗的经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施，停止了耗资巨大的国事活动，减少了许多皇家采办事务。修筑城堡、堤坝、寺院等活动，也令尽可能在秋后农闲时进行，以免耽误农时。他多次下令减轻京师工匠的劳动负担，并令工部按二分之一的比例轮流放假回家。与此同时，宣宗在地方官员的建议下，根据实际情况，多次大规模地减免各地税粮，使社会经济得到较为充分的恢复和发展，百姓的困苦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有效地缓解了永乐时期国力超负荷运转的问题。在边疆和对外关系问题上，宣宗采取了收缩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举动是在继位不久即从安南撤军，为明朝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并在最后一次派郑和下西洋后，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动。对蒙古各部也以防御为主，维持了明蒙之间的和平关系和稳定局势，保障了内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由于“仁宣之治”的全面实施，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到宣德末年，整个社会局势已比永乐末年大为改观：社会较为稳定安宁，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南北两线战事基本停止，重要政治制度得到调整和完善，社会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这十年也包含着许多危机和隐患，其中最突出者莫过于宦官权势逐渐膨胀，获得了代表皇帝签批内阁拟票的“批红”权，即一部分决策权，并介入地方政务。洪武永乐时期，皇帝派往边镇和其他军事部门的宦官人数不多，宣德时期几乎所有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其中的许多人自恃是天子身边的人，往往凌驾于总兵之上，干扰军政，为所欲为。在边疆和对外关系问题上的保守、收缩政策，也使明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下降。

从英宗到孝宗

明宣宗去世后，宦官王振凭借他与新皇帝（英宗朱祁镇，年号正统）的特殊关系和体制上的优势，击败了三杨和老太后，垄断朝政，迫害百官，最终引导小皇帝冒险与瓦剌交战，酿成了“土木之变”的大惨败。

“土木之变”后，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年号景泰）。代宗虽然是在危难之时登上帝位的，但此人并无大志，只求营私保位，不思改弦更张。他表面上重用于谦，暗地里却派心腹太监对他百般掣肘。他在位期间，国事并没有什么起色。而此时已经被也先释放回来、正在南宫韬光养晦的朱祁镇却虎视眈眈，伺机夺回皇位。景泰八年（1457），朱祁镇乘代宗病危之机，勾结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发动了“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元天顺。英宗复辟后，不但不思悔悟，反而杀害了保卫社稷的功臣于谦，继续宠信宦官，朝政昏暗。

英宗去世后，太子朱见深继位，是为宪宗（年号成化）。宪宗即位时，虽因“土木之变”而仍处于衰世之中，但此时北部因瓦剌部分化而暂时太平，东南的倭寇也尚未形成气候；经过军事力量的打击和因地制宜的安抚，闹腾一时的荆襄流民和广西瑶民叛乱也得到了平息。所以宪宗很幸运地处在一个“太平之世”中。同历史上许多无能却有艺术品位的皇帝一样，宪宗也是一位喜爱艺术且有一定品位的皇帝，喜读书、爱戏曲、昵方术、搜书画、好收藏，一切太平天子喜欢的东西他都喜欢，而且学有专长。他不惜血本让景德镇御器厂烧制了许多精美的斗彩瓷器，无意中成就了中国瓷器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成化斗彩的研制成功。他为人宽和，无为而治，力求化解因“夺门之变”而产生的宫廷内部矛盾（主要是父亲朱祁镇与叔父朱祁钰两家之间的矛盾）。

宪宗去世后，朱祐樘即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孝宗也是一位守成之君，但面对着自“土木之变”以来的衰败局面，颇思有所作为。在他当政期间，在任用正臣、广开言路、整饬吏治、加强边防、节用爱民等方面也作出了不少成绩，并组织编纂了著名的典籍——《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简便了刑律，整饬了制度，故史学界有“弘治中兴”一说。

荒唐皇帝——正德和嘉靖

明武宗（年号正德）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乏善可陈、经常干一些荒唐事的皇帝。继位初期，他重用宦官“八虎”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公开取贿于官僚。刘瑾索贿之急、之巨以及公开化、“制度化”方面都超过了以前的宦官。官僚为凑足赂银，不择手段，最后的负担都要转加在小民身上。刘瑾等排斥异己，罢黜了一大批官僚，其中许多是正人君子。并设立了权力在锦衣卫和东厂之上的特务机构“内行厂”，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刘瑾等常引导武宗做一些荒唐的优游嬉戏。由于刘瑾权势太大，作恶多端，引起了社会动荡，“刘瑾即未及反，逼天下人已尽反矣”，引发了明代中叶规模较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刘六、刘七起义。

