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时期本草知识的萌芽

考古发现和医史学家研究表明，在漫长的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经过生活与生产实践，萌发了原始的药物知识。发现并掌握了酒的酿制，将其作为特殊的“药物”用于医疗，成为世界医药史的一大创举。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士”，发明了文字，形象而生动的“药”字出现，揭开了中国药学历史的崭新篇章。随着药物知识的积累，复方和汤剂开始应用，为中药理论的整理和本草专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药物知识自然萌芽 源于长期生活实践

原始社会（约公元前170万年—约公元前2070年）早期，分散群居的中华民族先民，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从猿演进为人类——“猿人”。近现代，随着地质与考古工作的深入，陆续有中华原始人类遗址被发现。例如，1965年地质部门在云南省元谋县的那蚌村西北部，发现了距今170万年—25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1964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城东，发现了距今约100万年前的“蓝田人”遗址；1929年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洞穴中，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的“北京人”遗址；1958年在广东省韶关马坝乡、1956年在湖北省长阳县赵家堰，先后发现距今约20万年的“马坝人”和“长阳人”；1954年在山西省襄汾县丁村，发现了距今约6万年的“丁村人”。这些中华原始人类遗址被相继发现，初步揭开了我国原始社会面貌的帷幕。

原始社会的“猿人”仅有少量的“打制”石器。根据其生产工具极为简陋，可知当时适应自然、获取生活资源和克服疾苦的能力非常低下。由于恶劣客观条件和险恶生活环境的限制，原始人别无选择，唯有“聚生群处”，以求生存。他们必须集体生活，共同采集植物，群起捕捞围猎鱼兽，共同享用得来的生活物资。

“元谋人”使用的石器，尽管经过“加工”，仍然十分粗糙、简陋，只有片状、针状等单调的外形。其遗址的沉积特征共有28层，其中3层存在“炭屑”，并且还发现有被烧黑了的动物骨骼化石，留下了“元谋人”用火的遗迹。在“蓝田人”遗址，考古工作者采集到“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尖状器”和“石球”等不同使用目的的石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石器更加多样，并经过精心加工，在4层“文化堆积面”中，有很厚的“灰烬”，其中还有“烧裂”甚至“烧酥”了的石头、兽骨和“被火烧过的朴树籽”，这是“北京人”长期用火，或许已经用火加工食物的遗迹[1]。

这些上述的遗迹改变表明，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经过了数百万年充满艰辛的生活与生产实践，才得以在制作和使用石质工具上，由“旧石器时代”缓慢走近“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人类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石器制作渐趋精细，由简单打制变为精心磨制，石器种类也根据实际用途而日趋多样化，并且通过手工制作出木石复合的劳动和生活工具，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

随着时间推移，才由“猿人”进化到“古人”和“新人”。距今20余万年至4万年左右的“古人”（即早期智人），从打制石器、加工木器的劳动实践中，实现了“钻燧取火”和“错木取火”。“古人”对火的认识、掌握和有意识地使用，在人类进化历史长河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推动当时社会和人类飞跃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火的应用和人工取火的发明，提高了原始人类抵御寒冷，净化、熟化食物，制备劳动工具，获取生活资料，增强体质，促进繁衍等多方面的能力，有力地推动了人类自身的进化及当时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演变。距今约5万年至1万年前，人类进化为“新人”，郭沫若先生指出：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新人”，在体质形态上已逐渐消失了“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而成为现代人（《中国史稿·第一编》）。

从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并由采集经济过渡到渔猎经济，并产生原始的农业、畜牧业经济。人类由原始群发展到母系、父系氏族公社，直至原始社会的解体。这个漫长的时期，也是人类与自然灾害、毒虫猛兽、疾病痛苦斗争的过程。因此，人类自然而然地发现并且利用了药物，并开始积累药物知识。

“药食同源”是对于早期认识药物的客观总结。原始社会，人们维持生命的基本食物，有的本身就是能够用以养生保健、治疗疾病的“药物”，二者同时来源于自然界的赐予，这是不可分离的。原始时代的先民们为了生存而采食植物和狩猎，得以先后无数次接触并逐渐了解这些植物和动物对于人体的影响，由于辨识和使用的知识缺乏，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药效反应或中毒遭遇，因而使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选择和注意。为了同疾病作斗争，上述经验启示人们对这些植物和动物的药效作用加以利用，经过无数次有意识的试验、观察，逐步形成了简单的药物知识。

