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奇卡诺族裔文学的发展

奇卡诺族裔文学是一个“包含政治、文化和编年史的复杂的文学术语”。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复兴并发展起来的奇卡诺文学无论从题材、主题思想还是体裁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伴随着白人主流文学的发展而日益成熟，自成体系，最终和其他族裔文学一起构成了美国文学的绚丽图画。

一 奇卡诺运动与奇卡诺文学的起源

美国各民族早期的创作是为了给“想要移民的人信息并取悦他们，也给后来的读者娱乐并提醒新移民有潜在的艰难和危险正等待他们”。19世纪下半叶的族裔作家都倾向于用自传体方式写作。为了表明他们从国外移民转变成了具有美国公民新身份的美国人，作家们把他们个人经历的故事情节细化，排除其他人的经历。这样，他们把无序的生活经历转变成了有序而连贯的生活秩序。在社会和心理对作家生活的影响上，从前人的自传模式中以及在美国人身份确定的愿景中，读者都能找到这种秩序。早期的作家的写作目的是告诫后人生活的艰辛、向后人诠释移民事项、庆贺自己移民并把移民美国的情形戏剧化。他们的故事大都是为了争取合法权益而奋斗的经历，极少涉及族裔身份与族裔意识等社会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白人的各种文化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和黑人的民权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奇卡诺运动应运而生。伴随着奇卡诺运动的产生及发展，奇卡诺族裔迅速产生并形成了奇卡诺民族文化意识，创作了反映本民族身份、生存状态和需求的文学作品。作为当代美国的新族裔，奇卡诺文学家们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建立并完善了本民族的文学体系，他们多样化的文学形式与内容，如今成为了当代美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白人的各种文化运动给其他族裔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催生了通用汽车、IBM和波音这样的大公司。白领工人不愿意经历他们的父辈们曾经经历的痛苦，选择到大公司去工作并适应那种文化，与大家一起共享集团利益。因此人们的思维变得懒惰，不思进取。此时，白人的动荡不安就初露端倪。“垮掉的一代”开始出现，他们的典型形象出现在由詹姆斯拍摄的电影《无由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 和小说《麦田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中。50年代垮掉的一代以纽约和旧金山为中心，突然涌入公众视线，他们表达了年轻人的异化思想。1957年杰克·克鲁艾克（Jack Kerouac）出版了他的小说《在路上》。《纽约时报》称之为“被一个年轻的作家说出的最漂亮、最清晰和最重要的话语”，“一个很可能代表这一代人的作品”。该小说描述了一帮不安的年轻美国人的经历与态度：“疯狂的生活，疯狂的谈话，疯狂的得救”。他们主要的兴趣就是飙车、狂欢舞会、现代爵士乐、性、大麻和其他杂项运动。克鲁艾克（Kerouac）称他们自己是“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一个人的“垮掉”就是指一个人到达了他人格的底线，信神不相信萨特哲学。这些年轻人的年龄在18岁至28岁左右，他们包括一些“二战”和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克鲁艾克认为他们在探寻一种精神上的东西。表面上，这些年轻人在全国来回穿梭，但他们真正的旅行是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如果说他们冒犯了法律和道德底线，那也只是他们想要找到一种信仰。“垮掉的一代”基本上是怀疑与寻找宗教信仰的一代。他们深受嬉皮士与禅宗思想影响。到了60年代，一场全面的文化反抗运动浩荡而来，各种权威均遭到质疑。白人的这些反文化运动拥抱个人自由，摒弃了传统的社会道德标准。这些绰号为嬉皮士的年轻叛逆者公开反对和挑战父母和学校官员的权威。在放弃传统社会的运动中，他们蓄长发、着怪装，群居在郊外村野，吸食毒品、致幻剂，欣赏摇滚乐，沉湎于随意的性生活。有些年轻人选择改变这个社会：有一部分大学生从50年代伊始就开始寻求激进的政治愿景；到了60年代中期，他们组织学生反对越战，用炸弹袭击校园，放火焚烧校园。当1973年越战结束后，年轻人的反战运动也偃旗息鼓。但是，他们的行为成为了其他非主流族裔民权运动的催化剂。

