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2019年7月，因参加中国社会学会的学术年会——“第三届历史社会学论坛”，我们再次来到云南昆明。流连昆明翠湖之畔，满池荷叶田田，碧绿连天，中间点缀嫣红朵朵。驻足岸边，一阵微风袭来，清香扑鼻。眼前风景，不禁令人遥想80年前的光景。彼时，烽火连天的大时代之下，中国社会学的一段因缘际会逐渐展开，在中国西南谱写了一段学术别传，为这门学科的本土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被铭刻为一种时代精神，成为学术传统。
1938年10月，费孝通在英国完成学业后乘船回国。因受抗战影响，从越南西贡登陆，辗转来到抗日大后方昆明，由此开始了近8年的停留。2000年，费孝通在《故地重游多新见》一文中写道：“云南是我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所以，我把云南当作我的第二故乡。”[1]
1938年初，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力邀吴文藻到云南大学任教，后经多方斡旋，始获成功。1938年夏，吴文藻受聘到云南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39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同年，受燕京大学委托，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建成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1940年，日军飞机对昆明的轰炸日益频繁，10月，工作站被迫迁出昆明，迁至昆明郊区的呈贡县农村，工作站设于魁星阁，也就是学界所称的“魁阁”。
何明指出，吴文藻是“魁阁”的创立者和引领者，在他的带领下，“魁阁”的学者们都拥有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强烈意识，并具备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方案。1940年吴文藻离开昆明前往重庆，费孝通接任工作站的站长一职，直到1946年7月离开昆明。作为“魁阁”的核心人物和领袖人物，费孝通将这些思想和理念付诸实践，将已然勾勒的学术蓝图转化为踏实的学术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和可喜的成果。吴文藻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者，在北京时种下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种子”在云南结出了硕果。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社会学中国化的热潮中，工作站取得了最为突出的学术成就。[2]
“魁阁”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3]，一群志同道合的学术同仁在战火与硝烟之中，创造出在一个动荡大时代中相对安稳的学术共同体。“魁阁”传递出的学术自由的风气和尊重个人、崇尚合作的精神品格[4]，成为后来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难以逾越的学术坐标。
“魁阁”学者们的主要成果包括：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和《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许烺光的《祖荫下》，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和《个旧矿工的研究》，田汝康的《内地女工》和《摆夷的摆》，谷苞的《化城城乡的经济传统》，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郑安仑的《堡村商业》，李有义的《汉夷杂区经济》。“魁阁”学者们关心和研究的学术议题涵盖汉人社区和少数民族社区，主要聚焦于农村基层社区的经济与历史风俗问题、乡土中国的城乡关系变迁问题、中国乡村工业问题、小农经济社会传统和现代工厂之间的关系问题、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以及现代工业管理中人的关系和作用问题、农业到工业的大变局中的劳工问题及工业化问题等。[5]
“魁阁”时期的研究一直实践着吴文藻和费孝通倡导的“到实地去”[6]的求知之道，通过对汉人社区和少数民族社区的实地调查，概括总结出具有学术深度的社会学思想理论，以及具有前瞻性并可进一步挖掘和发展的学术议题和学术方向。“魁阁”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学的本土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6年，费孝通在为廖泰初关于汶上县私塾的一项研究所作的《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中，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面临的危机与转机状态：
社会学在中国目前已遇到了一个转机。因为过去“美国式”的社会学已经不能再获得社会上，甚至学术界的信用，连喘息在大学课程里的机会也发生了问题了。对于过去中国的社会学怀疑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过去十几年中，“社会学”并没有对于了解中国社会及改造中国社会有过任何显著的贡献，一个对于民族的生存上没有价值的东西，至多只能做个人的癖好，绝不能在社会中站立得很久的。过去社会学的肤浅空虚和没有用，早已注定要受社会怀疑的命运，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的取消社会学系，减少社会学课程，在我们看来，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而且觉得是给社会学本身一个极好的转机。在这转机中，我们可以使一个充实的、深刻的、能帮助人了解中国社会的，及能作改造中国社会基础的新社会学得到发展的机会。[7]
在此，费孝通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受美国经验主义影响的社会学传统在中国的遭遇。因为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缺乏对中国社会充分的实地调研，缺乏与中国社会的有机关联，在中国社会这样的社会学研究日益丧失其根基，既无法创造出与时代接轨、具有说服力的深刻学术成果，又无法参与和推动时代的进步。但危机孕育着转机，费孝通对“到实地去”的社区研究信心十足，并在此后他个人的学术研究中，在他带领的“魁阁”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实践中，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并留下一笔社会学中国化的宝贵学术遗产。
将费孝通对这一危机与转机的描述，置于中国社会学早期的学术发展脉络和学术史传统中，从中可以给我们更深的启示。回顾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开端与发展是在中西思想传统的双线叙事与复调语境之中孕育、产生并展开的，中国社会学最初以“群学”为名，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学迈开第一步时，便与西方实证社会学迥异，它不是孔德（Auguste Comte）的社会物理学，也非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生物学，而是具有救亡图存的道德意图和政治目标，是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体的新学科，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既扮演着科学研究的角色，也兼具启蒙与道德教化的功能。[8]认识并承认这种“双重发端”[9]是对学科传统的重新定位，在学术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学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有着其自身的本土传统和学术根基，中国社会学诞生之初便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思想史传统之中，社会学中国化最早也可追溯至此。
