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工业化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突破

第一节 西欧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回顾

一、为什么必须突破传统生产方式？

根据西欧国家的历史经验，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下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

经济史研究者曾经列举出各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下实现不了工业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这样两点：

第一，工业化是通过一系列巨额投资来实现的，姑且不说这些巨额投资从哪里来，是怎样聚集起来的，也不说投资建成的工业项目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哪里销售，谁来购买这些产品，最重要的是：谁是投资主体？他们为什么愿意投资？他们能够获得投资回报吗？这些都涉及工业化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私人财产权有什么保障？如果没有保障，谁愿意成为投资主体？于是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的重要性立即显现出来。要知道，在工业化过程中，保护私人财产权是非常必要的。这种保护将会“激励人们积极地运用其财产和知识”，目的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为经济自由提供了实质性内涵。当政府主体表现出限制个人自由权的苗头时，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往往会成为自由的最强堡垒”。这就说明了为了实现工业化而必须突破轻视私人财产权甚至任意损害私人财产权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理由。

当然，在传统生产方式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有些国家的政府也有可能从事近代工业的投资（如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普鲁士王国），政府可以替代私人成为投资主体，但这只是暂时现象，而且投资效率肯定是较低的。只有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消灭了那种“妨碍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的传统制度，才能给私人财产权以保障（这里包括“调整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建立稳定的货币制度以及改革法制以保障商业契约的可靠性”），从而才能鼓励私人投资者对工业项目的大量投资、连续投资，拉开工业化的序幕。也就是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进一步说，怎样才能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一切“都与所有权有关”，名义上的所有权是不起作用的，必须能实现所有权，行使所有制。

第二，通过大量投资、连续投资建立的各个工业项目，将生产出工业品，这些工业品能不能销售出去而保证投资者得到预期的利润？市场能否扩大以保证投资持续进行？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例如，地方的封建势力享有特权，“这种权力阻止真正国内市场的建立”。再说，谁来购买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政府购买吗？政府不可能买下那么多工业品。销往国外吗？那也只限于一部分工业品。因此，国内市场必须有足够的购买力，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工业化难以持续进行。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下，国内购买力始终是有限的，当时国内大多数人的收入中有70%甚至更大的比例用于食物支出。谁来购买工业品？这同样反映了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必要性。

二、突破传统生产方式之后进行工业化的例证

在西欧经济史中，有些国家是在突破传统生产方式之后进行工业化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就是例证。

（一）英国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间通常被定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这一年，英国国会派代表去荷兰，迎接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来英国继承王位。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国会必须定期召开，国会议员的言论自由得到法律保证，所有重大问题都由国会决定，包括征税、招兵、对外政策等。从此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比较适宜的制度环境。

17世纪末英国的经济状况如何？根据格雷戈里·金（1648—1712年）的计算（他被认为是一位经济统计学家）：1688年，小农占英国家庭总数的30%，他们的收入占全国收入总数的6%，大约有1/4的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住在城市和大城镇内，全国有14%以上的人口以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经济活动来维持生计。格雷戈里·金还估计，1688年时，英格兰人平均年收入为7英镑18先令，而荷兰人平均年收入为8英镑1先令4便士，法国人平均年收入为6英镑3先令。当时英国排在荷兰之后，为欧洲第二位富裕国家，尽管当时英国的经济总量不如法国。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相对于法国而言，是较为平稳的，这对英国工业化的进展有利。18世纪，英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主阶级和商人阶级间有相当融洽的关系。英国社会肯定较少阶级对峙，相互间的关系不很严峻。”这不仅同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性质有关，而且同英国贵族的资产阶级化有关。因此，在18世纪，“即使国家的机构由地主阶级人士把持，国家的措施依旧对商人有好处”。

具体地说，英国在摆脱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之后，采取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力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应当指出，最重要的措施是对所有权的确认，“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这正是同时代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所没有的或根本做不到的。此外，还应当考虑到英国农业的发展，以及土地所有制结构有利于推动工业化这一历史条件。在工业化开始以前，英国的土地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英国流行的是大面积租佃经营的农场制，于是种地人成了工资劳动者，租地农场主就是企业家。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经过了大约七八十年时间，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了。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大致上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走上了工业化顺利进展的道路，私人向工业项目的投资逐渐增多，英国工业品大量输出到西欧大陆和北美。这时，距离1688年“光荣革命”已经有150年。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国。

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工业化初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棉纺织工业被看成是英国经济“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罗斯托就持有这一观点。但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准确。例如，迪恩和哈巴库克指出：把棉纺织工业视为英国产业革命期间的主导部门的说法之所以不准确，一是因为“它的原料是进口的，而且它的资本产出率低下；棉纺织工业的投资乘数效应不可能很大”；二是因为英国棉纺织工业当时在英国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18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也许还不到0.5%，到1802年可能达到4%—5%，到1812年达到7%—8%。迪恩和哈巴库克的结论是：棉纺织工业为英国提供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出口商品，但除此以外，“无论如何也很难说棉纺织工业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任何意义上的主导作用”。

那么，在产业革命开始后，也就是在工业化初期，究竟是哪一个部门对英国经济增长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呢？在迪恩和哈巴库克看来，带动英国经济增长，不能归因于某一个部门，而应当看成是许多产业的共同作用。要知道，当时的英国经济中，棉纺织工业固然在逐渐发展，采矿业和炼铁业也都在逐渐发展，农业同样是逐渐发展，甚至运河建设也对英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所以在那个时期，难以确定究竟哪一个部门是当时英国经济的主导部门。况且，上述这些部门的变化都是缓慢的、渐进的，“18世纪最后20年英国经济变化的规模和决定性作用，看来都被夸大了”。

