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业化初期的三大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供给、工业品市场、企业家队伍，是西欧各国工业化初期的三大难题。为什么这里只提资本供给、工业品市场和企业家队伍，而不提工业劳动力供给？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在工业化开始时，西欧农村中存在着较多的准备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即使在尚未摆脱传统生产方式的西欧国家，想离家或离开土地而进城或进入矿区做工的农民，也不在少数。加之，在工业化初期，对一般工人的技术要求并不高，在某些行业只需稍加训练就可以上岗了。

另一方面，雇主通常愿意雇用领取自由工资的工人，理由在于“资本风险和资本耗费要小一些”，而且，“再生产和儿童的养育完全由工人承担，其妻子和儿女不得不去‘寻求’工作”。此外，雇主还认为，由于存在着解雇工人的可能，这样，“解雇的危险能使工人做出最佳的劳动效益”。

既然市场对工业劳动力有需求，而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又源源不断，所以西欧工业化初期的工业劳动力供给还不能被称做难题。

只有资本供给、工业品市场、企业家队伍三项，才真正成为难题。具体地说：

资本供给，即最初用于工业投资的资本来自何处？怎样把它们积聚起来，投资于工业？为什么拥有资本的人愿意投资于工业而不投入其他部门？

工业品市场，即工业项目投资建成以后，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往何处？人们愿意购买这些工业品吗？怎样才能避免工业品的滞销？

企业家队伍，即谁来从事工业投资，谁来经营工业企业？最早从事工业投资和经营工业企业的是些什么人？

这三个难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形之下，企业家问题也许更为重要。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或重新组织者。即使有了工业投资，工业产品也有销路，但如果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合理，产量达不到合理的水平，赢利将下降，生产将停滞或下降，于是只有引入新的生产函数，以防止停滞，而新的生产函数的引入却依赖于新的资本投入。这就反映了企业家的重要性。谁来组合生产要素？谁来发挥技术的作用？谁来从事创新？没有企业家，是不行的；企业家素质低下，同样是不行的。

下面，让我们用具体的例证来说明西欧工业化初期的上述三大难题是怎样逐步缓解的。

二、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后进行工业化的西欧国家是如何解决三大难题的？以英国为例

第一，资本供给

前面已经指出，工业化开始后的难题之一是投资于工业的资本来自何处。要知道，没有最初的投资和连续的投资，就不可能有工业化。在工业化以前，每个劳动者的人均投资额是很少的。比如要开一个矿或修筑一条路，招来一些工人，每人只要一把铁锹、一副箩筐，就可以干活了。一把铁锹、一副箩筐才花多少钱？非常少。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开始和推进，随着工厂的兴建、设备的添购，平均每个工人所需要的投资额必须增加，所以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资本才能建立近代工业企业。资本从哪里来？怎样把聚集到的资本投入工业建设？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最初用于工业化的资本是英国从海外掠夺来的。但通过经济学界的实证研究，认为这个观点不符合历史。英国最初用于工业化的资本主要来自国内的资本积累而并非来自海外。

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后期。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英国工业化进展得比较顺利。当时，西印度和东印度都是英国从海外获取大量财富的场所，而且西印度比东印度更加重要。在西印度的英国商人，主要从事奴隶贸易和经营种植园，并贩卖种植园的产品，如甘蔗、烟草、咖啡等。从这里赚来的钱用到哪里去了？英国的西印度集团把赚来的钱主要用来在国内兴建豪宅，用于生活享受，用于竞选议员，或继续投资于西印度，而没有把钱投入国内的工业。东印度贸易的情况与此相似。据经济史的研究，英国最早投入工业的资本，是工业兴办人自己筹集的和靠工业发展逐渐积累起来的。关于这一点，本书第二章会有阐述。

为什么从事海外贸易和种植园的商人不愿意投资于英国国内的工业？这主要是出于利润率的考虑。英国的西印度集团和东印度集团并不是不投资于经济领域，但它们看中的是金融业和航运业，因为在它们看来，投资于国内的工业，既麻烦，又操心，工业投资周期长，利润率没有把握，不如投资于金融业、航运业、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种植园，利润丰厚得多。它们转而投资于国内工业，主要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而且同证券市场的发展有关。

英国工业化初期的工业投资，虽然主要靠工业兴办人自己筹集和靠工业发展积累，但资本的供给还是比较充裕的。“从资本供给的来源、企业领导以及工业企业组织内部的独立性来看，英国的工业享有最大的自由。”这里所说的“最大的自由”，是指英国政府对工业企业的筹资、兴建、发展和利润再投资不进行干预，一切由工业投资者自行规划，自行决策，自行寻找市场。政府不干预，就是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明显不同于西欧大陆一些国家的地方。