应星认为，中国社会学是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社会学的本土化传统并非始于1943年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的倡导，而是可作更为宽泛的理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以严复群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学释西学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以刘师培、章太炎等晚清新国学派为主的以西学发明中学阶段；第三阶段是19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的社会学学科形式本土化阶段；第四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学学科实质的本土化阶段。其中，第四阶段的本土化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其二为瞿同祖、李安宅、潘光旦等人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学研究；其三为孙本文对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体系的本土化努力。[10]1936年费孝通强烈感受到中国社会学危机之时，正是孕育19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这波社会学本土化的前夜。而“魁阁”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研究成果，也正是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在社会学本土化方面的积极成效。
自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恢复以来，社会学学科获得了持续的进步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社会学完成了学科基础化建设，创建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面对改革开放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有效探索。[11]但因学科创建之初“自我正名”的困扰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紧迫性，导致中国社会学走上与历史疏离的道路，从而走向经验主义或抽象主义。[12]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忘记了“植根于中国本土的重构性开端”[13]。近年来，中国社会学一系列本土化的争论与努力[14]及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15]，无疑是对这种遗忘的反思和对重构性开端的回归，是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再启程。历史维度的社会学研究的兴起是对经验主义和抽象主义的一种反思和调整。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从当下拓展至传统中国这一脉相承且因果相袭的领域，这将极大地丰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想象力，增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解释力，并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话语体系建构提供肥沃的学术传统与思想的土壤。
在这样的学术潮流和背景之下，再次审视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思想，我们发现，在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本土的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开掘与延续方面，费孝通的学术贡献和深远意义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历史学界已有学者指出费孝通思想中“明珠暗藏”[16]的一面，社会学界却还未展开“暗藏”之面以睹其熠熠光辉。本书即试图开启这一旅程，驶向费孝通思想中被忽视或低估的历史面相和历史视野，由此接续社会学本土化的学术思潮，开启中国历史社会学蓬勃发展的新征程。
本书包含九个部分，除“导言”和“余论”之外，共分七章。全书力图整体地呈现费孝通思想的历史视野与历史面相，全面而深入地探讨费孝通提出的历史社会学经典概念、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论，展示费孝通在中国历史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贡献。其中，本书尤为聚焦于费孝通探讨的三个历史社会学经典概念，即“差序格局”[17]“双轨政治”[18]和“中国绅士”[19]。在这三个概念中，“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最受学界关注，学界对“差序格局”的大量研究已经形成一道独特的研究景观，在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兴起之后，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可能具有的本土理论的生发力。而“双轨政治”和“中国绅士”在历史社会学领域的潜力仍有待进一步挖掘。本书将对这三个概念进行逐一分析，展示这三个概念内部所具有的结构性内涵和理论张力。
第一章主要阐述近年来中国历史社会学初兴所形成的社会学议题与社会学本土化态势，在此背景下，梳理费孝通在学术生命的不同阶段其学术思想蕴含的历史视野与历史面相，由此分析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开启与激发。
第二章对中国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进行初步探讨。以“知母不知父”为例，通过分析中国古典时代“知母不知父”的社会结构及概念植入与思想史的历程，辨析母系社会结构与无父无君思想的内在关联。中国历史社会学对传统中国社会与权力结构的研究不能依傍西方学术概念所建立的学术话语，西方学术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等不同学科话语转译，由此与传统中国社会现实与思想原典产生疏离，只有回到思想原典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自身生长的文本之中，才能理解其社会意涵，这也应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聚焦费孝通历史社会学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以“差序格局”为核心考察“伦”的内缩与外推问题，探讨传统中国的人伦秩序与社会结构。对“差序格局”这一传统社会人伦关系的理解，要基于“差序格局”的内缩与外扩的双重维度，建立家、国与天下秩序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在家庭与家族伦理的基础上，理解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以及个人主义、个体主义、私的内涵。
第四章以费孝通对礼法关系的讨论为前提和基础，运用费孝通的历史社会学洞见，由礼法之别观周秦之变。秦以后的社会规范为法，周代的社会规范为礼，探索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锁钥即周秦之变。礼是以共同意志纳上下于一体来建构国家权力，于是礼、法之别即在于强制力的有无。强制力以违背意志为前提，必须有被违背的意志之外的另一意志存在，并由该意志来执行对于被违背意志之违背，而且该意志还必须同时掌握强制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只能是君主，亦即“君生法”。这一新的人为社会规范必须将整个社会重新组织，承担这一重任的政治制度便是郡县制。法之保障的强制力由军队提供，因而保障君主对于国家武力的独占与独制的军爵制便成为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因此，皇权得以直接支配全国的土地和人口，平民组成的军队确保了专制权力下的全民身份平等，流官制使得官吏的权力来源不再是自己的宗族祖先而是君主授权。由此，最高权力与个体臣民之间的一切中间力量被扫荡殆尽，从而缔造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君主、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个个沉默到极点的奴仆化个体。