迪恩和哈巴库克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论点是：在工业化初期，英国对外贸易所起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从1780—1784年到1800—1804年，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出口值几乎增加了一倍，对北美的出口增加了58%，增长的迅猛前所未有。其实，持有类似观点的不只是迪恩和哈巴库克，也有其他经济学家。例如，贝里尔在1960年发表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率》一文中就曾写道：“对第一次产业革命而言，贸易区域的市场状况是最重要的形势。”迪恩和哈巴库克对贝里尔上述观点的评论是：“这是对英国历程的许多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解释。”可以说，正是由于出口市场的不断扩大，为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作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需要提到，在19世纪40年代直到20世纪初，英国工业化的进展得益于两个有利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在这段时间内，除个别年份外，英国一直处于低利率时期。英格兰银行3%的再贴现利率是常见的，而且这被看成是低息贷款的利率上限。低利率显然对英国的工业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也不能否认低利率在某种情况下对英国工业化的不利作用。例如，1852年全年，英格兰银行贴现率为2%，而法兰西银行贴现率为3%，于是一部分资本由伦敦流向巴黎。甚至有的法国史专家曾说，此时伦敦已把资本市场中心地位让给了巴黎。法国史专家的上述说法显然是夸大了，但至少英国史专家也承认在这段时间内伦敦和巴黎形成了二元中心的格局。

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期，对英国工业化有利的另一个条件，就是英国当时拥有最多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从而英国生产出来的大量工业品可以畅通无阻地销往这些地方，而不顾这时的西欧大陆国家和美国通常采取征收高额进口税以限制英国工业品进口的做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的“黄金时代”开始消失。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沉重打击，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而战后英属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独立，这些迫使英国经济走上结构调整的道路，而英国的工业化也就在这种形势下进入后期。

（二）法国

西欧经济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经济实力是大于英国的。“法国经济未显示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是由于法国没有发展有效的所有权的缘故。”1801年（在这以前的十多年间，法国经历了政局变化和社会动荡），法国的人口超过了2，700万人，而英国只有1，100万人，不到法国人口的一半。1735—1785年间，法国的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可能快于英国，至少与英国一样快。到1789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法国的生铁产量仍然是英国产量的两倍”。那么，为什么法国从19世纪起在经济发展方面会落后于英国呢？法国政局的动荡不定应当被看成是第一个重要原因。

法国工业化进展之所以缓慢，的确不能脱离法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来分析。1789年法国大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建立，革命胜利后召开的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宣称人们在权利方面生来就是平等的，但由于维护旧制度的势力强大，所以此后10年内政局一直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直到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变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从1799年拿破仑主政起，到1804年拿破仑做了皇帝，再到1814年他被迫退位为止，在这段时间内，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终于确立下来。1804年在拿破仑主持下制定的《民法》（通称《拿破仑法典》），以法律形式确认了私人财产权和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这就为法国的工业化准备了制度条件。

然而，有了制度条件，并不等于工业化就一定能够迅速推进。拿破仑同外国之间不断的战争，拖延了工业化的进行。特别是由于大陆封锁，法国缺乏发展工业的条件。只是在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法国的工业化才有了比较顺利的客观环境。因此可以说，“法国工业革命最惊人的特点是其发展的缓进方式”。

不仅法国的工业化是缓进的，而且法国农业的发展也是相当缓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国大革命之后小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及其牢固性有关。“农业占法国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789年时估计为59%，到1845年时占46.5%，到1890年时仍然占到国民总收入的35%。”法国工业发展的缓慢持续了好多年：“迟至1954年，当农业占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14%时，根据人均工业产出计算，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仍然低于瑞典、挪威和瑞士，只是比丹麦高一些。”

除政局长期动荡之外，法国工业化进展缓慢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小企业长时间在法国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据统计，在法国，1851年时“所谓的大型行业中，每一个企业只有11名工人，而与之对照，在所谓的小型行业中，每一个企业只有2名工人”。这里所说的大型行业，是指采矿、冶炼、石料、制造业等行业，小型行业则指小作坊。1851年，在大型行业中，共有124，000个雇主、130万名雇工；在小型行业中，共有155万名师傅、280万名雇工。可以看出，大型行业中存在着雇主—雇工关系，小型企业中存在师傅—雇工关系。

法国的企业布局分散，以家族经营为主，但生命力却异常顽强，甚至像1873—1896年间的大萧条也只能消灭其中的最弱者。

法国工业化进展缓慢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法国人过多地将资本投向国外”。例如，1878—1911年间，法国公债的债息回报率是3.55%，而对外投资的回报率为4.75%。这显然影响法国国内资本的供给，进而影响法国经济的增长。据估算，19世纪70年代末，由于对外投资增长，因此导致法国的国民收入每年减少2%左右；19世纪80年代，国民收入每年减少4%；而1913—1914年间，每年减少6%。

以上这些情况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有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的工业化进展较快，法国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

那么，在法国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工业化前期，是不是如罗斯托所说的有一个主导部门在带动经济增长呢？马泽夫斯基在“‘起飞’假设与法国经验”一文中写道：从理论上说，如果有一个部门能带动国民经济增长而充当主导部门的角色，那么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的增长速度必须明显高于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第二，“它还必须在价值增加总值中占有不容忽略的比重”。然而，在马泽夫斯基看来，在当时的法国根本找不到同时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某个工业部门，所以罗斯托的主导部门概念对法国是不适用的。

