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总体上进入大众消费阶段

田丰

十几年前，个人家庭拥有一套住房、一部轿车、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似乎都还是非常遥远的梦想，或者还只是富贵人群的身份象征；但就在时间不长的数年内，这些物品就像当年电视、冰箱、洗衣机进入千家万户一样，也成为老百姓可以消费的“日常生活耐用品”。中国的人均GDP进入中下等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家庭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降到34%左右，住房、汽车开始了进入家庭的普及过程，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总体上开始进入大众消费阶段。

中国加入WTO并从2003年开始进入GDP增长率在10%以上的新一轮增长周期，一直比较依赖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拉动，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70%左右的历史最高位，因此也潜伏着波动的风险。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经济增长率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并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认识到，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大规模刺激和发育内需，使我国未来的长期增长更多建立在国内居民消费的坚实基础上，民富才能国强。

一 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和特点

1．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中国总体上进入大众消费阶段

中国家庭居民的消费水平持续提高，2008年的调查与2006年调查结果比较，家庭消费支出总额从17388元升高到22555元，消费结构也进一步改善。作为家庭生活水平标志的恩格尔系数（家庭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进一步降低，从2006年的36.6%下降到2008年的34.0%。在2008年城乡家庭消费支出细项中，列前三位的消费类型是食品、教育和医疗，分别占总支出的34.0%、11.5%和10.6%（见图2-1）。中国的消费结构已经在总体上完成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过渡，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

总体来说，在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包括食品和衣着类）的比重约占到消费总支出的40.9%，发展型消费（包括住房、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旅游等）的比重占到消费总支出的50%以上。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已经大大超过了生存型消费支出的比例，中国消费结构已经完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过渡。

根据2008年的调查，教育和医疗支出占城乡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比较高，分别占11.5%和10.6%。2006年的调查结果与这次相近，但那次是医疗支出比例略高于教育。教育和医疗的家庭消费支出比例较高，一方面显示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为了今后的发展，人们更加重视教育、健康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不仅仅是单纯为了生活的享受；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医疗的费用和支出，相对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来说，还存在过高的问题，从而使教育医疗支出负担过重，成为影响群众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并进而影响到居民一般生活质量的改善。中国正在启动的教育制度变革和医疗体制改革，将减轻一般居民家庭的教育和医疗费用负担作为首要目标，进一步优化城乡家庭的消费结构。

此外，与国外明显不同的是，中国人情往来的支出在消费总量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平均达到7.6%，居于支出项目的第四位。注重人际关系和人情往来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但人情费用过高会影响到家庭消费的合理性支出。特别是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家庭的人情费用支出比例比城市家庭还要高，这也显示出熟人社会的人情费用高于陌生人社会的特点。对此应当通过扩大农村地区的制度化公共服务，逐步转变社会风气，发展健康的消费方式。

2．城乡居民消费商品化程度较高，但消费特点有消费层次的差异

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情况来看，城乡居民的消费层次有所提高。从购买衣服的选择来看，城乡人口选择自家做衣服的比例均很低，城市为0.6%，农村为0.8%，这说明绝大多数居民已经习惯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服装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商品化消费品。服装商品化的背后是普通家庭对商品生产服务的购买，说明中国城乡居民日渐成为相对成熟的消费群体。

从购买衣服地点的选择来看，城市人口更加重视对衣服质量和品牌的追求，超过一半的人会在大商场和品牌服装专卖店购买衣服，其比例也远高于农村人口。而农村人口更倾向于将衣服当做日常消费品来购买，在乡村集市购买服装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在普通服装专卖店和路边摊点购买，与城市人口相比在消费层次上存在明显差异。

外出吃饭也成为城乡居民经常性的选择，有超过40%的农村人口经常外出吃饭，城市人口外出吃饭的比例要更高一些，达到56.6%。农村人口外出吃饭主要集中在小吃店和小饭店等餐饮场所，而城市人口外出吃饭选择餐饮类型则相对丰富和均衡，除小吃店和小饭店外，大众餐馆、中档饭店等都是选择较多的类型。

3．家庭消费水平呈阶梯层次分布，高收入家庭的数量扩大

根据收入五等分的划分原则，我们将城市和农村家庭分别按照家庭收入水平，依次分成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五种类型。分析发现，城市和农村均出现了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家庭消费水平呈阶梯层次分布的状况，即收入水平高的家庭，消费的绝对水平也高。从消费水平的相对数变化趋势（以低收入为100）来看，从低收入到中高收入家庭，消费水平增长趋势较为平稳，但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陡然升高，这一方面是因为高消费家庭数量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消费家庭的消费水平与一般家庭的差距也在扩大。

此次调查发现，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与其他几类家庭差距较为明显，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绝对数额约等于中等收入加上中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数额。以城市为例，中等收入家庭平均消费支出24790.5元，中高收入家庭平均消费支出为31508.7元（见图2-2），两者相加仅比高收入家庭平均消费支出55772.6元高526.6元。