第二，工业品市场

在英国，工业化开始后的主要工业品市场是国内，稍后才是国外。

由于英国当时燃料供给不足，以木材作为燃料已经面临森林被大量砍伐的困境，而浅层的煤也被采掘得差不多了，所以必须从深层采煤。深层采煤，需要用机械排水，并通过坑道用机械向外输煤，这样，近代意义上的采煤工业兴起了。这是英国工业化初期的重要投资项目。煤是有广阔市场的，市场就在国内。

纺织工业（包括麻纺织、毛纺织和棉纺织工业）也是英国工业化初期的重要投资项目。产业革命以前，英国的手工纺织业和工场手工业纺织业都以国内为主要产品市场，需求量很大。采用机械纺织，首先是为了满足国内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排挤从国外输入英国的东方国家纺织品。英国纺织品（尤其是棉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挤垮东方国家的手工纺织品，那是稍晚才发生的事情。

陶瓷工业作为英国工业化初期的重要投资项目，情况类似于纺织工业。

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冶炼工业和机械制造业，这是英国工业化初期最重要的工业投资项目。为了制造出为市场需要的机械设备，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铁，于是近代意义上的冶炼工业发展起来了，机械制造业也发展起来了。这些产品都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为主。

国内工业品市场的旺盛需求，是英国工业化的强大推动力。只有等到英国工业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国外市场才越来越重要。而且，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国外的工业品市场主要是靠工业企业自己去开拓的，工业企业凭借的是自己产品成本和价格的低廉，以及产品的新颖和质量优异。工业企业界已经不能再像一二百年前那样去抢占殖民地，扩大产品市场了。占领和维持海外殖民地的费用过高，不仅大商人负担不起，政府也难以承受。到19世纪后期，事实已经表明，英国产品销售在非殖民地市场所获得的利润率远远高于在殖民地市场所获得的利润率。

德国的情况也可以作为国内工业品市场对于近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性的例证。虽然德国工业化初期，“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始终不能直接参与制定政策，无产阶级几乎完全不能参与此事，不过我们决不能把它看作是发展经济的障碍”。原因在于：只要有足够的工业投资和足够的工业品市场，工业化就能持续进行。在德国，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政府渠道）而来的工业投资增长较快，在各类工业部门中，净投资总额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直是上升的。而在市场方面，德国的国内市场历来都很重要，德国并不把国外当做主要市场。19世纪后期，德国的“对外贸易常常是入超，至少在1880年后由于无形输出（例如，劳务和投资收入的出口），才扭转入超的情况”。随着德国的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出口工业品越来越重要，但直到1913年，原料和半成品的出口仍然是增长的。

第三，企业家队伍

根据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论述，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新教伦理的影响，就不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韦伯写道：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具体地说，在韦伯看来，“英国、荷兰、美国的清教徒的典型特征恰恰与纵情声色背道而驰。……法国的新教徒（别处的新教徒亦然）长期甚至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所有加尔文教会毫无例外地烙上的那种典型特征，特别是在多次宗教斗争的磨难中所烙上的特征”。这种特征被归结为生活低调而又勤奋工作。韦伯认为这正是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想要说明的，只是工业化以前或工业化刚开始时西欧新教徒的精神状态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但并未说明，也不可能说明这一时期西欧的企业家队伍是怎样形成的。熊彼特以略带讽刺或嘲笑的口气写道：“老实说，韦伯根本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如果学术界的气氛不为经济学各种不同见解所搅混，显然应该称其为社会学家。”既然不少人都称韦伯是经济学家，所以熊彼特把韦伯也列入经济学家行列，但称他是新历史学派成员之一，同桑巴特等人排在一起。新历史学派重价值判断，自称是“历史—伦理性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历史性的”研究。但熊彼特认为韦伯在理论上是有贡献的，因为“作为对经济制度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来说的‘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同韦伯的著作和学说有很大关系。

然而，工业化早期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同任何一种经济学说都没有任何联系，第一批企业家的出现只能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例如，早期加尔文派社团成员都来自一些工匠家庭，虽然他们“虔诚、勤劳而且通常有文化”，但“那可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大部分事情只能墨守成规的社会，是一个假日与宗教节日就是一回事、人的脚步像牛一样缓慢的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中，依旧是出不了一批企业家的。从普通工匠到工业企业家，不仅同个人的勤劳能干有关，还同市场发展和市场竞争环境有关。市场的发展对供给和需求都发生影响，而市场竞争环境则为一个人从普通工匠到企业家的转变创造了条件。所以企业家成批出现，不可能产生在工业化以前，不管新教徒人数的多少。繁荣，或持续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繁荣，只可能在工业化以后，因为“企业家成批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