罗斯托把“起飞”定义为工业化开始后的短时间内经济的急剧变化。这一定义是否适用于法国？马泽夫斯基认为，“在法国根本不曾有过真正的‘起飞’；法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其起点远在过去”。这是指，法国19世纪初期投资率之所以有所上升，是整个18世纪工业生产逐渐发展的结果，而18世纪法国工业之所以能够逐渐发展起来，则又是由15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金融制度、技术发明以及18世纪的“哲学革命”等因素长期造成的。这是渐进，而决不是短时间内的剧变。

法国工业化进程的缓慢早就被经济学界注意到了。克拉潘在评述19世纪法国工业化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到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巴黎主要还是一个充满作坊的城市，而不是一个充满工厂的城市，与1848年的情形并无二致”。其他经济学家也有相似的评论。可以说，法国在整个19世纪仍然基本上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农业使用旧的技术，生产率低下，农民们很少参与市场经济。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中所使用的人数仍然比工业中所使用的人数多出35%。

（三）荷兰

16世纪末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荷兰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荷兰共和国建立后，致力于发展经济，经济比较繁荣。17世纪，荷兰在航海业方面是领先的，在金融业方面同样居于世界前列，在经济方面荷兰领先于英国。然而，“荷兰经济在18世纪是停滞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当时国民收入估算数的证实。这些数字证明，荷兰在1688～1792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期里，其人均国民收入只增长了14%”。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曾经是西方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到了18世纪前期，伦敦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对手，这两个城市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

英国同荷兰的竞争不仅反映于国际金融领域，而且涉及工业、商业、航运等多个领域。“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在18世纪的前3个25年中一直在稳步缩小。到1780年，强大的荷兰商业公司陷入严重困难之中，荷兰的工业和贸易也处于令人叹息的境地。”荷兰越来越落后于英国。

当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国的时候，荷兰还在艰难地向工业化方向前进。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一方面，荷兰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商业和航运业方面所具备的优势，所以在荷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荷兰的商人，尤其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获得了巨额利润，他们认为投资于国内工业是不合算的。至于同大商人经常来往的银行家们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们不愿把经营的重点从商业转向工业，或者说，从海外贸易转向国内的工业企业，因为这同样是不合算的。在这种情况下，荷兰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尽管仍是比较兴旺的，但它们长时间内没有继续前进，而依然停留于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阶段。荷兰工人的技艺是高超的，但设备却是陈旧的。

另一方面，从18世纪末起，荷兰陷入欧洲各国之间频繁战争的困境中。荷兰时而被法国占领，时而又成为同英国、普鲁士结盟的国家而与法国作战。如果说拿破仑战争以前荷兰经济在长时期内还有微弱的增长的话，那么，“即使这种些微的增长也很快就被法国战争与大陆体系所抵消，因为它们扼杀了荷兰的货运贸易和阿姆斯特丹的金融霸主地位”。这种情形直到拿破仑退位后才改变。也正是从19世纪20—30年代起，荷兰才比较顺利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却永远被伦敦所取代了。

荷兰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自己的特色。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中期，荷兰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的重点不是发展本国的重工业，而是以贸易、金融、轻工业和农业为主的国家。荷兰对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使自己获得大量利益，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死死地抓住殖民地不放，认为这是高额利润的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海外殖民地的丧失、摆脱纳粹德国统治后国内经济急需恢复以及严重的国内失业问题急待解决，荷兰经济不得不另走新路。荷兰经济结构的调整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鉴于农业的结构性衰退和当时商业与交通有限的前景，工业化是唯一明智的选择。”荷兰政府采取大力加快发展工业的措施，鼓励、支持重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的成长。从这时起，荷兰的工业发展是有成绩的。1950—1970年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量指数增长如下：

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荷兰在（20世纪。——作者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以前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业化国家。”荷兰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国，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四）比利时

尽管中世纪后期到近代初期如今比利时王国所在地区的政治控制权曾一再变更，但在经济上，这一地区始终具有两个明显的特色：

第一，西部的安特卫普是国际性的大港，由此通向世界各地的船舶满载着东西方的货物，在这里装卸、集散。

第二，东部的列日和其他城市是手工业、后来是工场手工业相当发达的区域，这里的铁制品、纺织品、日用品远近闻名，这里工匠手艺的精巧在当时的欧洲是第一流的。

18世纪，安特卫普港一度衰落了，然而东部的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依然兴旺。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比利时首先受到影响。拿破仑主政后，这里归法国统治，法国革命所带来的变革使得比利时原来的传统生产方式遭到很大破坏，以后一直未能恢复。拿破仑失败后，比利时并入了荷兰。直到1830年10月，比利时王国才独立。

独立后的比利时王国政局比较稳定。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加上过去又有较好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基础，所以工业化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比利时很早就开始利用英国资本和引进英国技术人员，并使用英国的专利。比利时大量生产机器设备，除了留在国内使用外，还运往荷兰、德国、俄国。杜柏列茨认为，棉纺织工业虽然较早地在比利时兴起，但并未对比利时的“起飞”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当时在比利时，棉纺织工业是以家庭工业方式为主，只是农业的一种补充，使用的是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机器则是从英国进口的。因此，棉纺织工业在比利时的发展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既起不到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的作用，也没有导致城市化。按照杜柏列茨的分析，比利时工业化的速度主要归功于稍晚兴起的以煤铁生产为基础的重工业的发展。

比利时通过煤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到19世纪后期已经是一个工业国。但从经济发展模式上看，比利时“更接近德国模式而不是法国模式”。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给予私营企业以慷慨的补助，这种补助部分地通过一种特殊的工业基金提供”。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比利时的造船工业在19世纪前期得到政府的工业基金的支持。