4．大众耐用消费品普及率较高，农村消费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商品的消费结构稳步升级，大众耐用消费品日渐普及，彩电、手机等商品每百个家庭保有量已经超过100台（部），冰箱、洗衣机、固定电话等保有量也在60台（部）以上，家用汽车和电脑则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城市和农村家庭在一些耐用消费品保有量上已经比较接近，彩电、固定电话、手机等保有量差异不大，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家庭中也有了较好的普及。而在冰箱、洗衣机、微波炉、摄像机等日常使用的耐用消费品上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与城乡间日常生活方式差异有关。家用电脑和家用汽车作为新兴的耐用消费品，农村家庭的保有量也远远低于城市家庭。

这次调查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城乡家庭对于家用汽车、电脑、手机这种新兴耐用消费品，即便是低收入家庭，保有量也比原来预料的高。家庭收入按五等分划分，城市高收入家庭的家用汽车每百户拥有量是27.5部，农村是14.8部，但城市低收入家庭每百户拥有量也有5.3部，农村有2.4部；城市高收入家庭的电脑每百户拥有量是99.0台，农村是26.8台，但城市低收入家庭每百户拥有量也有21.7台，农村有3.1台；城市高收入家庭的手机每百户拥有量是259.5部，农村是235.5部，几乎人手一部，但城市低收入家庭每百户拥有量也有115.4部，农村有75.3部。这说明新兴耐用消费品受到各种消费层次家庭的普遍欢迎，具有很大的消费潜力，随着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希望成为消费的热点。

从消费意愿来看，高收入家庭对上述耐用消费品购买意愿最为强烈，低收入家庭购买意愿也略高于中低收入家庭，这可能与其耐用消费品的保有量低有关，存在必要的购买需求。在大宗的耐用消费品方面，高收入家庭仍然是消费的主要群体，而中低收入家庭相对集中在小件耐用消费品方面。

尽管农村家庭耐用消费品保有量低于城市家庭，但其购买意愿却高于城市家庭，不同层次的农村家庭购买意愿均高于城市家庭。农村市场大众耐用消费品保有量低、购买意愿高的情况，有利于扩大农村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当前，中央实施的“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村家庭购买家用电器予以补贴，有利于激活农民购买能力，加快农村消费升级，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但是，农村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尤其是大量农民工返乡，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农村家庭的消费升级。

二 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差异和问题

1．城乡家庭消费水平差距较大，消费结构差异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家庭的消费水平明显要高于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城市家庭年均消费数额为28343.6元，比农村家庭的17284.9元高出1万元以上。在各细项中差距最大的三项是食品、住房和教育：食品支出，城市9790.2元，农村5751.0元；住房支出，城市1865.9元，农村484.7元；教育支出，城市3170.5元，农村2069.2元。在其他各细项消费水平上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实际上，从调查结果来看，除了日用品和人情往来两项外，城乡家庭消费在各个细项支出上存在较大差距。

在消费结构上，城乡家庭在生存型支出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衣食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41.4%和40.1%，两者比较接近；而城乡家庭在发展型支出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住房和医疗两个方面。城市地区由于近年来房价高企，与住房相关的消费支出比例明显增加，占到消费总支出的6.6%，远高于农村住房支出的2.8%。尽管农村医保体系在2008年已经基本覆盖全部农村家庭，但由于较低的保障水平，农村家庭在医疗费用支出上的压力仍然未能大幅度降低，农村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12.4%，比城市家庭9.4%高出3个百分点。农村家庭除医疗支出比例高于城市家庭外，教育和人情往来支出比例也高于城市家庭。此外，文化、娱乐、旅游支出中，尽管消费水平较低，但城乡家庭间差异也很明显：城市平均717.8元，占2.5%，农村平均180.3元，占1.0%，说明农村家庭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基本上才刚刚起步。

2．教育、医疗等发展型消费呈刚性特点，低收入家庭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从理论上说，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家庭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越高，家庭生活水平就越低，反之亦然。但调查结果显示，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调查发现，低收入家庭的食品支出数额较低，但同时其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也较低；城市低收入家庭平均食品支出数额为4898.8元，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34.2%，高于高收入家庭的比例（31.3%），却低于中低收入（39.1%）、中等收入（35%）和中高收入家庭（36.6%）的比例。农村情况类似，低收入家庭平均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29.8%，低于其他所有家庭的食品支出比例，但其食品的消费水平仅为2637.1元，低于其他家庭。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较低的特殊情况，主要是因为城乡低收入家庭为了保证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而省吃俭用。换句话说，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消费，它们没有随收入水平的改变而表现出较大的消费弹性，而是具有消费刚性的特点。比如，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消费数额与中等收入家庭相当，消费比例远高于其他家庭；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消费数额与中等收入家庭相当，消费比例远高于其他家庭。此外，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消费支出数额也较高。这些都说明，由于发展型消费数额和比例的增加，消耗了低收入家庭相当部分的支付能力，使其被迫减少生存型消费支出的数额和比例，导致生活质量的降低。