医史学家认为，“猿人”和最早的人类用以充饥的食物，大多是植物类，因此最先发现的也应是植物药。这是由于“猿人”是由素食的古猿演进而来的，最早用来充饥的食物大多属于植物类。1973年考古工作者从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很多植物标本，其中除了有多种树木外，还有可供食用的果实、种子，如菱角、酸枣和芡实，并发现了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的叶片堆积，说明河姆渡人可能已经知道上述植物的果实、种子或叶片无毒，可供药用[1]。苏联医药学历史学家彼得洛夫，在其所编写的《医学史》一书中，不但认同这种观点，还认为首先掌握植物药知识者主要是妇女。因为那个时期从事采集经济活动大多由妇女承担。将有毒植物用于狩猎，堪称原始社会的重大发明之一。

人类社会进入氏族公社后，渔猎生产和生活开始占到较大比重，人类才有可能接触较多的动物及其肉类、甲壳、骨骼、血液、脂肪及内脏等，并体验其对人体的影响。也就是说，继植物药之后被人们所认识和应用的药物当是动物药。只有渔猎经济的兴起，人们才能获得较多的肉类食物，如同植物药被认识一样，经过反复尝试（实践），人们又掌握了某些动物药的应用。开始可能以动物的脂肪、血液和骨髓来治病，稍后又发现动物的某些内脏也具有治疗作用。《山海经》中记载：“何罗之鱼……食之已痈”“青耕（一种鸟），可以御疫”，可以为此提供一定的依据。

直至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采矿和冶炼的兴起，又相继发现了矿物药。例如，很可能通过采集硫黄，认识其外用杀虫止痒、内服温阳等药效作用；制盐过程发现了盐水明目和芒硝的泻下药效作用；通过“丹”（朱砂）冶炼，知道了水银杀虫之类。

总之，人类是在经历了长期的无数次口尝身试以后，相继发现了一些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的治疗作用，这就是药物知识的起源。也就是说，药物知识是人类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和不断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点滴经验的积累而逐渐总结得来的。在我国古代，有关药物起源的传说颇多，涉及的人物有：

伏羲氏：一名庖羲氏，又名太昊。《帝王世纪》谓：“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传说中的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是中华民族的一位人文始祖，是中医药的鼻祖之一，是早期畜牧业的创始者，也可以是渔猎时期的指代。

神农氏：又称炎帝，因长于姜水而姓姜。《淮南子·修务训》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北宋刘恕《通鉴外记》称：“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因为他“生有圣德，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之弊”（《帝王世纪》），所以成为原始农业的发明人和农耕文化的代表，备受历代人民的尊崇。又传说他“尝味百草，宣药疗疾以救夭伤之命……著本草四卷”。事实上，后面将要介绍的《神农本草经》，只是托名“神农”之书。

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因长于姬水，故又姓姬。《通鉴外记》谓：“（黄帝）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复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谨候其时，则可万全。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黄帝也是传说中的中医药创始者之一，《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也是后人托名之作。

岐伯：黄帝之臣。《路史》云：“黄帝极咨于岐、雷而《内经》作。”《黄帝内经》序亦称：“帝师之问医，著为《素问》《灵枢》，总为《内经》十八卷。”《帝王世纪》称：“黄帝使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桐君：黄帝臣，相传撰《药对》四卷及《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论其君臣佐使相须，至今传焉（陶弘景《本草经·序论》）。《古今图书集成》卷五百二十四引《古今医统》亦谓桐君“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以为君臣佐使”。

传说人物虽然较多，但其中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是关于“伏羲氏”和“神农氏”两种说法，可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药物起源的真谛，表明药物的发现与原始的农业、畜牧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自古相传的伏羲氏“尝味百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并“一日遇七十毒”，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说明了人类遍尝草木以寻求食源，同药物的发现具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药物知识是人类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以及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点点滴滴地积累起来的。这种过程，充满着艰难和危险，古人并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二、清之美始于耒耜 影响医药功盖千秋

在这一时期，人们还从野果与谷物自然发酵的启示中，逐步掌握了酒的酿造技术。酒的酿造源远流长，可能远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就已经得到了“自然发酵”的启示。然而对于人工酿酒究竟始于何时的问题，古代文献的记载却多有出入。《战国策·魏策》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世本》《博物志》《说文解字》等称酿酒始于夏朝国君杜康（又名少康），这也广为流传，其均认为酿酒始于夏代，如《说文解字》称：“杜康始作秫酒”；《淮南子》称：“清醠之美，始于耒耜”，认为酿酒始于农耕的商代；晋代江统《酒诰》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于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均比较客观的说明了酒的发现过程。通过已有考古的发掘，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距今五、六千年前），人们已开始酿酒，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五千年前），更有了专用的陶制酒器，说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能够酿造更多的酒，谷物酿酒已有了进一步发展。