比利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20世纪20年代稍有恢复，却又遭遇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在短短几年之间，经济病症把比利时带进经济衰退的深谷。从1929年至1932年工业产量减少37%，出口量下降24%，出口值下降53%”。经济萧条引起严重的失业问题，当时比利时的人口是809万人（1930年统计），失业人数则从1930年的74，000人增加到1934年的349，000人。又隔了几年，1940年5月比利时被纳粹德国占领，直到1944年9月才被盟军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10年，比利时致力于恢复工作，力图重振经济。

20世纪50年代，比利时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这是因为，比利时在19世纪后期已经是一个工业国，钢铁工业和煤炭工业一直比较发达，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之下，比利时的钢铁工业和煤炭工业仍照常为德国占领当局生产。但历经这么多年，技术已经陈旧，设备已经老化，可是“比利时的经济结构从战前时期以来几乎很少变化，而它周围的邻国，部分由于战争破坏的影响，大规模地实现生产手段现代化”。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比利时不及时调整结构，更新设备，重组工业企业，必将面临市场竞争的失败。

20世纪50年代末，比利时采取了重振经济的政策，这通常被经济学界称为“重新工业化”。主要措施有：吸收国外投资，主要是美国资本；发展炼油和石化工业；改造钢铁企业，以最新的技术炼钢；发展人造纤维纺织工业；新建金属加工企业等。比利时的国民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有相当的发展，比利时的经济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比利时国民收入和工业产量指数变动情况如下：

这样，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比利时终于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

三、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例证

在某些西欧国家，工业化的进展与传统生产方式的突破大体上是相伴而行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

（一）德国

1701年，德意志境内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改称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一世，此后历经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两朝，普鲁士王国的领土扩充，国力强盛，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强大的诸侯。但这时的普鲁士王国仍是一个农奴制国家，而且农奴制在普鲁士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在普鲁士，传统生产方式之下的社会依旧是一个僵化的、缺少社会流动性的社会。比如说，在18世纪的法国，从下层升到上层的主要途径是买官。“从所有低贱的职业中崛起的有抱负和能力的企业家族成员，包括富裕的农民，不断地倒买倒卖官，直到两代人或更多代人以后能够买到行政法院审查官（maître de requêtes）的职位。这个官职是竞争最高官位——总监、国家大臣和总检察长——的最好的入场券。”在法国，“最高职位并不出售，但只要环境允许，也同样可以按价授予”。然而在普鲁士，“买贵族身份、买世袭官职，以及18世纪中期以后买所有官职都是不允许的”。在普鲁士，“在政府和社会中提高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军队来实现”。也就是说，在18世纪与19世纪初期的普鲁士，入伍是最好的出路。“任何人只要到达连长职位而且不笨的话，就拥有了一个主要财源，因为（虽然是非法的）他可以做雇佣军买卖。”18世纪末，军队中超过50%的人都是雇佣军。

18世纪末，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拿破仑军队占领德意志南部和西南部的影响下，德意志境内不少地方的贵族地主力量大大削弱了。形势迫使普鲁士王国认识到改良可能是它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在德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统一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最重要的事件是关税同盟的建立。由于19世纪初期德意志境内仍是诸侯林立、各邦自行其政的割据状态，对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形成极大的阻力。在工业最发达的莱茵区，最早提出取消各邦之间的关税壁垒的要求。普鲁士王国于1818年颁布法令，废除境内的关税区，实行统一税则。1826年和1828年，北德和南德相继成立关税同盟。1834年，两个关税同盟合并，成立了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关税同盟的建立成为德国走向统一的第一步，它大大推动了工业化。

关税同盟建立后，德意志各邦的联系以及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大大加强了。例如，1835年时，德国商船的吨位略高于1816年水平。而在此后20年内，德国商船的吨位翻了一番，到1870年达到了1816年水平的3.5倍。陆路运输方面，1835年德国铁路网才开始建设，到1851年已经建造了3，761英里铁路，到1871年达到12，253英里，比法国多出25%。

铁路在德国工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英国和法国所起的作用都大，因为德国在1871年以前还没有成为统一的国家，而通过铁路网的建设和运行，德意志境内各个邦国已经在经济上连接在一起了，而且当时德国铁路的效益也好于采矿、炼铁、纺织等行业。

1850年，普鲁士王国对农奴制度作了较大的调整，允许农民以赎买方式来取得人身自由和小块份地。同年公布的《普鲁士邦宪法》，建立了两院制的议会。这样普鲁士王国通过渐进式改革，终于突破了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德意志帝国，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德国全境的工业化开始于19世纪中期，进展速度较快。工业化进展最快的是德国的西南部，这里正是德意志境内最早摆脱传统生产方式的地方，但这并不否定德国就全国而言，是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国家。它“并没有同过去彻底决裂，封建制度也没有废弃”。这种情况大体上延续到20世纪初期。

然而，德国工业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争结束后丧失了战前领土的13%，人口的10%，可耕地的15%，铁矿储藏量的75%，生铁产量的44%，钢产量的38%，煤产量的26%。同时，德国面临着巨额赔款和恶性通货膨胀。经过1923—1928年短暂的经济复苏之后，1929年10月至1932年又遭遇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接着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开始了纳粹的长期统治，德国逐渐转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为准备发动和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动员了全部资源，实行统制经济。

