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民生问题总体分析

李培林 李炜

党的十七大报告做出重大决定，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近几年来，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环境保护等领域，我国加快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步伐，一系列相关社会政策付诸实施，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对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所谓民生问题，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内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生问题有了比温饱问题更广泛的含义，反映了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新要求，也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民生建设的新要求。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为了解当前的民生状况、民生问题以及公众对民生建设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8年5～9月，开展了第二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 2008, CASS）。此项全国抽样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35个县（市、区）、257个乡（镇、街道）和520个村（居）委会，共成功入户访问了7139位年龄在18～69岁的居民，调查误差小于2%，符合统计推论的科学要求。基于此次调查数据和2006年的第一次调查资料，形成本研究报告。

一 城乡居民生活状况

1．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仍然明显

70%的城乡居民认为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主观感知上还是在客观收益上，民众的生活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以2008年为例，有近70%的城乡居民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五年前有所上升，只有12.4%的城乡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有近60%的城乡居民认为，未来5年的生活状况还将继续改善。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生活状况改善的充分肯定，也表明了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见表1-1）。

与第一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年）的数据相比，可以看出，2008年城乡居民在经济方面的受益感更强。认为生活水平有所上升的人所占比例比2006年高6个百分点；对未来5年生活水平提升有乐观预期的人也高了4.4个百分点。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自2006年以来，农村居民的受益感明显高于城镇居民。从图1-1可以看出，在2006年第一次调查中，农村居民认为生活水平有所上升的比例为69%，高于同期的城镇居民近13个百分点；在2008年的第二次调查中，认为生活水平有所提升的农村居民比例上升到了76.3%，依然比同期的城镇居民高了近13个百分点。这种趋势说明，自2006年以来，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落实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保农、惠农、助农、富农的政策，使得广大农村居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居民生活的品质在不断提高。调查表明，居民生活的品质在不断提高，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重在逐步缩小。根据调查数据测算，2007年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5.2%，有近78%家庭的生活已经达到宽裕及以上水平。按照相关国际标准，城乡家庭生活达到富裕水平（恩格尔系数30%以下）的住户占39.1%，达到比较富裕水平（恩格尔系数30% ～39%）的占20.8%，达到宽裕水平（恩格尔系数40% ～49%）的占18.0%，温饱及贫困（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的占22.1%。

居民的房产状况和居住条件也得到极大的改观。调查数据表明，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42.8平方米（中位数为30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9.8平方米（中位数为36平方米）。受访家庭对自有房产的自我估值平均为15.8万元/户，其中大中城市居民的房产自我估值平均为29.5万元/户，小城镇居民的房产自我估值约为16.2万元/户，农村居民的房产自我估值为9万元/户。这充分表明，绝大部分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房产已经成为城乡居民家庭最重要最基本的财产（见表1-2）。

但是也应该看到，房产状况和居住条件在城乡之间，在不同家庭收入等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大中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远远落后于其他群体。大中城市中家庭人均收入属于低端40%的人群，自有住房的比例仅为80%略强，比大中城市的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人均住房面积也在20平方米左右，低于平均水平约10平方米。因此对于那些居住在房价高企的大中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改善居住条件是他们最为关切的。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制约了居民消费。虽然近两年来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仍然十分突出。据此次调查数据测算，2007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20%收入组的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20%收入组的17.1倍。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当明显，东部地区的居民家庭收入平均是西部与中部的2.03倍和1.98倍（见表1-3）。

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制约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通过表1-4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上，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差距甚为明显。以冰箱为例，最高20%收入组家庭有87.5%拥有冰箱，而在最低20%收入组中只有22.75%的家庭拥有；手机作为大众消费品在最高20%收入家庭中被普遍使用（拥有率为96.39%），而在最低20%收入家庭中则只有63.77%的拥有率；家用电脑的差距就更为明显，最高收入组有近2/3的家庭有自己的电脑，但最低收入组中有电脑的家庭只有不到4%！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对于启动内需是十分关键的。

2．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生活压力有所缓解，但物价上涨和就业压力增加

表1-5的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居民认为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生活压力是物价上涨。有近80%的被访者声称，其家庭生活水平受到了物价上涨的影响。这也是公众对近一年来的CPI指数攀升的心理感受。当然，调查的时点对调查结果也有很大影响，2008年5～9月正是消费价格指数居高不下的时候，而9月份以后消费价格指数有了较大幅度回落，物价压力应有明显减轻。

此外，城乡居民生活压力较大的方面还有：“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49.98%）、“住房条件差，建不起房或买不起房”（47.2%），以及“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38.4%）。

与2006年的第一次调查相比，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生活压力有所缓解。面临“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和“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的困难的居民家庭比例，有了相当幅度的下降，分别自45.5%和34%降到了36.9%和26.8%，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近两年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惠及面的扩大，以及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施行。但是城乡居民面临的劳动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却有增无减，面临此类问题的家庭比例从2006年的30%上升到2008年的38.4%。