从来都处于二等公民地位、受到白人种族隔离歧视的黑人从50年代起也掀起了反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1954年，奥利弗·布朗（Oliver Brown）与堪萨斯托皮卡市教育局对簿公堂的子女上学案引发了后来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与追求真正种族平等的全国民权运动。牧师马丁·路德·金在50年代就成为了民权运动的领袖，他采用的策略是非暴力不合作形式。通过抵制、游行、静坐和抗议等活动，金和他创立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迫使政府正面对待不公正的种族主义。他充满激情的承诺和令人振奋的言辞激发了国民对种族歧视的关注。他的行为直接导致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的立法，此法严禁在雇佣工人和公共设施中存在的种族歧视行为。故此，在政治与社会变化上美国经历了民权运动的戏剧性的新阶段。但后来在法律和政治上获胜的民权运动并没有在经济和社会进步中得到体现。黑人社区继续受到犯罪、吸毒、单亲家庭、强烈的挫败感和异化等问题的困扰。1965年11月11日洛杉矶的黑人居住区爆发了抢劫、纵火与暴力等骚乱事件。再后来的三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中心社区发生了300多起骚乱事件。其中200多人被杀，7000多人受伤，4万多人被捕。南方的黑人基本上居住在贫困的山区，北方的黑人住在纽约、费城、底特律、纽瓦克、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城市中的贫民区，他们面临的是长期贫困、无工作、破烂的房子和学校，以及警察的野蛮。年轻人对金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失去了耐心。60年代中期，“黑人权力”成为了他们的口号。“黑人权力”的概念来自黑人民族主义的传统，他们相信拥有同一非洲先祖的民族共享独特的文化并面临相同的命运。这加深了民众对城市改革步伐慢节奏的不满。马尔科姆是黑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他对民族融合不感兴趣，并宣称：“我们的敌人是白人”。他的终极目标是在美国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黑人社区。但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与黑人穆斯林组织分道扬镳，并公开谈论种族合作问题。他的投降立场葬送了自己，他于1965年2月被人暗杀。另一青年领袖布朗（H. R. Brown）鼓励黑人青年拿起武器，焚烧城市，杀死“白鬼”。加州的黑人青年组织了城市游击队，用武力对抗政府。1965—1968年的每个夏天都有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政府不得不设立专门机构来对付。不幸的是马丁·路德·金很快遭遇暗杀。他的悲剧再一次点燃了全国种族问题的骚乱之火。到60年代末，这些暴力冲突、其他的游行示威活动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结合起来形成的力量几乎威胁到了美国社会的完整性。