这里不妨以英国为例。在工业化开始时，从事工业投资和经营工业企业的，起初都是些小业主、小作坊主、小商人，上流社会瞧不起他们。当时英国有钱的大商人、银行家、海外种植园主和贵族世家子弟，根本不把这些小业主、小作坊主、小商人放在眼里，他们想：我们怎么能和这些人搞在一起开什么工厂呢？

然而，英国最早的工业企业家正是由这样一些小业主、小作坊主、小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筹集资本，添置设备，招募工人，办起了工厂，辛苦经营，企业渐渐做大了。应当注意到，机械工匠也是英国最早的工业企业家组成人员之一。“有些企业的机械部门甚至还分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企业。”机械工匠、机械维修人员相继成为独立的小企业主。还可以说，机械的“维修铺是孕育中的工厂，而且许多小机师都通过利润积累并且向同情他们和依靠他们的企业家借钱而成为工业家”。因此，英国工业化早期有时也被称为“工业革命的英雄时代”。

一旦工业企业做大以后，企业主们就懂得必须培养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进好学校读书，要结交上流社会人士。尽管第一代工业企业家仍然被上流社会瞧不起，第二代勉强被上流社会认可，到了第三代就不同了，他们不仅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甚至有些人还成为上流社会的体面人物。随着工业品市场不断扩大，工业投资的利润率越来越吸引人，尤其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那些大商人、银行家、贵族世家子弟也参与了工业投资，工业企业家队伍更加壮大了。

从西欧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企业家涌现的情况，可以看出企业家涌现的非连续性。至少在19世纪是如此。熊彼特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企业家的出现不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只是在每一个适当选定的时间间隔内出现，而且是成群地出现？”熊彼特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只有少数人具备这种领导才能，而且只有少数人在这样一种状况里，也就是在一种本身尚未成为繁荣的状况里，能够沿着这个方向获得成功。”但只要少数人成功了，就会鼓舞更多人来从事开拓性工作。

2. “在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出现之后，不仅伴随以简单地出现其他企业家，而且出现的数目不断增加，尽管他们日益更不合资格或更不合乎要求条件。这就是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最初成功的企业家是十分杰出的，以后跟着而来的，就不一定那么杰出了，而后一类的人数却多得多。

3. “创业者不仅在他们首先出现的生产部门里为他人消除了障碍，而且由于这些障碍的性质，事实上也在其他部门里消除了障碍。许多事情可由后者所摹仿；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对他们产生作用。”

4. “发展过程越是变得为人们所熟悉，并变得对一切有关方面只是一个计算问题，障碍随着时间的进程越是变得微弱，那么，激发创新所需要的‘领导’就越少。”这意味着，工业化刚开始时，企业家确实是稀有的，他们是难得的人才，但越到后来，企业家会越来越多，企业家的出现也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

5. 企业家“新组合的成群的出现，很容易并且必然要对繁荣时期的根本特征作出解释”。这就是说，投资大量增加，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显得异常兴奋，引起购买力大大上升，从而导致企业家成群涌现出来。

以上的分析可以说明为什么工业化过程中企业家间断性地成批出现的原因。

三、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西欧国家是如何解决三大难题的？以德国为例

第一，资本供给问题的又一解决途径

德国即使不是英国产业革命之后最早向英国学习的国家，至少也是最早学习英国的国家之一。“1784年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拉廷根出现了一家机械化的棉纺厂；1792年在西里西亚北部，一座焦炭高炉开始投入生产，同时仿造出了几台纽康门的大气压力式蒸汽机和瓦特蒸汽机。任何有关德国工业革命的叙述都必须从这几件大事开始。”

由于德国是一个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国家，所以同英国相比，德国在解决资本供给方面有两个特点。

一是各邦政府在工业方面的投资较多。例如，19世纪前期，普鲁士政府一直是大矿山的所有者，政府直接管理企业。虽然这种做法阻碍了私人企业的发展，但却使德国的采矿业能有充足的资本投入并迅速发展起来。

二是各邦政府在改革农奴制度时，为了不使庄园主受到损失，建立了地产抵押银行，帮助准备转入工商业的庄园主，贷款给他们。这样，德国工业化过程中又多了一条融资途径。

德国统一后，政府更加注意工业化的资本供给问题。它认识到，如果没有银行业对工业的参与，德国难以使关系到军事实力的重工业迅速成长。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柏林的银行业在向电力企业和重工业企业提供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应当提到德国一些重要行业的卡特尔化在工业化资本供给方面的作用。卡特尔化在德国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德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下建立的，这是德国政府的工业保护措施之一。卡特尔化使德国的大企业赢利大增，并促使它们把利润用于工业再投资。