有职业和收入的保障，方能应对家庭生活的压力。但对城乡居民劳动就业状况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就业状况并不容乐观。此次调查中，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共有2288人，其中在业者2073人，其余无业/失业但目前仍有工作意愿者216人。依此推算，调查失业率高达9.4%。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更为突出，大中城市的失业率高于小城镇（见表1-6）。这些城镇失业人口中大部分（80%以上）是非农户口，85%是18～49岁的青壮年。他们之中近30%的人是失业不足一年新近加入失业群体中者，但也有一半的人的失业期已达3年以上。

3．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但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状况亟待改善

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表1-7的调查数据表明，对18～69岁的非农户口的人口而言，城镇养老保险（包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接近53%，城镇医疗保险（包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为58.7%；但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享有者比例较低，分别为20.7%和16.2%。对同年龄段的农业户口居民而言，83.8%的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于推行时间较短，只有5.7%的覆盖率。

社会保障的参加状况，与该人员的就业单位有紧密的关联。表1-8的数据显示，在城镇人口中，就业于公有制机构和三资企业的人员，参与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较高。比如在党政机关、国有/集体企业、国有/集体事业单位、三资企业中，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都在67% ～89%之间，而私营企业中就业人员享有的比例只有58.3%，就业于个体机构的雇员享有城镇养老保险的还不足30%。其他社会保险险种也有类似的分布趋势。

除社会保障之外，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不同性质的劳动单位也有很大差别。表1-9呈现的是不同类型企业中雇员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较高，分别有80.1%和80.5%的雇员签订了劳动合同；集体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要低一些，为57.9%；私营企业的签订率要更低16.6个百分点，为41.3%；个体工商户中的雇工仅有11.3%的人签订了合同。值得关注的是，各类企业都有在《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的2008年1月改签劳动合同的行为，其中以三资企业为甚，有40.4%的重签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规避承担劳动者权益保障义务的倾向。由此可见今后要特别关注非公经济组织中，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组织中就业人员的劳动及社会保障状况的改善。

二 公众对社会问题及社会矛盾的看法

1．物价、看病、收入差距和失业是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调查给出的18个社会问题中（见表1-10），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三项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和“收入差距过大”（28%）；排位第四到第七的分别是“就业失业”（26%）、“住房价格过高”（20.4%）、“贪污腐败”（19.4%）以及“养老保障”（17.7%）；排在八至十位的分别是“环境污染”（11.8%）、“教育收费”（11.4%）和“社会治安”（9%）。除“物价上涨”属于2000年以来的阶段性问题外，其余社会问题的排序和2006年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

城镇和农村居民由于利害关系不同，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也呈现各自的差异。与农村人口相比，城镇居民认为“就业失业”和“住房价格过高”与其切身利益相关，有34.4%和30.5%的城镇居民把它们排入前三位的社会问题，而在农村居民中仅有18.3%和11%的人如此认定。相反，在农村居民看来，“看病难、看病贵”是他们急于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44.8%），而城镇居民中持此看法的则下降了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认为“城乡差距”是主要社会问题的人数比例，也远远高于城镇居民（11.9%和3.9%）

从地区差异方面看，东部地区的公众对“住房价格过高”、“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等问题的关注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居民认为“养老保障”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西部地区认为“看病难、看病贵”和“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的严重性更高。

2．大部分居民感知到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但39%的人认为矛盾不会激化

在调查中，我们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这个问题来考察民众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现实感知。结果表明，只有17.3%的人认为“没有冲突”; 45.1%的人认为“有一点冲突”, 15.7%的人认为“有较大冲突”，还有4.7%的人认为存在“严重冲突”。其余17.1%的人感到“说不清”。这一结果表明，一方面，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状况给予肯定，认为“有一点冲突”和“没有冲突”的人占了62.4%，但另一方面，也有20.4%的人认为存在较大的或严重的社会群体利益冲突。

我们又用“我国社会群体利益矛盾是否可能激化”这个问题来考察公众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未来判断。结果表明，38.6%的人认为矛盾不会激化（即认为“绝对不会激化”或“不太可能激化”）, 36.3%的人则持相反的判断，认为矛盾可能会激化（即认为“绝对会激化”或“可能会激化”），还有25.1%的人态度犹疑，说不清是否可能激化（见表1-11）。与2006年第一次调查的结果相比，对社会利益冲突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持乐观态度的城乡居民比例略有上升，持悲观态度的略有下降，但“说不清”的人数比例也有所上升。

3．当前主要的社会群体利益冲突主要聚焦于贫富矛盾和干群冲突

公众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感知，主要集中在对一系列社会群体之间差异和矛盾冲突的判断上。在调查中，我们列出了七对具有对应关系的社会群体，向公众询问“哪两个群体差异最大”, “哪两个群体最容易产生矛盾”。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差异的角度还是从容易产生冲突的角度，“穷人和富人之间”和“干部与群众之间”都排在前两位（见表1-12）。这说明贫富关系和干群关系，是目前最需要处理好的社会利益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由于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都被视为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利益关系。

