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黑人的演变

本书将交替使用后黑人[3]和新黑人这两种表达方式，因为它们是社会力量融合的副产品。这两种表达方式是从后民权，后灵魂和后黑人权力以及黑人艺术运动中汲取灵感，说明这一历史进程是如何影响黑人及其种族身份的演变的。它标志着黑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转变跨越了前民权运动和后民权运动几代人的历程。《新黑人》一书将新黑人的发展视为一个从后民权到后灵魂再到后黑人身份的演变过程。奥巴马成功当选总统后，后黑人已经成为后奥巴马的同义词，这意味着后黑人主题和奥巴马一样，“植根于黑人，但不受黑人身份的限制”（Touré, 2001: 12）。有趣的是，正如德里克·康拉德·默里（Derek Conrad Murray）所观察到的，后黑人或新黑人的崛起与奥巴马的崛起恰好是同步的（Murray, 2016: 19）。与后黑人主题一样，新黑人并不认为他/她在追求物质成功或实现美国梦的过程中受到了种族主义的束缚。新黑人和后黑人一样，坚信自己的成功、相信自己已经超越了种族主义，这就带来了“色盲”的风险——对种族差异和经济差异视而不见，而新黑人可能会将这种差异归咎于黑人种族缺乏上进心、推卸责任或者不愿意面对失败（Winters, 2016: 57）。

文化评论家迈克尔·图雷（Michael Touré）和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告诫人们不要把后黑人主义和后种族主义混为一谈，后者近乎“色盲”。在他们眼中，后黑人主义和后种族主义是不同的。他们还强调成为后黑人或新黑人意味着这一主体在后黑人的精神背景下生活，或者说这一主体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意味着黑的定义正在拓展，并且有很多或无限种感受黑的方式。正如图雷所言，成为后黑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黑抛在身后，而是意味着我们要把对黑的狭隘定义抛在身后，拥护一切将黑色视为合法的观念”（Touré, 2001: 12）。换句话说，后黑人时代提供了无限种身份选择或无限种身份选择的可能性。[4]作为新黑人，他们现在正以开放的心态去体验关于黑的方方面面。此外，后黑人或新黑人称呼是借鉴艺术家格伦·利昂（Glenn Lion）的说法——他与哈莱姆博物馆馆长塞尔玛·戈尔登（Thelma Gokden）共同创造了“后黑人”一词——“一种更加个性化的黑人概念”（Touré, 2001: 25）。为了扩展这一个性化的概念，他们将能动性、勇气、“个人魅力”“性自由”、对成功的渴望，还有最重要的是个人对自我成就的骄傲囊括在后黑人主体或新黑人的概念之中（Touré, 2001: 79）。

布莱德是成功、漂亮的，对个人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就如那句黑人美学口号一样：“我是黑人，但我依然美丽”。她从个人成就中获得满足感这一行为恰恰诠释了新黑人美学：“我拥有为之努力的目标，并且游刃有余，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发自内心的骄傲！”（Morrison, 2015: 53）她坚定地秉持着职业道德，从天赋中获得满足，并从人生中找到了种族自豪感的源泉。像阿兰·洛克（Alain Locke）的新黑人一样，她从一种更积极的“自尊和自强”的意识中汲取力量（Locke, 1999: 10）。作为一名企业家，她向黑人在就业方面遭受的制度性压迫发起挑战，开创了无比成功的职业生涯。就像洛克笔下的新黑人一样，她希望因自己的成就而闻名于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布莱德利用自己的黑人优势来激发能动性，凸显个性。在她渴望实现种族/社会流动性的过程中，她成功地成为一名新黑人。种族流动性问题是新黑人概念成立的核心，它突出了这一概念的推动者为摆脱种族和各种形式社会压迫的束缚而进行的自由斗争，以及他们经过艰苦努力最终取得的胜利。

新黑人的概念承载着新的力量和意义，尤其是针对在过去几年中发生的非洲裔美国人针对像迈克尔·布朗[5]（Michael Brown）和特雷沃恩·马丁[6]（Trayvon Martin）这样的无辜黑人青年遭受残忍对待、被野蛮杀害的美国种族主义政治事件而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7]这些抗议活动将美国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警务行动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使得这种后种族时代的理想听起来更像一场乌托邦（Taylor K., 2016b:“引言”）。面对社会公正的缺失和执法机关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痛苦和苦难的冷漠，新运动的爆发和蔓延也在意料之中。这场运动广泛地动员群众，坚决要求制止猖獗的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暴行和杀害（Taylor K., 2016b:“引言”）。运动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作为口号并且将这场运动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相提并论。