第二，工业品市场的又一解决途径

在19世纪初德国的国内市场十分狭小。以普鲁士为例，1816年农村人口占73.5%，而且当时农村改革尚未开始，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很低。到了1861年，普鲁士仍有69.3%的人口住在农村。因此德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迫切问题是为新建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寻找市场。德国政府在开拓工业品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英国。

在德国工业化初期，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工业品曾大量输入德国，德国为了把进口工业品排挤出去，想在价格上和产品质量上取得竞争优势，但这并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因为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工业仍以简陋的小工厂为主，国产工业品竞争不过进口品。

德国竭力想用政府采购方式来扩大本国工业品的销路。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各邦政府的政府采购量相当庞大，包括军队供应的采购（武器、被服、营房建造等）和铁路建设投资，政府还投资建设一些工矿企业。例如，1840年，普鲁士的铁路线有92%是私人公司经营的，到1850年，这一比例降为65%，到1860年，竟下降到5.5%。“铁路使德国的工业家们掌握了巨大的煤炭和铁矿资源，并使他们有可能在工业革命相对较早的时期即进行大规模经济扩张。”

由于政府采购和政府投资的增加，德国的生产资料的市场迅速扩大。据统计，在德国，从1835年到1860年，德国生产资料工业产值的增长是消费品工业产值增长的3倍以上。

第三，企业家队伍的又一解决途径

前面已经提到，在工业化开始时，英国有不少小作坊主、技工和活跃于城乡的小商人，他们在工业化之初赶上了好机会，可以一显身手，成为最早的工业企业主。德国的情况与此类似，工业化初期投资工业和经营工业企业的，也是一批小作坊主、小商人、小矿主。与英国不同的是，德国的工业企业家人数远远少于英国。加之，德国各邦政府竭力想推进工业化，所以政府扮演工业投资者和工业企业经营者的角色，以取代私人企业家。这是德国工业化的特色。例如，1850年，国营煤矿的产量就占到普鲁士煤炭产量的五分之一；1907年，德国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作人员，有十分之一是在国有企业中。这种以政府来代替私人企业家起作用的情况，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是常见的。

此外，在德国工业化时期还经常发生政府官员到大企业任职和政府培训大企业高层经理的情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鲁尔区高层工业领导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曾经作为政府机构人员服务过或被培训过。”为了让企业家能更好地使企业发展，德国政府有意识地让更多的企业家进入地方议会，这在工业区尤为显著。例如，“1852—1913年，在鲁尔区主要的企业家中，24%的高层经理和16%的公司业主被选入市议会”。

这种做法利弊兼有。从有利的方面看，政府充当工业企业家的角色，对德国工业化的进展起了推动作用；而从不利的方面看，“大量的事实证明，国营企业压制着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的竞争，因而阻碍先进技术的传播”。不仅德国如此，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只要采取类似的做法，都会产生这些有利和不利的后果。

从以上所述可以了解到，在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西欧国家，无论是解决资本供给问题、工业品市场问题，还是企业家队伍问题，国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按照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结构。国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在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西欧国家，所有权结构已是既定的，政府有必要让既定的所有权结构产生效率，于是便采取各种办法，使国家直接参与工业化，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

对于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德国、意大利等国，格辛克隆认为自己的“落后紧张”（strain of backwardness）和“大冲刺”（a great spurt）学说可能是适用的。格辛克隆这一学说的要点是：

“第一，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就越强烈地呈现这种趋势，即作为按较高的工业产量增长率进行的一种骤然的大冲刺急速地开始的；

“第二，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中对工厂和企业大规模的强调就越明显；

“第三，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中就越明显地把重点放在生产品上，而不是放在消费品上；

“第四，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过程中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压制就越大；

“第五，一国经济越落后，特殊制度因素（其目的在于增加资本对新生工业的供给，以及给予企业家以较集中的和消息较灵通的指导）在工业化中起的作用就越大；一国越落后，上述因素的强制性和内容广泛性就越显著；

“第六，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农业就越不容易在工业化过程中，通过使新生工业得到日益发展的内部市场的好处（这又以不断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于“落后紧张”，格辛克隆的解释是：在先行的国家进行工业化时，许多必要的条件已经存在，然而在后进的国家开始工业化时，却缺少这样的前提，于是它们只可能通过加大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前提。落后使这些国家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中感到紧张、吃力，政府作用的加大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落后紧张”，“大冲刺”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先行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前提，却成了后进国家工业化推进的结果。

格辛克隆有关经济落后性的解释，在西方经济学界同样引起了争论。赞成者（如罗索夫斯基）认为，格辛克隆的分析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适合于对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研究。反对者（如巴斯贝）则认为，格辛克隆的分析过于笼统，在经验方面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