由反战活动和民权运动激发的理想主义思想和正能量促使其他人群为争取他们的平等权利和利益而抗争。妇女、奇卡诺人、土著美国人、同性恋者、老年人和环境保护者随后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社会的动荡给白人女权运动提供了契机。男权主义者认为女人的大脑比男人小，本性被动，无法掌控自己，只是性对象，只有些小技能，等等。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如同黑人在美国的地位。如火如荼的黑人人权运动只对种族平等尽职，没有涉及性别平等。在民权运动中，女性的工作是专属女人的打字、办公室的杂务、接电话、整理档案、管理图书、行政助理，但很少做“执行”一类的工作，但是，是女人维持了运动中日复一日的正常运转工作，她们的能力没有得到发挥。法纳姆（Farnham）和伦德伯格（Lundeberg）认为随着社会各种服务机构的完善，女人作为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的双重身份的并存可以变为现实。女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职业培训并得到工作机会，但这种现象使得女性男性化，她要在社会上和男性竞争，在家里她还得承担做母亲和妻子的责任。这使女性成为了双面人，被人朝着两个方向拉扯，但她常常无法选择，无论朝哪个方向走，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惩罚。60年代美国年轻女性梦中的女性形象与全世界妇女羡慕的女性就是家住郊外的家庭主妇：科学技术与省力的家用机器把她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了出来。弗里丹（Friedan）在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重新定义了女人问题的实质。她认为当女人被视为有无限潜能并和男人平等的人时，任何阻挡她实现潜能的东西，例如享受高等教育的障碍、政治参与的障碍或法律与道德上的偏见，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现在女人只是从她性别的角色来被考量，阻碍她实现潜能的障碍和那些剥夺她参与世界事务的偏见都不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干扰她去适应家庭主妇角色的问题，如职业问题、教育问题、政治兴趣，甚至女性的智慧与个性都是干扰性问题。如果一个能干的美国女人不使用她作为人的能力和才能来追求点什么，她会把她的潜能浪费在神经病症状、徒然的锻炼或毁灭性的“爱”里。在所有的职业领域、商务和大学文理学科中，女性都被视为二等公民。告诉即将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女性她们会遭遇这种微妙的令人感觉不爽的歧视，也就是告诉她们不要沉默要斗争，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服务性事业。女孩不要期待因为她是女性就要享受特权，她也不要使自己适应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她必须学会不是以女性的身份而是以人的身份去竞争。大批妇女都加入到这个行列的时候，社会本身才会给她们安排新的生活计划。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发起。凯西·海登和玛丽·金（Casey Hayden ＆ Mary King）对民权运动中忽视女性权益的做法感到非常沮丧，便离开了民权组织，帮助组织了现代女权运动。一些激进派女性强烈的反对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家庭，甚至异性关系（有些人认为它是男人统治女人的工具）。到了70年代，许多妇女逐渐发现她们是被压迫的群体，然后联合起来反对压迫并发展了她们自己的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她们开设了属于女人的书店、酒吧和咖啡馆，创办了女性报纸与杂志，创立了女人诊所、被强奸虐待等受害者援助中心、幼儿日托班与堕胎诊所。为了女性能进入经济与政治领域，主流女性主义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原来只对男性开放的大学也向女性敞开了大门。几乎所有已婚妇女都有了工作，而且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是20世纪70年代广为中产阶级家庭接受的模式，甚至许多女性婚后不随夫姓。白人女性运动与女性主义理论给奇卡诺女性的生活和写作主题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白人的反战运动、黑人的人权运动和白人女权运动触动了奇卡诺人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以惊人的速度在60年代开始传播。故此，争取民族自尊意识的运动——奇卡诺运动由诗人鲁道尔夫·冈萨雷斯、凯撒·查维斯、梅尔塔·维达等一批知识分子和有影响力的人士在艺术和政治领域发起，并在墨西哥社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发现他们古老的文化面临解体的危险，整个奇卡诺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太大，教育机构严重不足而且受到歧视。文化肯定成为培养奇卡诺人的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主要方法。这种文化肯定是通过将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与历史上被遗忘的先祖联系起来来实现。运动的领导者们大多都是艺术家和作家，他们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发动了学生走出校园等非暴力运动，于1968年成立了“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组织，1969年组织了“全国奇卡诺青年解放会”，1970年成立了为劳工利益服务的“全国民族统一党”。他们致力于不分阶级地团结所有的奇卡诺人，争取公共权力，保护墨西哥土著遗产和坚持双语教育。该运动的目的在于恢复土地所有权、农民工合法权、加强教育、拥有选举权和政治权。1969年的《阿兹特兰神圣宣言》，成为了奇卡诺运动的蓝图。该宣言的目标是：在民族解放方面人民思想统一；没有剥削，奇卡诺人掌控自己个人和社区经济；加强奇卡诺人的教育；所有的人都享有基础服务机构的服务；依靠社区来强化社区自卫；利用本民族文化价值观，强化运动的道德支柱；通过自主行动寻求政治解放。该《宣言》唤起奇卡诺人对本民族历史遗产的自豪感与对白人恐怖性侵略的仇恨感。到了70年代，奇卡诺人把这种弘扬民族主义精神的运动与反越南战争结合了起来。