刘瑾最后的下场也很可悲，被凌迟处死。刘瑾虽死，但武宗依然嬉戏如故，只不过引导他嬉戏的由宦官变成了佞幸（江彬、钱宁等）和“番僧”（藏传佛教僧人，实际上这些受宠的番僧并非高僧，只不过是一些掌握了房中术的方士而已）。

史书上一般把武宗和“荒嬉”结合在一起。有一次，武宗在宫内玩灯失火，火势延烧宫殿，他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笑对左右说：“是一棚大烟火也。”他常常微服出行，有一次溜到教坊去看马戏表演，结果“狎虎”（逗老虎）受伤。他还常常自称“威武大将军”，无缘无故地跑到宣府、大同（明代拱卫京师的两大战略重镇）去“巡游”，随行军士一路强拆民房取火，供皇帝取暖。为了显示自己“尚武”，他常常不顾群臣的反对而“御驾亲征”，实际上不过是去寻求玩乐刺激。所幸的是他没有像英宗那样遭遇“土木之变”。北巡返回后，武宗玩心不减，在江彬等人的怂恿下又欲南巡。此举遭到了朝臣更强烈的反对，百余大臣一起伏阙谏争，结果全部被施以廷杖，甚至有被当场打死的。虽然在群臣的反对下，武宗没能南巡，但此后的宁王叛乱，给武宗南巡以最好的借口。于是他又打起了“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谁知行到半路，王守仁等人已经平定了叛乱，宁王已经被俘。但正德觉得未能亲擒宁王太不过瘾，竟企图演出一场“欲擒故纵”（故意释放宁王，然后再由自己亲擒宁王）的游戏。最后，武宗在返京途中因游兴太甚而落水，得了一场大病，年仅31岁便死在“豹房”中。

武宗无子，使明廷陷入了一场“无主”的危机中，不得不从外藩请来朱厚熜入承大统，是为世宗（年号嘉靖）。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统，开始时还是有所作为、锐意进取的。他采取了一系列清除武宗弊政，稳定社会局势，缓解明朝统治危机的措施。但世宗毕竟是一个没有长性且率性而为的皇帝，在经过嘉靖初年短暂的有所作为后，逐渐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烦琐政事感到厌倦，开始沉溺于荒淫无耻的后宫生活中。史传他迷信采阴补阳之术，常在宫中虐待幼女以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女杨金英等因不堪忍受嘉靖皇帝的暴虐，合谋试图将他勒死在床上，慌忙中因误系死扣而未能如愿。嘉靖皇帝死里逃生，但受惊不小。从此一反常态，远离女色，另辟新宫以供斋醮神、祭祷神灵，并令景德镇御窑大量烧造五彩瓷器以供醮坛之用。

世宗沉迷于道教，长时间不上朝视事，把国家大事完全交给奸臣严嵩处理。严嵩常常利用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挤其他阁臣，并让自己的儿子严世蕃进入值房，为其代办票拟之事。而严嵩父子又是以贪墨而著称的，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专权自恣、排除异己、安插私人，疯狂地攫取财富，造成政以贿成、吏治极为腐败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嘉靖朝政日益下滑，社会矛盾和危机也再次尖锐了起来。

此外，世宗错误地施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难以得到发展，也使依海上贸易为生的东南沿海地区民众生活困苦不堪，并促使一些良民“从倭”，加剧了社会动荡。

内地与蒙古游牧部落茶马交易由来已久。但嘉靖时期采取了不恰当的闭关息贡政策，给蒙汉两族人民造成了许多痛苦，引发了“北虏”入侵事件的频繁发生。嘉靖二十九年（1550），强大起来的蒙古俺答部大举犯境，围困京师，在京师周围往来掳掠达半月之久，史称“庚戌之变”。俺答部虽然没能攻入京师，但他们连年的掳掠使明朝不胜其扰。

明穆宗（年号隆庆）继位后，相继开放海禁和马市，使困扰明廷多年的“北虏南倭”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北部边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者二十年”，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一带更是“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国内银本位制渐得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万历四十八年