希特勒是通过选举而执政的，德国选民支持他和他领导的政党，这同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社会经济极其严峻的形势和德国选民对其他政党失去信心有关。由于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经济萧条使下层社会生活困难，几乎陷入绝境。“1919年6月至1933年1月，出于非政治性原因自杀的，仅登记在册的就有22.49万人。”选民们被希特勒所欺骗，以为只要纳粹一上台，德国经济就会复苏。纳粹党“终于在那些对民族主义要求最为敏感的居民阶层中，即在职员、公务员、小商小贩、耕作者等小资产阶级分子中，找到了知音”。这样一来，不仅把德国，而且把世界拖入了极大的灾难之中。

德国于1945年5月投降后，领土被美、英、法、苏四国分别占领。战争使德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在英美占领区，月平均工业总产量同1936年相比，1946年为33%，1947年为38%，1948年上半年为47%。德国经济是如何迅速恢复和重新繁荣的，这同战后在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组成的联邦德国对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直接有关。

虽然从19世纪中期起德国已经突破了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较快地推进了工业化，但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德国经济中，国家控制和政府直接干预一直起着重要作用，政府高层官员同企业界巨头之间有形或无形的结盟对经济一直发生有力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政府“大量向重工业订货，以便有关公共工程与重整军备的计划付诸实现；求助于货币市场（即各家银行），以便为支付订货筹集资金（因为国库已空空如也）；与工业界合作，以增加工业利润（因为这些利润可转化为资本，用于认购为清理短期债务所需的各种债券）”。这可以看成是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工业化的特色，而在纳粹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美、英、法三国的支持下，着重清除长期存在于德国的政权部门同大企业相勾结的体制。鼓励市场竞争，鼓励技术创新，鼓励私人投资，这样才能真正确立自由企业制度。但德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这是因为，“在德国公众中普遍存在国有化和制订计划的要求”，公众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政府对市场经济实行指导的原则。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联邦德国，有了符合市场竞争原则的自由企业制度，有了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再加上来自国外的大量资本投入和原来德国就具备的高素质技术人才，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

而失业率在同一时期内是下降的，并处于较低水平：

联邦德国又迅速进入世界工业强国和技术强国的前列。

德国工业化的历程说明了这样一点：即使德国是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国家，但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却是长期存在的。只有真正确立了自由企业制度，才能最终在符合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正如当时担任联邦德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艾哈德在回忆这段历程时所说：“解放市场的观点是跟政府管制的残余势力提出挑战的；在走向更大自由的道路上，有许多事情使我们很难一无保留地稳步前进。”然而，奇迹也正是在竞争与管制的斗争中产生的。艾哈德把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政策调整称做一场“革命”，是有根据的。

（二）意大利

意大利境内各个城市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在中世纪后期工商业都相当繁荣，但传统生产方式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并未确立。16世纪后期，这些城市共和国相继衰落，接着，外国入侵，战争不断，直到19世纪前半期，意大利仍旧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更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由奥地利统治；南部和西西里岛是那不勒斯王国，受西班牙控制；中部的罗马城和教皇辖区驻有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同时存在几个封建小国。保持独立的只有撒丁王国，其领土包括意大利西北部和撒丁岛。统一意大利的运动就以撒丁王国为基地，这一运动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871年实现全境统一，意大利王国的首都迁至罗马。

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是19世纪70年代才确立的。意大利实行国家扶植工业、交通业发展和农业保护政策，包括为航运业拨付津贴，为造船减免税收，以高关税率保护粮食生产（19世纪末，在欧洲主要国家中，意大利小麦关税税率最高）。在工业方面，自1878年起，重点放在棉纺织和制铁业，1887年以后主要扶植机器工业。但工业保护政策的效果不大：对工业的保护“关心的是保护它们已经确立的地位，而不是在更大范围内促进新的和先进的工业的发展”。

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长期存在。南部经济落后，封建势力强大，即使在确定资本主义制度后，南部一直未能摆脱传统生产方式的统治，工业化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而且也拖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在1863—1913年间，意大利人均产值年增长率只有0.7%，随后，在1913—1959年间，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也决没有超过1.7%。如果以英国的实际产值为100，那么意大利实际产值的历史变动情况如下：

意大利国内问题严重同南部的传统生产方式统治密切相关。“在统一时，南方和北方的差异更多的是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尽管据估计南方地区的平均应税收入较之北方地区低大约21%左右。然而，在1871年，这两个地区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是不是很大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在经济结构上非常相似。”这主要因为，受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南部无疑是落后的、停滞的，而南部又拖累了北部，使北部经济发展迟缓。这就是19世纪意大利的实际情况。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意大利人大批移民到国外，包括到西欧其他国家和美国。据统计，1880—1920年间，移往美国的意大利人有450万之多，移往其他国家的意大利人在200万人以上。这些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不管是由于家乡的贫穷所推动的，还是受到国外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较多的工资收入所吸引的，但意大利本身并不能因人口外迁而使国内经济状况有较大的改善，因为“人口过剩国家的人民一般必须通过在国内进行改组，而不是通过逃离本国来解决自己的人口—经济问题”。何况，在意大利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尽管人口外迁了，但当地的出生率始终是很高的，1880—1920年间，尽管有那么多人移居国外，意大利国内人口却从2，900万人增加到3，900万人。移民国外不解决意大利国内的经济问题。