第五章考察费孝通的历史社会学经典概念“双轨政治”的历史真实问题。“双轨政治”作为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权力运行及其关系的概括，具有社会学概念的抽象性与理想型特点。如何在中国历史中反观并论证这一历史社会学的概念值得深思。返回历史视野，可以发现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论”是费孝通“双轨政治”的历史真实，魏晋南北朝终身与世袭郡县守令制则是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论”的真实细节。要在“史实”“史论”与“历史社会学”概念三者之间建立可沟通的桥梁，并以此来拓展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视野。
第六章再次聚焦费孝通历史社会学的经典概念“双轨政治”。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勾勒了古代中国的权力关系及社会结构，通过对国家及地方权力运行轨迹和运作机制的分析，费孝通强调了自上而下的单轨止于县衙。而就“双轨政治”中的另一轨即自下而上的轨道而言，费孝通充分强调了绅士阶层在基层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关于自下而上的轨道如何具体运作未充分论述。此章着眼于费孝通“双轨政治”中自下而上的轨道，从秦至清郡县制时代中的封建、世族和乡谊组织入手，考察古代中国地方力量如何通过对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既阻隔皇权直接渗透到基层，又伸张民权，将民意上达至国家层面，从而贯通并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由此，试图补齐费孝通“双轨政治”中存而未论的自下而上的轨道，使之成为费孝通所期望的“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双轨形式，从而也加深我们对古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认识。
第七章讨论费孝通历史社会学的经典概念“中国绅士”。费孝通的“中国绅士”研究蕴含着双重的结构性视角，即中央皇权与地方绅权关系的国家权力结构，以及城乡关系的社会结构视角。“中国绅士”在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专制皇权与民众之间的中间层，具有缓冲和中介的作用，在国家与社会、官与民、城与乡之间发挥着积极作用，而至近代发生蜕变分化。费孝通对“中国绅士”这一研究对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当代新乡贤问题颇具启发，以当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为例，考察了新乡贤的具体作用及其局限性。
社会学自其产生伊始，就具有历史与人文综合的视野和抱负。如今，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学界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加入这一研究领域，并在理论源流探寻、研究方法论创设、研究议题拓展等方面不断努力。应星将近年来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总结为传统社会研究、中华民国社会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研究、社会主义集体化研究这四大议题，并强调对传统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礼制、官治与世变方面。[20]
中国社会学对传统社会的关注和研究始自中华民国，如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931年）首次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来解读传统中国的礼仪，还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947年）一书中对“礼治秩序”的探讨。此外，立志于“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古代社会”的瞿同祖，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及后来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杨开道的《中国乡约制度》（1937年），都开创了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传统社会的不同议题。但中华民国研究者开拓的这些领域连同中国社会学自创建之初对历史的关注，在此后很长时间一直处于隐没状态。
费孝通晚年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历史的思考，让他重回中国社会学的中华民国传统，并将其上升至中国社会学方法论和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高度。费孝通晚年从注重西方文化转向中西文化并重，并且越来越偏重中国文化。他多次提到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蕴含及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强调对社会学人文性的关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蕴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要拓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周飞舟指出，这种转向与费孝通的学术方法论反思相关，对于一门其理论和方法都来自西方的学科，中国社会学要有所拓展和突破，需要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线索。[21]费孝通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于他晚年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其中涉及他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深刻反思，即《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在该文中，费孝通之前实践多年并思索多年的学科方法论问题具有了较为明确的指向，即强调社会学的人文性，并提倡要大力挖掘“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这一“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因为其中“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22]费孝通指出：“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23]费孝通深刻认识到社会学的工具性仅仅只是社会学的一种属性，而并非根本性的属性，其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才是社会学作为“位育”教育的重要方面，是完善人格、培育情操所必须具有的。“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24]因此，他认为，“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25]。