殷商时期，酿酒业已十分兴盛，迄今仍留下大量当时酒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商代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从甲骨文中的记载可知，已有禾、麦、黍、稷、稻等多种农作物。农产品的不断增多，为酿酒业的兴盛提供了更多的必需原料，用谷物酿酒也更为普遍。甲骨文和金鼎文中，都保存了许多有关殷王朝以酒祭祀祖先的记载。考古工作者还在郑州二里岗遗址（商代前期文化遗址）、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相继发现了酿酒遗迹。其中台西村还保存了一处比较完整的酿酒作坊，在出土的大量大小不等的陶器中，大多是可供盛酒类的容器，如瓮、大口缸、垒、尊、壶等，而所见炊具中的“将军盔”，亦是一种与酿酒密切相关的器皿。人们早已熟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有许多是属于专用的酒器，这和殷人好酒成风的习俗密切相关。相传禹之孙子就是因为“甘酒嗜音”而被逐。

虽然在我国民族学资料中有将酒应用于医疗的实例，但当时是否已将酒应用于医疗，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难于确证。在商代，甲骨文中有“鬯其酒”的记载，东汉班固在《白虎通·考黜》中解释：“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有学者认为：“郁金是一种药用植物，此根和酒，色黄如金，是一种色美味香的药料酒，当时主要用于祭神，但此酒具有的营养医疗价值是无疑的。”以上推演的文字，忽略了一个史实：目前的中药“郁金”，来源于姜科植物姜黄、温郁金、广西莪术、蓬莪术的块根，含有易溶于醇的酚性色素和芳香性挥发油，加入酒中，肯定色香味俱佳。不过，这类“郁金”，在本草学中的记载，皆始于唐代以后。如果商代就以其“酿之成为鬯”，并知道其“有营养医疗价值”，历时两千年以后才入药，却令人费解。姑且不论彼时的“郁金”具体为何物，但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已经追求食物的色香味，甚至利用配制酒的特性，于食品中添加养生保健功能，是值得称赞并继承发扬的。

酒不只是一种饮料，也可供祭祀之用，利用其药用价值的做法更应该受到称赞。酒在医疗上的应用，堪称医药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酒具有提神作用，可用作兴奋剂；有麻醉作用，可用作麻醉剂；有杀菌作用，可用作消毒剂；因为酒是液体，有挥发和溶媒的性能，故又是制备药剂常用的溶媒剂。再加之酒能“通血脉”“行药势”，因而后世用酒作为炮制药物的辅料，作为制剂工艺中的溶媒，一直是不可缺少的。

在古代原始医学摆脱巫术掌控的过程中，饮酒治病较为普遍，尤其是其对外感风寒、劳伤筋骨等病的治疗作用，是不难被发现和加以利用的。后来人们又从单纯用酒治病发展到制造药酒，尤其是具有麻醉作用的药酒，成为中医药学的一大闪光点。早在《列子·汤问》中就有关于麻醉药酒用于外科手术的记载：“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该记载中还提到由于扁鹊将他两人的心脏互换，以致两人不识自家之门，反而去了对方之家[1]。这应该是一个带有夸大事实的近乎神话的故事，当时互换心脏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掌握并使用麻醉药酒，让服用者因“毒酒迷死三日”，也是有其实践基础的。自殷商开始，酿酒技术逐步成熟，饮酒之风盛行。酒本身又有一定麻醉作用，如陶弘景（下文亦称陶氏、陶隐居、弘景）所说：“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药家多须以行其势，人饮之使体弊神昏，是其有毒故也。”其再与药物组合成酒剂，酒可以帮助溶解药物有效成分，药借酒威，酒助药势，达到足够的饮用量之后，于是昏昏入醉而不识人，肢体麻木而不知痛。其中所称“体弊神昏”就是药酒的麻醉效果，到了如此程度，也就任人摆布，施行手术也成为可能。