意大利南部受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主要反映于土地关系上。意大利境内各地的土地所有权结构在工业化开始时是不一样的。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方，从18世纪末期起就已经出现租地农场主，他们租地经营农场，当地的农民成为农场雇工；而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流行的是租佃分成制，“其主要特征是耕作单位面积不大，而且极不稳定”。在分成制之下，土地属于地主，佃户缺乏改良土地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两个好处：第一，对地主来说，免除了自己进行监督的开支和麻烦；第二，对农民来说，分散了固定地租下的风险。然而对于推进工业化而言，分成制是不利的：一方面，同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性降低了；另一方面，农业中没有人可以被称为企业家，这是因为，租地农场主本身就是企业家，小土地所有者本人实际上兼有企业家的功能，而分成制之下的地主和佃户都不是企业家。

再说，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长时间内，意大利西北三个城市（米兰、热那亚、都灵）及其周围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同一个独立自主的小国中所进行的工业化过程颇为相似”。它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工业化进展来影响南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两个意大利”并存，“两个意大利”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市场。“实际上，两个意大利分别沿着自己原来的道路继续前进，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按照自己的利益与世界的其余部分维持其原有的主要经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如果把整个欧洲分成“内部地带”和“外部地带”两个部分来考察，那么，到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都被列在“内部地带”之外，属于贫困的、经济落后的“外部地带”。只有意大利北部才能列入“内部地带”，也就是“文明地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政治动荡、法西斯政党执政、30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接着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大利参加了轴心国阵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退回到1911年的水平，按实际价值计算比1938年减少约40%”。

然而，从1945年，或者更确切地说，从1947年起，意大利出现了“经济奇迹”：经济迅速增长，技术走在前列，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人均收入上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济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包括欧洲复兴计划的捐赠，以及外国私人和公共机构的资本投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意大利政府自1947年起采取了大量鼓励国内私人投资的政策，促进了工业发展。此外，还应加上意大利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就可以看到“经济奇迹”的出现：

意大利南部的改革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同年，国家设立了南部开发基金会，为振兴南部经济提供资金。20世纪50—60年代，“凡受国家全部或部分控制的公司都强制要在南部投资。准备改变意大利汽车运输全部面貌的巨大的公路建设计划，部分也是为了打破南部经济上的孤立”。意大利只有从这时开始，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虽然南部的发展仍然大大落后于北部。到了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尽管还存在着许多未获解决的问题，但它毕竟是一个有着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宪法民主国家”。

（三）西班牙

与意大利不同的是：西班牙早在15世纪就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并且一度军事力量强大，在海上称霸，占领了亚洲的菲律宾，以及除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大片土地。但西班牙的经济一直是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不仅农村中仍维持农奴制，城市中存在着行业垄断和商人寡头的统治，而且政府对市场始终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17世纪以后，荷兰和英国兴起，西班牙战败，国力严重削弱，西班牙衰落了。西班牙的衰落和停滞“不过是全部所有权没有保障的征兆”。

西班牙从17世纪以后的衰落，并未激起西班牙国内要求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政治斗争，反而使政府更加收紧了对经济的控制，政府以加重赋税的办法，维持一支军队和一套封建专制的官僚机构，以应付困难。

情况的变化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拿破仑军队进入西班牙，占领马德里以后。这一方面促使西班牙各阶层联合起来，为赶走入侵的法国军队而战斗，另一方面，法国革命的思想也引起西班牙一部分有识之士的思考，认为只有取消封建义务和封建特权，建立民主政府，才是西班牙的出路。拿破仑失败后，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西班牙国内坚持封建制度的守旧势力同要求民主共和的开明势力斗争不已，政局动荡不定，直到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才在西班牙确立下来。然而，近代工业却从19世纪40—50年代起就在西班牙发展起来了，仿佛它并不需要等待政局的明朗化。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班牙的工业化虽然起步了，但进行得并不顺利，以致被学术界认为是“西班牙工业革命的失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19世纪中期以后，即使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了，但在西班牙掌握实权的集团推行的是为自己谋私利的政策。“旧的植根于贵族的寡头政权为新的植根于资产阶级的寡头政权取而代之。”土地制度实质上没有大的变化，因为土地集中于“一个新的外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农民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国内市场狭窄，农产品出口依然是西班牙经济的依靠。

第二，19世纪末，由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农产品通过轮船和火车运销到西欧和世界各地，这些农产品价格低廉，竞争力远远大于西班牙的农产品。结果，西班牙农产品价格惨跌，“国内农民逃离土地，并同产业工人结成共同阵线”，加剧了政局的动荡。

第三，采矿业是当时西班牙经济的另一支柱，其重要性不亚于农业。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国内外资本大量涌入西班牙矿业，包括铜、铅、汞、铁、煤等行业。金属矿产品91%用于出口，而英国是最重要的买主。不仅如此，对西班牙矿业投资的外国公司（英国资本为主，法国、比利时资本次之）同西班牙政府签订的协议是不平等的，它们拿走了大部分利润。采矿业的暂时繁荣并未给西班牙工业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好处。

第四，棉纺织工业本来是可以为西班牙工业化作出较大贡献的，但由于国内人民购买力不大，需求不振，在国际市场上又竞争不过英国的产品，所以“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市场上”，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强迫西班牙帝国最后残存的属地购买宗主国的产品”。然而在1898年以后，这些最后残存的殖民地终于全部丧失，西班牙的棉纺织工业陷入了停滞和萎缩。