这个时期的奇卡诺运动催生了奇卡诺文学。奇卡诺作家们，特别是诗人们大都用浅显易懂的诗歌表达自己对本民族遭受不公的愤怒情绪或对民族身份问题的关注。奇卡诺运动的标志性宣言的标题《阿兹特兰宣言》便取自阿拉里斯塔（Alurista）的诗歌《阿兹特兰计划》（El Plan Espiritual de Aztlán）。鲁道尔夫·贡萨雷斯在他的史诗《我是华金》（I'm Joaquin， 1967）中，怒吼出了一个混种民族的身份。奥斯卡·泽塔·阿科斯塔（Oscar Zeta Acosta）发表了他的半自传体小说《蟑螂人起义》（The Revolt of the Cockroach People, 1970），反对越战、反对国家的宗教制度、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具有奇卡诺文学教父之称的鲁道尔弗·阿那亚以他的经典小说《保佑我，乌尔蒂玛》（Bless Me, Ultima, 1971）表达了他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对外来文化——白人文化入侵的抵抗。

在奇卡诺运动中，许多奇卡诺人似乎第一次听大家谈起他们在语言和情感感受方面的双语模式和双重文化模式。他们也感知到了整个阶级的形象：从坐牢、孤立、城市贫穷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乌托邦的梦想和古墨西哥的荣耀。他们的文学被称为奇卡诺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短篇故事等各种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表达了作家们的政治意识、社会意识和文化自我意识。

总之，在这一时期，奇卡诺作家的创作伦理表现了阿兹特兰精神，肯定了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特征，反映了本民族面临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和政府组织与社区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奇卡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争取族裔权益的运动和政治性诗歌创作给后来的奇卡诺文学从主题到形式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 奇卡诺族裔文学的繁荣

从70年代末的后奇卡诺运动时期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奇卡诺族裔的文学创作也从反映奇卡诺民族所受的政治压迫与社会压迫、贫困的现实和对把奇卡诺范式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的期待等问题转变到了更为广泛、深入与丰富的主题。

在信息爆炸的80年代，里根政府与苏联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升级，被媒体称为“星球大战”，最终瓦解了共产党阵营。1989年4月2日《纽约时报》发文宣称“冷战结束”，东方的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结束了对立，美国未来的任务就是维持这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活力。针对少数族裔问题，政府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双语教育。里根时代美国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经费等都得到了加强。人们的业余休闲生活也因技术的进步变得舒适，出现了沙发土豆民主：美国人都只坐在沙发上，吃着土豆，看着电视，不再关心其他的政治组织。进入90年代，现代媒体技术网络的飞速发展，开阔了人类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美国文明进步的同时，美国社会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人们仍然被民族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和性取向问题等身份政治问题所困扰。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现代瘟疫：毒品与艾滋病。从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毒品几乎深入到了每个社区。尤其是可卡因的使用，它带来了新的疾病艾滋病。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的传播更为广泛，许多人为此断送了性命。关于妇女的权益问题，1973年的《宪法平等权利法案补充条例》给了妇女自由终止妊娠的权利。在80年代，美国最多的外科手术就是堕胎手术。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天主教徒的反对。由此引起的生命权运动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堕胎是女权主义者对女性做妻子和母亲的权利的践踏。女权主义关心的新问题是女性产假优待问题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妇女进入了国会，还成为了副总统候选人。在学术领域，她们冲破传统领域，创立了新领域：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1995年贝蒂·弗里丹撰文《超越性别》，指出女权运动的男女平等思想已经超出了男人的预料，引起了男性的不满，以至于出现了女人回归厨房的呼声。

关于现代工业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60年代以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所探讨的环境职责是基于美学和道德层面的。而从6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探讨新的概念：生态平衡。它指的是自然世界中事物的相互联系。到了八九十年代，水污染、空气污染、森林破坏、物种灭绝与有毒废气排放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白人的企业把重污染工厂从白人居住区转移到了贫穷的奇卡诺族裔居住区，雇用奇卡诺人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这引起了奇卡诺作家们的强烈不满，诗人、作家们开始用笔承担起他们保护环境的责任。他们对花草、动物等的热爱跃然纸上。