针对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而爆发这一新运动粉碎了色盲、后种族主义的美国幻想（Taylor K., 2016b:“引言”）。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比如密苏里州弗格森（Ferguson）的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黑人对于正义的渴望。人们过于乐观地认为美国社会已经进入后种族主义时代。事实上，尽管奥巴马的例子说明了“对于种族态度和现实的转变”，但是种族问题仍然是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进入上流社会的绊脚石（Taylor K., 2016b:“引言”）。奥巴马当政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后种族主义、后奥巴马时代的种族政治倾向（Frankowski, 2015: 27）。然而，奥巴马的例子并不是美国超越种族主义的唯一例证，正如泰勒所言：“成千上万名黑人官员、企业高管、好莱坞名流和腰缠万贯的职业运动员为美国 ‘后种族主义’的崛起注入了活力”（Taylor K., 2016:“引言”）。

奥普拉·温弗瑞[8]（Oprah Winfrey）、塞雷娜·威廉姆斯[9]（Serena Williams）、泰格·伍兹[10]（Tiger Woods）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等一大批成功的黑人专业人士，以及后续的许许多多的例子，都预示着后种族时代的到来，印证了后种族主义的神话，即自由平等的人们打破现有种族界限，自我拯救，相互依存，互利合作（Taylor P., 2016b: 33）。然而，后黑人时代或后种族主义的困境在于其主题仍然是肤色。事实上，这个主题正变得越来越黑，因为不论是他，还是她，每天都遭受着种族主义的折磨。著名的奥威尔（Orwellian）式的话语时刻提醒着他们，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多地享有平等对待的权利。例如，尽管奥普拉（Oprah）已经声名显赫、身价不菲，但是在去瑞士的一家箱包店购物时，她依旧因为肤色而遭受种族歧视。[11]店主拒绝为她服务，并轻蔑地告诉奥普拉——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她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里的某款手提包（Battersby, 2013）。店主拒绝向她展示那款昂贵的手提包，因为从她的肤色来看，店主认为她根本买不起这款奢侈品。她的名望和金钱并不能帮助她避免遭受种族歧视，而这只不过是全球非裔美国人和黑人生活的日常写照。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对于奥普拉·温弗瑞的遭遇有着不同寻常的洞见，她说，尽管温弗瑞“作为一名制片人和演员”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在树立新黑人形象方面，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其他黑人，她都未曾做出贡献（hooks, 2001: 51）。莫里森认为，作为黑人，温弗瑞在那一刻意识到她和成千上万的黑人在购物时所遭受的羞辱并无区别。那些购物的黑人同胞仅仅因为被怀疑偷了东西，就要遭受安保人员围追堵截。

布莱德也经历了这样的黑暗时刻。在她动身寻找前男友的途中，一段小插曲重现了她在学生时代遭受的歧视。她来到一家餐厅吃饭，尽管布莱德外表出众，但是餐厅的服务员对待她的态度就像她“长了三只眼睛一样”。用餐前，布莱德想要去一趟洗手间，“她在柜台上放了五美元钞票，以防服务员认为她因为不想付餐费而逃跑”（Morrison, 2015:81）。由此可见，作为黑人，不论是否是新黑人，都可能成为被怀疑对象。这些事实和逸事揭露了后种族主义和后民权乐观主义的谬误——认为黑人可以享受民主、平等、自由，并且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实现美国梦（hooks, 2001: 62）。正如尤达·贝内特（Juda Bennett）所敏锐观察到的，“莫里森的作品正是反对这样一种错觉，即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种族时代，非裔美国人已经从阻碍他们实现自我的社会力量中解放出来”（Bennett, 2014: 152 -153）。奥巴马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为新黑人，与其他黑人名人一样，他也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在奥巴马第一次总统竞选期间，他的竞争对手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将奥巴马的成功归功于他对少数族裔和非法移民的慷慨馈赠。奥巴马还被当时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取笑说他被晒黑了，这显然是指他的肤色。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本·卡森（Ben Carson）像其他政治对手一样，对奥巴马的黑人身份提出质疑。卡森声称奥巴马是“被白人抚养长大的”，这意味着奥巴马的黑人身份不足以构成对非裔美国人经历的认同，因为奥巴马出身于一个母亲是白人、父亲是肯尼亚移民的家庭。相比之下，卡森认为自己能够对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感同身受，因为他成长于非裔美国人家庭。根据卡森的说法，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他大部分的成长时光，所以他与黑人经历的现实脱节，不能像卡森那样真正代表美国非裔人群。此外，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甚至质疑奥巴马的公民身份，发起了所谓的出生运动，以至于奥巴马不得不正式对外公布他的出生证明。此外，特朗普还曾在2011年的白宫记者晚宴上，借助迪士尼公司著名的动画电影《狮子王》中的辛巴诞辰庆典的视频片段对奥巴马的公民身份再次进行嘲讽。