在一般情况下，低收入家庭在消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当首先减少其发展型消费支出的数额和比例，确保其基本生活的质量，因此通常发展型消费支出的弹性，要高于生存型消费支出。但中国家庭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观念以及在多数家庭医疗看病还需要自己付费的情况下，中国低收入家庭更多地依赖省吃俭用来保障这方面的支出。在消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国低收入家庭消费结构中受影响最大的不是发展型支出，而是生存型支出。这说明加大教育投入和医疗保障，减少普通家庭正常消费的顾虑，有助于释放其他消费，扩大内需。

3．家庭消费率总体偏低，消费率随收入提高而边际递减

家庭消费率是指家庭消费支出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也称为家庭消费倾向。消费率是用以表示家庭消费行为的指标，消费率高意味着人们舍得消费，消费率低意味着人们更倾向于把收入节余用于储蓄而不是提高消费水平。中国家庭的消费率长期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即期消费率不高。其原因一方面是与中国家庭文化和消费观念有关，长期形成的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使得大多数中国家庭有积蓄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住房、医疗、教育等大宗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家庭长期筹集这方面的开支，压制即期消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过度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从长期看，如果家庭支出收入比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不可能持久。

我们以家庭消费率代表家庭即期消费的倾向，比率越高即期消费倾向越强烈。根据调查结果测算，家庭平均消费率在76%左右，城市家庭消费率为77.6%，高于农村家庭的74.1%，说明城市家庭的即期消费倾向要略高于农村。

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其消费率的变化呈现规则性的曲线。调查结果表明，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消费率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见图2-3）。低收入家庭消费率高达90%以上，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每年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消费。而高收入家庭消费率比较低，城市和农村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分别为57.9%和53.9%，意味着高收入家庭每年收入的40%以上用于储蓄和积累。

也就是说，如果从增加收入以刺激消费的角度看，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增加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对刺激消费更加有效。如果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其购买力实现程度高，就能够更快、更多地提高消费支出水平。与之相反，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加，将会产生更多的家庭积累和储蓄，不会在短时间内带动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因而，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角度来看，尽快发挥家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提高消费倾向较为强烈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是一条有效途径。但是，提高中低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关键还是分配问题。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低，尤其是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更低，必须通过多次分配的机制，缩小城乡间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另外，从农村家庭收入低于城市家庭，但农村家庭消费率也低于城市家庭这一特殊现象来看，也有一个要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转变农村消费习惯的问题。

三 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意见和建议

在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中国经济波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普遍共识。通过对2008年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分析，我们认为，为了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民生。要加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完善这些领域的公共财政制度，扩大这些领域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逐步消除家庭正常消费的后顾之忧，坚定家庭居民的消费信心，采取鼓励大众消费的积极措施。

1．认清当前我国家庭消费所处发展阶段，促消费保增长保就业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经济增长前景出现不稳定的预期，但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城乡居民家庭面临普遍的消费升级，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有了很好的基础，城乡家庭和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消费日趋活跃。因此，必须下决心转变增长方式，更多依靠内需推动经济的成长。要彻底扭转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下降的趋势，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2．健全住房、医疗和教育制度体系，解除家庭正常消费的后顾之忧

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教育、医疗、住房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打乱了正常的消费结构升级的节奏。家庭消费中，教育、医疗消费支出表现出较强的刚性，不但对其他消费支出产生了挤压效应，抑制了家庭正常的消费支出，而且增加了家庭消费的支出预期和危机感，导致储蓄意愿强烈，消费率不高。普通家庭应对教育、医疗、住房消费支出增高的储蓄策略选择，不利于政府实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因而，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建立在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机制相对完备的基础之上，否则，难以形成提高家庭和个人消费意愿、带动国内需求增长的局面。

3．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减少农村家庭公共服务消费支出比例

由于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仅长期落后于城市，而且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严重地影响农村家庭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部分在城市被认定的公共产品，却无法被农村家庭享有。调查发现，在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比例要高于城市。可见，农村家庭购买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成为城乡消费结构差异、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倒挂”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需要切实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着眼于解决农村民生问题，减少农村家庭公共服务消费支出比例，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城乡消费水平和结构“倒挂”，合理带动农村家庭消费。

4．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重点帮扶农村和低收入家庭提高收入水平

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导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也拉大了不同类型家庭和人群之间的消费差距。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基本固定，农村和低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实际购买力有限，导致社会整体消费能力下降。调查发现，虽然农村家庭对以家电为主的大众耐用消费品消费意愿高于城市，但农村消费受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低的局限而处于相对低迷状态。这说明尽管政府补贴对农村家庭消费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仍然有限。因而，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而言，提高收入水平才是刺激消费的关键。尤其2009年，经济波动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冲击可能更大，所以，重点帮扶农村和低收入家庭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有益于提高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