在移民问题上因为美国政府对其南边各邻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厄瓜多尔、波多黎各、古巴等国政治动乱，经济凋零。战争引起的难民潮经由墨西哥边境流入美国。这使得原本就复杂的美国—墨西哥边境问题更加复杂化，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等大城市的贫民窟的人们生活更加混乱，动荡不安。奇卡诺裔作家们把写作的视线聚焦在了这些与他们讲同一语言西班牙语的移民的生活和他们祖国的政治问题上。

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社会里，多元文化主义是指不同民族的不同事情，它是90年代最引人关注的斗争。但这个斗争的核心是要努力使迅速分化的美国人口的文化多元性合法化。它要求由欧洲裔白人男性定义的“美国文化”的概念里要包含其他的传统，如女性、非洲裔、土著裔、20世纪增加的拉丁裔、亚裔和中东裔等的传统。承认其他文化的存在是对社会宽容和理解文化差异具有自信心的一种表现。

在此背景下，奇卡诺族裔作家继续了他们的文化保卫战，许多奇卡诺作家也应运而生。这个时期的奇卡诺/奇卡娜主要作家与作品有：路易·瓦尔迪兹（Luis Valdez, 1940—）和他的戏剧《佐特装》（Zoot Suit, 1978）、格洛丽亚·安扎尔杜瓦（Gloria Anzaldúa, 1942—2004）和她的《边疆：新女混血儿》（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1987）、理查德·罗德里格兹（Richard Rodriguez, 1944—）和他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记忆：罗德里格兹的教育》（Hunger of Memory: The Education of Richard Rodriguez, 1982）、阿尔玛·鲁兹·维拉纽瓦（1944—）和她的小说《紫外天空》（The Ultraviolet Sky, 1988）与诗集《欲望》（Desire, 1998）、丹妮斯·查维斯（Danise Chavez, 1948—）和她的《最后的菜单女孩们》（The Last of the Menu Girls, 1986）、安娜·卡斯蒂洛（Ana Castillo, 1954—）和她的《米瓦拉信笺》（The Mixquiahuala Letters, 1986）与《离上帝如此遥远》（So Far from God, 1993）、桑德拉·西斯内罗斯（Sandra Cisneros, 1954—）和她的小说《芒果街的房子》（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1984）与《喊女溪及其他》（Woma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e Stories, 1999）、德米特丽亚·马丁内兹（Demetria Martinez, 1960—）和她的《母语》（Mother Tongue, 1996）、安德烈斯·蒙托亚（Andres Montoya, 1968—1999）和他的长诗《制冰工在歌唱》（The Iceworker Sings and Other Poems, 1999）等。前面所提到的社会问题都被囊括在这些奇卡诺族裔作家的笔下。奇卡诺运动促进了奇卡诺文学各个方面的繁荣与发展。奇卡诺文学在过去的奇卡诺运动中的主题主要是与民族身份、民族地位问题相关的内容。现在奇卡诺文学从主题、创作语言、体裁到文学批评期刊、奇卡诺文学专属奖项、著作出版发行、批评及批评理论都空前丰富起来，并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了美国国内外众多研究者。

1．主题丰富化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作家们把创作转向对故土的思念、移民经历的描述、奇卡诺族裔性、城市贫民窟问题、家庭文化冲突问题、青年人的成长问题、美墨边疆问题、奇卡诺女性权益问题、奇卡诺神话与传说的重新阐释、奇卡诺人的性行为控制与实践问题、新移民问题、世界战争问题以及同性恋问题。他们的创作表现了他们整个民族的经历的共同性：在新的国度里，他们处在内心充满了困惑、不安、不稳定、目标不明确的生存状态，认为自己生活在“夹缝地带（Hyphenland）”。