城乡居民对受益群体的判断也表现出同样的分布趋势。当问及“哪些群体10年来获得的好处最多”时，排在前三位的群体是：国家干部（68.8%）、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60.4%）和私营企业老板（52.3%）。而排在最后三位的群体则是：农民（16%）、工人（6.8%）和农民工（6.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前处理好干群关系的重要性（见图1-2）。

三 城乡居民的安全感、公平感和满意度

1．社会安全感总体水平较高，但食品和交通的安全状况最令人担忧

调查中对城乡居民询问了人身、个人和家庭财产、个人信息隐私、交通、劳动、医疗、食品7个方面的安全感，结果发现在上述7个方面平均有74.6%的人表示“很安全”或“比较安全”。其中人身方面的安全感最高（很安全和比较安全合计83.2%），而食品和交通方面的安全感最低，分别只有65.7%和65.3%（见表1-13），认为不安全的人达30%以上。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2006年和2008年的两次调查中，食品安全状况都在各类安全感中排在倒数第一，这说明公众对食品卫生和安全有着长期的担忧。这种担忧在2008年10月份以来曝光的三聚氰胺掺入牛奶和鸡饲料等食品安全事件中得到充分印证。

分城乡比较来看，农村居民在社会安全感的各方面都较城镇居民为高。其中差距较大的有个人信息隐私安全，农村居民有82.4%的人认为安全，而城镇居民认为安全的比例降低了11个百分点；在食品安全方面，农村居民认为“不安全”的比例为29.8%，而城镇居民中则有近40%的人认为不安全。

2．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等方面的公平感有较大提高，但收入差距方面的公平感明显下跌

调查表明，城乡公众对当前的社会公平程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有68.35%的公众对整个社会给予了“很公平”或“比较公平”的评价，比2006年第一次调查的结果提升了6.08个百分点。社会公平感比例高于50%的方面有义务教育（85.77%）、高考制度（74.44%）、公共医疗（66.77%）、政治权利享有（65.43%）、司法与执法（52.85%）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50.19%）6个领域。其中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3个领域的公平感较2006年度上升了9～15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近两年来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有关民生方面的工作实绩（见表1-14）。

公平感低于50% 的有选拔党政干部（47.22%）、工作与就业机会（41.05%）、城乡之间待遇（40.37%）、地区之间的发展（37.7%）、行业之间的待遇（35.24%）和收入差距（28.58%）6个方面。其中收入差距的公平感比2006年下降了11.63个百分点，意味着贫富分化对社会公正的损害还在加剧。工作与就业机会的公平感也较2006年有小幅度的下降，这也和本报告前面所提到的就业压力增加、城镇就业形势严峻等现状相呼应。

3．六成城乡居民对当地政府的工作表示基本满意，但在环境保护和惩治贪官腐败等方面对政府有更多期待

城乡居民对当地政府11个方面职能工作的评价表明，公众的平均满意率接近60%（59.75%）。其中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满意率都高于70%；社会保障、发展经济、信息公开、环境保护、依法办事、增加就业等方面的满意率居中，在50% ～62%（见表1-15）。

城乡居民对当地政府工作满意度较低的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住房问题，即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排在第二位的是“廉洁奉公，惩治腐败”，表明民众对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高的期待；此外还有扩大就业、执法公平、保护环境等。值得关注的是，城乡居民对政府工作满意度较低的领域，也恰恰是城乡居民感到“不清楚”的人数比例较高的领域。这说明，要提高城乡居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除了加大相关领域的工作力度外，进一步提高相关领域的信息透明度和完善信息公开方式，也是非常必要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不满率的角度看，环境保护也是公众对地方政府工作评价最差的方面，有近40%的城乡居民表示不满，在城镇居民中，甚至达到了44.4%。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冲突明显增加，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 有关改善民生问题的政策建议

1．加大就业促进与扶助力度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调查中就业困难、工作不稳定也是公众面临的主要生活压力之一。今后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对创业者在资金、产品、技能、税收等方面的援助，降低创业门槛；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创业培训；教育应当更好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变化，积极发展培养技术人才的职业教育，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加多样的就业服务；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

2．完善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从调查结果看，城乡居民对于政府近年来推行的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政策表示满意，但也要看到实现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还任重道远。今后社会保障事业的重点，一是进一步扩大医疗、养老保险的城乡覆盖面，使更多的家庭具有规避生活风险的能力；二是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面，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三是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3．加强社会风险的监控与监管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给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制造”的世界口碑都造成了恶劣影响，同时也暴露出长期以来对产品安全监管的不足。对此，在操作层面上，不仅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更应该强化对产业的监管职能；在制度层面上，应该尽早建立企业和公民的社会诚信体制；在战略层面上，应该着重思考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产业链条化、媒介大众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问题。

4．严惩贪腐人员，加强权力制衡，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一些社会不公现象，已为公众长期诟病。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权力缺乏制衡而导致的权钱交易。因此应该加快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登记与申报制度，建立公务人员的就职、离职和换岗的财产审查制度；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扭转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消除不合理、不合法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强廉政、勤政建设，密切干群关系，以高效、亲民、廉正、公开的政府形象促进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