古代药酒颇为常用，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中，酒作为药名、溶媒或辅料一共出现了50余次。其中《五十二病方》记载的“令金伤毋痛方”，用荠、术二药，再用醇酒一中杯，据说可以“有顷不痛”。荠、术二药不具备明显的止痛效果，显然是酒发挥主要的止痛作用。又该书记载的治狗咬“令毋痛及易瘳（病愈）方”，则是用适量的酒反复冲洗伤口以止痛，并促使伤口痊愈。《黄帝内经》也已提到古人曾作“汤液醪醴”，并把它的治疗作用归结为“邪气时至，服之完全”。从汉字繁体医（醫）字的结构上看，《说文解字·酉部》称：“醫，治病工也。殹，恶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说一曰‘殹’，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即是说“醫”为会意之字，乃将病人的痛苦呻吟之状与治病物质组合而成，生动地体现了酒作为一种药物，在当时医疗中的突出作用。酒的入药，在医药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汉书》将酒誉为“百药之长”。

三、钟鼎铭文“药”字首见 睿思巧智令人折服

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相继进入了包括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0年）“三代”及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在内的奴隶社会。这时期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制作工艺的成熟程度，成了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劳动工具的改进，有力地促进了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发展，并加速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进程。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最终导致一些人得以脱离体力活动，改业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并逐渐形成了“士”的阶层，因而产生了体力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这对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士”的努力，使得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的结绳记事，以及表意的某些书写符号（多半是图画），得以经过整理、改进和规范而发展成文字。

“药”字的出现和使用，是中华民族药学创始的重要标志，是人们对于药物认识和使用的巨大成果。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开始有了早期的文字。最初是甲骨文，然后又有金文。甲骨文原本是奴隶主贵族用以占卜的文字，而非平民百姓所习用，加之巫术迷信占主宰地位的神权统治时期，治病皆由巫师所执掌，即使用药愈病，也必假以鬼神之名，因而迄今在甲骨文中未见“药”字。

目前所知最早的“药”字，出自数千年前古钟鼎上之铭文（即金文），其繁体形作“藥”。汉代《说文解字》释为“治病之草，从艸，樂声”。明确指出了“藥”乃治病之物，且以草类（植物）居多的客观事实。根据造字“六书”，“藥”字当是形声字，“艸”为意符，反映了药物以草类居多，“樂”为声符，约定其读音。但该字又寓有会意的特征，作为药用的草类，可以解除痛苦，使人快乐。这些足以表明古人创造该字的聪明才智。

自西周以下，“药”字的使用日渐增多，如《书经》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廖”；《易经》有“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礼记》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周记》还有关于“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从中不难看出：集“巫”与“医”于一体的模式逐渐被打破，药物也不再只由巫师掌控。用药经验的总结，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药物具有两面性，容易发生不良反应的后果也成为公认的常识。先民误食有毒物品，遭受伤害的惨痛教训，使当时的人们对于服用早期的“药物”，非常审慎。

四、药物知识见诸文字 奠定本草成书基础

我们的祖先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萌芽的药物知识，经历了由零星、分散而逐步集中、系统的积累过程。进入奴隶社会，随着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药物知识也由口耳相传，发展为文字记载。

奴隶社会时期，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天文学、历法学及物候学有了明显提高。人们的宗教思想及自然观，面对时代变迁和科学文化进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万物有灵”的观念已被宇宙间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天帝”和“上帝”所代替，并经统治者的提倡和渲染，形成了一整套宗教神学思想体系。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奴隶制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五行说和八卦说，也于商周之际酝酿而成。这种哲学上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反映到医药领域中来，即表现为医药与巫术迷信之间的斗争。公元前8世纪时，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奴隶社会的结束已经迫近。

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我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新兴地主阶级所有制最终取代了奴隶主阶级所有制。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和铁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工具不断更新，生产状况也相应改观。尤其在哲学思想方面，社会的大变革迎来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辩家及阴阳家等不同的学术派别。其中儒家、道家和阴阳家对古代医药学发展的影响较为突出。

1.药物数量不断积累　药学源头涓涓细流

在前述的考古发掘中，就出土了比较原始的药物。如在河姆渡遗址中曾见到不少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的叶片堆积，其中也有不少种类属于药用植物。尤其是1973年在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植物种子30余枚，经鉴定均属蔷薇科梅属种子，其中以桃仁居多，也较完整，皆剥壳贮存至今。桃仁可以少量食用，因具有活血化瘀、止咳平喘和润肠通便作用，可以治病。但桃仁具有“小毒”，食用过量，尤其是生食的时候，很容易引起急性中毒，所以，贮存桃仁在当时是医用的可能性较大。在台西遗址文化层中，还发现有近似蔷薇科中毛樱桃或欧李的种子，就是日后本草中记载的“郁李仁”。对此，有学者发表著作认为“肯定为药用”而采收的[1]。另外，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片中，已有少量关于用药治病的记载，如“疛（瘀），用鱼”和“瘧（疟），秉枣”，说明殷人已知利用某些鱼类以散瘀血，或取大枣用于疟疾病人。据后来的本草文献记载，常见而易得的鳜鱼、鲫鱼、鳢鱼、鳝鱼等，也有通血脉、治瘀血的内容记载。