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一大批奇卡诺女性作家如阿尔玛·鲁兹·维拉纽瓦（Alma Luz Villanueva, 1944—）、安娜·卡斯蒂洛（Ana Castillo, 1953—）、桑德拉·西斯内罗斯（Sandra Cisneros, 1954—）开始了近乎群体喷发式创作。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气质与性格发现属于女性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良方。格洛丽亚·安扎尔杜瓦（Gloria Anzaldúa, 1942—）在她的诗歌论文混合体半自传著作《边土：新混血女性》（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中建立了新的边界理论。奇卡诺族裔女性诗人的作品则涉及女性的性欲望与越轨行为、女性同性恋、虐待性质的育儿方式、杂色人种问题、奇卡诺中产阶级青年人的问题和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反映了性别歧视、性别行为与统属关系等性别压迫的社会问题，体现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

奇卡诺作家们把目光投向了题目的文化适应、同化过程、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文化传入与语言文化移入等问题，表达了希望奇卡诺文学走向主流社会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愿望。

2．体裁多样化

奇卡诺文学的创作伴随着奇卡诺运动一起走向成熟。60年代的创作大都基于运动中鼓动民众的需要，作家的作品以诗歌为主，用诗歌的激情激发人们的斗志，为了民族的身份与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获得同等地位而斗争。为了让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口语形式传授文化与思想的奇卡诺戏剧在奇卡诺社区开始流行起来。到了80年代，更多的作家开始了短篇小说、长篇自传体小说、日记体小说、戏剧、现代诗歌、诗歌与论文混杂体的创作，描绘更为普遍的、不分民族与种族的社会问题。

3．语言多元化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保留工具，民族的东西是最好的东西。用还是不用本民族语言，对奇卡诺人来说是两难的东西，所以他们最后选择的是双语或多语创作。

在描述边疆问题和书写城市的文学作品中，奇卡诺族裔作家的作品都有意或无意中夹杂着西班牙语或西式英语。奇卡诺人的这种语码转换是语言学家研究发现的存在于美墨边境的现象。说话者会在谈话中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并相互夹杂。如美国南部边疆城镇的居民的语言成了一种西班牙语式的英语。大部分诗人的诗歌采用英语写作，有少部分使用西班牙语，有些诗歌在西班牙语和英语之间进行语码转换，有些诗歌在英文里零星地插入西班牙语词组，有些在以西班牙语为主的诗歌文本中零星地使用一些英语词组。对于这些作者来说，多元主义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美学工具，并且表明人们亲身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给了世人极大的创作灵感。

“边疆文学中的语言是许多语言组合成的一种语言，它不是一种如英语或西班牙语一样的民族语言，而是一种系统的语言”。边疆是一个汇合之地，家园在这里是国际化的，就像奇卡诺人的肉体是混种的一样。奇卡诺人的卡罗语（Caló）是英语、西班牙语和奇卡诺俚语混合的语言，是一种中介语，特别恰当地表达了梅斯蒂佐人（Mestizo）与生俱来的模糊性，承认不同文化的汇合，强调混合的因素，表明边疆不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分界线，而是交流不同意见的开放的可能性。它“同时显示［语言］游戏中的各种力量，并维持它的混合性”。胡安·菲利普·埃雷拉（Juan Felipe Herrera, 1948—）、安娜·卡斯蒂洛等作家的作品的语言都由当初的西班牙语转向了英语夹西班牙语。这是对他们生活中语言状态的真实写照。

奇卡诺族裔的语言的使用促进了奇卡诺意识的形成。

4．文学奖项的设立

为了鼓励奇卡诺文学的创作，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欧文分校于1974—1975学年度举办了全美第一届“奇卡诺/拉丁文学奖”，按小说、短篇故事集、戏剧和诗歌分类，分别设立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此后一直延续至今。该奖项让维拉纽瓦、埃雷拉等当时的一些年轻作家脱颖而出。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学奖如美国图书奖、国际笔会奖、美国国家书评奖、桑德堡诗歌奖、全美戏剧写作奖等长期有奇卡诺族裔作家问鼎。这些奖项的获得极大地促进了奇卡诺文学的对外传播，提高了奇卡诺文学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地位。