万历初年，年幼的万历皇帝（明神宗）充分信任和依仗内阁首辅张居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剔除了明中叶以来积累的许多积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史称“万历新政”。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新政的执行立即开始松弛，而且已经成人的神宗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直接影响到晚明的政局。

“太子者，国之根本也。”由于皇后大婚后一直未能生子，而偶然被神宗临幸的宫女王氏（怀孕后被封为恭妃）却意外地为他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按照传统观念，朱常洛理应被封为太子。但神宗却格外宠爱郑贵妃及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意欲“废长立幼”。对此，朝野上下分成两个派别，为了各自的利益（有的是为了某种信念）各支持一人，互相攻击，引发了以“国本”之争为核心的党争。后来神宗虽然勉强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但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却没有按照规定离京就藩，仍然威胁着太子的地位。此后，朝臣又为福王就藩之事不断地向神宗施加压力。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王才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封地赴任，“国本”之争才告一段落。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驾崩后，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想不到的是，朱常洛当皇帝不到一个月就驾崩了（庙号光宗）。坊间怀疑是郑贵妃做的手脚，群情汹汹。在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扶持下，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继承了皇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纷纷扰扰数十年的“国本”之争才最终尘埃落定，但却使明朝的元气大伤，以致史学界流传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

天启和崇祯

明熹宗（年号天启）继位后，无赖出身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依仗天启乳母客氏，并吸纳那些不被东林党接纳的官员，形成“阉党”，向东林党人发动进攻。党争演变成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历史上称为“天启党争”。但由于阉党的成员大都是那些心理有缺陷的太监、品德不好的官员以及社会上的流氓无赖，他们为非作歹，残害忠良，代表着朝廷中的黑暗势力。因此，东林党人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党争，而是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斗争。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奏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阉党对此恨之入骨，策划反扑。次年，他们借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事，大兴冤狱，不仅诏决熊廷弼，还将杨涟、左光斗等人杖毙狱中。后来魏忠贤指使爪牙作《东林点将录》《同志录》《三朝要典》等，将正直的东林党人逮杀殆尽。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明末的政治更加黑暗。

天启年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皇亲国戚兼并土地，强占民田，使土地高度集中，富者连陌，贫无立锥。皇帝拥有“皇庄”，皇子、勋戚拥有“王府庄田”，分散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江西等广大地区。有的庄田地跨两三省，如福王朱常洵就在河南、山东、湖广拥有庄田两万多顷。土地的高度集中，激化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加剧了社会危机。

明思宗（年号崇祯）即位后，虽然有所作为，处死了祸国殃民的魏忠贤等人，平反了许多冤狱，向世人展现了其殷殷求治的一面。但面对着内忧（民变）外患（后金崛起于东北）、矛盾丛集、积弊深重的局面，再加上他本人刚愎自用、急躁多疑的性格缺陷，根本就无力挽回局面。

祸不单行，思宗在位期间，不仅“人祸”不断，天灾也频频降临。其时，影响全球的小冰河期极寒气候达到了一个高峰，降雨区域普遍南移，使全国大部分的产粮地区（同时也是人口密集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旱灾，粮食产量骤然下降，乃至出现了“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的惨状。在严重的灾荒面前，弱者填埋沟壑，强者铤而走险，直接引发了饥民起义。到崇祯三年（1630）已有上百股起义军，他们各自为战，分合不定，流动转战各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十三家七十二营。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军打下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不久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占襄阳，处死襄王朱翊铭。李自成、张献忠两大主力，各自拥兵几十万。崇祯十七年（1644）初，李自成打下西安，以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十一月，张献忠进入四川，占领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崇祯十七年（1644）初，李自成发布讨明檄文，率领百万大军向北京进发。起义军长驱直入，所向披靡，京师以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由于北京在此前已将近一年饱受鼠疫困扰，守城官兵几乎丧失抵抗之力，城门很快就被攻破，思宗于三月十九日逃至煤山自尽，成了亡国之君。

南明诸帝（附监国）

崇祯皇帝自尽后，辗转南徙的明朝宗室及遗臣相继在南方建立了几个南明政权。有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等，前后共历39年。包括立为南明皇帝的安宗朱由崧（恭宗子，思宗堂弟，年号弘光）、绍宗朱聿键（裕宗子，年号隆武）、文宗朱聿鐭（裕宗子，绍宗弟，年号绍武）、昭宗朱由榔（礼宗子，思宗堂弟，年号永历）。其中，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在明亡后基本前后相继（其间只有短暂的空白期）。一般说来，康熙二十二年（1683）奉永历正朔的台湾郑氏投降可视为南明史的结束。