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及其本土化，是费孝通念兹在兹的学术追求与志向。在对中国社会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探寻中，提出中国社会学自身的核心概念，建立一套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由此才可能贡献于国际社会学界。费孝通提出，要“融汇古今，结合今天社会学的思路，提出一些源于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新的范畴和概念”[26]。他结合早年的学术实践提出和探讨的“差序格局”“双轨政治”“中国绅士”等经典概念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追随与照搬西方概念与理论，脱离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割断历史文化血脉，忽视传统内在的延续与生命力，仅从当下的现实回应当下的问题与现象，实难切中当下社会问题的核心并给予富有洞察力的解释。由此，对“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就成为中国社会学极具学术生命力的学术生长点，也是中国具有原创力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的策源地。
费老其言如洪钟大吕！在社会学日益工具化的今天，在工具理性压倒人文精神的当代，其振聋发聩又发人深省的谆谆教诲，值得每一位社会学研究者深思。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社会学本土化中的意义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自身在一生的学术事业中也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中国社会学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典范。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学仍无法超越费孝通宝贵的学术遗产，也未完全实现费孝通的学术遗愿，更未充分认识并充分研究费孝通在历史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贡献。
在此，本书仅以费孝通自身在历史社会学领域研究的探索作为他倡导社会学人文性研究的示例，并希望可以成为呼应费老晚年的深思熟虑与拳拳之心的一个小小注脚。
[1] 费孝通：《故地重游多新见》，《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2] 参见何明《“魁阁时代”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11期。另可参见周丹丹、李若晖《转型中国的社区：历程与挑战》，《江淮论坛》2016年第3期。以吴文藻为领军人物的燕京学派聚焦社区研究，并明确提出以社区研究作为方法论，达到社会学的中国化。吴文藻和费孝通的学术实践和理论探讨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学科发展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倡导并实践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更在纵深度上大大拓展了“社区”的内涵，将其从一种本体论的“社区”概念，发展为一种学术方法论，进而构建为本土社会学派别。
[3] 参见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 参见潘乃谷《抗战时期云南的省校合作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潘乃谷《“魁阁”的学术财富》，载潘乃谷、王铭铭编《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王铭铭《魁阁的过客》，《读书》2004年第2期。
[5] 参见潘乃谷《抗战时期云南的省校合作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费孝通《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费孝通《劳工的社会地位》，《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 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7] 费孝通：《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9页。
[8] 参见刘大杰《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刘大杰：《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10] 参见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1] 参见李强《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及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
[12] 参见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13] 刘大杰：《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14] 参见周晓红《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周晓红《社会学的中国化：发轫、延续与重启》，《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李强《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及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翟学伟《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命题吗》，《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李友梅《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若干思考》，《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15] 参见应星《略论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2018年第3期；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2015年第1期；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16] 朱小田：《论费孝通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17]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 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全集》第五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 参见Fei Hsiao-Tung，China's Gentry：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edited by Margaret Park Redfield，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3。
[20] 参见应星《略论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2018年第3期。
[21] 参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
[22]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23]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24]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439页。
[25]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26] 费孝通：《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2页。