5．文学期刊、出版社的创立

学术期刊的创立体现研究者对某个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奇卡诺文学的研究者从70年代起就召开专门探讨奇卡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全国会议。1974年全国民族教育专责小组办公室、全国民族教育专责落基山地区分部、教育资源信息中心——山区教育与小规模学校清理中心、阳光出版组织和新墨西哥高地大学等5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美奇卡诺文学与批评分析论坛”，专门探讨奇卡诺文学界的创作。创立于1973年的族裔文学评论期刊《美国多民族文学》（MELUS） 是奇卡诺文学评论的主要阵地，它专门研究拉丁裔等族裔文学作品、作者和作者文化背景来扩大美国文学的定义。《进步》（Progressive）等杂志也经常刊登奇卡诺族裔作家的文章。还有一些小型出版社、大学期刊和社区期刊出版和刊登奇卡诺作家的著作和文章。其中著名的出版社有位于伯克利市的第五个太阳与正义出版社（Quinto Sol and Justa Publications），阿尔伯克基市的阿尔伯克基小鸟出版社（Albuquerque Pajarito Publications），圣迭戈市的玉米出版社（Maize），和密执安州伊普斯蓝提市（Ypsilanti）的双语评介出版社（Bilingual Review Press）。当奇卡诺人成为大学教师和大学学生后，主流大学里创办了许多专门期刊：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呐喊》（El Grito），华盛顿大学的《蜕变》（Me－tamorphosi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阿兹特兰》（Aztlán）等。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艺术出版社和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双语出版社专注于族裔文学作品的出版。许多奇卡诺作家的作品都在这里付诸油墨，最终走向全球读者。2002年罗德里格兹等人合作建立了网络杂志《奇卡诺人》（Xispas），专门研究奇卡诺文化、艺术和政治，发表有关奇卡诺族裔的小说、诗歌、戏剧、评论、音乐、艺术作品等，弘扬阿兹特兰文化。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奇卡诺文学从主题到体裁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像黑人文学走出黑人社区一样，奇卡诺文学也从奇卡诺族裔社区走向了白人主流社区，为主流社会所瞩目，与此同时，它也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受到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等读者的喜爱。

三 新世纪的奇卡诺文学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奇卡诺文学也走向了世界。在多媒体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地球村生态面临威胁、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下，除了继续探讨本民族文化问题和奇卡诺女性权益问题外，奇卡诺作家们的创作也逐步转向了普世性问题。他们的写作与世界同呼吸。

21世纪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繁荣时代，激烈的党派之争的年代，文化轻浮的年代，巨大的社会历经变革的时代。但2001年9月11日的飞机劫机事件粉碎了美国人的梦，终结了现代美国历史非常优秀的时期，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们高昂的骄傲的头颅遭受了当头一棒。美国孤军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给自己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美国史无前例地进入了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新时代。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工厂外移到墨西哥、亚洲和其他低工资的国家，美国工人失去了工作。新的环境问题，如核能源污染的威胁、工业污水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仍然困扰着人们。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标准化的美国文化（如麦当劳文化）被去标准化，大众文化的碎片化等也让人们困惑不已。已走向主流社会的奇卡诺作家们不再局限在本民族文化的狭小圈子里，许多作家已从抵抗白人文化走向认同白人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共存。“9 ·11”事件使他们（维拉纽瓦等）在写作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充满了同情心与身为美利坚民族的骄傲感。新世纪的奇卡诺文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主题全球化、生态化、复杂化

随着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的深入与多媒体的发展，奇卡诺族裔作家也将写作的眼光投向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世界性问题的关注，主题由族裔性伦理和政治性伦理转向了关注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伦理。