最早建立的南明政权是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在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以及中都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任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南明史之始。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多事之秋，弘光小朝廷的君臣上下却毫无振作之意，而是沉浸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之中。小朝廷内部党争不断，并被真假难辨的“太子”案、“童妃”案所困扰。旗下的各股武装力量也多各怀私心，不能团结御敌。弘光政权存在约一年，即灭亡。

弘光元年，唐王朱聿键在南安伯郑芝龙等人的扶植下在福州监国，旋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以当年为隆武元年（弘光元年与隆武元年为同一年）。隆武帝继位之初，俨然想有所作为，常与廷臣商议如何抗清，并联络抗清义军，准备北上抗清。但手握隆武小朝廷军政大权的郑芝龙挟隆武帝以自重，不愿意离开家乡。隆武二年（1646）七月，当得知清军已经攻下浙东浙南的消息后，郑芝龙暗中与清军接洽投降，并撤走守关的精兵。福建门户洞开，清军长驱直入。隆武帝逃出福州，于隆武二年八月被追杀于汀州（今福建长汀），隆武政权灭亡。投降清军的郑芝龙后来也被清廷所杀。

隆武政权失败后，唐王弟朱聿鐭在广州称帝，改明年为绍武元年，但仅存在41天就被清军消灭。

此外，弘光、隆武称帝期间，杭州的潞王朱常淓（1645）、应天的威宗太子王之明（1645）、抚州的益王朱慈炲（1645）、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1645） 、绍兴的鲁王朱以海 （1645—1653）等也先后建立了政权。其中以鲁王朱以海较有实力，一度控制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及原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部，且凭借钱塘江天险，曾会兵合攻杭州。但其政权腐败，热衷于与隆武朝争夺皇统，势同水火，各自为战，很快就被再度南下的清军各个击破。鲁王在张煌言等保护下逃亡海上，在沿海一带继续抗清。1653年自己去掉监国的称号，1662年病故于金门。

比绍武政权建立略晚，桂王朱由榔于1646年在广东肇庆称帝，改元永历。永历小朝廷存在的时间较长，曾出现两次反败为胜的转机。

第一次转机在永历初年。李自成战死后，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隆武政权任命的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就被南下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他们均被清廷封为“王”）击败。余部进入广西，拥护逃来广西的永历皇帝居柳州，并出击桂林。1647年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1648年，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同年，清总兵金声桓、李成栋、姜镶分别在江西南昌、广东广州、山西大同反正，割辫复制；清广西巡抚耿献忠、清延安营参将王永强、清甘州副将米喇印等也先后反正回归明朝。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还包括北方山西、陕西、甘肃三省一部以及东南福建和浙江两省的沿海岛屿，出现了南明时期的第一次抗清高潮。但永历政权内部仍然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1649—1650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杀，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不久，李过之子李来亨等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政府，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1664年。

第二次转机是在张献忠大西军残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相继在贵州、广西、湖南、四川战场上打了许多胜仗的背景下出现的。其时，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湖南，取得靖州大捷，收复湖南大部。随后南下广西，取得桂林大捷，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复了广西全省。然后又北上湖南取得衡阳大捷，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同时，原大西军刘文秀部亦出击四川，取得叙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复了川南、川东。孙可望也亲自率军在湖南取得了辰州大捷。东南沿海的郑成功等抗清军队也乘机发动攻势，接连取得江东桥大捷、崇武大捷、海澄大捷等一连串胜利，并接受了永历封号。张名振、张煌言则“三入长江”，给清军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李定国还一度与郑成功约定会攻广州。此前，降清的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也暗中联络南北各路的反清势力，拟订了会师长江、恢复大江南北的宏大计划。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恢复到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但由于准备会攻广州的郑成功部屡误约期，未能实现预定目标（但郑成功在东南沿海取得了泉州大捷、护国岭大捷的胜利，战果也不小）。更糟糕的是，被永历朝廷倚为支柱的孙可望在力量壮大后突然萌生异念，企图取永历皇帝而代之，结果在从贵阳赴昆明图谋帝事的途中因不得人心而失败。孙可望竟率少量随从投降清军，并献滇黔地图，使西南虚实尽为清军所知。永历十二年（1658）四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年底吴三桂攻入云南，次年正月，下昆明，进入云南，永历皇帝逃入缅甸。李定国率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而损失殆尽。