正因为如此，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班牙的工业化是不成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宣布中立，但战争对西班牙经济的消极影响不可忽视。这不仅反映于出口数量减少，更重要的是进口数量的减少。在这段时间内，西班牙国有工业有所发展，例如铁和粗钢的产量从1913年的24万吨上升到1917年的47万吨，但这改变不了西班牙在国际经济中的弱势地位。财政赤字庞大，货币贬值，低层居民生活困难，失业人数增加，这些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同样打击了脆弱的西班牙经济，并进而引发社会大动乱。1936年7月爆发了西班牙内战。内战于1939年4月结束，由此开始了长达36年的佛朗哥统治，佛朗哥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闭关自守。这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时期内西班牙被看成是欧洲“文明地带”之外的区域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评价，西班牙经济复兴的基础却是在佛朗哥执政期间奠定的。西班牙真正走上现代工业发展的道路，也开始于佛朗哥执政时期。佛朗哥在西班牙的36年统治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是1939—1951年。这一阶段经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争结束后的西欧经济恢复时期。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宣布中立，政府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着手于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恢复农业生产，适当地从阿根廷等国进口粮食、肉类，以维持国内的稳定，这时政府还顾不上发展工业，即“为了充分进口食品，重新装备工业的微弱希望只好被牺牲了”。

后期是1951—1975年。这一阶段，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佛朗哥于1951年7月宣布改组政府，准备在经济领域内进行改革，并准备同外国有较多的合作。从此，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西班牙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国内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内西班牙采取的重要措施包括：吸收外资；取消对许多商品的生产限制和价格管制；鼓励在国内新建和扩建工业企业，鼓励工业企业搬迁，以帮助国内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废除对外贸易中的外汇管制；加强同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增加农产品生产，以稳定农产品价格；等等。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出西班牙经济中的变化：

从1959年到1970年，西班牙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0.79%。这就是经济学界所说的“西班牙奇迹”。因此，“人们时常说，（20世纪）六十年代西班牙才真正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在西班牙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经济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西班牙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佛朗哥于1975年去世，他在西班牙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宣告结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佛朗哥执政的最后一年，即当这个独裁者长久卧病的时候，以及紧跟着他去世以后，曾经实行过一项有限的政治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无法满足国内公众的要求。好在佛朗哥生前曾经预料到自己死后西班牙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他保证要恢复被推翻的王朝，预定已于1931年退位的国王阿方索八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一世为接班人。这是一项有远见的政治决定。

佛朗哥去世后，胡安·卡洛斯一世登上国王的宝座，着手推行代议制政治。1977年，西班牙举行了41年来的第一次议会选举，民主中间派联盟（UCD）取得胜利。从此西班牙进入了西欧实行代议制政治的国家行列。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是很值得研究的事件，没有发生暴力，没有血腥的镇压或清算，对经济发展也没有消极影响，一切都是在常态下进行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1975年的西班牙如果没有长期的社会准备，如果经济濒临崩溃，那么当大转折发生的时候，他个人是无法阻挡社会动荡和经济灾难的。这表明，佛朗哥执政后期对西班牙经济发展的重视为他死后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胡安·卡洛斯一世还认为，西班牙政治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既由于民众有改革的愿望，也由于民众有智慧。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不仅是前国王的孙子，而且还是佛朗哥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佛朗哥去世后，饱受专制独裁之苦的西班牙人民并不把这位被佛朗哥指定的接班人当做独裁制的附庸、余孽而一并清除，他们愿意等待，耐心等待，给国王以充分时间来表现自己。国王果然推进了改革，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

佛朗哥在长期独裁统治期间，曾经镇压了不少左翼人士，在佛朗哥去世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成为胡安·卡洛斯一世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他认为，为了伸张正义，清算是必要的，但坚持清算的结果很容易使西班牙再度陷入20世纪30年代内战后的仇恨氛围之中，这对政治稳定不利。胡安·卡洛斯一世终于作出这样的决策：西班牙需要和解，需要平稳过渡，在旧制度和民主制度之间不要有突破的转折点和断裂点。这样，西班牙才有可能在各派别政治和解的大环境中走向代议制。

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也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建于1879年，是西欧历史最悠久的社会民主党之一。在佛朗哥执政年代里，它的主要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国内则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西班牙政治改革开始后，工人社会党在国内恢复活动，准备参加大选。但它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已经不同于过去，因此不仅放弃了追究佛朗哥执政期间应承担的责任的主张，而且在指导思想上作了调整，即“试图淡化激进主义色彩，力争塑造一个大众的、家庭的和人道主义的政党形象”。不仅如此，它还“转而向选民许诺解决诸如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金制度改革等问题，避而不谈国有化问题”。这一调整后的竞选纲领，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1977年选举中取得了政党中排名第二的成绩，仅次于民主中间派联盟。以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继续调整指导思想，多次成为执政党。

（四）瑞典

瑞典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16世纪初，丹麦入侵瑞典，占领斯德哥尔摩，引起了瑞典各阶层联合起来反抗丹麦统治的斗争。1523年，起义队伍收复斯德哥尔摩，宣布瑞典独立，起义军领袖古斯塔夫·瓦萨被推举为瑞典王国国王，称古斯塔夫一世（1523—1560年）。古斯塔夫一世着手恢复经济，并改革瑞典教会。由于天主教大主教当初支持丹麦入侵，丧失人心，所以新教在瑞典传播很快。古斯塔夫乘机打击天主教势力，没收寺院财产，从而在新教徒的拥戴下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到17世纪后期，瑞典王国的版图扩大到波罗的海的东岸和南岸，成为当时欧洲的强国之一。1718年瑞典在同俄国、丹麦、波兰作战中失败，国力有所衰减。