（1）《诗经》咏物抒情，药用价值彰显：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能够作为药物的品种已颇为可观。这一时期，最早旁涉药物且数目较多的书籍，当是产生于周初至春秋时期，被称为当时诗歌总集的《诗经》。该书歌词中出现了338种动植物，仅植物药就有100多种，其中不少是后世使用的药物。如“参差荇菜”：“荇菜”，《新修本草》又名“莕菜”；“蒹葭苍苍”：“蒹葭”就是芦苇，其根茎为芦根、苇根，幼嫩时为芦笋、苇茎；“采薇采薇”：“采薇”《本草品汇精要》又名野豌豆，《本草纲目》又名大巢菜；“不流楚荆”：“荆”的果实《名医别录》名牡荆实、叶名牡荆叶、根名牡荆根，其液汁《本草纲目》名牡荆沥；“其下维毅”：“毅”的果实《名医别录》名楮实、叶名楮叶，其树皮的内皮《吴普本草》名毅木皮、《名医别录》名楮树皮、《千金要方》名毅白皮；“言采其蝱”：“蝱”又名莔、贝母（相当于今葫芦科植物土贝母）等。此外，还有卷耳（苍耳）、蓷（益母草）、杞（枸杞）、藚（泽泻）、茑（桑寄生）、女萝（菟丝子）、蒿（青蒿）、芩（黄芩）、芍药、荼（苦菜）、白茅（白茅根）、茹蘆（茜草）、扭（女贞子）、柽（西河柳）、椐（马鞭草）、椒（秦椒、花椒）、漆（漆叶）、木瓜、葛（葛根）、苹（大的水苹）、藻（海藻）、苓（甘草）、茨（蒺藜）、唐（菟丝）、匏（苦叶）、谖草（鹿葱花）、荷、兰（佩兰）、茨（荆葵）瓜、苴（麻子）、果臝（瓜蒌）、台（莎草、香附子）、莞（白芷）、兰（注：应为“蓝”，蓝染草）、堇（乌头）、桃（桃仁）、桑（桑叶）、枣（大枣）、枸、柏（侧柏）、蒌（蒌高）、繁（一名游湖，北人称旁勒）、断壶（壶卢）等[1]。

以上植物，有的还简要记述了产地和采收知识。当然，这些记载中还没有证据肯定这些植物的药用价值都已经被认识，但其中的“堇”（即乌头）之类有毒植物，作为药用是能够确定的。至于“芣苢”（即车前草），众人欢快采集，作为野菜食用，可能性更大。人们非常熟悉，《诗经》关于车前草的描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有人认为此草可以治疗不孕，一是缺乏医药方面的依据；二是为了不孕而采用，不可能一大群人如此开心。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尔雅义疏》“芣苢”项下称“野人亦煮啖之”，可见民间确有食用该植物的习惯。

（2）《山海经》记录物产，药用描述最早文献：记载古代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著作《山海经》，其收录药物数量是先秦最多的。和《诗经》相比，该书不仅收载了更多的动物药，而且记录了更多的药物产地、效用和性能，堪称最早记载药物功用的古籍。至于书中涉及的药物数目，各家说法不一：范行准《中国古代迷信的药物》称有动物药63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4种、不明2种，共121种；卫聚贤《山海经中的医药》称有动物药83种、植物药59种、矿物药4种，共146种；王范之《先秦史料一般》称有动物药61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不明3种，共119种。

目前一般认为《山海经》中有动物药67种、植物药53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不详类属者3种，合计127种[2]。《山海经》收载的植物、动物和矿物，与《诗经》相比，更具有药物特征，其对这些“药物”的主治、功效、形态、产地等多方面的内容，均有一定的说明。尤其是收载了更多的动物药，堪称我国记载药物主治、功效最早的古籍。