根据埃里克·迈克尔·戴森（Eric Michael Dyson）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受到过这么长时间的质疑，甚至迫使奥巴马为了证明自己的国籍，不得不出示了出生证明”（Dyson, 2016: 5）。戴森进一步指出，针对奥巴马有两个相互关联但截然不同的种族质疑：他是否是黑人？他的黑人身份是否充分？（Dyson, 2016: 36）。根据戴森的观点，第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即使奥巴马有黑人的基因，这些基因是否已经被掩盖在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之中”（Dyson, 2016: 36）。第二个论点是“政治判断”，质疑奥巴马是否能对黑人的困境感同身受。这种带有政治和种族动机的攻击，让人们不再天真并且乐观地认为奥巴马的成功竞选标志着他实际上已经跨越了种族主义的鸿沟。实际上，这更加突出地表明，后种族主义的到来伴随着“我们种族习俗的转变”，这使得我们难以再否认我们在反种族主义上取得了胜利。与莫里森一样，奥巴马并不认同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认同“我们可以通过一场选举，或者通过一个候选人资格来超越种族分歧”（Taylor P., 2016 b: 35）。然而，尽管怀有种种不认同，但在某些方面，奥巴马仍然凭借他的机智雄辩，审时度势地设法塑造自己后种族主义的形象。对他而言，“如果黑人选民想将他当成黑人候选人，这没什么不好。如果选民希望看到他以混血儿，或者后种族主义者的形象出现，这也没有什么问题”（Taylor P., 2016 b: 35）。奥巴马体现了黑人的这种流动性和多面性。奥巴马当选第一位黑人美国总统后，后种族主义风靡一时，但实际上正是他树立的榜样和他的地位使他成为新黑人的先驱，就实现无限潜力的能力而言，这使得黑人能够从他身上汲取灵感，获取力量。作为女性赋权的象征，布莱德正体现了奥巴马的“没问题，我可以”的新黑人精神，就像其他许多新黑人取得成功的例证一样，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可以仰望奥巴马，并对自己说：“如果他能取得这么多成就，为什么我不能？”然而，正如莫里森在她的小说和非小说中所展示的那样，新黑人的成功或对后种族主义和黑人意识的过度推崇实际上是一种误导。肤色仍然是通向成功的障碍。对白色的假想仍然参与主导非白人或有色人种的商品化和客体化的方向。在《天佑孩童》中，白人设计师杰里将布莱德塑造成新黑人，其背后是其他黑人名流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商品化的历史。布莱德是一部分黑人名流的化身。从约瑟芬·贝克[12]（Josephine Baker）到黛安娜·罗斯[13]（Dian na Ross）再到格蕾丝·琼斯[14]（Grace Jones），这一代的黑人女明星和布莱德一样，仅享有有限的教育资源和物质资源，却都为名利而不懈奋斗。《新黑人》从后黑人话语的角度研究了布莱德作为新黑人的崛起，以证明她与那些名流前辈的相似之处。如同格蕾丝·琼斯和其他前辈一样，布莱德如何与“恋色癖”（color fetish）或“颜色主义”（color-ism）抗衡。在莫里森看来，这些都让人联想到奴隶制本身（Morrison, 2016：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