就在清军主力大举进攻西南之际，郑成功瞄准时机，率领十余万北伐大军一度兵临南京城下。但郑军在南京城外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未能攻下南京，不得不撤回厦门休整。永历十四年（1660），清军大举进攻厦门。由于郑成功擅长海战、布置周密，在金门、厦门一带重创了清军，稳住了东南海上抗清根据地。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在台湾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永历十五年（1661），吴三桂率清军进入缅甸，索求永历皇帝。当年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永历皇帝交给吴三桂。次年，吴三桂将永历皇帝绞死在昆明。李定国在真腊得知永历死讯后，亦忧愤而死。以台湾为根据地的郑氏集团则继续使用永历年号对抗清廷，并奉养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标志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覆灭。

封王及其对明朝政治的影响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将自己的26个儿子中的17个和1个侄孙分封到各地去当“王”，以示自己打下来的江山，理当由自己的子孙来享受。更重要的原因是，明太祖对异姓军人掌握军权不能放心，认为只有自己的子弟才比较稳妥。特别是作为防御重点的北部边防，明太祖更是派年纪较长、能力较强的几个儿子就藩以担大任。他把燕王朱棣封在北京，宁王封在热河，晋王封在山西，秦王封在陕西，辽王封在辽东，代王封在大同，肃王封在甘肃（这些藩王也叫“塞王”）。每一个王府都配有数量不小的军队。藩王除了指挥自己的军队之外，在接到皇帝的命令后，还可以指挥当地的军队。在有军事行动时，地方军队都要接受当地藩王的指挥。这样，明太祖就把每一个边防地区的军队都直接控制在自己的手下，直到自己认为万无一失才放心。

为了避免重蹈汉、晋分封之祸，明太祖又采取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办法加以防范。但朱元璋去世后，拥有重兵的藩王不服中央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建文帝在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建议下试图采取削藩的措施，反而激发了一场夺位的内乱——“靖难之役”。燕王通过战争夺得了帝位虽然是以反对削藩的名义进行的，但他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却不自觉地变成了建文帝削藩政策的“遗嘱执行人”，只不过他采取的措施比建文帝更含蓄而已。他使用明升暗降、逐步削夺的办法，解除了诸王的一部分权力，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在“靖难之役”中有功的将帅派往各地节制和指挥军队，逐步把各地的军事统率权和指挥权从藩王手中转移到都司卫所和边将武臣的手中，最终听命于皇帝一人。

明成祖去世后，特别是宣德初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后，诸王的兵权进一步被削弱，其行动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规定：二王不得相见；诸王非特旨不得入朝，奏事只能差人来京；宗藩不得擅自出城，即使是出城扫墓，也得请示批准；宗藩不得干预兵事、政事，不许入仕或从事工商业；不得与封地的官府交往；甚至宗室增添人口也要向朝廷请名、请封、请婚，不准“擅自婚配”等等。但宗室在生活上的骄纵豪奢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得到鼓励，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仪，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顾炎武《日知录·宗室》）的寄生食禄集团。

明初，由于宗藩人口不多，作为一个特殊的寄生食禄集团，问题还不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宗藩“子生孙，孙生子”，人口迅速增加，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载入玉牒的宗室人口已达十五万七千余人。宗藩人口繁衍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宗禄的骤增，使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宗禄由封地所在地的官府供给），大有“竭天下之力，不足以赡”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各省不得不巧立名目，以商税、抛荒、民壮、防夫、赃罚等名义搜刮百姓。而本来“食禄不锡土”的宗藩，后来则通过“奏讨”和“恩赐”，甚至采取直接侵夺的办法，侵夺了大量的民田，使明代中后期土地集中的现象更为严重。据研究，明末诸王所占的田土大约为五、六十万顷，相当于明末全国田土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宗藩不仅占有大量田土，而且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市肆、厂矿，既影响了中央税收，又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宗藩问题终为明代最突出的祸害之一，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因素，这在帝制时代是少有的。

金执壶

通高26.4厘米 口径6.4厘米

2001年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 湖北省文物考古所藏

梁庄王朱瞻垍（1411—1441），明仁宗第九子，封梁王，死后葬钟祥城东南石门山，谥曰“庄”。从梁庄王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金银珠宝玉器里，我们不难想象明代藩王的生活是何等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