该书所载药物用途，大多是一种，其中虽然有治疗性的，但大多属于提醒其使用注意，如“鱼食之杀人”“蓇蓉，食之使人无子”等；有的是用于牛马，如“流赭，以涂牛马无病”；有的不是医疗目的，如莽草、芒草、茇、葶苧均能“毒鱼”。其中也有14种药物可以主治两种病证，如“虎蛟”治肿也能治痔，“肥遗”治疠也能杀虫等。这些内容，尽管与后世本草专著中的记载还有很大差距，但和《诗经》相比较，在药物本质属性中的功用和使用上，显然已有不小的进步。

《山海经》所载药物的应用，十分广泛，涉及疾病治疗（可治疾病数十种，包括内、外、妇、眼、耳、皮肤等科疾患）、养生保健、强身健体、卫生防疫、种子避孕、美容护肤、毒杀昆虫及兽病防治等。疾病治疗，如灌“服之已痺”，革能“食之已瘿”，白鵺“可以已痸”，肥遗“食之已疠”，当扈“食之不眴目”，何罗“食之已痈”，苦辛“食之已疟”，萆荔“食之已心痛”，条草“食之已疥”，雕棠“食之已聋”，鳐鱼“食之已狂”等。保健预防，如鱼“食之无肿疾”，可能有预防营养性水肿及利水退肿作用；帝休“食之不怒”，可能有疏肝解郁及宁心安神作用；鯩鱼“食之不睡”，可能具有提神醒脑及抗疲劳作用：箴鱼“食之无疫疾”，谿边“席之皮不蛊”，可能二者有养生防疫及解毒杀虫作用等。其中，鱼“食之无肿疾”，所载主治功效，与后代本草所载“健脾养胃，补益气血，利水消肿”，大概颇有联系。还值得称道的是，所收药物中有箴鱼“食之无疫疾”，谿边“席之皮不蛊”等大约60种用于预防的物品和措施，其中尽管不乏不可靠者，却能说明春秋之前，人们已有了医学预防的思想。《山海经》所收药物的使用方法，内服有直接食用，也有煎汤饮用；外用有佩戴、沐浴、坐卧和涂抹等。该书所言一些“药物”，代有浓厚的巫术、神话色彩。如沙棠“食之不溺”，不是其有滋养脾肾及收敛固涩作用，而是该木质轻不会沉水，而臆测“食之不溺”；其余如，黄鸟“食之不妒”、寓“可以御兵”等，客观反映出春秋以前，我国还处于医巫一体的时期。

（3）《离骚》以物喻人，作者假借药物：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所著《离骚》中，以芳草（具有芳香气味之草）赞美忠贤，或自喻诗人的高洁；以莸草（又名臭草），《左传》称：“一熏一莸，十年亦莸臭”，斥责奸佞。书中述及芳草类44种，莸草类11种。其中的箘桂、茝（白芷）、木兰、杜衡、芙蓉（荷花）、茱萸、菊、椒等，都是药物。这类草本植物一般都含有挥发油，具有比较强的生理活性，药用价值也高，今天越来越受到重视。

（4）出土西汉《万物》，最早本草文献：继《诗经》《山海经》和《离骚》之后，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中，整理出了手抄本的《万物》。原书有无书名已不可考据，将其命名为《万物》，为考古学者根据简书中首段文字“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之句而认定。

《万物》只是出土汉简中的一部分，系西汉初年夏侯灶墓里的随葬品。有研究认为[1]，这批简书虽在西汉初年抄成，但其编撰年代则在春秋战国时期，时间在《山海经》之后。当时出土简书残片130余片，每片字数多少不一，最多的有30余字。其内容大体上分医药卫生、物理物性两大类。其中药物内容的部分，可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本草古籍文献。

《万物》所载药物有70余种，包括玉石、草木、米谷、果蔬、禽兽、虫鱼等类，如黄土、盐、石韦、石番、贝母、乌喙、商陆、蒿、陈蒲、龙须、半夏、葵、艾叶、细辛、姜叶、菟丝、芒草、茱萸、蜀椒、梅实、杏实、菽、忝、瓜实、苦瓠、犀、猪、牛胆、羚羊、牡蛎、蚕卵、龟、燕矢等。以上药物中，如贝母、石韦、乌喙、商陆、半夏、艾叶、细辛、姜叶、菟丝、茱萸、蜀椒、梅实、牛胆、羚羊、牡蛎等，都是后代本草收载的常用药品。总结的药物功用，如“贝母已寒热也”“石番之令溺不遗也”“姜叶使人忍寒也”“牛胆哲目可以登高也”等，已经十分准确。在记述药物功用的同时，还附录有复方，如“商陆、羊头之已鼓张（胀）也”“理石、朱臾（茱萸）可已损劳也”，开创了本草学一大优良传统，沿袭至今。这些药物治疗的疾病，内科病证有寒热烦心、心痛、臌胀、肠癖、遗溺、痿、惑、梦噩、失眠、健忘等，外科病证有骨瘤、痔、疖、痈耳、痤、折等，多达30余种，所治疾病的名称，不少为后代医书沿用或借鉴。此外，尚有一些养生保健的内容。书中的医药内容，基本上已无巫术迷信色彩，与《山海经》比较，可谓进步明显。该抄本应该是我国现知最早的本草专篇，这说明至战国时期，药物数量的积累已颇为可观。