阿那亚的小说《兰迪·洛佩兹还乡》（Randy Lopez Goes Home, 2011）富有哲理地描述了奇卡诺人与主流文化的融合；路易·瓦尔德兹的戏剧《石化鹿》（The Mummified Deer, 2005）通过老妪楚妈妈的经历描写了奇卡诺族裔女性不懈的奋斗与奇卡诺民族的生生不息；路易J．罗德里格兹的自传体小说《拾遗》（It Calls You Back, 2011）叙述了作者的成长历程和他对奇卡诺社区所做的公益事业；安娜·卡斯蒂洛的小说《剥洋葱一样剥掉我的爱》（Peel My Love Like an Onion, 2000）聚焦城市中残疾族裔女性的奋斗，她的另一部小说《卫士们》（The Guardians, 2008）涉及的主题为墨美边境小镇上恶劣的环境中贫穷的人们之间的人性关怀，她的短篇小说《非凡女人》（Extraordinary Woman）书写了奇卡诺老年女性的伟大，她的诗集《我所求无可能》（I Ask the Impossible, 2001）反映了新旧世纪之交城市女性的各种问题；阿尔玛·拉兹·维拉纽瓦（Alma Luz Villanueva）的诗集《温柔的混沌》（Soft Chaos, 2009）表达了诗人对美国海外战争的谴责与对世界环境问题的关注；胡安·菲利普·埃雷拉（Juan Felipe Herrera, 1954—）的诗歌《亮了半边天》（Half the World in Light， 2008）描述了青少年的精彩世界和人类复杂心理的表现；路易斯J．罗德里格兹的《拾遗》（It Calls You Back, 2011）以自传体小说的形式描述了一个奇卡诺文学家的成长与其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卡斯蒂洛的小说《守护者》（The Guardians, 2008）描述了美墨边境小镇居民的恶劣的生态环境和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等带来的灾难；德米特丽亚·马丁内兹（Demetria Martinez, 1960—）的中篇小说《街区巡长的女儿》（The Block Captain's Daughter, 2012）描述了一群活动家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的故事；维拉纽瓦的《亲爱的世界》（Dear World, 2012）系列诗歌对美国作为国际警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与批评，并对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表示了关切与担忧。

总之，在新世纪里，奇卡诺作家的创作主题更加广泛，更具有世界性，更关注生态伦理。

2．女性主义思想文学强势发展

随着80年代的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奇卡诺作家的创作无论从男性作家的角度还是从女性作家的角度，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思想都在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瓦尔迪兹的《石化鹿》（Mummified Deer）热情地歌颂了奇卡诺母亲坚韧与奉献的精神。维拉纽瓦在她的小说《女人花》（Naked Ladies）中对同性恋者倾注了极大的同情。西斯内罗斯、卡斯蒂洛、马丁内兹等女性作家专门书写奇卡娜（Chicana，即奇卡诺女性）的问题以及她们所关注的其他社会问题与国际问题。卡斯蒂洛创建的专门研究奇卡诺女性问题的奇卡娜主义理论（Xicanisma）在新世纪的作品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安扎尔多瓦创立的涉及多种边界的边界理论也在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得以完美呈现。

奇卡诺女性作家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内涵。她们用自己个人的成功经历给读者树立了独立、自尊、自爱、自强的榜样。

3．作家的地缘性与作家思想的世界性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奇卡诺作家都具有明显的地缘性，但他们的创作主题从本民族问题转向了世界普遍性问题，包容性越来越强。

奇卡诺作家大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芝加哥市和洛杉矶市的贫民区。但这不影响他们的作品走向美国的主流社会和世界。当他们（卡斯蒂洛、刘易斯·罗德里格兹等）关注墨美边境毒品走私、杀人越货问题时，或者当他们（维拉纽瓦等）关注伊拉克问题和叙利亚战争时，他们已经和美国主流社会及其他族裔一样，在创作思想上走向了世界。因此，他们（索托、埃雷拉、维拉纽瓦、卡斯蒂洛、西斯内罗斯等）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图书奖、国际笔会奖。2002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还专门设立了“美国拉丁、奇卡诺文学文化研究奖”。

奇卡诺族裔是美国拉丁民族中最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族群，拉丁民族的多样性使得它对美国的文化有许多的影响，这些多样性的特色快速地进入了美国生活中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奇卡诺作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他们的作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内外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者对他们的创作和作品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