1771年，古斯塔夫三世任瑞典国王（1771—1792年）。虽然他的母亲倾向于法国开明思潮，他本人崇拜伏尔泰，但他却不能容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革命中被推翻并遭软禁这一事实，准备出兵营救路易十六，不料在1792年3月遇刺身亡。古斯塔夫四世继位（1792—1829年），加入了对抗法国的同盟，拿破仑以此为借口，攻占了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的土地，而俄国军队又乘机进逼斯德哥尔摩，瑞典两面受敌，不得已把所统治的芬兰割让给俄国以求和。

19世纪20年代以后，瑞典较少参与欧洲的角逐。瑞典力求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在英国的帮助下，瑞典经济发展较快，瑞典的工业化大体上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传统生产方式在整个19世纪都在逐渐发生变化，但却没有出现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过程中其他一些国家曾经发生的激烈动荡。瑞典也是一个边进行工业化、边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国家。

在北欧国家中，瑞典的工业化起步最早。瑞典拥有工业化所必需的铁矿资源，这对瑞典工业化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在瑞典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1861年，农业人口占75%；1891年，农业人口的比例下降到61%；1911年再降为48%。与此同时，瑞典的工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纸浆贸易代替了伐木工业，有计划的木材和火柴生产代替了无计划的木板生产，精炼钢和机械工业取代了老式的生铁贸易。在20世纪初期，瑞典的水电资源得到了系统的开发”，这些就是瑞典工业化取得进展的证据。

瑞典的经济增长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在1913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瑞典的人均产值年增长率看来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快。1913年以后，瑞典经济继续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瑞典的人均实际产值水平与英国已经相差不远，而且显然高于德国或者法国的水平”。

按不变价格计算，在1870年到1913年间，瑞典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4%。由于瑞典的年人口增长率只有0.7%，所以从1866年到1910年，瑞典的人均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250%以上。这表明瑞典的经济增长在当时的西欧各国中居于前列。

为什么瑞典的工业化在19世纪中期以后进行得比较顺利？除了国内政局稳定和瑞典不参与国际战争这些重要因素以外，另一个原因是瑞典为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供给是相对充裕的，资本主要来自瑞典民间，即商人资本在这个时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瑞典北部的木材工业的背后支持力量就是商人钱财，木材厂主是从经营进口商贸或航运的人士转变过来的”。

利用商业银行和外国资本，也是瑞典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比较充裕的条件。瑞典的第一家商业银行成立于1830年，但商业银行在瑞典经济生活中真正起重要作用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的进入主要在1860—1914年。当时，瑞典利用外国资本的方式主要是在伦敦和巴黎市场上发行瑞典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并主要用于国内铁路建设。此外，瑞典银行在德国汉堡吸收了大量存款，并发行瑞典政府的债券，用于农业的改造和城市建设。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瑞典是一个利用外资较多的西欧国家。情况从20世纪20年代发生变化，瑞典此后保持债权国的地位，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瑞典经济结构的转型是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的。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经济增长较快，但瑞典经济仍保留了农业—工业国的结构。从木材制品、纸张和纸浆、铁矿砂三项重要出口商品在瑞典出口值中的比例（1934—1938年）可以了解这一点：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瑞典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更新等手段，调整出口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国内进行企业重组，在国外设立分厂，以便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扩展业务。从投资方向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瑞典的工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机械工业，这样，瑞典经济逐渐实现了从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

木材制品、纸张和纸浆、铁矿砂三项出口商品在出口值中的比例明显地呈下降趋势：三项合计，1947—1950年占50.3%，1959—1962年占39%，1967—1970年占27.5%。而机械工业制品的出口则由1947—1950年所占比例27.0%上升到1967—1970年的42.7%。这一变化是瑞典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瑞典经济转型的更重要指标，则是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的变化。这一变化同样是显著的，具体反映于工业就业人数在1966年以前是持续上升的，而工业劳动力的平均产量不仅一直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更大：

瑞典工业劳动力在1965年达到75万人，那是一个顶峰，以后工业劳动力人数是减少的。

进入20世纪中期，瑞典在经济体制方面的重要变化，是混合经济模式确立了，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瑞典经济模式”形成了。“瑞典经济模式”的特色是：福利国家+所有权限制。关于福利国家问题，本书将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进行论述。这里着重讨论所有权限制问题。所有权限制不是所有制变更，而是对所有权职能的限制或重新划分。具体地说，这是指：“不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只使资本家所有权的若干职能社会化，把所有权的许多职能如占有、使用、出租、赠予、决策、协调、收益等分离，国家通过政策、立法对某些所有权职能实行有利于社会利益的限制，或把它们分给不同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不同主体，包括工会、合作组织、消费者团体，也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

根据瑞典社会民主党理论，通过对所有权职能的限制或重新划分，“既保留了私人资本的活力，又消除了资本家滥用私有权力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这些都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以后陆续实现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政策得到国内各阶层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富人希望得到社会的稳定，而“工人阶级运动为国家从自由放任过渡到某种合理化形式的经济干预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原动力”。

瑞典社会民主党自1932年上台后，除了少数几年外，一直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后来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奉行以前执行过的政策，基本不变，“社会主义者不过继续巩固他们以前得到的政权”而已。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在西欧左翼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靠的是瑞典经济模式，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效果。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内，“瑞典发生了一场‘悄悄的革命’。政局稳定，人民群众很高的生活水准和福利待遇，社会的平等和合作，这些使瑞典社会民主党成了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模范代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瑞典社会民主党善于总结经验，结合国情，对制度进行调整，“瑞典经济模式”的成效无疑值得人们作进一步的研究。但“瑞典经济模式”产生于瑞典，适用于瑞典，至多只适用于少数几个北欧国家。“美国的左派在号召引进‘瑞典模式’的时候”，他们“显然是幼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