2.现存先秦文物文献　本草学术思绪初见

药学理论的总结，需要大量可靠的用药基础。人们通过长期用药实践，对一些基本的药物知识逐步有所了解和掌握，并开始从中提炼共性和原则，由此产生了早期的药学理论。这样的理论，在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文献典籍中，已经反映出来。

这一时期，关于药物的产地、采收、贮存及用法、剂型、剂量、炮制等，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如《诗经》所载“中谷有蓷”，是表示药物的产地；《诗经》云：“七月蟋蟀”“八月断壶”，《礼记》称：“孟夏月也……聚蓄毒药”，说明了药物采集的季节。在用法上，通过《山海经》有关记载，可知大体已具备内服、外用两大类，内服有“服”有“食”，“服”即汤服，“食”即食用；外用包括佩戴、沐浴、坐卧和涂抹等。

特别是《五十二病方》中的药物，大多具有明显的南方色彩。应用方式，增加了药敷、药浴、药熏及药熨诸法。在对药物形态、贮藏、炮制、配伍、制剂、饮服发及服药禁忌等方面的涉猎，较全面地反映了战国时药物知识已进一步得到充实和提高。具体炮制方法，有除去非药用部位的“择”；有加工为一定大小、粒度的破、斩、段、冶、父且（后世传为咀）；还有火制法的温、燔、烧、炙、熬、煏（用火烤干）；水火共制的煮、煎、蒸、淬、沸、爨（烧火煮制）等。总体看来，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所展示的加工炮制方法还相当简单，但炮制的主要方面都已经涉及。用药的剂型和剂量，现有史料已可见到汤剂、散剂、酒剂和丸剂、膏剂。用药剂量，除有斤、斗、合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枚、挺、束、把、果（颗）、三指撮、三指大撮、三指撮到节等简便的“估计量”。在马王堆出土的医书《养生方》中，已出现了6个药酒方，《杂疗方》中也有药酒方；用酒、醋、动物油脂等加入药方制剂之中就更为常见。

此外，人们还认识了乌头（天雄）、芫花、莽草、矾石等多种毒药，据考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有了以毒药伤人的事例，如春秋时利用美色和狡媚取信于晋献公的骊姬，置毒药于祭祀的肉中，试图陷害晋献公的儿子申生。该史实见于《国语·晋语二》：“骊姬受福，乃寘鸩于酒，寘堇于肉。”对此，韦昭注曰：“堇，乌头也。”故后人将“下毒药谓之置堇”（宋《释常谈·置堇》）。从《吕氏春秋》所载“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可知其是中药通过配伍可以减毒增效的最早例证。

《周礼·天官·医师章》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可见当时宫廷对药物的置办和供给已有专人负责，无疑为后世王室司药机构的起始。至于“毒药”称谓，乃是对药物之泛称，反映了人们对“药”与“毒”（与今日所言狭义的“毒”不尽相同）的早期认识及用药惟慎的史实。又记载：“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药疗之”。据汉代郑玄注：“五药”乃“草木虫石谷”5类药，可能是对药物作出的最早自然属性分类与归纳。而“五味”之说，则不仅是味觉尝试的结果，且已与五行学说联系起来，用以概括食物与药物的特定共性，《管子》甚至将五味与五脏相配应。凡此种种，都无疑是日后药物分类和五味理论的先声，为秦汉时期药物知识的系统总结以及本草专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食疗理论，是中医药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大多数药物的治疗作用是在通过食用之后被认识的，其养生保健作用也会同时被发现。“药食同源”的双重身份，更反映出中药的药用医疗目的和食用养生目的，不可截然划分。所以人类经历世代相传的长期实践，在不断积累药物知识的同时，也逐步加深了对食物养生特征的认知。《山海经》中所言药物“令人色美”“食之无疫疾”“食之使人多力”等养生保健内容，远超“杀虫”等治疗疾病的内容。中药的这种特有优势，必然在总结药学理论的同时，也产生了食疗理论。

到了春秋时期，食疗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孔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食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乡党》）以上引文可谓较全面地概括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饮食讲究的情况，其中不要食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颇具科学性的内容。此外，《文子》所倡“量腹而食”；《管子》所称“饮食节……则身利而寿命益”，反之将“形累而寿命损”；以及黄帝（食禁）所说：“九月勿食被霜瓜”“七月勿食生苓（菱）”，其意皆在说明饮食必须适量，食物取材必须适时。而世人所传出自《神农黄帝食禁》的“饥饱时勿浴”“饮食讫多饮水及酒成痞癖”“醉当风卧，以扇自扇，成恶风”等，则指明了进食前后的宜忌，同样属于这一时期食养的重要内容。

民以食为天，养生也在其中。自商周以降，随着农畜产品的增多，烹调技术的改进，食疗、食养、膳食调配与合理安排，已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战国时名医扁鹊强调：“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又据《吕氏春秋》记载，商初伊尹尝谓：“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可见当时对于饮食调理、饮食宜忌等，已具有一定的理论认识。《周礼·天官》明确分医为四类，食医名列榜首，“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并就四时饮食宜忌、调味、食用方法及饮食配伍等作了具体说明，皆表明食疗和食养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初步的经验积累。

3.配伍用药方剂发端　汤剂服用提升效验

药物的最初应用形式，一般是以单味药防治疾病。单味药物，主治范围比较狭窄，难拓展用药目的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单味药物的作用强度也往往受限，如果过度增加用量，则容易引起毒副反应，无法保证用药的安全。由单味药朝着复合药的转变，具有加强药效、减少毒副作用的优越性。将两味或更多味组合在一起，体现配伍或成为复方，是中药应用形式的一次飞跃。

药物配伍和复方使用的具体时间虽然不能确定，但远远早于《五十二病方》的成书年代，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根据现有先秦时期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将药物组方制剂，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周礼·天官》中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劀杀之齐。”此处的“齐”即“剂”，指和合一些药物而成复方制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亦述及战国时名医扁鹊曾以“八减之齐和煮之”，用以治疗虢太子“尸厥”。前述安徽阜阳出土之汉简《万物》中，也明确载有“商陆、羊头已鼓张（胀）也”，及“理石、朱臾（茱萸）可已劳损也”等。而成书于战国早期的《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方书专著。

配伍和复方使用，有别于单味药，必须将两味或两味以上的药物研细和合，或经过共同煎煮服用。因此，古代多将复方称为“和药”或“和齐”。用药形式的提升，促进了制剂工艺和理论的前进，同时也完成了由直接服用生品药向熟化后服药的转变。因而，在药物制剂方面，无疑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这样服药，不但更加清洁卫生，容易吸收利用，也方便服用。

药物汤剂的运用时间，史学界大多认为始于商初，因而广为流传“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这一说法是有史料记载作为依据的，如《史记·殷本纪》称：“伊尹以滋味说汤”；《汉书·艺文志》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并说《汤液经》又名《伊尹汤液》；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据此而称：“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因为《黄帝内经》只言：“上古圣人作汤液”，而未提及“伊尹”二字，所以汤剂的创始，也有不同意见。如徐春霖认为[1]此说多属皇甫谧穿凿附会而来，缺乏确切论据。再者，《素问·汤液醪醴论》有“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的经文，明代张景岳注释为“汤液醪醴，皆酒之属”。故20世纪80年代，医史界又有“汤液”乃“五谷之液”的提法，亦言之成理。再看《五十二病方》等先秦时期对复方的称呼，并无汤液之说出现，而多以“和齐”或“和药”称之。在这些复方应用中，有的将药物研细和合，有的用水和煮，有的以药汁合搅，有的以药和酒等。可见，将汤液等同于汤剂，并进而将它作为我国中药复方产生的标志，缺乏充分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皇甫谧之论的确是不足为凭。

综上所述，中药复方之产生，其上限年代，无法也无须确认，其下限年代，当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在药物治疗上达到如此成就，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汤剂的创制，乃是无数先民通过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从采药与烹调时逐步积累的经验中发展而来的，绝非伊尹个人所为[2]。

伊尹系有据可考的夏商间的思想家，被传为道家的创始人之一，中华厨艺之始祖，其善能烹饪与制备汤液是可能的。《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名阿衡……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称其为汤液发明人，和神农尝百草、杜康酿酒一样，都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